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选择——基于良性博弈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考察东北，在长春召开的高级别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极论”：即“西部加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带动中部。”这构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方式重振东北的基础。然而，目标的明确并不意味着实现目标的坦途。我国在区域发展历史过程中沉积的种种痼疾与误区，以及东北地区长年以来计划经济所形成的种种障碍，无疑为以“四新方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了重重阻力。面对这种既涉及时间因素、又涉及多元主体因素的动态过程而言，现代博弈论以其理性的分析原则、战略性的宏观视野以及精确的分析手段，在众多理论之于实践的分析工具中脱颖而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而科学地设计出一种适合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途径。
一、良性博弈的现实价值论证
一般认为，博弈论是指一些个人、团队或国家等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取得各自相应结果的过程。[1](P3)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当事人进行决策时是有理性的；二是假设当事人总是选择使其收益最大化的策略。以现实社会的实际看来，这两个基本假设是科学的、合理的。[2](P9-P18)
博弈论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复杂的行为关系进行高度抽象，概括为行为主体间利益的冲突与一致，进而研究主体的策略选择问题。博弈论中最富实践意义的价值在于，其旨在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博弈过程，用集体行为取代个体行为，并保证个体在集体行为下的收益大于在个体行为下的收益，最终实现一种稳定良性的合作。
根据现代博弈论的理念与范式，一种良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至少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行为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到多个区域之间的政策与利益关系，而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在信息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的。现代博弈理论的观点认为，良性的博弈模式应该是“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行为”，这样博弈主体才能明确行为方向，进而提高行为效率。
二是博弈规则的制度化原则。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协调或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据此，博弈论认为，若要实现良性的发展模式，就需要建立一种可行的监督体系或合作制度，做为达成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的一种可操作的保障系统。
三是博弈行为的重复原则。现代化的发展观要求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博弈论指出，在单次博弈行为中，博弈方很可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而采取某种短视战略。但是当博弈不断重复时，博弈方就有可能获得完备的信息，并更多地考虑到“未来的效应”，从而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相互合作的优化战略，最终达到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加入WTO后提出的第一项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要点之一，因此必然面临着更加深广的国内外环境，同时也应该内含更加成熟的发展观。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先行者和改革开放的滞后者，如何不断汲取原有的经验并善于掌握新的指导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进而选择一种更为成熟的发展模式成为东北振兴一个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
二、我国区域发展之误区分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曾出台过几项重要的区域发展国策，如建立经济特区、开发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等，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中央、区域及地方等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也凸显出了一系列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振兴东北作为一项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充分汲取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宏观的思路比较与战略分析，统筹兼顾，因地、因时、因势制宜，才能避免陷入同样的历史性误区。
（一）扭曲化的“均衡”发展
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区域经济战略由均衡发展转变为非均衡倾斜发展，其战略转变的理论依据之一是梯度发展战略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某一地区范围内，经济技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经济技术梯度，应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并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转移，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极，然后利用增长极的示范、辐射、渗透等效应带动全国经济向前快速发展。在这种强调经济效益目标和非均衡发展战略导向下，我国的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忽视了平衡目标和比较优势的存在，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
（二）行为短视的“诸侯经济”
根据博弈论的观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将对中央和地方博弈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更接近信息源，因而拥有信息优势，甚至能够左右中央获取信息的多寡及其真实程度。
因此，中央在评价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时往往就只采取将同一地方过去的业绩作为标准的方法。而过去的业绩是与地方政府的努力有关的，地方政府越努力，好业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标准”也就越高。这种标准随着业绩上升的趋向被称为“棘轮效应”[3](P191)，或“鞭打快牛”。由此而产生联动效应就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反过来却在统计数字上大做文章，即所谓的“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如此一来，国家统计数字也就不够准确，中央制定政策，专家学者研究问题也就没有可靠的事实基础。
此外，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博弈中过分追求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置其他地区和整体利益于不顾，加之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扰和分割，势必不利于形成全国及区域统一的、有序的市场，进而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
（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化
