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情结论文,卡夫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诸多关于卡夫卡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就是，卡夫卡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其原因据说出于一种担心，怕那样一来，会把卡夫卡同犹太教联系太紧；会因为强调犹太教对这位杰出作家的影响而把对他的研究引向信仰主义的歧途。一些研究者对于卡夫卡第一手资料的提供者、最具权威性的卡夫卡学者、卡夫卡的至友马克斯·勃罗德的研究成果缺乏与其价值相当的评价，乃至持贬抑态度，也出于此因。有人说，“勃洛德是用宗教观点来看待卡夫卡及其作品的，他把卡夫卡看作‘今天的圣者’，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神喻，认为卡夫卡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最高正义，也就是要求把个人纳入天国的秩序之中”，“完全抛开卡夫卡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抹去了它们的任何社会批判色彩，这实际上是歪曲了卡夫卡的形象，降低了他作为作家存在的意义，也给卡夫卡研究制造了迷雾……”。（注：叶庭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这种看法是欠公允的。在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阐述中，渗透着许多宗教观点固属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他的朋友简单地视为一个笃信上帝的虔诚信徒；他谈到卡夫卡与犹太教的联系，其内涵远比这深刻得多。不能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一部犹太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犹太教史；研究任何一种犹太现象而又将其与犹太教截然分开，是不能想象的。此其一。其二，在勃罗德所提供的有关卡夫卡研究的材料中，并非都是宗教的偏见，并非总是把现实与人的问题，都偷换成了“天国”和人与上帝关系的概念。（注：参见《外国文学动态》，1985年，第12期，第22页。）不久前，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马克斯·勃罗德的《卡夫卡传》，披露了供我们“立体地了解卡夫卡”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可以澄清我们对卡夫卡的一些误解的。例如，“卡夫卡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群和爽朗性格”；在“对孤独的企求”中有着“跟人交往的意愿”。还有，卡夫卡对大自然，户外运动和游乐活动的浓厚兴趣，等等。（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这就在关于内向的、“病态的”卡夫卡的说法之外，揭示了另一个卡夫卡，一个外向的和健康的卡夫卡。
勃罗德的《卡夫卡传》的出版，一个重要意义，是用翔实的材料证明了，卡夫卡的犹太人出身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极其重要的影响，指出了卡夫卡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犹太民族文化的根基。
在勃罗德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注意到卡夫卡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民族的因素”（注：瓦根巴赫著：《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打开了认识卡夫卡问题的一个新的窗口，使得关于卡夫卡的研究，不仅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对于卡夫卡遗产认识的民族角度，并不排斥这位重要作家的世界意义，而是把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就曾指出：“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接着，在分析长篇小说《城堡》中K这个人物的可悲处境时，又作了更为深刻全面的阐述，说道：“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又说，在这里，“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犹太民族跨越纪元前后三、四千年的飘泊流离、屈辱受难的历史，还在童年时期就“感受到自己是犹太人”（注：罗纳德·海曼著：《卡夫卡传》，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的卡夫卡对此不能没有所知。特别是从11世纪以来的，处境更为悲惨的东欧犹太人的命运，更是卡夫卡所熟知的。他们住进“栅栏区”，遭到排挤、驱赶、备受歧视的状况，即使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获得了正式公民权以后，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他们远没有作为正式的平等公民被接受。卡夫卡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就描写了犹太人在革命期间如何不受人喜爱，书中有一段描写暴徒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犹太人居住区抄家和蹂躏。他们“聚集在街头巷尾，吆三喝四，他们大都是青年男子和醉鬼，遗憾的是也有浪荡女人。暴徒们闯入两家大门， 窗子被毁， 家具什物被拥到街上……反犹主义在卡夫卡出生（1883年）前后甚嚣尘上。在波希米亚（即捷克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夹在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往往充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的角色；一些煽动性的宣传加剧了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敌视和仇恨。1883年，匈牙利的小城蒂查——埃菲拉尔举行了谴责犹太人的审判，一个犹太人被指控出于宗教原因杀死了一个基督教姑娘，于是布拉格到处贴满了用捷克语和德语写的反犹主义的传单。
