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1]2001年在《论中国高一学生中英文阅读能力的相关性》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中国高一学生的中、英文阅读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文中，作者首先通过对阅读及阅读过程的阐述，廓清了“阅读能力” 的概念。本文认为：阅读能力即读者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和要求，相应地运用不同的技巧与策略以有效地识认、理解和/或阐释书面语篇的能力。它由语言知识、图式知识及阅读技巧/策略这叁部分组成。 基于这一认识，作者设计了中、英文阅读试卷及中文调查问卷各一份。来自湖南师大附中、中南大学附中及长沙外国语学校的65名高一学生参加了本次实验调查。调查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高一学生的中、英文阅读能力总体上不相关，同一体裁的中、英文阅读之间也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此外，高一学生的中、英文阅读能力均不受性别差异的影响。 本文认为，造成不相关的原因是中国高一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并没有完全形成，能迁移到英文阅读能力上来的非常有限；而某些可能的迁移也常常被语言障碍所阻隔。 针对本研究发现的问题，作者建议：为了提高中国高一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教师一方面要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向学生教授阅读技巧/策略并训练之；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大量的各种中文书刊，从而使其在练习阅读技巧/策略的同时扩大自身的图式知识。
官群[2]2013年在《跨语言学习心理测评——来自中英文阅读动机和阅读水平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在跨语言学习测评研究中,目前尚未有学者探究同一群体的中国学生的中英文学习心理如何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语言能力。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北京267名初中生中英文阅读动机,并同时测试他们的中英文阅读能力。在八个维度的阅读动机中,对中文作为母语和英文作为外语的阅读动机进行量化对比,中文阅读动机在自我效能感、好奇心、投入度、消遣娱乐性、社会伙伴态度五个维度上的表现高于英文阅读动机;而在学业成绩、工具性、社会家庭态度叁个维度上,两者没有差异。同时,相关分析表明,工具性与英文阅读水平密切相关;消遣娱乐性与中文阅读水平密切相关。此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不同维度的阅读动机分别解释中英文阅读水平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验证了阅读动机的跨语言性迁移特征,不同的阅读动机对中英文阅读水平起着不同作用。文章最后对中英文阅读教学提出了指导意见。
万立新[3]2005年在《从阅读课看文化对语言理解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教育部2003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要加强阅读能力的培养。因此培养阅读能力越来越被广大中学师生所重视。然而，有些学生尽管读了一些课外读物，做了许多阅读理解练习题，但阅读理解能力仍不见提高。语言水平低当然是一个主要原因，没有一定的词汇、语法、句型结构这些语言知识就谈不上阅读能力。但是，阅读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共同参与并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要取得优异成绩，除了要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外，还更多地依赖于非语言因素。因此，提高阅读水平，不仅要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而且要同样重视学生非语言能力的培养，并进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非语言因素指的是思维习惯、相关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阅读习惯、阅读技巧等等。其中文化对语言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化障碍会造成阅读障碍。 交际障碍实际上是一种由文化引起的障碍。交际障碍包括口头和书面两个方面。口头交际障碍比书面交际的障碍的范围要广，但口头交际障碍相对较易排除，因为，交际双方可以借助询问和对方的体语、情境和解释或说明等反馈以及其他方式比较直接、快捷地发现并排除。相比之下，书面交际障碍范围较小，但排除的难度比较大，且在时间上有滞后性，在空间上有间接性。作者一旦成稿使之成为读者的阅读材料时，其语言和文化信息的内涵就已发生且确定不变。读者只能依靠自己掌握的语言、文化知识对作者所传递的语言、文化信息以及作者依之思维和生活的文化进行理解、分析。所以对学生来说，遇到文化障碍的机会较多，排除文化障碍的手段也有局限，这加大了阅读文化障碍的识别及排除的难度。 文化障碍是学生阅读时的主要障碍之一。文化背景知识在阅读中的主要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研究文化障碍，对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水平，对促进阅读教学的总体发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本文对影响中学生英语阅读的常见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知识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找出文化造成阅读障碍的原因，并就改进阅读课堂教学提出一些设想。目的在于通过此文能够帮助学生意识到文化对于阅读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此文唤起更多的英语教师关注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输入，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赵厚勰[4]2006年在《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文中指出雅礼会是上个世纪初由美国耶鲁大学的少数毕业校友所发起和推动的一个组织，其初衷在于通过来华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到后来，其宗旨改为以办理教育事业为主，不再强调宣教的目的。