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度与和平队 ( 1961— 1976)
蔡 佳*
摘 要 和平队建立于肯尼迪就任总统初期，它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一种模式。印度是和平队竭力争取的目标，1961年12月它成为最早接受和平队志愿者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冷战背景下，和平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始终把美国国家利益作为该组织的最高目标。对印度而言，和平队是获得美国援助来发展自身的一个途径，印度国家利益始终是其根本出发点。和平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志愿者组织，但它又是脆弱的，就像一个政治足球，在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中被踢来踢去。
关键词 美国 印度 和平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新独立的国家不断涌现。美国和苏联逐渐意识到：要在冷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与支持。为改善其国际形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美国组建了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和平队始终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冷战战略。和平队建立于肯尼迪政府初期，它是一个国际性政府志愿者组织，以大学毕业生为志愿者主力，以发展中国家为援助对象，派遣大量志愿者深入这些国家的中下层，从事教学、社区开发、医疗保健、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向当地民众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援助服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教育条件，同时拉近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一、和平队的建立及其性质
(一)和平队的缘起与诞生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涌现大量倡议，希望政府组织青年去发展中国家开展志愿服务。1951年国会议员雅各布·贾维茨提议美国招募100万名青年男女组成一支“和平军”，去国外开展志愿工作以提高当地生活水平。1952年参议员布莱恩·麦克马洪建议年轻的美国志愿者深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全职的民主传播者，“志愿者不携带武器，而是带着锄头、药品以及对自由的信仰。”[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New York:The Dial Press, INC., 1966, p.48.这些倡议中，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罗兹和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的最具影响力，直接推动了和平队建立。
罗兹呼吁，“我们总在过多强调军事同盟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同盟却总处在腐败反动的领导之下；我们用军事装备武装自己，这些武器却总让普通人民深受伤害，而原本我们是想帮助他们；我们策划大型援助计划，而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却只生活在被援助国家的首都，将底层人民的苦难置身度外。现在有一群美国青年志愿帮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实施农业灌溉计划、在村庄打井解决饮用水或者是建立农村学校，如果我们更重视并关注这些青年，是不是会走得更远？”他认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应更人性化，提出建立“第四点和平队计划”，号召“踏实、适应能力强、拥有一技之长的美国人，为国家奉献几年时间，享受军人待遇，去海外开展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冒险”。1960年年初，罗兹向国会提交了议案，请求对“第四点和平队计划”开展可行性研究。[注] 1961年3月1日，肯尼迪签署了10924号行政命令建立了和平队。直到1961年5月，科罗拉多大学才完成罗兹要求的“第四点和平队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早在2月，科罗拉多大学已经向总统提交一份报告初稿，和平队采纳了初稿中的许多建议与具体措施。 最终国会授权拨款1万美元，责成让科罗拉多大学基础研究部来完成。1960年夏天，罗兹与时为参议员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进行了交流。当时肯尼迪正在忙于总统大选，罗兹与肯尼迪深入交流了和平队计划，并帮助肯尼迪起草规划在密歇根大学的演讲，这对肯尼迪之后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建立和平队产生了积极影响。[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p.47-49.
汉弗莱是当时民主党内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是颇具影响力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20世纪50年代末，他提议招募优秀美国青年男女前往海外开展志愿活动，“我所设想的是一项类似于国民服役似的国际合作项目，当然，这并不是取代美国的义务兵役，而是美国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援助。这种援助并不是通过传统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而是通过志愿者与该国人民之间民众对民众的培训与教育。”[注] Hubert H. Humphrey, The Education of a Public Man :My Life in Politics , Doubleday, 1976, p.229.汉弗莱非常赞赏罗兹的政治才能以及“第四点和平队计划”，但他认为“我的提议与他们并不一样，因为我并不是请求对和平队开展可行性研究，而是请求建立和平队。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理由证明直接建立和平队才是当下正确的事情，而不是等着对和平队可行性展开研究”。1960年7月，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提案，倡议派遣“美国青年帮助不发达地区战胜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 这项提案中首次使用了“和平队”这个称号。他希望，“这项提案能够被发表出来并得到恰到的处理，这样一来，它就能够成为接下来几个月会议讨论和深入研究的主题。”他认为，“在美国有一大批怀揣理想、拥有才能的青年，和平队能够充分发掘这一资源。让优秀的美国人去帮助新独立国家的人们自助，这是建立公众与公众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对外援助关系的最好方式。”[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p.50-52.也正因为汉弗莱的提案，和平队开始得到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关注。
罗兹和汉弗莱对和平队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被称为“和平队建立之父”。[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JFK ’s Peace Corps , 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p.10.然而，他们始终没能够给和平队设想以足够的政治动力使它变为现实。罗兹也承认，“如果让他来建立和平队，和平队的设想可能现在还挣扎于为寻求立法通过的阶段。”[注] Henry Reus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以下简称JFKML), p.71,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JFKOH-HSR-01.aspx. 直到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使和平队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和平队是肯尼迪竞选总统过程中的一大亮点。1960年10月5日，肯尼迪在一次面向国家新选民的特别演说中提出了针对青年人的特殊计划，这是他在竞选期间第一次提及和平队设想。他提出：“我的民主党同僚参议员汉弗莱以及众议员罗兹提出了倡议，我们要恰当地利用美国青年男女的技术、才能、奉献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们合理地经过培训后开展志愿服务，去建设发展中国家的新边疆，帮助当地修建水库、创办学校、建立医院、实施灌溉计划并逐渐帮助当地人民进行自助，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的新边疆。如果我能够当选成为未来四年的国家总统，我将一丝不苟地探讨利用最优秀的青年进行国外志愿服务的可能性。通过建立和平队，志愿者将为世界和平事业奉献3—5年时间，前往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做真正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53.演说结束之后，多家报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0月6日，《华盛顿星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题为《肯尼迪提议为青年人成立和平队》的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青年和平队是肯尼迪的目标》。
10月14日，肯尼迪再一次公开提出建立一支青年服务队。13日，肯尼迪与尼克松进行了第三次电视公开辩论后，为了能在总统竞选中获取更多支持，他连夜乘飞机赶往芝加哥，前往密歇根州立大学安阿伯校区。到达学校时已是14日凌晨，出乎意料的是，仍有近1万名学生在带着寒意的夜色中等待他的到来。肯尼迪走到学生联合会楼前的台阶上，发表了即兴演说，他试探地提出建立和平队，“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去海外开展志愿服务，在世界各地奔波中度过一生？这不仅是愿意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去从事服务，而是愿意奉献生命的一部分给国家。我相信你们能够，我认为美国人是乐于奉献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要比过去做出更大的努力。”肯尼迪坦承，“我今晚来这里是希望能在总统竞选中获得你们的支持，更是为了美国的下一个十年寻求你们的支持。”[注] “Campaign Statement by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enator John F. Kenned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Urging Students to Consider Serving Their Country by Wor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1.肯尼迪简短煽情的演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里引起了热烈反响。艾伦·尤金斯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他现场聆听了肯尼迪的演说，他后来谈道：“我们认识到，肯尼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东西，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需要我们，我们能够做出贡献。”[注] Karen Schwarz,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p.28.可以说，美国大学生特别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热烈响应肯尼迪去海外服务的倡议，是肯尼迪下定决心建立和平队的重要动力。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1月底，他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注] 该工作小组由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领导，他不久后被肯尼迪任命为和平队的首任队长。在成为和平队队长之前，施莱弗是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和平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5年的任期内，和平队的活动范围和志愿者人数都实现了重大突破。 ，主要负责研究和平队的可行性。3月1日，肯尼迪签署了10924号行政命令，和平队正式诞生。该项命令主要包括：
第一部分：和平队的建立。在国务院建立和平队机构。和平队由一名和平队队长领导。
第二部分：和平队的职责。(1)被派往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新援助项目的美国男女的培训和海外服务，应由和平队负责；和平队应配合且支持美国、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已有的经济援助项目。(2)国务院应根据修订的1954年《共同安全法》授权给和平队队长职权。
第三部分：和平队的资金来源。国会应为和平队提供资金，让其能在修订的1954年《共同安全法》下行使职权。[注] “Executive Order 1092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292.
肯尼迪签署行政命令后说，“和平队是将一大批受过训练的美国男女通过美国政府或是私人机构和组织派往海外，满足国外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这时建立和平队还只是“暂时试点的和平队”。3月1日，肯尼迪给国会提交了特别咨文，请求批准建立永久的和平队。他在咨文中说，“这个暂时的和平队将成为一种信息和经验的资源，帮助我们为建立永久和平队制订更有效的计划。”目前，“和平队计划只是在起步阶段，实验阶段。这是美国海外计划的一个新维度，只有通过最仔细的规划和协商，才能确保它成功。”肯尼迪在咨文中特别强调，虽然派出和平队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单向行为，但是它的影响却是双向的，“和平队的益处并非局限在对受援国，我们的青年男女也会从海外生活和工作经历中得到拓展。他们将会获得新的技能和经历，这对他们未来的职业也会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自己国家的专门人才和教师供应。志愿者回国后能够更好地承担美国公民的责任，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国际责任。”[注]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8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Document No.98, p.1.
脱离人民群众，一切是空中楼阁。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行会的决议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的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谙熟党的根源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方志敏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一生履行“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在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他总是从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引导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自述》)[1](P3)，方志敏忠实地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
3月5日，肯尼迪任命萨金特·施莱弗为和平队第一任队长，并公布了和平队核心成员。施莱弗后来回忆说，“我听说肯尼迪总统之所以挑选我来组织和平队，是因为没有人认为和平队能够成功，而且解除一个亲戚的职务要比解除一个政界朋友的职务来得容易。”[注] 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486页。 当然主要是肯尼迪看重施莱弗可靠且经历充沛，他有能力把握好时机来鼓舞和平队志愿者和总部工作人员，能老练且极富说服力地处理好同国会的关系。为了避免外界对总统任用亲属的议论，肯尼迪还公开宣布“施莱弗先生作为和平队队长，是没有报酬的。”[注] “Anouncement of President Kennedy’s Appointment of Shriver as Peace Corps Director,”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298.
其次，积极推广绿色安全防控技术。在充分利用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快绿色高产创建示范区内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示范区内统一开展病虫害量化防治，积极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一步加大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力度，推广性诱导剂、生物农药杀虫灯等新型防治方法。水稻施肥过程中，要坚持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切实控制好化肥，尤其是氮肥的使用量。积极鼓励高产创建示范区，开展三评一标和地理标志性申报、认证，生产绿色有机稻米。
无论是在10924号行政命令中，还是在肯尼迪给国会的特别咨文中，都是使用的“暂时的”这个词，这也就是意味着和平队地位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在肯尼迪心中，和平队究竟应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尚未定论。当时多数白宫官员主张把和平队置于已有的对外援助机构国际合作署之下。但施莱弗希望和平队隶属于国务院，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施莱弗强调，“和平队应该有一个半自治的身份，有着自己的公众形象。新酒不应被倒入到国际合作署的旧瓶子中！”[注] “Summary of Next Steps from Sargent Shriver,”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252.在施莱弗看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和平队必须是一个特征明显的团体，是作为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队出现。
6月1日，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批准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半自治的和平队的立法草案，即S2000号文件，这项提案也被称为和平队法案。同一天，该法案被递交到参议院和众议院。和平队法案的目的是“国会宣布和平队是一项美国政策，而和平队的目的是通过和平队促进世界和平与友谊，促进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同时也促进受援国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民”。[注] Congressional Record, 87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Report No.706, p.2.
为了让和平队顺利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施莱弗一直致力于游说白宫重要官员，试图让他们接受和平队的独立地位，能为和平队投赞成票。当时和平队代理队长沃伦·威金斯在给肯尼迪的一个备忘录中提到，“施莱弗队长私下已经拜访了超过350名参议员和众议员。”[注] “Memorandum from Warren W. Wiggins to President Kenned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459.施莱弗给肯尼迪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你想知道为了使和平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我都付出了什么？你可以从我明天的活动安排表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在备忘录里附上了他第二天详细的活动安排：
9:00 众议院艾弗瑞
9:45 参议员萨尔顿斯塔尔
10:45 众议员鲍布
11:30 众议员布劳恩
12:15 众议院加拉格尔
1:00 与参议员爱伦德及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共进午餐，这是一次私人午餐。
3:00 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史密斯电视录像
纵观和平队在印度停留的4天时间里，施莱弗所到之处，以其直率、热情和个人魅力给印度地方官员和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和平队的到来基本持欢迎态度，希望和平队能够给印度人民生活带来改变。5月1日，和平队一行飞往印度北部城市昌迪加尔，准备访问旁遮普，印度社区发展与合作部的副部长阿比德·侯赛因是此行的联络员。他们在昌迪加尔首席部长的住处吃过早饭，首席部长希望和平队在农业方面能够给予农民帮助，他说：“我希望农民能更合理安排时间，在这里他们要花费1到2个月的时间脱粒谷物，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快的方法。我们与大自然艰难斗争，必须在土地上投入很多，我们这有洪涝、有干旱。我们有想法也有心去做一些努力，但这需要时间让人们改变。”和平队一行途经一个村庄时，村长表示村里农民收入非常低，“农民平均工资为1卢比一天，这要养活一个有着6个孩子的家庭。”在印度的很多农村地区，有很多信用合作社，给农民提供土地购买和土地改良贷款，当地村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当他们需要钱时不再需要去找高利贷借款人”。施莱弗等与村长、村民探讨了发展乡村工业的事项，这能够给农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和工作。施莱弗还参观了印度乡村学校，探讨了和平队教师志愿者应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注] “Report on Visits to Eight Countries by Robert Sargent Shriver, Jr., Peace Corps Director,” p.5, JFKML,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RSSPP-028-010.aspx.
3:40 众议员基钦
4:00 待定
综上,这一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在某种程度上,各类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甚至超越了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有较强的中央计划属性,对在环境保护上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始终保持着警惕,虽然“摸着石头过河”,但对于先保护、后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注] 李志青:《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环境保护40年》,《检察风云》,2018年第13期,第34-35页。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尤其是一些地区乡镇工业的兴起开始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开始高度警觉。但这一时期的环境污染问题多以局部和点状污染为主。
(1)国际小母牛项目队长威廉·罗斯顿
(2)可能的海外和平队队长基蒂[注]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457.