旷日持久的反犹情绪成了一次次对犹太人大肆杀戮的诱因。大屠杀从公元前70年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反抗到本世纪，一直连绵不断，其中荦荦大者，在卡夫卡出生前，就有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基督教军队像一把大镰刀一样掠过欧洲犹太人共同体，十字军穿越欧洲的道路洒满了犹太人的鲜血；接着是1648年乌克兰反抗波兰统治的赫米尔茨基大屠杀，十万多犹太人作了首当其中的牺牲品；再后，是1881年沙皇被刺所引起的反犹暴力事件，犹太人被杀者达百万之众。（注：贝尔蒙特著：《犹太人》，冯玮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25页。）
与大屠杀相联系的、犹太民族命运的另一特征，是流浪、飘泊，即所谓“大流散”。“大流散”时期自第二圣殿被毁始，历约1900年，东欧就是东迁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居住地。不论流浪还是在居住区，犹太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在基督徒眼里，被认为是另一个种族，是“天生的下贱货”。（注：罗纳德·海曼著：《卡夫卡传》，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他们的商业经营和生存缺乏安全保障，只能在恐惧中忧心忡忡地度日，不知什么时候，灾难会突然落到自己的头上。连卡夫卡的姓氏也成了犹太人恐惧自贱心理的暗示和象征。原来，波希米亚的犹太人几世纪以来只冠以希伯莱的姓，如：克姆·本·约瑟夫，是说，名字叫克姆，是约瑟夫的儿子；或者按他们的出生地称呼他们。现在，为了获得一个身份，不得不取一个捷克姓，“卡夫卡”原即捷克语的姓氏（KavKa），意为“寒鸦”。据说这是1688 年弗兰茨·卡夫卡的先祖遵照约瑟夫二世的圣喻，从皇帝提供的数量有限的姓氏中挑选的一个，而更受人尊敬的姓根本就没有列上姓氏单，所以很可能，选择“卡夫卡”这个姓，只是朝着通常拿来骂人的动物——如卡夫卡作品中出现的昆虫、猴子、狗或者啮齿目动物——迈出的第一步。
在逆境之下，如同历史上犹太人在残遭迫害时呼唤“弥赛亚”（救世主）出现一样，卡夫卡自然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产生亲近感。事实上，卡夫卡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自身的防卫武器。
不过，卡夫卡对犹太教的感情，他身上执着的犹太人意识和犹太情绪，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他经历中的一个年龄段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卡夫卡传记的作者们一致注意到1911年这个年份，注意到该年10月东欧依地语（注：一种希伯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种，为居住于东欧的犹太人广泛使用。）剧团（莱姆贝格剧团）在布拉格萨沃依咖啡馆的演出。在这之前，卡夫卡对犹太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由于很少到教堂去，加之从小就嘲笑父亲的所有犹太心理，从来不使用依地语（除非引用父亲的话时）；卡夫卡对犹太人没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但是现在（从观看了依地语剧团演出之后），他变了，好象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和求知欲，要了解犹太人，了解与犹太民族有关的一切。依地语剧团的演出和在这期间与剧团演员的接触（与团长洛维结为知交，爱上了一位女演员）成了一面镜子，使卡夫卡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失落的儿子的悲惨命运，产生了要回到母亲怀抱、“把脚下的土地踏得坚坚实实”（注：瓦根巴赫著：《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的强烈愿望。
依地语剧团的来访演出所引起的卡夫卡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伸及语言领域，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而用德语写作深感不安，尽管卡夫卡的德语被誉为当时“纯正的德语”，挑不出一点使用中的错误，但是，在他看来，德语并不是他的“家乡语言”。他惊讶地发现，使用德语，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特别是给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他不能像一个孩子应做的那样，去热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德语的妈妈一词不能确切地表达出犹太妈妈的含义。他感到，如果一个居住在中欧的犹太人，把德语当成自己的母语，就歪曲了自己同犹太民族的关系，他就被异化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卡夫卡进而斥骂犹太作家创作的德语文学作品，认为它是阴险的骗局。“这种作品没有真实的内容，因为它的语言不是自己的语言”（注：瓦根巴赫著：《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德语只是他用以装饰的门面，而不是他表达心声的手段。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感到自己是西方化的犹太人，失去了本民族传统的保护，因而没有一刻的安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具有犹太人本色的依地语剧团出现了。它给了卡夫卡一个弥补心中遗憾的最好机会。卡夫卡在这个期间和其后，以极大的兴奋和精神活力为密切自己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所作的一切，即出此因。勃罗德和海曼在他们各自关于卡夫卡的传记著作中，都较详细地记述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心态与活动。卡夫卡为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全力以赴、不知疲倦的。他起草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一场不拉地观看剧团的演出；筹办洛维的朗诵场地，并为之作开场白，还不顾父亲的恼火把这位素质优秀的朋友带到自己的寓所，请他讲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史，从而得以深刻地了解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正是这段经历引导着卡夫卡去研读格列茨编的《犹太史》和依地语文学史，这些书的内容大段大段地揭示在他的四开本笔记中。也正是受了那个事件的推动，卡夫卡更加勤奋地学习和钻研希伯莱语，学习包括《圣经》在内的犹太经典及希伯莱文化科学知识；他甚至拖着虚弱的身子去柏林犹太科技学院听课。