雅礼会进入中国以后，首先选定长沙为其活动地点，先后开办了雅礼大学、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士学校，后来雅礼大学停办，又参与办理武汉的华中大学。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界对雅礼会在华的教育事业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界则作过一些研究，但仍有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鉴于此，笔者以雅礼会在长沙开办的主要教育机构(雅礼和湘雅)为研究对象，以雅礼学堂的创办(1906)为研究起点，以雅礼会撤离中国大陆(1951)为研究终点，主要关注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专业化发展状况，同时，兼而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深化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认识，并为今人提供一定的启迪与借鉴。 本文首先研究了雅礼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来华的初期工作，以揭示其在华教育事业之目的与性质。雅礼会诞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其创立主要受到耶鲁大学的宗教传统、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以及“庚子教难”和彼得金殉难事件等的影响。它的诞生是耶鲁大学的宗教活动以及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达到顶峰的一种表现。虽然它后来转变为一个世俗化的机构，但它最初是作为一个差会组织而出现的。 与其他基督教学校一样，雅礼会在华的教育事业也经历了中国化、世俗化和专业化的历程。所谓中国化，又称本土化，是相对外来而言，指基督教学校本土色彩不断加强、外来色彩不断减弱的过程。所谓世俗化，是相对宗教而言，即基督教学校宗教色彩不断减弱、非宗教色彩不断加强的过程。所谓专业化，又称学术化，是指基督教学校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致力于教育自身专业发展的过程。本文对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与具体体现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它们对专业化的影响以及相互关系。它们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互为因果。同时，它们各自也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背景与特征。总的来看，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中国化与世俗化较之一般基督教学校程度更甚，并对其专业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专业化的考察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分别考察了雅礼和湘雅的专业化，具体包括教学条件与办学情况、课程教学、师资状况、学生管理、经费问题等等。在考察这些内容的同时，本文注意分析其特点以及这些因素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并注意与同期其他基督教学校和国立及私立学校进行比较。由于以往对基督教中等教育和医学教育研究略显不足，因此
丁伟[5]2015年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叁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叁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叁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叁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王亚琼[6]2004年在《简本英文小说的阅读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文中认为基础外语教育中，“写”是四项基本技能训练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如何寻找一套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一直是教师们关注的话题。长时期以来，西方的外语教学一直注意着阅读和写作间关系的研究；我国使用的英语教材也遵循着把写作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编排次序。但是，在实际教学中，阅读和写作往往被当作单独的两项技能进行操练，这导致学生无写作热情和信心，无法形成新的，一种通过阅读发展写作能力的习惯，学生普遍对写作有畏难情绪，写作态度被动，写作能力滞后。 写作，在四项技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教育部2001年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对写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课程资源的新理念，鼓励选修课和校本教材的开发。因此，写作教学将是新世纪基础英语教学的重要课题。本论文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成果一阅读和写作的互融性关系和克拉申输入假说，采用理论探索、现状分析和试验设想的方法，提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产生脱节现象是学生普遍感到写作困难的症结所在，建议把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建立在世界名着英文简写本小说阅读基础之上。旨在用简本英文小说阅读写作法来粘连语言学习和运用的断层面，并借鉴阅读—讨论—写作综合教学法和过程教学法的教学模式，研讨适合于高中生写作的教学内容、定位教学方法及模式。通过糅合进统编教材、开设选修课和编写进校本教材叁种模式付诸实施，从而保证对新课标中写作教学任务的完成，激发学生写作热情、建立写作信心、初步培养写作技能，在提高写作能力的同时兼顾提高文学素养，同时也为选修课和校本教材的开发作前期准备工作。 论文首先强调了写作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并对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现状作了分析和思考。