8月2日，离国会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施莱弗这天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表达了他对和平队法案是否能够通过的担忧，同时希望白宫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白宫必须提供有效的领导和施压，让国会清楚地知道总统认为和平队法案必须在本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期间施莱弗甚至已经住到国会大厦，他说，“我们已经为未来与在国会投票的议员们建立至少是最开始的良好工作关系打下了基础。并不是说我们打算松懈下来，但是我认为现阶段和平队已经为获得国会的通过做了所有能做的工作。”[注] “Memorandum from Robert Sargent to the President,”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433.
事实证明，施莱弗的努力是有效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国会投票之前，曾多次召开了会议讨论和平队法案，并对法案进行了修改。委员会认为，“和平队是有希望、有潜力的，强烈要求参议院予以全面支持。”[注]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8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Report NO.706, p.18. 8月18日，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托马斯·E·摩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全力支持和平队计划及和平队法案。对伟大的和平队计划，以及它给予的多样化的承诺，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注] Ibid., p.12. 9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和平队法案修改案，即HR7500号文件，并将其提交众议院。9月14日，众议院经表决也通过了该法案。9月22日，国会通过了和平队法案，肯尼迪对此公开评价，“法案的通过，为美国人民服务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大业铺平了道路，同时能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其获得自由与机会的合法目标。”肯尼迪高度肯定施莱弗等为和平队做出的贡献，他说：“我要对华盛顿最有效的政治说客，施莱弗先生表示尊敬！”[注]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on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Corps Bill,” JFKML,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JFKPOF-035-045.aspx. 根据国会提出的要求，和平队要达成三个目标：“第一，向感兴趣的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技术；第二，加深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对美国的理解；第三，加强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理解。”[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72.
(二)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外交与冷战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围绕着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安排，矛盾日益升级，冷战爆发，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在全球冷战格局之下，外援成为冷战的附属物，是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国家利益与安全需要均建立了前沿阵地，并对各自的盟国承担义务。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在蓬勃兴起，新独立的国家不断涌现。美苏开始意识到：要在冷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必须要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与支持。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走着下坡路。《丑陋的美国人》一书形象地展现了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人民心中的形象。这本书1958年出版问世之后，便如一颗重磅炸弹，成为畅销书，美国国务院将其列入了外交人员必读书单，书中指出“美国大使是一个摆设”。[注] W·莱德勒、E·伯迪克：《丑陋的美国人》，朱安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肯尼迪对《丑陋的美国人》非常着迷，他认为和平队能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还能借机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1961年6月14日，肯尼迪在和平队会议上，谈到了和平队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因为对自由世界的防御主要依赖于美国、依赖于军事防御，于是长久以来我们强调联盟、强调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愿意付诸行动。总之，这些常常使美国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对象……认为美国必然是军国主义并强调美国曾使用了原子弹。于是在世界上的许多重要地区，都认为美国是非常严酷的，是狭隘的军国主义，是物质至上的社会。
这当然有很多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学生以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少数人中间。他们是世界上这些地区的关键群体，紧紧掌握着决策权力，同时也是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标。……和平队给了美国生活独特这一面一个表达的途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它呈现给海外。我认为，和平队能生动形象地向世界展示美国生活，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和平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Peace Corps Meeting in Chamber of Commerce Auditorium Washington, D.C.,”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p.605-607.
当然，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的任何重大举措也必然与冷战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平队也不例外。肯尼迪认为，和平队还能够帮助美国在冷战中与共产主义抗衡。竞选总统过程中，他把和平队与冷战直接联系起来。1960年11月4日，他在芝加哥发表演说：
……共产主义国家派了大量受过良好训练、有技术的谋士到许多国家帮助它们解决问题。我相信美国和平队能够对义务兵役制进行补充。现在只需派一部分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在农业、手工业、道路建设、政体以及其他技术方面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让其实现自由生活。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将代表世界自由事业。[注] Brent Ashabranner, A Moment in Histor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 New York:Doublenday & Company, INC., 1971, p.315.
11月7日，就在总统选举前一天晚上，肯尼迪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一名观众问他会如何阻止共产主义？肯尼迪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提议，比如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合理开发美国自然资源，加强科学教育等。接着他进一步补充：
我有建议建立和平队，将青年男女派到落后、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中去，这些年轻人愿意奉献2—3年的时间，在这些不同国家中担任教师、护士，传播自由。……我认为如果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共产主义就能够就能被阻挡，更重要的是在共产主义铁幕之下，自由能得以发展、传播。[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316.
还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把和平队看作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武器。和平队设想的奠基者汉弗莱也认为和平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用来对抗极权共产主义病毒”。国会的许多成员认为和平队是“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p.315-316.
3.2 动物行为的获得途径 教师导言：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中，有数百万种动物，有的翱翔天际，有的驰骋大地，有的潜行水底，每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行为。它们的行为是如何获得呢？
不过，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排斥和平队，避免美国国内志愿者因对冷战反感而失去对和平队的热情，和平队在后期的宣传中有意回避了其政治上的意图，更多的只是强调和平队的利他性，强调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肯尼迪后来大力宣称“和平队并不是美国外交的工具，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工具。它是用来让美国人民更好更全面地承担起世界发展的伟大而共同的事业”。[注] “Executive Order 109241092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292.施莱弗在一份公开的和平队资料中呼吁，“和平队不会被进阶为冷战的武器，而只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平队并不是一个外交策略，或是政治宣传，只是为加强国际合作所做的一次真诚的尝试”。[注] “Summary of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Peace Corp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337.事实上，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和平队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始终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外援政策推陈出新。肯尼迪认为，发展中国家是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关乎胜负的重要战场，斗争的重心不应该放在欧洲，而应该是在亚非拉地区。他承认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支持亚非拉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他认为，“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几年内，在非洲，或许也在拉丁美洲，这种趋势似乎还会不断加强。……随着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加强，也产生了不愿充当苏联的卫星国或不愿同美国拴得太紧的愿望。我们不能不与这种现象共处。如果说中立是集中注意国内问题的结果，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国家——那么我愿意接受它。这也是我们自己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部分。”[注] 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387页。 新形势下，肯尼迪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在总统的那个盾形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给两者以同样的重视”，[注] 约翰·肯尼迪：《扭转颓势》，约翰·加德纳编，沙地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15—23页。 美国对外援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达到新的高潮。肯尼迪承诺，“我想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开始注意美国，而不是注意赫鲁晓夫或者中国共产党人，让他们看看我们正在如何处理问题，让他们对美国总统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讶。”[注] “Senator Jhon F. Kennedy and Vice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First Joint Radio-Television Boradcast,” available at http://www.jfklibrary.org/60-1st.htm. 肯尼迪想向全世界证明，不管是发展经济文化还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会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优越性。
和平队是肯尼迪政府时期一项重要的“橄榄枝”政策。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许多不了解美国情况的人只把这个伟大的国家认为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拥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强大的武器。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美国的思想和理想也是强有力的？”和平队是向全世界展现美国思想、理想的一种手段，让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志愿者所在国家的人民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人，转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高度肯定了和平队，认为和平队是“一个发光的设想，能有闪闪发光的结果”，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了解美国的所有”，“如果和平队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美国的面貌，我们将惊讶地发现在世界上美国将有多少盟友。”[注] “Rusk Praises Peace Corps as ‘a Sparkling Idea’,” Peace Corps News , vol.1, No.2, July, 1961, p.4.
综上所述，集束化干预管理措施在ICU妊娠期急性脂肪肝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产妇中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调节患者的心理情绪，缓解或消除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改善患者妊娠结局，值得临床推广。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新独立的印度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中普遍贫穷是印度核心经济问题。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外交方面，尼赫鲁多次强调印度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印度可以超然于共产党和非共产党这两个世界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之外。”[注]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们时代的生活》，祁阿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2页。 事实上，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它有时倾向于美国一方，有时倾向于苏联一方，有时又同时与美苏保持友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印度外交政策在不断调整，尼赫鲁希望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左右逢源，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得美苏双方的援助，实现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
于是，印度顺理成章成为和平队的重要目标。
二、美印双方围绕和平队的接触与沟通
(一)和平队受援国的选择标准
作为冷战的产物，和平队在受援国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冷战的烙印，其基本原则是和平队计划要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且必须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施莱弗认为选择受援国要审时度势，要特别关注那些美国在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还不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
林语堂先生曾潇洒地将“真正的读书艺术”视为“随手拿起一本书，想读时，便读一下”，“一个人尽可以一手拿《离骚》，一手挽着爱人，同到河边去读”。
1961年4月1日，和平队总部印发的资料强调了受援国选择的前提，“这个国家必须支持和平队计划，和平队不会派志愿者到不被欢迎的国家。”[注] “Peace Corps Fact Book,”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322.受援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该国必须邀请和平队。第二，在有限预算的基础之上，和平队会考虑在哪些国家中能更有效并优先考虑每个国家的需求。第三，必须能保障和平队志愿者的安全。[注] “Peace Corps,” JFKML, available at http://www.jfklibrary.org/JFK/JFK-in-History/Peace-Corps.aspx.
另外，和平队法案中也归纳了选择受援国的三条标准：
1.可接受度。受援国对和平队援助的需求与要求。
2.平衡。能在各地区和各国间均衡分配。
3.自助。受援国政府能尽自己最大能力与努力，比如进行资源动员、自助以及开展受援国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内部改革(包括土地改革、税改以及提高教育和社会公平)。[注] Congressional Record, 87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Report No.706, pp.15-16.
这三条标准是为了确保和平队计划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保持一致，有效地推动美国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过这些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用来决定相对优先的受援国，实际运用过程中也非常灵活。
(二)施莱弗访问印度推销和平队
印度是和平队竭力争取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施莱弗第一次出访的发展中国家就包括印度。196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以施莱弗为首的和平队核心成员访问了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亚、泰国、菲律宾八个发展中国家，向这些国家推销和平队。
4月29日施莱弗等抵达新德里，他们在新德里美国大使馆与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和平队进行了交流。交流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意见分歧。加尔布雷思不认同“和平队在一个国家开展工作将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认为这种观点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大多数(印度)人接触不到新的理念，而且他们抵制外部影响。”加尔布雷思还指出，印度教师资源已经过剩，待业的教师会认为和平队教师志愿者是他们的竞争者；工业也是一个困难的领域，因为私有企业也会认为和平队的援助会对它们构成竞争；印度经济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农业领域。他建议，我们把“最优秀的人”，不管先前是如何培训的，用一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农业培训，而不是教他们学印地语。但经济参赞R·B·史密斯提出，“已经对印度的农业开展了很多调查研究，结果都表明农业并不适合和平队。”他认为，“志愿者不可能在印度农村地区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他建议，“农业合作社将是适合和平队开展工作的合适领域。”不过大家也有达成共识，所有人都认同“和平队不应派遣宗教队伍来印度，这会引起不好的情绪”。[注] “Report on Visits to Eight Countries by Robert Sargent Shriver, JR., Peace Corps Director,” p.4, JFKML,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RSSPP-028-010.aspx.
总之，田面水中各形态氮浓度在施肥后 1~4 d达到峰值，在施肥后10 d内浓度较高，若在此期间遇到强降雨，稻田氮素的流失量会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故施氮初期是管理氮素流失的关键时期。施用控释氮肥处理田面水各形态氮浓度比施用尿素处理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氮素流失的风险。
下午，他们又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和平队在印度可以开展的项目。经过长时间讨论，最终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1.不派宗教团体来印度开展工作；
2.印度和平队应该集中力量在某一个领域而不是分散到各个领域；工作人员建议，“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医疗卫生领域是最有希望的领域”。
3.“农业支援需要有示范项目。”驻印度工作人员指出，5年前，日本派了4名志愿者来教印度人如何种植水稻。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却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后来驻印度日本大使租了田地让志愿者种植水稻，现在他们的水稻一年三季，平均每天有38个人排着队来参观他们的工作。他们建议和平队建立家禽示范项目、玉米种植示范项目和奶牛养殖示范项目。
5:00 在和平队办公室接见
施莱弗也意识到，和平队在各国的工作与任务是艰巨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共产主义宣传者以及不了解情况的民族主义者的抨击。出访期间，有一国报纸大肆宣扬，“让施莱弗和他的和平游击队”滚出这个国家。也有官员当面质疑，“你真的相信美国和平队志愿者能够比得上中国共产党吗？中国共产党来到这里在技术工人问题上对我们进行了支援。你认为这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美国人有勇气和决心与小村镇居民一起生活吗？”施莱弗强调，“共产主义提出了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向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示范，民主的方式才是最终解决他们问题的最成功的方法。为了和平队，我们必须要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付出更大的努力。仅这种努力就会使和平队在世界眼中更具有意义。”[注] Ibid., pp.398-400.
5.乡村家政机构、家属加工和工具使用也是可以考虑的项目。[注] “Report on Visits to Eight Countries by Robert Sargent Shriver, JR., Peace Corps Director,” pp.4-5, JFKML,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RSSPP-028-010.aspx.