所谓利益分化，是指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组合，以及各利益主体因利益实现渠道和实现程度不同而引起的效益差别。
我国中央与地方博弈关系的形成经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体特征是中央高度集权。改革开放后，中央在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决策便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分税制等财税体制改革。这些措施的实行极大的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由于改革过程中新型体制的不健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其一，中央下放给企业的管理权、投资权、物资调配权、金融控制权等基本上被地方政府截留，政企不分的局面纳入了更加复杂的地方利益格局中，造成政企关系的地方化。而中央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经济干预能力的下降，传统的“条条专政”让位于现在的“块块专政”。获得种种调控经济大权的地方一旦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便很容易萌生地方利益至上的观念，进而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其二，中央在财政上不断向地方让步，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0%以上降至现在的40%左右，大大低于国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中程度。
利益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冲突，有些学者提出利益冲突是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政治社会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但是当利益冲突超过限度、得不到控制时，势必对政治社会的存在构成威胁，从而也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合博弈模型的构想
新一届政府关于中国经济三极联动的思考，已经开始让人憧憬东北将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之后的中国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振兴东北国策，中央所能给的主要是鼓励地方体制创新的政策，而并非单纯的财政或信贷资金，这就要求无论中央还是东北三省地方政府，都要更新观念，顺乎潮流，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东北地区及三省地方经济发展优势的战略模型。
（一）非均衡博弈模型：比较优势下的适度倾斜战略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因此，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必须对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各个区域的共同富裕。这种适度倾斜、分区推进战略的实现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横向与纵向之间能否通过不断、有效的信息沟通，以正确认识自身的资源配置和比较优势状况，并据此确立今后该地区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这样，各地区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多元复合博弈下的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并最终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
目前，我国“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已经启动，此轮规划将加大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支点。因此，在设计东北地区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轻加工业产业已经充分竞争、国有经济之外的各种经济成分和开放程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之后，国内企业对装备工业的需求已经扩大，资本对重工业的兴趣也越来越重。这一点正是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依据。
但值得注意的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绝非仅仅是振兴工业，而是振兴整个区域经济，涉及到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因此，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过程中，既要突出工业对其他产业的牵动作用，又要注重各个产业对工业的支持，使工业与其他产业实现互动式发展。此外，必须转变观念，采用新的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工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移。
当然，在东北三省内部，依然存在着这样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在西部开发中，由于没有做到优势比较、集中投入，结果资金分散投放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各个领域，这样重复建设的效果自然不会理想。因此在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实践中，各省要通过反复的信息沟通以达成一种合作基础上的共识，并根据自身的资源和自然优势来发展适合本省本地区的产业和项目，然后集中投入，重点开发，尽快形成增长动力。
（二）良性博弈模型：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我国将在2004年改进GDP数据发布制度，逐步采用国际通用办法，确保数据的权威性，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以更宽广的眼光来审视中国GDP统计方式的调整，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的一个征兆，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贯彻实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决策。从增长到发展，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它意味着只注重数量增长，忽视质量、效益与可持续发展，不计环境代价和社会成本的传统增长方式的终结。这无疑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模式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此次SARS危机给国人最大的警示在于，GDP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数量指针，但是只看总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践中，各省都要确立新的发展观，进而全面转换政绩观念，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改革财政支出，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切实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从体制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的投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调整税制结构，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农业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改革的含义，与中央“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三省对各行政区和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也必须发生变化。