结果发现：在理论上，师生对阅读和写作问关系认识淡漠，对写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中，学生写作困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另外，由于高考的压力，师生均无暇顾及对优秀文学作品的了解和学习。针对这一现状，论文提出了具体对策。例如：加强中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加馨硕士学位论文MASI’ER，S’I’蛋l井二515强师资培训、改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模式等。 在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论文以阅读和写作间互融性关系和克拉申输入假设理论为依据，论述了把写作建立在简本英文小说阅读基础上不仅符合理论要求，而且适合中国具体国情，还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它的阅读难度略高于高中生现有水平，适合作为以写作为目的的阅读材料;它以读的形式出现，克服了听、说输入量不足的具体国情;它避开了中学生在听说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更符合他们的阅读心理特点;它培养了学生的高尚情操和文学素养。 接下来，在介绍国外盛行的阅读一讨论一写作综合教学法和过程教学法教学模式之后，又把国内现行的结果教学法与其进行对照，找出实际教学中的不足和缺点，然后综合众家之长，提出了简本英文小说阅读写作教学法的设想。 最后，作者通过教案的形式，建议把简本英文小说阅读写作法纳入教学实践中，通过蹂合进统编教材、独立成选修课和编写进校本教材叁种教学形式检验其可行性和实用性。并强调建立正确写作观的重要性，还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课时安排及教学程序作了具体阐述，形成了“信息输入一信息内化和加工一刁言息输出一评价”的教学模式。总结出了:在阅读简本英文小说基础上，形成新的，以写作为目的的阅读习惯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背诵使语言知识内化的独特性;尝试初步系统学习写作技能的必要性;和建立教师讲评，学生互改的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同时论文也指出了在构想和初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文体问题、教材编写和师资问题。期盼和同行共商榷，以推动教改的深入进行。
杨跃[7]2004年在《理性与躁动》文中提出“培训”这一大众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教育活动，却长期处于教育研究视域之外。本研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将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近乎全民的“培训热”这一文化现象作为透视时代文化特质与社会性格的窗口，将大众“培训热”的考察深进社会学的核心主旨和潜隐议题：“现代性与焦虑”：分析了“培训热”投射出的种种大众“焦虑”心态：个人(包括家长)的“饭碗焦虑”、“成功焦虑”、“身份(自我认同)焦虑”甚至“身体焦虑”以及企业与员工间的“信任焦虑”。正是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种种“焦虑”造就了培训的火红和混乱。繁荣与无序并存，理性与躁动共生，正是当下中国“培训热”的真实写照。在现象白描的基础上，又着力分析了“培训热”所蕴藏的“社会焦虑”如何被社会本身所建构?“全球化陷阱”、“专家神话”、“媒介权力”这些“匿名权威”如何为大众焦虑的社会建构推波助澜。 本研究秉持“面向现象”的研究方法论，借鉴了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符号学等视角和方法，尝试多维度的社会研究，综合运用了访谈、现场观察、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透过不同视角洞察种种“培训热”表象，解读当下中国大众情感的生存境遇及其困厄的社会根源。本研究不是对“如何进行和选择培训”等问题进行的规范性研究，而是试图透过“培训热”的各个“窗口”揭示出其背后的众生百态和社会特质；并且着力从社会批判视角进行“重思”与“否思”，通过对“培训(教育)公平”和“培训市场化”的追问以及对大众“培训热”的文化审思，加深对“培训热”的人文反思。 本研究通过揭示“培训热”的复杂性说明，表面红火的“培训热”正是中国大众遭遇传统与现代力量的冲突而心生出莫名焦虑的折射!其背后深隐着大众的无助、无力和无奈!透过“培训热”这扇窗口，触摸到中国大众对社会剧变持有的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和缺乏理智的群体躁动。社会的焦躁风气与个体的浮躁心理，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强化、互为因果。“培训热”绝不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凯歌高奏并人人受益的“终身学习”时代，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之建构会如此迅速而容易!我们呼唤信仰和理性的回归，呼唤新的信仰和理性的重建!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高一学生中英文阅读能力的相关性[D]. 张人. 湖南师范大学. 2001
[2]. 跨语言学习心理测评——来自中英文阅读动机和阅读水平的证据[J]. 官群.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3
[3]. 从阅读课看文化对语言理解的影响[D]. 万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4]. 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D]. 赵厚勰.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5].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
[6]. 简本英文小说的阅读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D]. 王亚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7]. 理性与躁动[D]. 杨跃.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标签：外国语言文字论文; 中等教育论文; 英语论文; 函授教育论文; 阅读能力论文; 阅读障碍论文; 读书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