浮选钛精矿烘干后，尾气中含有的细粒矿物及异味，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必须对尾气进行处理。现在尾气处理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干式，通常采用布袋除尘器收尘，然后排空；另一种采用湿式，即用水进行处理，包括水浴、喷淋，降尘设备就包括复喷、复挡、水浴等，然后再排空。两个烘干尾气处理方式及优缺点见表2。
5月3日，施莱弗拜访了尼赫鲁，就是通过这次会谈，尼赫鲁同意了接收和平队来印度开展志愿服务。与尼赫鲁近距离接触之后，施莱弗发现印度领导人对肯尼迪总统怀有十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印度方面十分欣赏肯尼迪的年轻有为与个人魅力。肯尼迪呼吁开展海外志愿服务、关心亚非拉的进步，认可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冷战中的中立立场，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并欢迎“火炬传递到新一代人手里”。另一方面，印度人也关心肯尼迪将火炬如何传递，以及将火炬传递到哪里。这一天，尼赫鲁像往常一样在西服翻领上别了红玫瑰，他对和平队有一种难以掩饰的顾虑。与施莱弗会谈的整个过程，尼赫鲁几乎都在昏昏欲睡。他说：
几千年以来，外界一直想进入印度，他们中有些是入侵者，横扫了旁遮普到恒河的大平原。其中很多人留在了印度并最终被同化，剩下的人回到了故乡，留下了一个与他们来之前并无二样的印度。印度对这些陌生人是热情好客的，并相信，印度的文化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有很多东西交给这些新来者。
肯尼迪把印度看作是亚洲的“关键地区”。印度成为和平队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不仅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还因为肯尼迪“把一个强大和迅速发展的印度看作是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的平衡物”。[注]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1960s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6.1958年，时为参议员的肯尼迪谈到，印度选择的是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并获得成功，“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他担心印度一旦加入共产主义世界阵营，会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就任总统后，为了扩大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遏制苏联进一步扩张，肯尼迪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肯尼迪认为亚洲冷战战略的关键是印度，他强调“我们不能允许那些自称中立主义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怀抱”。美国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让印度及其他不结盟国家转向西方。他认为，中印两个亚洲大国正在争夺东方政治经济领导权，这场斗争将影响到亚洲的命运，进而影响整个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情况。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注]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8卷第14编《中国与南亚·导论》，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9年，第7—8页。 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仅仅提供充足的金钱是不够的。我们的态度和谅解同样重要。”不能因为印度奉行中立主义就对它敬而远之，这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在初创阶段，也曾采取过一种不介入十九世纪重大国家争端的政策。”[注] 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402页。 参议院罗伯特·汉弗莱也认为，“从各种因素来看——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防务的目的——印度都是合乎逻辑的选择。”[注] Dennis Merrill, “Indo-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A Missed Opportunity in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 Nov., 1987, p.214.
……我们很高兴去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约20到25人。但是我希望，当他们离开旁遮普时，如果那里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面貌，请他们不要感到失望。[注] Harris Wofford, “The Mystique,” in Milton Viorst,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The Peace Corps at Twenty -Five , New York: Weidenfeild & Nicolson, 1986, p.35.
话语中带有傲慢，但至少是对和平队被需要的认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尼赫鲁的同意, 对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鼓励。
从胆小、懦弱到勇敢离开某某先生；从依靠某某先生活命到开办裤子缝纫店实现经济独立；从逆来顺受、思想麻木到坚毅和具有自己的思想；从盲目相信上帝到相信自己的力量；[5-6]西丽的转变彻底而真实，是沃克笔下最为完美的黑人妇女形象。
某品牌细支烟的单支烟重量为0.55g，20支烟重量为11g±0.15g，标准差小于0.014g，要求精度较高。卷烟机由标准烟卷烟机改造而成，原机重量控制系统采用DSP电路板，已经难以满足烟支重量和标准差的要求。
5月8日，飞机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和平队一行与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以及加尔各答议员们进行了会面。首席部长指出，加尔各答地区有5000个贫民区，难民工作非常需要帮助。他说，问题在于要“让人们的思想趋向和平”，在这一点上印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人们没有达到这种精神境界。他也指出了印度在很多领域急需支援：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干净水源供应以及海水淡化、水源污染、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等。[注] Ibid. p.6.
印度政府和人民期待和平队能在上述领域提供帮助，带来改变，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印度还是一个文明古国，“向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国家派遣和平队将会面对很多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精神优越感”。[注] 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上到印度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印度人民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尼赫鲁曾说，“我确信，年轻的美国人在这个国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对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注] Harris Wofford, “The Mystique,” in Milton Viorst,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The Peace Corps at Twenty -Five , p.35.施莱弗一行从印度昌迪加尔乘车前往卢迪亚纳，途中在一个小乡村短暂停留。当地村长表示会十分欢迎和平队志愿者前来开展工作，并用一种略带优越的姿态表示，“如果和平队志愿者来这里的话，我们会欢迎他。不管我们的条件多么简陋，我们将与他们共同分享。”[注] “Statement of Robert Sargent Shriver, Jr., Director of the Peace Corps, in Chicago, Illinois, May 17, 1961,” Document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399.
当然，印度方面对志愿者也心存疑虑。他们怀疑志愿者的动机，也担心志愿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一位印度官员对施莱弗说，“我们非常高兴你们从美国远道而来帮助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我们这里的乡村跟美国完全不一样，这里一个乡村人口能达到1万人，房屋杂乱地集中在一起。”他们担心年轻的美国人不能适应印度农村地区艰苦的生活。《印度时报》上一篇文章反映了印度人民对养尊处优的美国年轻人能否适应印度当地艰苦的生活持有的质疑：“美国的小伙和娇嫩的大姑娘，在有空调维持恒温的房子里长大，对残酷的大自然知之甚少，他们能够承受印度夏天的炎炎烈日吗？而且，如果他们进入印度的村庄，能够在繁星点点的天空笼罩下的床上或茅草屋里睡着吗？”[注] 转引自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第137页。 印度的一位传奇女性，与圣雄甘地关系十分密切，施莱弗出访印度期间，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到新德里见施莱弗。她问施莱弗：“你们的革命是第一次革命，你认为美国年轻人能够把这种革命精神价值观念带到我们的国家吗？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正在全世界传播，也在印度传播。你们的和平队志愿者不能只仅仅传播科学和技术，还应有别的东西。他们必须具有美国理想主义气质，并且把它传播给我们。他们能够做到吗？”[注] Sargent Shriver, “The Vision,” in Milton Viorst, Making A Difference :The Peace Corps at Twenty -Five , p.18.
5月4日，施莱弗拜访了印度财政部长、社区发展与合作部长以及国防部长，进一步商讨和平队的具体事项。当天他在新德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在过去的四天，和平队代表和印度政府就和平队活动进行了探讨。这些谈话秉着合作的精神，进展非常和谐……
经评估，示范工程生态效益显著，关键要素包括底栖动物和水文地貌要素都已取得明显改善，底栖动物物种增加（包括清洁物种数量）、生物多样性提高，水文地貌级别提高，河流生境及其生物状况都有了质的变化，取得了预期修复效果。
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我们来到了印度。周二，总理在他办公室接待了我。在一个小时的交流过程，他表达了对和平队理念的支持并鼓励我们探索一个特殊拥有适当官员的和平队项目。
而这时要根据红豆杉植物自身喜湿、怕涝，喜阴凉，极耐阴的特点对播种的位置进行确定。因此，在进行红豆杉播种位置的选择上，都是选择土壤疏松肥沃、便于进行排灌的土地。当确定种植位置后，需要对土地进行翻耕，并对其进行基肥的施撒，从而保证土壤的营养满足幼苗成长需求。一般基肥主要以腐熟的农机有机肥为主。此外，为了降低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在进行基肥的施加过程中，可以同时加入少量的硫酸亚铁或硫酸铜粉末进行相应的消毒。
我非常感谢尼赫鲁总理能够抽出时间进行交流。总理先生对和平队理念的回应也让我大受鼓舞。……经协商，一支和平队代表队将会留在印度，制订出一个具体的和平队试验项目计划。这一次印度之行，我们非常值得也很满意。我们要对印度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我相信，这些会谈的结果会让美国和印度人民都受益。我希望和平队志愿者来到印度之后，能对印度技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知道来到印度的志愿者们会从在印度这一伟大文化的经历和知识中收货很多。我相信随着美国和印度年轻人之间个人友谊的发展会推动世界和平事业前进。[注] “Statement of Sargent Shriver, Peace Corps Director at His Press conference,” JFKML, available 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RSSPP-028-010.aspx.
结束出访回到美国后，施莱弗非常乐观，他对这次八国之行进行了经验总结。17日，施莱弗在芝加哥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并欢迎和平队。”上至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各国领导人，下至各国的普通人民。“和平队为大量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和平报效祖国的重要且有益的机会，能对其自身教育、职业和人的发展带来好处。”[注] “Statement of Robert Sargent Shriver, Jr., Director of the Peace Corps, in Chicago, Illinois, May 17, 1961,” Document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 vol.8, p.398.
基于以上优势，宁夏具备大力发展人身险业务的契机，可针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风险咨询服务，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及形势研判，切实做好风险管控，并为境外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为“走出去”企业减轻后顾之忧；在加强与中东、中亚等地区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新能源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可配套提供意外险、健康险等产品及服务，进一步提供完备的保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保险服务网络，加快建设海外承保、理赔作业、救援等境外服务网络，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网络依托，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保险业国际化。
4.志愿者应有固定的住所，骑自行车在乡村间活动，所以农业学校可能就是最好的住所。
(三)美印签订和平队协议
1961年冬天，26名和平队志愿者被派往了印度旁遮普省，这是第一批抵印的和平队志愿者。12月20日和平队志愿者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加尔各答。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途中，志愿者看到了许多印度人民站在街道两侧，他们不敢相信这是在迎接他们，事实上确实不是。一位志愿者说，“后来我们得知，苏联元首在我们之后到达了加尔各答。不过至少，没有人大喊着‘美国佬滚回去！’”[注] “India,”The Volunteer , April, 1962, p.4. 《志愿者》是由和平队华盛顿总部发行的公开宣传刊物，其文章来源主要是和平队志愿者投稿。20日当晚，志愿者乘坐火车，经历25个小时车程到达新德里。在加尔布雷思及其妻子的陪同下，志愿者动身前往他们即将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旁遮普省卢迪亚纳市，并在这里得到了印度政府官员的接见，包括旁遮普省省长等，他们听取了更进一步的当地情况介绍。
第一批印度和平队志愿者共26人，包括24个单身男士和一对夫妇。志愿者在卢迪亚纳市进行了三周培训与情况了解之后被分成了6组：4个往北去了巴塔拉市，4个去了昌迪加尔市(当时为省会城市)，2个去了康纳，2个往南去了纳巴，3个往南去了罗塔克，其余9个留在了卢迪亚纳。每个志愿者的工作也并不相同：一些是在教书，另外一些是在农村从事盖房、小工业、乳品业、家禽业、农业机械、扩建工作或农场管理。这些志愿者在为印度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努力，其中有2名志愿者负责家禽养殖培训，学员人数曾一度达到了200名，而这些学员反过来每人又能前往8—10个村庄传授家禽养殖技术。有7名志愿者教授一些特殊的非正式课程，比如钣金加工、英语、焊接、车间管理等。有5名志愿者下班后播放教育和休闲影片，观众人数有500—1000人。1名志愿者为提高当地花生的榨油率和安全性做出了贡献。[注] 以上数据来源为1st Annual Peace Corps Report及“India,”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2, p.4。另，国会要求和平队每一个财政年度至少向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情况报告，本文所有的年度报告均来源于和平队在线网站，网址为：http://peacecorpslibrary.org/。
正因为如此，印度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志愿者说，“不管是大城市里的印度人民，还是小乡村里的农民，他们都非常热情好客、对我们充满兴趣，十分友好，这让我们感觉非常棒。能和旁遮普人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也意识到：相比我们所做的，我们能从这里人民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注] “India,”The Volunteer , April, 1962, p.4.“和平队是美国援助印度的最近的方式，它构成了美国援助印度最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相信和平队有望成为最有价值的对印援助。”[注] “India’s Punjab Poultry Pundits Give a Boost to Production,” The Volunteer , Feburuary, 1963, pp.10-11.
1962年9月，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抵达印度，总共有49人。
1962年11月13日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给印度政府的信件中，探讨了美印双方达成一项和平队协议的事项，内容如下：
应贵国政府的请求，美国和平队青年男女志愿者派到印度生活，并在一些两国政府互相同意且能促进两国相互理解的技术项目以及当下其他项目中开展工作。最近两国政府代表就两国间适当的和平队协议进行了交流，我很荣幸能告知您交流的结果。
第一，印度政府应给和平队志愿者个人及其财产提供公正的待遇，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援助与保护。印度政府同意，美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支付给志愿者的生活费用以及其他支出，免除印度所得税。和平队志愿者的其他收入比如缴纳给美国政府的所得税及社保税等也应免除印度所得税。总之，除了存储费、交通费以及个人行李、使用个人和家庭服务产生的相似费用以外，印度政府应同意和平队志愿者免除进口条例、关税、税收及相关费用。
第二，印度政府接受一名和平队代表、一名副代表以及其他美印双方政府认为必要的人员到印，使和平队计划和项目能履行职责。印度政府应给和平队代表、副代表以及其他人员提供同等级别大使的待遇，按大使的要求支付个人所得税、关税以及其他费用。
第三，美国政府提供或出资的、用于和平队计划和项目的经费、器材、原料、供给等应免除税收，投资或存款要求、货币管理、关税以及其他费用。器材、原料和进口供给的处理视印度政府制定的规则而定。
第四，美印政府双方代表会根据需要，不时制订印度和平队计划新的协议，对该协议进行补充。
最后，如果印度政府认为以上协议内容可以接受，我提议以上内容和阁下的答复构成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应被视为在1961年12月20日就生效，即第一批印度和平队志愿者到达的时间，任一方政府书面形式终止该协议后的90天仍继续保持有效。
1962年11月21日，印度方回复了加尔布雷思的信件，主要内容如下：
……印度政府同意您在第287号照会中的提议。而且，我同意您在照会中提出的将照会内容以及该回复构成两国政府的一项协议，并于1961年12月20日生效，任一方政府以书面形式终止协议后的90天仍继续保持有效。[注] “Exchange of Notes Constitut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ating to Peace Corps Programme,” available at 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 /7176/exchange+of+notes+regarding+peace+corps+programme.