这一切，用卡夫卡本人的话说，都是为了把自己“身上的犹太因素聚集起来”。（注：瓦根巴赫著：《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众所周知，卡夫卡是一位视创作为生命的作家，创作的意义对他来说，又主要是内在情绪的宣泄，而这些情绪是和他对自己的犹太民族出身的意识有着极大的关系的。犹太情结像梦魇一样跟踪着卡夫卡创作的整个进程。看不到这一点，对卡夫卡许多作品的分析就难以进展和深入，特别是1911年依地语剧团演出事件后，在创作中自觉地融进对犹太民族命运和犹太问题的思考，更成为卡夫卡艺术构思的基本动力。
颇耐寻味而又绝非偶然的是，实现了卡夫卡创作上的“突破”，对其生活与艺术生涯具有关键意义的那“决定性的一年”（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正是紧接着的1912年。在这一年，卡夫卡完成了他仅用夜里八个小时一口气写成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小说倾注了作家的全部感情。一个善良、顺从的儿子，突兀其来地被暴戾的父亲无端地判处溺刑，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在《判决》中，卡夫卡第一次把他同父亲之间那种恨爱纠结的关系尽情倾泄于笔端。对父亲的恐惧，成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个最为触目的“母题”，而“父”的概念，在犹太人的头脑中，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通常的“父亲”，同时，它又是“上帝”，即所谓“原父”，故对父亲的恐具，也是对“原父”的恐惧。一部犹太史和《圣经》，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最好的注脚。犹太人认为，他们的飘泊和受难，是他们违背上帝的告诫而遭到的惩罚，而最早的负罪者，就是他们（后来扩及到整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天堂）。原罪观念固然不能、也不应作为解释卡夫卡作品的主要根据。但是，对卡夫卡的创作，千篇一律的、通通从社会学方面加以解释，恐怕也有脱离卡夫卡真貌之嫌，不利于全面认识一个真实的卡夫卡——一个犹太作家的卡夫卡。
《判决》完成后，卡夫卡开始进行长篇小说《美国》第一章《司炉》（1912）的写作，塑造了另一个被逐的儿子——卡尔·洛斯曼的形象。
1912年卡夫卡完成的第三个作品，是《变形记》。这是卡夫卡最具有内向性的一个短篇，写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被“贱化为动物”（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异化和逃脱异化的两难处境中，经受着极度的精神折磨，最后默默地死去。小说里的那位“父亲”实际上也充当了判决者的角色，他投打到儿子脊背上的那只苹果造成了对他的致命伤害。
从1914年到逝世前，10年之间，卡夫卡创作的长短篇小说中，关于犹太民族命运的思考，依然是我们探索卡夫卡创作思想的一条重要引线。例如，在《审判》（1914）中，“法”的残酷性与合理性，对“惩罚”的反抗与自省是悖论式并存着的。主人公约瑟夫·K 的“罪行”甚至可以从《摩西五经》找到依据。“摩西五经象征着、代表着宇宙的、普遍的法律”，它们“早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存在了”，“根据这些法，约瑟夫·K（卡夫卡也一样）已成为罪人， 因为他没有生育后代（上帝的戒律是：要生养众多）（注：罗纳德·海曼著：《卡夫卡传》，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这一观念也可以在卡夫卡那里得到印证。“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研究他的创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246页。）
这种解释模式，也可以用于分析同一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
短篇小说《乡村医生》（1916）和《致科学院的报告》又是两部触及犹太人命运的作品。在《乡村医生》中，出诊后返回时，在原野上游荡、像是迷了路的马和车上的焦急的医生，是犹太民族不幸经历的形象暗示。人或问曰：“你住在哪里？”答曰：“飘游不定。”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在漫漫岁月中“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不幸的民族”。（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被人关进铁笼子里的猴子的厉声呼叫像是在问：“哪儿才是我们的归宿？”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卡夫卡关于“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同化可能就意味着获救”（注：罗纳德·海曼著：《卡夫卡传》，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 310页。）的意识。寓言小说中的猿猴，为了被承认为人而做强化的训练，如饮杜松子酒，学说人语等。有的学者认为这象征犹太人为逃避迫害，获得自由而对基督教的皈依。但是，谁能保证皈依会改变犹太人的“卑贱者”身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呢？历史上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多次大批被屠杀，不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吗？
谈论卡夫卡创作中的犹太因素而不提他最后一部作品——短篇小说《女歌星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1924），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篇作品当然涉及到卡夫卡对艺术的观点，涉及到他对艺术与其接受者（读者、观众、听众）的关系的看法，但主要还是关于犹太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是其代表）与犹太民族大众的关系，特别是关于犹太民族大众对他们的艺术家的态度的思考。应该说，约瑟芬是有着为听众（民族大众）歌唱的强烈愿望的；她为自己的天才而骄傲，但又感到自己的艺术无法为民众所理解，要求得不到他们的接受。她为此而离开了艺术，失踪了。她的民族寻找她，怀念她，但却不觉得从此就缺少了什么，生活照样进行，民众继续走着自己的道路。
