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机遇与挑战：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笔谈——经济学人的探索和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人论文,机遇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已经九十年，《经济研究》也经历了五十六个春秋。我是1957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来到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来经济研究所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后，不少学术界的朋友常常问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最值得追忆的往事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经济思想演变的角度，似乎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在这里，我只想重提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及其意义。一篇是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于1956年第6期)，另一篇是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于1957年第2期)。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这样两篇催生改革的文章确实是令人深思的。应该说，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在我国还刚刚确立；这种体制的弊病也还仅仅初露苗头。但是，他们两位都以其敏锐的眼光察觉到这种体制内在机理的弊病：用行政价格对资源进行实物配置的体制是低效率的。因此，他们都主张在行政价格之外去寻找一种价格形成的客观机制。经过探索，孙冶方随后找到了生产价格；顾准则直截了当地找到了市场价格(尽管用的是“经济核算制的最高限度”之类的表述)。孙冶方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顾准则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孙冶方在上述文章的末尾曾经注明得到过顾准(吴绛风)的帮助。有趣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得到过汪道涵的咨询。记得2001年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遇到时任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老先生。他在会间休息时对我说，孙冶方的那篇文章是孙、汪两位在北京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时构思的。当时汪道涵担任机械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孙冶方则担任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约定汪道涵不出面，而由孙冶方一人出面撰写此文。
无论是孙冶方、顾准，还是汪道涵，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入党的青年革命家。人到中年，他们又加了一个身份：改革的探索者。
这两种身份统一在他们身上是极其自然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振兴中华、救国救民，他们以献身的精神投身于革命；为了同样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探索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们又以极大的勇气投身于改革。尽管当时的探索是初步的，但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他们应该是属于探索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先驱或先行者。
说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属于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三十多年来，我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经济在转型，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学家也在转型。在这里，经济的转型从狭义来说仅仅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以资源的实物配置为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资源配置中价格机制起基础作用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从广义来说，则还包括经济发展的转型，即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经济学的转型则是指经济问题的研究从一种封闭的、停滞的状态向开放的、发展的、努力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方向的转变。经济学家的转型则是指经济研究工作者同上述两个转型相适应，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
经济学家的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我本人所从事的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来说，就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理论实证，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对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共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当时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等。这些讨论在拨乱反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没有直接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不过仍然十分关注这一讨论。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中，我们从东欧改革的文献(特别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中借鉴了一些对传统体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经验。于是，我试图把这种实证的方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体制下工资和价格基本双冻结给不同代人所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人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这种分析无疑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是在上述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不过，随后不久就发现，这种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我听到国外有的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文献中的一些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批评为“实证非实证”时，才恍然大悟：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仅仅是可以得到经验证明的假设，不妨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即经验实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实证。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上才逐步地走上了经验实证的道路。从概念之争到理论实证，再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对经济问题的一个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和较全面的素养。这些素养包括：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即能够掌握迄今人类文明在本领域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掌握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特别是经济计量的工具；掌握同研究主题有关的数据，最好是有第一手的数据或资料；对研究的主题要有实感，最好是通过一定的实地调查来取得和增强这种实感，并且要把实感和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包括：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叙事和推理的逻辑性以及文字上的准确性和清晰度(除中文的表达能力以外，最好还有一种乃至一种以上外语的表达能力)；能围绕主题进行纵向的(时间的)和横向的(空间的)比较。这样的素养看来很难在某一个研究人员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因此，当今的许多研究课题往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进行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形式。
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这种合作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应该是动态的。换言之，老年人应该逐步退出，青年人则应该不断地进入。这就是研究中的代际合作和代际交替问题。多年来，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就采取了这种形式和机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几代人联合作战，加上几代人连续作战。其中，如果联合作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话，那么，连续作战则主要体现为动态。由于过去半个世纪中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这一代人从事研究的黄金时间往往是被耽误了的，因此，按上述素养来要求，也往往有更多的欠缺。在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性以后，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自觉地实行快速折旧，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人的快速成长，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较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较好地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
经济学研究中应该体现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是经济学界内外的一贯要求。但是，如何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则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不符合理论结合实际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经济事实，特别是缺乏计量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倾向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1959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国家不公布经济统计的数据；另一个原因是受斯大林经济理论的影响，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往往对经济问题只作判断和下结论，而不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分析和解剖，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口号经济学”。应该说，孙冶方是力图克服这种倾向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派黄范章和乌家培到中国科技大学去进修数学，希望在经济学研究中加强计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上述“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学文献中既有理论、又有事实，既有质的分析、又有量的分析的文章也大量涌现。不过在看到这种可喜的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也出现了另一种不符合理论结合实际的倾向，那就是：量的分析脱离了质的分析，公式的推导脱离了经济运行的过程，造成经济学文章不能告诉人们其中的经济含义。这种情况不妨称之为“从公式到公式”的倾向。我诚恳地希望，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在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中继续不断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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