至此，美国和印度双方政府正式签订了和平队协议。
三、美国和平队在印度
(一)和平队的运转模式
和平队由华盛顿总部和各受援国和平队构成。
在总部，和平队分为5个职能部门和6个参谋部门，其中5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和平队的整体运作，每个职能部门均由一名和平队副队长领导。总部的核心部门是项目发展与运行部，主要负责受援国和平队项目的开发与运行。项目开发的重要原则是，受援国提出请求在前，项目开发在后。鉴于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请求数量很多，但和平队能派遣的志愿者数量有限，所以和平队必须对每个国家的每一请求都慎重考虑。为此，和平队制定了详细的标准，作为项目选择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强调，“为了促进与受援国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同时也为了让工作能顺利开展，每一条标准都应予以考虑。另外我们应该记住，通过和平队的项目，要让受援国既能获益也能提供支持。和平队项目也要对美国、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制度的长远利益有价值。”[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91.
在各受援国，和平队设有和平队代表，对受援国和平队的运行进行监督。和平队代表的主要工作是充当志愿者与受援国政府之间的联络员、关注志愿者的医疗卫生状况、与驻受援国美国大使馆经常保持联系以便时刻掌握受援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形势。
以下是指导和平队项目选择的标准：
1.需求和利益。项目必须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发展，而且受援国政府必须已经提出了对该项目的请求。
2.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项目必须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最大的贡献，项目需要始终保持着和平队的独特角色和独立身份。
3.工作类型。项目主要需要“工人”和“实干家”，这不同于顾问，他们要具备受援国缺乏的技术。
4.人事政策。必须根据和平队的志愿者人事政策，给志愿者提供生活费用、监督以及酬劳。
5.健康与医疗。项目必须能够提供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工作地点也必须能够保证志愿者全年都能获得医疗保健。
以上五点是项目的必备条件，除了这几条外，还有一些弹性标准。弹性标准可以用于项目发展的指南或是在多个竞争项目提议中决定优先次序。
6.凝聚力。部分项目使用几个志愿者开展若干无关联的工作，和平队应该避免开展此类项目。一个项目至少需要包含10名志愿者，尽管对每个志愿者会提出不同的技术要求，但他们是共同致力于一个单一的、主要的、明确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或是共同的工作地点，能让志愿者团结，形成凝聚力。
7.影响。和平队项目应对受援国或对志愿者从事行业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条标准能让和平队产生明显的效果，同时提高受援国人民的主动性，进行自助以及对本国人民就志愿者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培训。
8.规模。为了能更经济有效地培训和管理，受援国的首个和平队项目应该至少包含30—40名志愿者。
9.技术要求与灵活性。项目不应该特别要求高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应该鼓励使用能在每个一般领域里都能有用武之地的灵活人才。在规划和商议项目过程中，最低和最高的要求都需要尽可能满足。
10.受援国的支持与参与。和平队开展的项目应该最大限度地与志愿者、与受援国人民、与受援国社会接触。因此鼓励受援国政府和机构为和平队项目出力，受援国应该参与到和平队工作，或者接受培训最终接管和平队志愿者的工作。
11.自立。只有当政府请求的项目有当地领导层的支持，和平队才可以在该地区开展志愿服务。
12.对地方就业的影响。和平队志愿者的到来不能导致受援国人民失业、就业机会减少。
13.可行性研究。项目选择时需要考虑是否能够给受援国提供足够具备技术的志愿者，是否能够提供给志愿者提供适当的工作、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
14.资金投入。开展工作任务过程中需要的物品开支总和(比如工具、装备以及其他非后勤支持的物品)每名志愿者不能超过1000美元。
15.管理模式。和平队政策优先考虑与私人志愿机构或大学合作来进行项目管理。在合作中，和平队能从民间机构那里学到很多。毕竟，早在和平队创建之前，这些机构中大多数都有向海外派遣志愿者的丰富经验。反过来，和平队同样能推动这些机构的发展。[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p.91-93.
美国希望利用其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以输出和平队志愿者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中等人力资源进行援助。这样一来，美国能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能够帮助它们获得稳定和发展的，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注] John F. Kennedy, “The Economic Gap,” in The Strategy of Peace , p.64.《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是长期泡在东南亚实地采访的两名美国记者，他们对美国的对外援助有着更切身的认识与分析。他们认为亚洲各国最急需的项目与和平队项目不谋而合，“这些项目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花钱、多交友，而且也是亚洲工业化和经济独立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让它们付诸实现，共产主义才会失去它的号召力。”[注] W·莱德勒、E·伯迪克：《丑陋的美国人》，第272页。 综合以上标准不难发现，和平队项目始终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
独立之初的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工业比重非常小，而且主要都是轻工业。印度的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国内市场狭窄，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摆在印度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健康、卫生和教育水平。
(二)和平队在印度的教学项目
1.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是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关键，这些国家迫切需要教师。教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项目”[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79.。和平队策划与评估部主管哈里斯·沃福德认为，“教学是和平队最重要的职能”。肯尼迪早期的一名幕僚也建议，“和平队应全身心致力于教学工作”。[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p.103-104.
对受援国来说，和平队教学项目能带来现代教学方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长期被殖民统治，学校教学存在严重问题：填鸭式教学普遍存在，旧的教育理念与模式残留；学生严格听从教科书的僵化教导，不允许做超出课本做任何事情。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认为，“教师把国家现有问题的答案提供给学生，这样是没有用的。等到学生长大成人，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过去，问题早已变了。”[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80.和尼雷尔一样，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和平队的教学项目能够教人民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对和平队来说，教学是最理想的志愿者工作。这项计划为志愿者提供了一个有组织、责任明确的工作，非常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教学计划能让和平队有一个迅速而关键的开始”。[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02.
对和平队志愿者来说，和平队教学项目能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去实践而不是只坐在教室里听课。“两年海外志愿服务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经历、承担更多责任，面临更大的个人压力。”[注] Sargent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 ,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p.193.另外，教师志愿者在空闲时间，能积极参到学校的课外活动中。
和平队的第一年，约65%的志愿者是课堂教师，这为以后对教学项目的重视奠定了基调。随着其他项目计划的开展，教师所占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所下降。但到1963年，仍有近4000名志愿者在受援国从事教学工作，占到志愿者总数的约60%。截至1970年，教师仍然是单个工作类别中人数最多的。[注] 以上数据来源分别为：Brent Ashabranner, A Moment in History , p.101;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80。
总的来说，和平队教学项目比较成功，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巴巴拉·杰克逊所说，“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大量教师，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注] Barbara Ward Jackson, “Foreign Aid:Strategy or Stop-Gap,” Foreign Affairs , October 1962.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教师志愿者数量越来越多，不过教学项目的影响并不能立马见效。菲律宾的一名和平队志愿者老师卡罗尔·伯恩说：“我们在这里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并不能用相机体现出来。其他项目的志愿者能够用相机把他们设计的桥梁，他们帮助修建的道路或者是他们建设的公共厕所拍摄成照片，但是谁能够把孩子们的思想用相机拍摄出来？”[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104.
2.和平队志愿者在印度的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一直是和平队在印度工作的重要部分。查理·休斯顿和布伦特·阿沙布兰纳是和平队在印度的第一任代表和副代表，他们到达印度后开展的第一项计划便是向当地提供中学英语教师、科学教师和数学教师。格特鲁德·贝克尔是印度勒克瑙地区的一名和平队教师志愿者，他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常常自问，作为一名和平队志愿者，我做了什么有意义、有帮助的事情？我没有建过鸡舍，没有帮忙改良过牛的品种，没有做过任何贡献帮助人们摆脱饥饿，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但我能教学。”[注] “Teaching in India,” The Volunteer , Vol.1, No.10, August, 1963, p.9.和平队教师志愿者与印度人民紧密接触，让人们“看到美国人的爱心，了解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让世界了解美国强大的秘密”。[注] Sargent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 , p.221.
英语教学是和平队最大的教学项目，特别是在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英语是教学用语、官方语言和发展语言。这些国家相信，“了解工业世界里最主要的语言，是使得本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同时也能翻译一些技术信息。”[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p.182-183.而母语为英语的和平队志愿者具备英语教学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印度在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和平队到达印度之后，一些志愿者开始投身于英语教学工作，不过规模自始至终都比较小。印度独立之后，虽然英语仍是印度的“绑定语言”，但是印度政府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语言政治问题。国内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人数众多的印地语阵营，他们要求母语要有完全平等地位，另一阵营是使用人数相对少的语言阵营。在某种程度上，英语卷入到这场冲突当中。印度政府并不希望因为引入了数量过多的和平队英语教师而导致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恶化。
历史教学，特别是美国史与世界史，是和平队在印度教学项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让发展中国家人民了解美国人民、了解美国，这也是和平队的三大目标之一。给学生讲述历史，是让他们正确认识美国的一个有效方式。例如，诺曼·德兰尼是和平队的一名教师，他在1958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历史与社会学博士学位。加入和平队之前，他是一位大学历史讲师；加入和平队之后，他被派到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艺术与商业学院任教，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美国史选修课，课程内容主要为以下专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法七年战争及其对美国和印度的影响、波士顿倾茶事件、梭罗与消极抵抗、林肯与《独立宣言》等。他通过这些课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美印两国人民的个性，鼓励学生“思考、提问、评价”。[注] Norman Delaney, “Learning is Luxury Ill-Afoorded,”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p.17-18.
志愿者在印度教授科学、数学等其他科目，也有部分志愿者在印度开展技术教学工作。罗伯特·石川，1959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地理学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了一年微古生物学，同时又在奥克兰的加利福尼亚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版画。在加入和平队之前，他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助教，做海洋地质研究。1962年10月，他到达印度，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帮助当地织工进行设计并提供技术指导，并在当地一所大学承担了一门大三年级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为了深入了解印度的教育现状，他在正式给学生上课之前旁听了一段时间的课。他后来表示，“第一堂课我非常震惊。第一个十分钟，讲师概括总结了一组化石，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用来给整个班逐字逐句地听写笔记……这是班上同学要求的，而且一些同学课后还会借他的笔记去复印。”印度大部分学生习惯了灌输式教育，加上印度教育经费有限，导致教科书严重缺乏，更是加剧了填鸭式教育。罗伯特拒绝给学生听写任何笔记，而是在每堂课开始的时候发给学生一套油印的笔记，鼓励学生走出课本。[注] Robert Ishikawa, “Very Poor Americans,”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10.
许多和平队志愿者除了完成中学教学任务，还帮助帮助建立地方图书馆、示范公园、手工艺合作社以及成年读写能力课程。这些额外项目往往是基于志愿者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是特殊技能，能够帮助和平队在课堂之外建立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也有一些志愿者会受邀去学校演讲，在晚上为印度人民放映电影等，丰富印度人民的生活。志愿者的演讲主题通常是介绍美国的生活、教育以及民权等，以改变印度人民对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基本看法或印象。
3.教学工作的成效
和平队教学项目在各受援国面临种种考验与挫折，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些学校的校长对整个和平队计划原本就并不看好，或者是对派到他学校里的志愿者没有信心，以至于安排尽可能少的工作给志愿者。有时，可能只因为一些学校空出了一间房，于是志愿者便被派过去。然而这些学校的教师原本就已经供大于求，这就导致这部分志愿者未能够充分就业。还有的情况是，比如校长需要一名生物老师，而和平队可能这时只有英语老师。[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11.
面对这些挫折，和平队内部关于是否应该开展教学项目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政策辩论。一些评估报告提出争议，认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来说，正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前都会辍学，他们回到农村，努力靠土地生活”。简言之，批判者提出质疑，“教学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发展影响力，以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来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施莱弗是和平队教学项目的有力拥护者，他认为，“识字率高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教育有助于提高工农业产量，并与医疗与营养的改善紧密相关。”他坚信，“知识是最有力的生产动力。”而且，教学项目最适合用来帮助和平队实现其人对人的目标。[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p.181-182.
总的来说，印度和平队教学项目是成功的。派去的印度志愿者教师通常是在当地教师不愿意去的乡村学校上课，因此能够让政府创办更多的新学校，提高了边远地区的入学率。由志愿者指导的科学教师补习班是和平队史上最出色的教育计划之一。借助美国援外合作署的力量，印度和平队开展了一项相对有效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教师培训学校讲授营养学、健康学等内容。志愿者为此要跑好多学校，差不多每个月，他们都要打包行李和教学设备，乘坐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从所在的学校前往下一个学校，这些教师志愿者称自己为“和平队流浪者”。[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202.这项计划对印度许多教师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利于印度教育资源最终自力更生。
(三)和平队在印度的家禽养殖项目
1.无技能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
到印度的前三批和平队志愿者中拥有技术背景的比例很高，他们掌握的技术与其在印度开展的工作是匹配的。随着和平队进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技术的志愿者变得越来越紧缺。印度和平队与其他受援国和平队都面临一个问题：最开始到达当地的有技术、有经验的志愿者们已经疲软，然而新的有技术、有经验的志愿者本身数量有限，再加上要与越来越多的受援国共同分配，于是最终能被派过来的有技术的志愿者就更少了。
拥有畜牧学学位的志愿者约翰·瑞德在印度卡纳塔克地区开展志愿服务，在他的帮助下，“卡纳塔克村庄的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瑞德两年的志愿服务期将满，卡纳塔克学校以学校名义给查理·休斯顿寄了一封联名信，表达了对瑞德的感谢，同时希望和平队能够再派遣新的有技术的志愿者到当地继续进行支援：
……我们非常需要更多像约翰先生这样的人。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尽可能地去帮助他。所以我们请求延长约翰先生的在卡纳塔克的服务期限，让他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这样他就能给我们更好的帮助。如果不能延长，就请求您从和平队中找一位像瑞德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来代替他的工作。
卡纳塔克学校的英语水平仍有待提高，和平队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在高中、幼儿园、医院、交通设施以及农业系统中都需要援助。我们相信您和和平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注] 3rd Annual Peace Corps report, pp.29-31.