《女歌星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的核心，据说关系到一个独唱演员和女主角，她属于深得卡夫卡好感的那个依地语犹太人剧团。“耗子似的听众”就是既指这个剧团的观众，也暗示谨小慎微、与外界隔绝的犹太人——不管他们是布拉格的，东欧的，还是别处的；他们在古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便散居世界各地，过着艰难的生活。约瑟芬在危机时发出的尖细叫声，便“象征着在动荡不定、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犹太民族“所过的朝不保夕的日子”。她对艺术的执著、严肃的追求，她的“响亮而生动”的“尖叫”就是要唤起他们的“回忆”，使他们在困危之时坚强起来。然而，她为“纯粹的艺术”所做的呕心沥血的努力，却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说，“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是没有观念的”。（注：叶庭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第332页。）
这篇小说表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和“心灵的皈依”的。它是卡夫卡创作的犹太色彩和自传性最强的作品之一。
当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还要属卡夫卡的长篇名著——《城堡》（1922）。
《城堡》写的是一个叫K的陌生人和无家可归者， 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但没有成功。K怀着良好的愿望， 希望成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与人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在寻找一种有用的职业，也想结婚生子。但这一切都以失败告终。
小说以超现实的、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揭示了主人公“心中的寂寞”（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想进入城堡， 从最高统治者威斯伯爵那里获得准许，以便在城堡属下的村子里安家立业，因为夜深和路上积雪，难以成行，只得暂且在村子里的旅店住宿。K 当夜便被一个有后台的人盘查，声言“你不能住在这里”。第二天，他按计划前往城堡。城堡并不遥远，在前面的山坡上，晴天一眼可见，甚至可以听见从那里传来的钟声。然而，K始终找不到通向城堡的道路，走了半晌， 也不过是在村子里兜圈子而已。最令他烦恼的是，他发现，他身处其中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的世界：到处是怀疑的目光，冰冷的语言和推拒的手。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开与村里人沟通的渠道，被他们承认和接纳。一种悬浮在空中，失去了与大地的联系，乃至被遗弃的感觉强烈地占据着他的心。他向人们堆笑脸，巴结他们，逢迎他们，也无济于事。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也始终没有得到具有权威性的认定；使用了各种疏通办法，都一无进展，聊以自慰的一次幸福的婚姻也吹了。他不禁自问：我究竟是谁？旅店老板娘说：“您不是来自城堡”，“也不是村里人，您什么都不是。可惜您毕竟是某种东西，一个外来人，一个老是到处赶路的人，一个老是引起人们头痛的人，一个意图不明的人……”。（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这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失去了任何庇护的身份。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犹太人的命运，猜出主人公的犹太人身份，尽管小说自始至终没有露过一次“犹太人”的字样。K的不幸遭遇与犹太人的经历的相似性， 长篇小说“与犹太问题的并行性”（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是无需赘言的。 勃罗德干脆就说K是犹太人。 他深中肯綮地指出：“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的内容。”（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老板娘的话之后，勃罗德写道：“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所有这些声音。”（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是的， 那句话中的哪一句甚至都能成为一条迫害犹太人的罪状，煽起一场屠杀犹太人的反犹运动。查姆·伯曼特在其所著《犹太人》一书中谈到基督教兴起以后反犹主义的古典形式时说：“……是时犹太人之所以受到攻击，不再是因为他们傲慢放肆，桀傲不驯或刚愎倔强，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注：贝尔蒙特著：《犹太人》，冯玮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25页。）“永恒的犹太人的命运”就像是那句话的翻版：“别动，犹太人将被烧死。”（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城堡》是卡夫卡的犹太情结的一次最精彩的演示。
在结束这篇论文的时候，笔者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下开头引用的勃罗德的那个论点：在卡夫卡的《城堡》中，“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注：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卡夫卡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犹太民族生存状况的关注，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犹太民族的苦难史是人类历史的悲怆性的集中反映，所以，揭示犹太民族的悲剧命运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具有普遍的、全人类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卡夫卡及其创作、探索其遗产的珍贵价值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