为了矫正和克服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在政绩考核时加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考察，逐步将其他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社会效益等列入衡量参数的范围。在考核指标上，要放弃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联系的产值指标，代之以研究开发费用等标志着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指标。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模式中，博弈行为的制度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缺乏一种制度基石，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纳什均衡很容易被地方主义、机会主义等利益趋使而最终产生“蝴蝶效应”，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上述发展方向与经济衡量指标必然上升为严格的、可行的相关法规和制度，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合作式博弈模型：构建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诱导博弈主体真实地披露其私有信息；另一方面，限制博弈主体的利己行为及其产生的外部负作用。据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规范和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1.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有很大关系。目前，中央振兴东北政策的基调已然确定：即放松政策，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去激活东北经济，而不是像西部大开发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搞基础建设。因此，启动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成为东北振兴迫切需要突破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东北三省才能利用其资源、人力资本和优良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再次胜出。
2.加快行政法制化进程。克服中央政府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最有效手段，是把中央政府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要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度化、法制化。不仅要形成上下级之间的纵向互动监督，而且要形成同级权力间的横向监督，以达到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均衡状态。
3.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能与权力的划分，通常被称为事权的划分。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今后应该按照效率原则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增强一致性，中央与地方要相互适应，而不是单纯强调某一方适应于另一方。此外，要继续进行税制改革，将目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办法改为中央与地方分率征收，并通过合理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实现效率共享。
4.建立完善中央与地方两级调控体系。正确处理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中观调控的关系，必须科学划分它们之间的权、责、利，形成合理有序的调控体系。中央与地方在调控目标上存在着天然的不一致性，中央更偏重公平，地方更注重效率，在二者目标发生偏离时要寻找恰当的结合点：中央的宏观调控应多用经济性手段，减少行政性手段，宏观调控要有一定的弹性，只限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由地方政府进行微调。
（四）开放式博弈模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方面，各省应该从各自优势出发，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产的跨省重组和要素的跨省流动，调整产业布局，建立新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下好东北地区的这“一盘棋”，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提高东北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下面的矩阵可以通过数据推理帮助我们了解市场开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提高地方及整体经济效益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区域间竞争博弈效益矩阵
地区A
市场保护市场开放
地区市场保护1,1 4.5,-4.5
B
市场开放-4.5,4.53,3
地区A和B可选择的行动为市场保护或开放，左边数字表示地区B的博弈收益，右边数字表示地区A的博弈收益。地区A和B的行动组合一共有四种：（保护，保护）、（保护，开放）、（开放、保护）、（开放、开放）。假设地区A和B都采取保护时，双方只能从本地市场获利1单位；地区A和B有一方采取市场保护，而另一方采取市场开放时，市场保护一方不仅能获取本地市场利益，还可以获得市场开放一方的市场利益，相应为4.5个单位；市场开放一方却由于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丢失了市场，获得的收益为-4.5单位。若双方都开放市场，由于市场扩大，双方实力相当，大家都能获得3个单位的收益。显然，市场竞争博弈的帕累托最优行动组合是各方都选择市场开放。当然，这种结果是以各方都了解对方会选择市场开放时产生的，而这种了解是要通过区域间的重复性的长期化博弈行为实现的。因此，振兴东北地区的必经之路是首先形成一个没有壁垒的区域化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将东北地区放在一个整体经济平台上考虑。在今天乃至今后半个世纪中，与经济全球化相比，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中心的龙头带动要比经济全球化实际得多，重要得多。因此，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过程中，三省政府应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通过科学考察与财政支持，充分挖掘和发展各省的国际合作优势，以此来提升东北三省作为一个整体区域的经济实力和战略价值。
四、结语
从产业的发展规律看，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中国正处于“轻纺工业——重工业”这样一个阶段，重工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目前，中国的重工业发展还基本上处于一个自发性的、分散无序的发展状态，没有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都难以有效提高。而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作为脊梁的话，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永远无法真正确立。所以，振兴东北，重建中国重工业基地，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资本向重化工业的核心领域进一步挺进，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各种基础条件——便利的交通网、熟练的产业工人、已有的重工业体系必然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潜能和宏观效益。同时，伴随着西部开发力度加大以及由此形成的与东部之间新的联动关系，必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为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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