然而，这时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中像约翰这样有技术的志愿者已非常稀缺。派到印度的和平队志愿者大都是文科学士，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或技能。查理·休斯顿与布伦特·阿沙布兰纳及其他印度和平队同事在筹备委员会上多次探讨了这类志愿者在印度适合开展什么工作，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家禽饲养项目上。
1961年12月，第一批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中就有人帮助旁遮普地区进行家禽养殖。1962年9月，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中也有人帮助特莱地区进行家禽养殖。旁遮普和特莱地区的家禽业因此都有很大发展，家禽养殖志愿者受到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更重要的是，家禽养殖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非常适合文科学士志愿者，许多从未从事过家禽工作也能在这项事业上获得成功。于是，大批将要派往印度的和平队志愿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农业俱乐部接受为期三个月的系统培训。除了语言、文化学习，他们主要集中学习在印度开办和运营小型鸡舍的基本知识。接受培训的志愿者大多是典型的文科学士毕业生，主修历史、政治科学、新闻学以及心理学等，甚至有一些具有艺术和音乐教育背景。
2.志愿者主要工作
到达印度之后，和平队志愿者给当地家禽饲养业带来了改变。
(1)用分开饲养公鸡、母鸡取代混合散养。在一个相对小的鸡舍喂养100到200只鸡，产蛋量会提高，疾病会减少，被其他动物掠食时损失也会减少。
(2)“厚褥草封闭饲养法”。修建小面积鸡舍，在地面上铺一层8到12英寸厚的稻草或稻壳，每4到6个月清扫更换一次。首先，稻草、稻壳里含有鸡需要的维生素，能有效促进鸡的生长发育。其次，稻壳很充足，这在印度容易获得而且几乎不需要花费。最后，清理掉的铺垫物最终可以作为土地最好的肥料。印度传统养鸡模式，鸡需要自己觅食，并且时刻受到疾病、鹰和猫鼬的威胁，厚褥草封闭饲养法“不仅能够有效地对家禽进行给料控制和卫生防疫控制，同时能够最有效地保护家禽免受捕食者的威胁”，[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27.而且它成本低，不费力，还能有效提高母鸡产蛋率。
(3)严格的卫生管理。农户只有清洁完鞋子和手之后才能进入鸡舍。鸡接种了疾病疫苗，一旦鸡舍中有鸡出现了疾病迹象，整个鸡群都会进行药物治疗。
(4)饲料。志愿者大量采购饲料和药品原材料，并搭配鸡饲料，按成本价出售给养鸡的农户。1964—1965年，印度大部分地区季风降水量少，甚至在一些地区没有降水。这一时期，喂鸡的粮食少且贵，商人们趁机囤积居奇。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畜牧专家的帮助下，和平队配置了新的饲料配方，大量减少了粮食投入。志愿者还从国际开发署获得了1500卢比的津贴投入到饲料企业。志愿者将饲料有偿卖给养鸡户，将所得的钱再投入饲料生产，为更多养鸡户提供饲料。志愿者出售饲料并非是出于盈利的目的，在旁遮普地区负责鸡饲料生产的志愿者肖恩·多尔蒂表示，“希望当地农民能够接手饲料业，并创办一个饲料合作社”。[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28.
(5)家禽饲养业衍生出其他产业。一些志愿者帮助农民组织成立了饲料购买合作社、混合合作社以及青年俱乐部。在孟买和新德里，志愿者开办了鸡蛋销售商店，并提供送货上门和餐馆提送业务。
(6)编写家禽养殖指导手册。志愿者比尔·多诺万、肖恩·多尔蒂为了帮助更多印度农民创建自己的家禽项目，他们整合资源，用旁遮普当地语言写了一本鸡养殖手册，一共印刷了1000册，每册低于1分钱。这本手册获得了成功，于是启发他们为后来的志愿者编写了英文版，用于指导其他没有家禽养殖经验的志愿者在印度开展家禽养殖工作。
3.志愿者在印度面临的问题
开展家禽养殖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们也面临一系列困境与难题。在志愿者编写的英文版指导手册前言中，详细列出了他们在家禽养殖过程中出现过的问题：
(1)没有合适的雏鸡。
(2)无可避免的社会偏见，家禽业是低级的。
(3)盗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优质的家禽饲料无法得到供应。
(5)当地人们不买公鸡，即便买也没有好价钱。
(6)没有鲜鸡蛋市场。
(7)没有专门人才。
(8)当地人没有钱。
(9)负责人拒绝考虑家禽业，拒绝预定。
(10)没有贮藏仓库。
(11)疾病随时可能让一切功亏一篑。
(12)历史上禽类没有经济效益。[注] “India’s Punjab Poultry Pundits Give a Boost to Production,” The Volunteer , Vol.1, No.4, February, 1963, pp.10-11.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志愿者深入了解印度家禽养殖的现状，并进行了多种尝试。例如，印度并没有稳定的鲜鸡蛋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教禁止信徒杀害任何形式的生命，这使得成千上万的印度教信徒虽买得起鸡蛋却从来不吃鸡蛋；另一方面印度人民普遍认为，鸡蛋是一种热食物，会使体温升高，所以热天气里，非印度教的印度人民也不吃鸡蛋。志愿者深感担忧，在几乎终年高温的印度，鸡蛋消费量持续走低会导致养鸡户以及禽蛋产业破产。
为了解决印度鸡蛋市场问题，志愿者一方面在大城市建立“鸡蛋营销体系”，另一方面在民众间开展科学教育宣传未受精的鸡蛋是没有生命的。封闭饲养下，鸡蛋都是未受精的，于是志愿者还给这些鸡蛋创造了一个新的名称“素食蛋”。一些饭店和商店也开始用这个名称进行宣传“素食蛋”既大又干净，而且经过仔细装箱包装，逐渐为印度人民所接受。很快这种鸡蛋在印度一些地区又有了新的名称，即“和平队蛋”。这个名称是由印度人民创造的。[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p.196-197.
志愿者还解决了人们对鸡蛋是热食物的误解。他们推断：热天气里不能食用鸡蛋的观点源自古代。古时候，热天气里鸡蛋变质很普遍, 变质鸡蛋容易引发疾病。志愿者让养鸡户在阴凉处存放鸡蛋，并在商店搭建临时冷藏室，同时确保先卖陈蛋，以保证鸡蛋新鲜。
具体有多少印度人被“素食蛋”理念或“新鲜鸡蛋”的保证所说服无从考证，但在季风来临前的酷热时期，仍有鸡蛋销售出去，甚至在部分大城市还出现了鸡蛋供不应求的现象。
不过，和平队志愿者并没能顺利解决家禽饲养业面临的所有问题。布伦特·阿沙布兰纳到达印度后访问的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是旁遮普省南部的4名年轻人，他们中有3名为家禽养殖志愿者，分别是肖恩·多尔蒂，比尔·多诺万以及汤姆·基辛格。通过实地考察与了解，布伦特了解到志愿者遇到并已处理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志愿者家禽养殖工作让部分农民受益，但仍暴露出了一些未解决的困扰。布伦特问志愿者：“(农民)得有一些钱才能开展家禽养殖吧?”志愿者比尔给出了答复：“对。我们没法帮到印度最底层的农民——‘神的子民’。我们帮助有点积蓄的农民，让他们能有更多一点儿积蓄……”
要饲养家禽，至少得有几百卢比现钱可以投资进来或者具有固定资产向政府进行抵押贷款，但印度大部分农民为无地贫民，没钱没地，志愿者们难以帮助到这些最贫穷、最底层的印度人民创办鸡舍。在印度各处也有少数志愿者成功地从一些慈善机构获得了保证金用来帮助一些印度贫民开始饲养家禽，但这种情况毕竟少有。
布伦特指出，“志愿者没帮助到印度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共事，但他们帮助到的农民也是很贫穷，当然也非常需要通过养鸡获得一笔额外收入。更为重要的一点，这些贫民比‘贱民’更能抬高家禽业的社会地位，让家禽养殖获得社会尊重。在印度如果家禽养殖业由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开展，将更难获尊重。”[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31.
4.家禽饲养计划的成效
总的来说，家禽饲养计划是奏效的。印度大多数邦的畜牧工作人员对和平队志愿者都感兴趣，或者至少是愿意接受和平队志愿者开展家禽饲养工作。截至1962年12月，志愿者创办了24个鸡舍，平均每个鸡场养有200只鸡，其中两个的养鸡数量甚至达到了约1000只。1963—1966年，印度17个邦中有10个邦请求并接受了志愿者开展家禽养殖工作，而且在接受第一批后，所有的邦都请求再派更多的志愿者。到达印度的第5批和平队志愿者全是家禽饲养志愿者，他们被派往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开展工作。1961—1976年，和平队在印度的十多年中，据统计，家禽志愿者至少与1万名印度人共事过。这1万名印度人中后来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了成功的家禽商人或者从事与家禽相关的其他副业；印度建立了两座大型商业化孵化场，推销优质的杂种鸡；家禽志愿者使得许多邦的家禽饲养计划大获支持，同时也补充了国际开发署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家禽志愿者使印度政府开始关注禽蛋产业，并考虑将禽蛋和禽类产品发展为灵活的农产品加工业。[注] 以上数据来源：“India’s Punjab Poultry Pundits Give a Boost to Production,” The Volunteer , Vol.1, No.4, February, 1963, p.11; Ashabranner, A Moment in History , pp.194-195。
和平队的家禽养殖项目给印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来自美国密尔沃基的鲍布·古尔德是特莱家禽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家禽养殖是一件大事”，[注] “India’s Punjab Poultry Pundits Give a Boost to Production,” The Volunteer , p.11.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肖恩曾算过一笔账，“建一个这样的鸡舍大概需要花费300卢比，一天大的雏鸡是1卢比1只。一个农民饲养300只雏鸡平均约有25%的死亡率，等雏鸡长到3个月大时，农民卖掉其中的公鸡，这样就能回笼买鸡和买饲料的费用。此时农民还剩下约100只下蛋母鸡，这些下蛋鸡每年需要花费50卢比的饲养成本。假设1只下蛋鸡每年能产蛋250枚，每枚鸡蛋能卖25派士(0.25卢比)。那么每只鸡的每年纯利润为12.5卢比。这不是一大笔财富，但却是农民养鸡之前并没有的收入。”[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p.127-128.旁遮普一位养鸡的农户说，“我把赚到的钱的一部分用于送我最大的女儿去上中学，她是我家族里第一位上完小学之后继续上学的女性。”[注] Ibid., p.199. 这个农民决心继续女儿的学业，并不仅仅只是因为钱有富余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家禽饲养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他变得眼界更开阔，更自信了。
一位印度官员说，“他们(和平队志愿者)是催化剂。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都知道，也曾小规模地做过一些(却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他们有魄力和活力去带动村民们行动起来。”旁遮普地区的志愿者们从不宣称自己是先驱或是专家。一位志愿者回应说，“我相信在我们之前就有人看到了这一点。”另一位志愿者说，“在我们到来之前，人们对家禽业就已经非常感兴趣，我们只是提供了帮助。”[注] “India’s Punjab Poultry Pundits Give a Boost to Production,” The Volunteer , p.11.
家禽饲养计划是成功的，和平队希望通过让志愿者从事有用的工作，了解受援国以及受援国人民，同时也让跟他们接触的受援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绝大多数家禽计划志愿者们做到了。不过，几百个家禽饲养志愿者对于印度这个人口大国来说远远不够，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印度的发展问题。
(四)和平队在印度的医疗卫生项目
1.医疗卫生项目的必要性
20世纪60年代初，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平均每8000人配有1名医生。在亚洲一些国家，一个国家护士的总数比美国一家大医院护士的数量都要少。在南美洲的部分地区，每1000个孩子中就有300个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死去。总之，世界上大量生命死于人类医疗技术已能够预防和控制的疾病，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进行改革发展的尝试，却因人民身体虚弱而频繁受阻”。[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109.为了发展，这些地区迫切需要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来抢救发展所需要的人力。
而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医生大都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能够提供医疗培训和实践的最好设备。随着医生越来越专业，他们会越来越远离急需医生的乡村社区，而城市里的医疗专家却过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和平队认为，医护人员“加入和平队有望回归到医疗实践的基层”。和平队相当于是给志愿者提供了一次为期两年的学校惯例的见习期，志愿者的足迹遍布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见习内容涉及外科、妇产科、儿科等领域。而且海外服务过程中，“他们能用的唯一设备就是双手，仅有的麻醉剂就是安抚的话语，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情”。[注] Sargent Shriver, The Point of Lance , pp.160-163.这样的经历能够大大培养医护人员同情心、耐心、忍耐力以及谋略。
一部分和平队志愿者被派往发展中国家开展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志愿者医生、护士、护理教师、医药技术人员、卫生专家等。事实上，和平队认为，“几乎所有的海外志愿者迟早都需要参与到公共卫生工作中去，小到处理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蛇咬伤，大到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饮用水被污染的危害。教师志愿者通常还需要为学生安排体检、接种疫苗、进行健康教育。”[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109.和平队志愿者培训，除了教如何保持个人卫生，还会统一进行公共卫生教育与培训。这样一来，不管志愿者在哪里开展志愿服务，都能够更好地进行卫生与健康教育。
2.印度和平队医疗卫生项目实施情况
印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里有近50万个村庄和成百上千的拥挤的城市，医疗卫生现状存在很大问题：营养不良、对疾病起因的缺乏认知、村庄水井污染、城市水污染、缺乏医药用品和医疗服务等。
志愿者里拉·舍恩菲尔德加入和平队之前，有八年护理工作经历。加入和平队之后，她被派往印度昌迪加尔一所研究生教学医院开展工作，主要负责为该医院建立一个心内直视手术的手术室。昌迪加尔是印度旁遮普省的省会城市，是印度最现代、最发达的新城市之一。里拉工作的研究生教学医院代表了印度医疗卫生领域的最高水平：医院可以容纳1000张床位，医疗队伍里很多是印度医疗卫生领域的顶尖专家。但这座医院仍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印度的医院通常是由政府或宗教机构运作，这两类医院都过分强调论资排辈，并不看重个人成就，这扼杀了医疗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其次，在印度，护士不是很受尊重，印度传统文化中认为处理身体和疾病的工作不干净，甚至医生对护士也缺乏尊重；最后，护士要对其科室的医疗器具负责，若有丢失，就要赔偿，于是护士容易滋生疑心，且害怕担责任。通常她们会把所有医疗用品用钥匙上锁，每天花大量工作时间清点和记录医疗用品。
里拉认为，“与所有志愿者感受到的一样，手术室工作是典型的既有挫折、难题，又有满足感的。”她发现手术室缺乏专业人士以及无菌操作意识，这必然会妨碍心内直视手术的顺利进行。另外，护士缺乏组织，对病人和工作缺乏责任感。到达医院之后，她的首要工作便是通过反复示范、多次重复，引导医护人员建立对基本清洁、无菌的认识。第二项任务是制订手术室工作细则和小时工作制，让科室护士建立责任感，做到互相信任。里拉把所有医疗用品拿出来，不上锁，让每个人负责保管一些。如实报失、报损的护士不会被罚。这一活动非常有效。第三项工作是经常探讨社会对护士的态度问题。护士们意识到，“为了获得社会对护士职业的认可，她们必须要提高服务标准。”
里拉到达医院的6个月之后，这所研究生医院成功地进行一例心脏直视手术，这离不开和平队志愿者对印度医疗卫生系统做出的努力。里拉表示，“我和手术室的护士们都无比骄傲。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想到同事们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理解，我充满了希望。”[注] Lila Schoenfeld, “Volunteer Nurse Finds Her Work in Chandigarh,”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12.
在印度，像里拉这样在城市大医院开展志愿工作的医疗卫生志愿者仅仅是少数，大部分医疗卫生志愿者在印度的边远农村，那里的公共卫生条件跟城市相比更糟糕、更复杂。印度农村人口大都相当贫穷，多数村民每天只吃一餐，因此营养不良。村民得病率特别高：麻风病、伤寒、肺结核、贫血、蛔虫病以及各种皮肤感染十分常见。
玛丽安娜·多姆考斯基在加入和平队之前曾在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医院工作了四年。加入和平队之后，她被派往印度南部一个偏远村庄，担任乡村护士。1964年4月她在《志愿者》上发表一篇文章，记录了她的工作日常：
“护士，我的儿子两岁了但还不能走。”我看到面前有一位瘦骨嶙峋的小男孩，他双眼深陷，显然，这是一例严重的营养不良患者。
“我早上喝了咖啡，晚上吃了一盘米饭。我们家没钱。”
“护士，我们村所有的小孩都得疥疮了，请过来帮帮我们。”
“我前7个孩子都是一出生就死了，请让我的这个孩子活下来！”
“我和哥哥独自生活。我们的父母死了，没有其他亲人。”这两个孩子，一个14岁，一个16岁，得了麻风病，因而备受歧视，村民们也不愿意接触他们。[注] Maryanne Dombkowski, “Nursing in the Village,”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13.
乡村医疗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治疗病人、示范如何给婴儿洗澡、产前护理等，但印度人口太多，而志愿者人数少，志愿者往往需要在多个村庄间奔波。玛丽安娜每个月有两周时间，需要前往50英里外的村庄开展卫生教育。他们走路或是坐牛车，每天要完成约8英里的路程。他们在村里上课，教当地村民营养学、个人卫生、除蚊、预防肠虫、蛔虫、结核病和疟疾，同时也教他们如何挖和使用简易公共厕所。
志愿者的到来，对当地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于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志愿者的力量毕竟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现状。再加上印度的传统积习已久，更是加大了阻力。比如，志愿者在印度很多乡村遇到村民拒绝给婴儿洗澡的情况，因为村民认为当天不宜洗澡。正如玛丽安娜所言，“在印度，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但做得太少了。”[注] Dombkowski, “Nursing in the Village,” p.13.
(五)和平队在印度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据统计，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营养不良或营养失调，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平队希望把美国农业技术知识和农业生产经验带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实践中，帮助当地解决粮食问题。这些和平队志愿者为农业技术推广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农民尝试新作物种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新的市场策略”。[注] 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108.
印度从独立之后开始，就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急需把国内温饱型农业转型为一种新型农业。这样不仅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印度人口，而且还能带动工业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平队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进入印度。但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长期工作，并不是志愿者在短短两年服务期内就能完成的。志愿者大部分时间都是骑着自行车在印度各个村落中奔走。这里旱季炎热干燥，尘土飞扬；雨季阴冷潮湿，泥泞不堪。志愿者跟不认识的农民交流或去拜访熟悉的农民，或给少有的愿意尝试新技术的农民提供帮助。印度国内的人口、气候、社会体制、风俗等因素限制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
首先，人口问题。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且大部分为农业人口。印度4.5亿的人口居住在面积约为美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320人，而美国只有40人。印度的人口以每天3.5万人的速度增长，年增长率为2.3%，远高于当时1.8%的世界人口年增长率。据统计，当时一名志愿者要对应近400万名印度人民，因此志愿者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注] 以上数据来源： Charles Houston,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8。
其次，气候问题。印度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季风气候并不稳定，容易给农作物生长和收获带来影响。第一批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中，有两名农业技术推广志愿者接管了旁遮普地区一处国营农场，他们通过示范种植，试图让农民引进新的小麦品种。在志愿者的精心培育下，小麦长势惊人。然而，就在收割前的一个星期，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剧烈的冰雹将这些小麦打落一地。当地农民对小麦受灾记忆深刻，却对小麦的质量并没有多大关注。
再者，印度国内的体制限制创新。和平队农业技术推广志愿者必须在现有框架下开展工作，这些计划表面上相当完善，却并不切合当下具体实际。查理·休斯顿指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水稻，然而种植小麦会收成更好，也能卖个更好的价钱。而农民种植水稻，只不过是因为他的邻居种植的是水稻，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种植水稻。”[注] Charles Houston,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8.
而且，在印度，老者备受尊重。对印度农民来说，和平队志愿者只是年轻人，而且还是陌生人。志愿者得不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农业技术指导工作严重受限，“少有的成功也只是发生在有条件进行尝试的富农身上，要想让最底层的贫农去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贫农没有资本进行冒险。
最后，偷盗现象严重。阿沙布兰纳·布伦特曾拜访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志愿者马丁·罗斯。马丁·罗斯独自在印度一个边远村庄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他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外人。布伦特拜访时，他正在向村民示范种植一个甘薯新品种，并已到了收获的时节，他邀请布伦特前往参观。布伦特后来回忆道：“他在地里挖下去，准备要给我展示一下样本。但是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又在另一处挖，仍然两手空空。他不停地挖不停地挖，依旧一无所获。原来有人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替他收获了，并且小心地将甘薯苗覆盖在地里，掩盖被盗的事实。”在返回途中，马丁勉强挤出了笑容，“不管怎么样，人们很快就会知道我的甘薯有多大，有多甜，这也是我为什么种的原因。”[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32.
除了印度方面的阻碍，和平队方面也存在问题。“文科学士通才”并不懂农业，加剧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难度。一名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因听过几堂有关印度农业的课程，最终来到印度在北方邦的农村成为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志愿者。工作的第一天，他随区域发展工作人员去查看农作物，途中他评价一块小麦地长势非常不错，区域发展工作人员非常礼貌地回应他：“是的，这是非常好的大麦！”两个星期后，他来到德里对印度和平队代表说：“我们一直都非常清楚我擅长的是什么，我无法做农业技术推广员，我适合的是做一名历史教师。”[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91.最终这名志愿者放弃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志愿者也明白，在印度停留的短暂时间并不足够让一切都发生改变。尽管如此，至少很多农民接触到了新理念，少量新技术得以在这里实施，而其他农民也会看到新技术的好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上也取得了进展。比绍利是印度北方省中的一个小镇，一批志愿者在这里为当地农民制造了一些轻型农业工具和一些新水车。格伦·埃尔金来自纽约北托纳旺达，是历史专业的文科学士，在加入和平队之前他曾是一位中学老师，他的妻子安妮是一名护士。乔·佩纳来自得克萨斯州，从中学时便在一家加油站工作。约翰·斯泰特尔来自威斯康星州。詹姆斯·林堡来自南达科他州，他获得了农学专业学位。这5名志愿者之前其实没有任何机械工作经验。除了生产农业小机械，他们还开展了一个培训项目，每6个星期教4名印度人修理农业工具、自行车以及其他的一些小机器。[注] “A Workshop in Bisauli,” The Volunteer , April, 1964, p.14.
大部分印度和平队项目都归入到以上四种类型，但是和平队的工作却并不只局限于这些。有志愿者还在体育教育、地质学、工程设计、建筑、工商管理、法律、图书馆工作、家政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不过这些志愿者人数很少，发挥的作用有限。
四、和平队撤离印度
(一)和平队在印度存在的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平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志愿者规模的盲目扩大出现了“数字游戏”(the numbers game)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大量文科学士志愿者在印度不能充分就业，甚至无事可做；志愿者的基本素质不能满足印度要求。这最终导致了印度和平队志愿者及印度政府的不满。
1.“数字游戏”
肯尼迪—约翰逊时代，为了让和平队在国会、国内和海外政府中能尽快产生重要影响，开展了“数字游戏”。和平队派遣了大批缺乏技能的和平队志愿者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布伦特·阿布沙兰纳担忧地认为，这一时期的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增长的承诺已经支配了其他所有的考虑”。[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35.
“数字游戏”主要源于和平队领导层的决策。沃伦·威金斯最早提出“大规模”的理念，他希望和平队能够以相对大的规模启动，并尽快向着更大的规模发展，“我们需要使它(和平队)变得重要，而除非它是大规模的，否则它不可能变得重要。”[注] Karen Schwarz,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p.35.施莱弗也认为和平队应该是大规模的，1961年年初，他对和平队工作人员说，“世界并不会等着我们用眼泪来填满大海”，并提醒和平队工作人员，“在并非必要的时刻预测和平队的极限，这将会是一个灾难性错误”。[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90.一方面，领导层希望和平队能够很快在世界上留下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大规模通常也是一件好事。而且，和平队也有考虑政治因素。施莱弗指出，一个规模小、发展慢、开支却很大的和平队并不太可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尽管和平队内部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和平队项目评估员大卫·戈尔曼曾建议，“我们对国会的基本策略是强调(和平队的)卓越与志愿服务，数字与这两者都没太大关系。”[注] Ibid., p.191. 但施莱弗并不接受这种质疑，他坚持认为，一个规模小且小心翼翼的和平队难以发挥作用。
肯尼迪政府时期，和平队“数字游戏”已有迹象。1961年和平队建立之初，志愿者总人数为2940人；1963年，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增加到了6646人；到1964年，志愿者总人数达到了10,078人。短短四年间，和平队志愿者人数突破1万人。[注] Hoffman,All You Need is Love , p.262.1963年11月12日，肯尼迪被刺身亡，当时的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随后继任总统。约翰逊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是和平队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和平队同样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认为，“和平队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工具，把美国青年的理想主义用于促进世界和平和理解的大业”。[注] FRUS , 1964-1968, volume 25, p.527.约翰逊更积极地致力于扩大和平队的规模和影响力。1964年1月16日，约翰逊向国会提交了1965年度财政预算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要将和平队的经费进一步提高，以便让和平队在1965年9月能够增加3500名新的志愿者，最终实现将志愿者总人数扩大至14,000人的规模。[注] Peace Corps FY 1965 Congressional Presentation, p.44. 到了11月，约翰逊写信给和平队，对和平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赏，认为和平队是在刷新与延续美国的拓荒历史传统，为美国在亚非拉国家中赢得了新的荣誉。同时他也提醒和平队，“现在不是躺在过去四年的成就上休息的时候，而应继续向前发展。在下一个四年里，我们必须将和平队的规模翻一番”。[注]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 1964, p.1294.
和平队财政年度预算汇总数据 [注] 财政预算与实际拨款数据来源于《和平队年度工作报告—— 1976财政年》。 单位：美元
数字游戏不仅体现在和平队志愿者数量的过快增加，同时也体现在和平队财政预算的过度扩张。1961年，和平队建立的资本是获得了国会专项基金支持。从1962财政年开始，和平队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每年都需要依靠国会的年度拨款。最开始，和平队的财政预算为4000万美元，到1964财政年，和平队的预算翻了两番，突破了1亿美元，而且自此开始，整个60年代和平队预算都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注] 和平队年度预算数据来源为 ACTION Fiscal Year 1976 Budget and Transition Estimate:International Programs (Peace Corps) 中附件A。
华盛顿总部和海外工作人员急切地希望和平队能够得到重视、能够有重要影响力，“数字游戏”的动机是好的。布伦特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和平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过快的速度让我们错过了路边的重要提醒和指路标志。”[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51.“数字游戏”导致出现了大量模糊的和平队计划和劣质的受援国项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平队项目制订者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和平队工作人员，对志愿者能在海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没有准确的概念。这最终导致在这一时期的和平队项目中志愿者几乎从事任何事情，从教学、公共卫生保健、农业技术推广以及体育教育等。和平队批判者认为这些劣质项目是“接近于小说的文学作品”。[注] Payne Lucas and Kevin Lowther, Keeping Kennedy ’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 :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 ,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83, p.54.1963年查里斯·皮特斯是当时的和平队评估部主任，他向队长施莱弗提交了一份和平队评估报告，指出“由于试图以一个并不完美的计划去玩数字游戏”，和平队正逐渐被“玩坏了名誉”。他认为自己作为评估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和平队高层决策者指出和平队正面临的重大问题。“数字游戏正在使士气受挫”，[注] Payne Lucas and Kevin Lowther, Keeping Kennedy ’s Promise , pp.25-26.大量和平队志愿者未能在受援国得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印度是第一批接受和平队志愿者的国家之一。到印度的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为26人，第二批为49人，总人数一直呈递增趋势。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约翰逊政府马上推迟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且原计划派到印巴的170名正在训练营中培训的志愿者也被分别派往菲律宾和关岛等地。即便如此，1965年年末在印度的志愿者总人数仍突破了500人。
和平队志愿者数量的激增，与印度和平队工作人员也有关系。布伦特承认，他应为印度和平队的“数字游戏”负有一定责任：“当我是新德里的和平队代表时，我接到了地区主任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有内部消息，一个前往非洲的30名受训者的项目将要被否决。他问我是否能够马上有项目提案。如果有，那么我将很有可能获得那30名培训完的志愿者。我的印度同事和我当时的确有一个刚起步的项目，仅从材料上看，这个项目听起来会很不错。本着获得更多志愿者的想法，我们打算提交该项目提案。项目获得批准，结果出现了许多问题，导致出现了大量不开心、没有价值的志愿者，和平队还需要为他们寻找工作任务。我为自己在这场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羞愧，我决心再也不要玩数字游戏了。”[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51.
和平队志愿者数量的激增，与印度自身的请求也有关联。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英迪拉·甘地访问了美国，她提出要美国再派遣425名和平队志愿者到印度，以此作为美印关系修复的象征。当时布伦特已成为和平队印度分部主任，他深感忧虑，认为即便美国能够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志愿者，但短期内和平队也无法为他们在印度找到稳定工作，更何况当时印度和平队的官员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但考虑到要快速恢复美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大量志愿者最终还是抵达了印度。到了1966年年末，在印度的和平队志愿者总人数达到了1264人，印度成为当时接受志愿者总人数最多的受援国。一位在印度的和平队官员痛心地说，“我不知道这个邦的政府需要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们不需要什么，他们不想要更多的志愿者……”[注] Payne Lucas and Kevin Lowther, Keeping Kennedy ’s Promise , p.35.于是，1966年之后，和平队相对减少了向印度派遣新的志愿者，在印度的和平队志愿者总人数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但是规模仍比较大，到1969年年末人数仍有452人。进入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超出负荷能力的大量志愿者实际上无法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印度政府开始逐渐减少对和平队志愿者数量的请求。1974年美印中止了和平队协议，“数字游戏”在印度真正宣告结束。
“数字游戏”问题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与和平队总部足够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数字游戏引起的副作用开始凸显，导致美印双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种种矛盾，具体表现为：
第一，由于盲目追求规模效应，大量志愿者来到印度之后，没有充分就业甚至是完全没有就业。志愿者经常因为不具备开展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或经验而无法就业。受援国工作原本需要的是某一方面的志愿者，而实际派来的志愿者却是另一种。
第二，由于盲目扩大志愿者的规模，致使许多并非印度要求的一些志愿者甚至是素质低下的申请者加入了和平队。许多和平队志愿者并未完成两年志愿服务期就离开了印度，这些人要不不熟悉印度提供的工作的业务，要不不具备承担任何工作的能力，他们在受援国往往无所事事，没有作为。但是和平队领导层对此并未重视，仍是相当乐观。杰克·沃恩对数字游戏并未表现出悔意，他说：“当你要开始做一件大事时，你就会遇到一些阻碍和各种各样的故障。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到我……我走遍了印度，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满意。”[注] Karen Schwarz,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p.53.
第三，导致志愿者不满。一名印度和平队志愿者说出了未充分就业甚至根本没就业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心声，他说：“它是一场灾难，在我们看来，和平队没有履行对我们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为我们找到为期两年的工作。它与我们玩了一个大游戏，让我们来达到印度，给了我们一个‘场所’，把我们列在其程序中，就是不为那个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注] Ibid., p.53.
2.大量文科学士问题
和平队志愿者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大学。大学毕业生对和平队兴趣最浓厚，同时也最具备进行海外志愿服务的条件：单身(即便已婚，通常也没有孩子)，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获得了学位，对世界充满兴趣，年轻而健康。[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144.和平队早期，重点招募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主要是人文学科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为理工类技术专业。因为在美国，大多数技术人才倾向于“就业早、结婚早”，[注] Gerald T. 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 p.178.他们较早地承担起社会与家庭的责任，这会阻碍他们加入和平队。而且和平队乐观地认为，文科学士虽没有某项技术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们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也更能接受各种各样的基本技能培训。和平队早期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文科学士能够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文科学士比技术人才能更有效地在受援国进行社会互动，能更好地实现和平队的首要目标，即促进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互了解。
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国内发展的迫切需要，他们希望和平队能够给予技术支援，认为和平队能够填补其在技术领域人才的短缺。早期和平队谈判者与这些国家接触时，对这些国家的期待也并不想表现得过于沮丧。和平队总部也有努力招募到有技术、有经验的志愿者：美国广告协会把和平队纳入到公益服务项目中；美国国内知名的广告公司Young & Rebicam策划和执行了和平队整个宣传活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经常呼吁拥有农业、工程、护理以及其他技术背景的人加入和平队；也用到了农业期刊以及其他商业杂志；和平队还与其他志愿机构建立联系，寻求特殊的招募服务支持。然而这些努力大都无果而终。和平队的招募数据清楚地表明，申请人大多都是文科学士。一方面是受援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和平队不想浇灭受援国对和平队的信心，这造成受援国对和平队能够提供什么类型人才存在很大误解。1963年，仅印度北方省就向和平队提出了250名在农业、工程、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受过职业培训或有过工作经历的技术型志愿者，其他受援国几乎也都有相似的请求。显然，和平队无法提供大量的有技能、有经验的志愿者。于是，和平队将招募到的人文学科毕业生进行短期的技术培训，再将其派往各受援国。
和平队为这类志愿者创造了一个新名称——“文科学士万金油”，因为获得文科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实际技能、技术培训或是技术经验。和平队认为文科学士具有海外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一些有利条件：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天赋以及对新环境浓厚兴趣；他们可能富有想象力、热情、适应能力强、具有耐心。“文科学士万金油”使得大规模的和平队成为可能，他们构成了和平队志愿者的主体。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文科学士不具备任何技能，几乎什么都不会做：他们不能向农民展示新作物以及如何恰当进行培育；他们不能在贸易学校给年轻人上课，教年轻人如何启动车床；他们不能修建桥梁或是修理拖拉机，其中女文科学士也无法教当地人缝纫、帮助当地训练护士或者管理化学实验室。如何有效地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这部分志愿成为和平队工作人员最棘手的问题。1969年5月，约瑟夫·布兰奇福德[注] 约瑟夫·布兰奇福德(Joseph Blatchford)由尼克松总统任命，任期从1969年5月1日到1971年7月1日。布兰奇福德是第三任和平队队长，也是共和党政府的第一任和平队队长。在布兰奇福德任期内，和平队成为新的志愿者组织行动委员会(ACTION)的国际部，他也是行动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 成为和平队第三任队长。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海外出访，让他深刻意识到了大量文科学士的问题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他说：“我接手的和平队状况已濒临破产，我总从受援国官员那里得到这样的反馈，‘我们非常喜欢你们的青年男女，但是难道你们就没有机械师、商人、农民、生物老师和护林人吗？我们这里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还在不断地给我们派来英语教师！’时代发生了改变，但和平队仍在做与它最刚开始建立时同样的事情。”[注] Schwarz,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p.157.
除中国之外，印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平队项目中有一些给印度带来了积极的改变，比如家禽发展计划和教学工作是成功的。但印度和平队同样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安排了大量文科学士志愿者到印度便是其中之一。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中很大比例为文科学士，这些志愿者缺乏技能和经验，短期内印度和平队官员难以为他们在印度找到合适的稳定工作。另外加上“数字游戏”，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人数激增，在印度的和平队官员没有能力应付这样庞大而缺乏技能的志愿者队伍。
为了解决文科学士志愿者的工作问题，印度和平队工作人员进行了多种尝试与努力。布伦特曾试图在医疗卫生领域为文科学士志愿者找到用武之地。
在印度很多地区，特别是边远农村，水源污染，人们营养不良，缺乏对疾病病因的认知、医疗卫生意识、医药用品和医疗服务。印度和平队工作人员希望文科学士能够给当地的医疗卫生带来改变。然而实际操作起来，这项工作其实并不明确也缺乏组织。印度和平队志愿者在医疗卫生项目上吃尽了苦头，几乎所有的文科学士并没有在村里或城市的卫生部门成为医护人员。一方面，印度的卫生部门人员紧缺，经费不足，志愿者无法得到卫生部门的专业指导或物质支持。另一方面，志愿者对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够、对当地文化缺乏深层次了解使得他们难以与印度农村女性谈论营养问题、开展示范教育。正因为如此，挖公共厕所、净化水井、处理污水和垃圾这些工作得不到落实。即便他们努力让当地对这些工作提起兴趣，往往因为得不到经费和设备，工作再次落空。
这类医疗卫生项目有着相同的弱点：志愿者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工作，也并不具备医疗卫生工作的必要技能；印度卫生部门对这些项目缺乏兴趣，也没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最终绝大多数志愿者徘徊在印度的各个村庄，徒然尝试做一些工作。也有一大部分志愿者完全丧失信心，要么回国要么停止尝试任何事情。剩下的志愿者选择转向别的领域开展工作，有的在教会学校做教员，有的加入饲养家禽的工作。一位和平队志愿者曾努力尝试在印度农村医疗卫生领域找一份工作，最终没有成功，他失望地说：“和平队欠我一份我能胜任的工作，一份真正的工作。只要给我一份工作，其他的就都不需要了，我不再需要你们的书，不再需要工作人员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不再需要你们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我的困难。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份真正的工作！”[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206.
布伦特·阿沙布兰纳的错误不是试图在卫生领域为志愿者找到一处用武之地，这个项目本身或许可能奏效的。他的错在于没有让少量文科学士先经过谨慎试点工作就派了大量志愿者在这项理想化的项目上。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问题也很多。这是导致布伦特·阿沙布兰纳没有提前试点重要原因。
另一个错误是，同样未经试点便让文科学士志愿者在小工业领域开展工作。印度有着成千上万的小型制造业，从生产球轴承到杧果罐头，数量很多。印度政府一直请求和平队派遣志愿者到当地制造业或相关产业中开展工作。印度需要有医学、电气工程、钣金、工模具制作、食品加工以及工商管理经验的志愿者。但是这些技术都不是那么容易学到的，华盛顿总部难以满足印度政府的请求。
和平队努力为文科学士在小工业领域沟通才找到可用武之地，寄希望于他们能帮忙促销、销售，能在培训中学到足够的工商管理知识以便在印度发挥作用。在印度的小企业里，有些志愿者确实了起到了作用。印度两名工业顾问志愿者并没有明确的日常工作或固定职务，也没有人想要咨询他们。其中一个志愿者从各类援助机构中获得一批机器和购买原料的资金，自己创办了一家玩具工厂。他打算让少量没技术、没工作的男子能在这里就业，进行培训，并能获得一定收入。培训之后，工厂为数不多的工人们开始生产出了一些很有吸引力的木偶和益智玩具。志愿者自己装货、开车送往新德里的商店，大约每两周送货一次。这两名志愿者在印度期间玩具工厂艰难地生存了下来，但他们走后工厂便不幸倒闭了。
大多数志愿者在企业里总是光看不做，或是与老板喝茶。印度小企业的老板们对待志愿者们非常礼貌，但同时他们也十分困惑这些志愿者能做什么。志愿者们也非常讨厌这种一无是处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他们经历的任何其他事情都要糟糕。
布伦特·阿沙布兰纳一次去拜访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三个月来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做的工作。布伦特认为他已经在快要放弃的边缘了。那天晚上，他开车到这位志愿者的住处，却发现其异常兴奋。这位志愿者说：“我今天工作了！我真的工作了！”他继续描述了他是怎么帮一个小工厂老板的，他指出了工厂的机器和生产原料可以更安全更有效地安排，并协力帮了忙。他觉得，“如果每天我都能够像今天这么充实，我就会是印度最幸福的和平队志愿者”。[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206.
有事可忙碌的志愿者，会认为自己与其他同事是有真正关联的。他们能够忍受因思念家乡、语言饮食习惯不同、艰苦的生活条件引发的各种挫折与难题。而且他们不仅仅能忍受，还能最终接受这些。但是多数情况是志愿者在小企业中无事可做。头三个月尚且能委婉地称为学习期，即便是那些有着能胜任的明确工作的志愿者，他们的工作也都并不容易。他们需要理解并不熟悉的体制和机构，要建立自信，要学会与当地人交流，要了解印度与美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要用他们并不习惯的工具、供给来开展工作。
这位志愿者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布伦特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得出他明天还会继续去找一些活儿做。这可能是和平队最低潮的时期。布伦特丝毫不否认，“和平队第一个五年最大的错误是安排了大量志愿者，他们没有实际的工作。”[注] Ashabranner,A Moment in History , p.208.
(二)和平队政策调整
尼克松政府时期，和平队开始进行较大动作的收缩和调整。1960年总统大选时，尼克松就对和平队问题进行了表态。作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附和竞争对手肯尼迪的提议。他批判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提议是“肤浅的，而且非常明显，仅仅是为了竞选的目的而炮制出来的。如果付诸实施的话，无论是对选择性服务，还是对那些在海外代表美国的有才干的人，都是有害的”。[注] Hoops,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 , p.33. 1968年，一向对和平队不太友善的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支持和平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从此，和平队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尼克松毕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刚入主白宫时，他并没有立即调整和平队，而是选择了接受和平队，并对其给予了支持。1969年和平队的财政拨款为1.128亿美元，与往年基本持平。尼克松还任命约瑟夫·布兰奇福德接替杰克·沃恩，出任和平队的第三任队长。
布兰奇福德上任后，为了解决和平队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提出了和平队的改革方案——“新指针”。方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制订长远的计划，派遣更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志愿者。各受援国和平队队长应与当地领导人制订一项使用志愿者的四年计划，“数量多少已不再重要，这甚至可能会形成不健康的依赖。重要的是提供现代社会中特别且常用的技术给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在这些国家是很难培训的”。[注] Joseph Blactford, “The Peace Corps:Making It in the Seventies,” Foreign Affairs , p.126.一位印度官员说，他们需要水稻和小麦项目之外的志愿者，这些项目已经在印度有很多年了，现在已经进入绿色革命的第二个阶段，需要食物分配、粮食储存和农用机械修理方面的志愿者。
第二，制订新的招募规则和方法，招募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具有某种技能的志愿者。和平队应该要扩大自身吸引力。很多美国人仍对和平队招募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大学毕业生而且年龄在30周岁以下才能加入和平队。为此，和平队应加大宣传，让新的消息流传，鼓励所有的美国人从事志愿者工作。和平队应改变以往主要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募志愿者的旧方式，吸引更多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队伍中来。和平队还应放宽以往对家庭的限制，允许已婚的美国人加入，携带家属去发展中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第三，调整与受援国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扮演的是“捐助者”的形象。美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标上了“慷慨”的印记，就好比一个“有钱的舅舅担心自己穷困潦倒的外甥会忘记他的慷慨”，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招致受援国的敌意而不是和平队援助想要达到的建立友谊。布兰奇福德采取措施想要将真正地和平队与受援国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一方面使和平队在受援国从事的各项工作既是美国的，也是受援国的，避免受援国人民认为和平队是美国的施舍；另一方面将和平队在海外50%的职位给受援国人民，使其能够真正共同致力于和平队项目。布兰奇福德访问印度时，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领导人就强烈要求和平队能够将一些责任分给印度当地的咨询委员会。
第四，鼓励和平队开展国际合作。鼓励和平队志愿者参与到国际志愿者活动中。和平队已经开始把志愿者派去参加联合国等倡导的志愿者活动中。
第五，利用归国和平队志愿者的海外志愿经历来帮助美国解决国内问题。美国没能充分利用归国志愿者这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实际上，和平队在海外的志愿工作经历和经验能够帮助解决70年代美国国内出现的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注] Joseph Blactford, “The Peace Corps:Making It in the Seventies,” Foreign Affairs , pp.126-132.
布兰奇福德“新指针”的实施给和平队带来了改变，但它无法解决和平队面临的所有问题。尼克松对和平队已获得的工作成效也并不满意，加上和平队志愿者及归国志愿者在反越战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加剧了尼克松对和平队的不满，使其更坚定地要削弱和平队。
尼克松派自己的助手帕特·布坎南“着眼于调查和平队在海外的重大失误，据我们所知，进而废掉和平队”。布坎南回复尼克松说：“我并不建议这种猛烈的行动。”他向尼克松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了处理和平队的三项具体措施。首先，败坏和平队的声誉，将掌握到的和平队失误以及负面的信息(包括和平队反对越南战争和与受援国政府发生争吵的行为)公之于众，借此破坏和平队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为政府采取行动整顿和平队制造舆论基础；其次，政府大幅度削减和平队的财政预算；最后，指令布兰奇福德对和平队进行整顿，致力于减少动乱，避免滋事，缩小和平队规模，改变持有强烈自由主义意识的左派青年在和平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注] Schwarz,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p.160.
布坎南的方案具有隐蔽性，可以避免因明目张胆裁撤和平队在政治上导致的严重后果，方案也得到了尼克松的赞同。尼克松指示布坎南说，布兰奇福德是“靠谱的，与他着手做吧”。收到布坎南备忘录的两周之后，尼克松对和平队进一步失望，他认为必须彻底裁撤这一机构。为了能够在将来的行动中保持步调一致，尼克松将裁撤和平队的想法和具体实施方案透露给了白宫幕僚。1970年3月，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在给约翰·艾尔雷斯曼和亨利·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提到，他感觉悄无声息地逐步窒息和平队和美国志愿服务队(VISTA)是正确的。他指出削减这两个组织的财政预算是实现目标应该迈出的第一步。”[注] Schwarz,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p.161.
从1970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对和平队裁撤到1974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和平队的财政预算逐年降低，其每年最终所能得到的财政拨款也大幅度下降，导致和平队难以维持培训和规划。布兰奇福德用有技能的志愿者重组和平队的计划也只能非常经济地开展。
1971年，尼克松终于按捺不住，取消了和平队在组织上的独立地位，把它变为新成立的行动委员会(ACTION)的国际部(International Operation)。在对和平队进行重组的过程中，和平队招募、训练以及与国会进行联络的部门都被行动委员会吸纳。不仅如此，和平队的信笺开头也被行动委员会取代，和平队队长的头衔也被要求替换成行动委员会国际部和平队副主管。施莱弗后来回忆说，这时，“在电话簿中，你已经找不到和平队”。[注] Schwarz,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p.162.和平队甚至还被要求放弃在组织名称、信笺开头、电话簿等一切能标示其组织身份的地方使用“和平队”三个字的权利。显然，尼克松试图用这些方式来淡化人们对和平队这一组织的记忆。
至此，和平队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无法同60年代相提并论。从1971年开始，和平队的财政预算和实际拨款额度均首次跌破1亿美元，实际拨款仅为9450万美元。到1972年，拨款再创新低，仅为7720万美元。1973年略有增加，但也远低于1亿美元。从1971年至和平队完全撤离印度的1976年，和平队的财政拨款始终保持在8000万美元上下浮动。财政拨款的紧缩，导致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减少。1970年，和平队志愿者总人数跌到万人以下，为7066人；1971年降至6894人；到1976年，和平队志愿者人数跌到只有5958人。
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人数统计数据 [注] 志愿者总人数数据来源于《和平队年度工作报告—— 1975财政年度》和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 p. 262，统计时间节点为财政年底。从 1975财政年开始，没有新志愿者被派到印度。 1976年，和平队撤离印度。
(三)尼克松时期美印关系变化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世界霸权逐渐衰落。而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苏联走出了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加紧增强军事力量，将其部署在世界上的关键地区。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开始重构美国战略关系。尼克松认为“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政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如果我们的援助能在某地显著生效，并且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们将会提供援助”。[注]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06页。 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减轻了其自二战之后承担的过多的责任，倡导在世界主要力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关系。尼克松与基辛格倡导新均势，力图让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都能够保持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稳定关系。基辛格认为“力量均势，这个在美国政治著作中备受诽谤的概念——使用时很少不在它前面加上‘过时的’这个轻蔑的字眼——实际上是和平的前提”。[注]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54页。 亚洲在美国的战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对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亚洲指的是东亚，南亚被给予的关注很少。到1969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对南亚的热情已经逐渐消失。美国忙于越南战争，而且1965年印巴战争之后许多美国人不再对南亚抱有幻想。1966年1月，美国同意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印巴之间进行调停，便是南亚在美国的战略中地位下降一个重要体现。另外，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大量著作中，均没有对南亚进行过多的描述。
尼克松政府关于南亚的目标就是避免给美国添乱，保持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尼克松心中对印度并无好感，他偏爱巴基斯坦。尼克松时期美印关系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危机和考验。尼克松对印度缺乏热情，有多种原因。
出于个人偏好，尼克松入住白宫之前就多次访问南亚，他曾经被尼赫鲁尖锐的批评怠慢而被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吹捧为英雄人物。1953年尼克松以副总统的身份访问了南亚。1967年，尼克松以私人和落魄政客的身份再一次访问了南亚。他在印度受到冷遇而在巴基斯坦被奉为上宾。而且，尼克松与印巴两国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尼克松与印度领导人英·甘地关系并不融洽，他认为英·甘地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高人一等的自负感，这让他十分不安。而尼克松与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关系则不一样，一方面巴基斯坦是尼克松落魄时仍尊敬地接待他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粗鲁直率的军事领袖也比印度那些复杂而且倨傲的婆罗门领导人更投合他的脾气”。[注]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杨静予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52页。
美国在亚洲的关注点发生了改变，重心转向了东亚，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大门，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1971年和1972年基辛格与尼克松先后访华。英·甘地对尼克松访华的态度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会谈的目的是建立友谊，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这一会谈也正被解读为是要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团体。如果真是这样，印度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但也绝不会被这些想要给亚洲国家发号施令的决定所约束。”[注] Harold A. Gould and Sumit Ganguly, eds., The Hope and Reality :U .S .-Indian Relations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 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m, 1992, p.102.美国开始关注中国，事实上意味着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体系里印度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不再把印度当作是对付“共产主义中国”威胁的潜在的民主的平衡力量，认为印度不再是能够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对手。
尼克松怀疑印度会放弃中立与不结盟，而印度认为美国重巴轻印是对它的威胁。随着美印关系走向冷淡，印度开始把苏联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71年印巴冲突，中国和美国都支持巴基斯坦。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告诉他，“我们的立场始终是支持巴基斯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印度人)专注于挑起事端，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注] FRUS , 1969-1972, vol.17, Document 140.10月，英·甘地访问美国时，尼克松向她表示，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苏、美三国的切身利益，“一旦印度发生战争，那就很难确切估计其他大国会采取什么步骤。”[注]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05页。 面对这种南亚局势，印度担心中、美、巴三国会形成一种战略协定，最终威胁印度的安全，于是迈出了背离不结盟的重要一步。1971年8月，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时，与印度政府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内容主要包含持久友谊、互不干涉以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合作的常规条款。基辛格指出，“条约的温和规定掩盖不了它的战略意义”。[注]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第174页。 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条款是第九条，它要求其中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另一方不得援助第三国，并且当一方受到进攻或被威胁时，双方应立即进行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苏联和印度两国在战略上形成了同盟关系。至此，苏—印和美—中—巴的南亚战略格局形成。这项条约加剧了美国对印度国际角色的怀疑，尼克松认为，印度已经成为苏联的代理人，美印关系进一步恶化。
印度与苏联、巴基斯坦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与印巴两国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巴基斯坦能够帮助美国实现打开中国大门的目标，发挥“通往中国的走廊”的重要作用，而这些显然印度无法做到。美国认为，随着尼赫鲁的去世和印度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印度很难作为一种领导模式，加上印苏关系的日益密切，希望印度扮演一种支持美国在亚洲广泛利益的角色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尼克松在给其助手H·R·哈尔德曼的备忘录中提到了他对印援助的态度，他说：“我对印度的态度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继续援助印度。但是我认为，不论我们如何快速地趋向印度，我们仍什么也得不到，只会让甘地夫人相信国务院是完全站在她那一边的，而总统是唯一与她对立的人。”[注] FRUS , 1969-1976, Vol.2, p.339.尼克松执政后的最初两年时间里，美国对印度的援助计划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基本是按照以往实行，印度共收到约15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注] Harold A. Gould and Sumit Ganguly, eds., The Hope and Reality :U .S . -Indian Relations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 p.95.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之后，美印关系跌至新低，美国随即暂停了对印度的各方面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收到的所有外国援助中有48%来自美国。到70年代，美国援助占印度收到总援助的不到5%。[注] Ibid., pp.101-102.
(四)和平队撤离印度
和平队志愿者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印关系的一面镜子。和平队在印度曾经大量存在，1965年印度一度成为接受志愿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进入70年代，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在高峰时期达到了1000多人，1970年缩减到582人，往后人数仍在减少。1971年印巴战争对美印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两国关系随即降到了印度独立以来的最低点。美印两国关系的恶化给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带来了重要消极影响：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停止了对印度的粮食和经济援助，而英迪拉·甘地则下令关闭有1200人之多的美国经济援助使团。她还下令将超过500人的和平队缩减为50人。[注] Peace Corps Annual Operations Report-Fiscal Year 1975, p.40. 到1973年，志愿者人数跌破100，仅剩下76人。1974年，和平队印度计划中止，美国停止派送新的志愿者到印度，在印度的志愿者也陆续撤回美国。到1976年，最后一名和平队志愿者撤离印度，和平队印度计划正式宣告结束。
和平队所在的受援国通常会给和平队项目提供帮助，主要是通过让志愿者能得到受援国国内资源的支持。受援国的帮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现金，另一种是物资、设备以及其他类似的帮助。1973财政年，印度政府对和平队的贡献总额为2.22万美元。1975财政年，印度政府的出资为零。1976年，和平队彻底撤离印度。
五、冷战视野下美国、印度与和平队
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亚洲的关键地区，印度自然是和平队的重要目标。印度是最早接受和平队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印度的和平队援助，具有主观上的利己之私和客观上的利他性和进步性。美国向印度派出和平队，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希望能稳定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使印度的发展纳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和平队对印度援助涉及的领域很多，但规模都比较小，并没有取得显著成就，更多的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生作用。
和平队志愿者在印度深入农村，在条件艰苦的地区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打消印度人民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印象，拉近与印度人民之间的心理距离，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平队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对印度的援助改善了印度人民的生活条件，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援助加快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和平队促进了美印两国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志愿者在美国培训期间，学习并了解了印度的历史文化，大部分志愿者还初步学习了印度当地的语言。在印度，和平队志愿者与当地人民朝夕相处，更深一步了解印度的风土人情。反过来，印度人民也通过与志愿者的接触，更直观清楚地了解到美国普通人民的生活。志愿者带来了美国的历史文化，通过耳濡目染和学校教学等方式，让印度人民更进一步了解美国。在相互交流和相处过程中，增进美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和平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始终是把美国国家利益作为该组织的最高目标。尽管印度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美国政府仍认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增长的印度比一个虚弱、落后的印度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进步，这样才能够保证它们不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希望把印度作为“民主的橱窗”，在与“共产主义中国”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并能够对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发挥示范效应。
对印度而言，和平队是印度对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印度自独立之后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目的是最大限度争取多方援助，实现印度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弥补资金、技术等缺口，印度需要美国的援助。1961年，尼赫鲁主动邀请施莱弗出访印度，印度成为最早接受和平队的国家之一。印度希望通过与和平队的合作，从美国得到更多援助与好处。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印关系出现紧张，约翰逊政府立刻推迟了对印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和平队当年也暂时取消了向印度派遣新的志愿者。战争结束后，英迪拉·甘地访问美国，请求派遣更多的和平队志愿者到印度，作为修复美印两国关系的象征。1971年，美印关系恶化，英迪拉·甘地下令将当时规模超过500人的和平队志愿者缩减至50人，最终导致美印和平队计划破产。1974年印度和平队计划终止，美国中止派遣新的志愿者到印度。1976年，印度和平队志愿者全部撤离了印度，印度和平队计划宣告彻底结束。
不难发现，和平队是美印关系的一面镜子。当印度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时，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极具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的国家也愿意放下文明古国的身段对和平队表示欢迎；当美印关系出现裂痕，印度需要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时，和平队成了印度向美国示好的一个重要工具，于是印度请求美国派遣更多的志愿者到印度；当美印关系紧张，印度需要向美国表示某种不满时，和平队便成为印度发泄不满的对象，毕竟和平队在美国政府中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机构，对和平队施压能够起到警告美国的作用。
可见，和平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志愿者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就像是一个政治足球，在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中被踢来踢去。
* 蔡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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