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关于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思考与建议_科技论文

科技进步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关于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思考与建议_科技论文

科技进步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必由之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思考与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进步论文,必由之路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建议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的根源是什么?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固化在其他生产力要素之中,成为最活泼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曾指提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越来越充分地证明着这一科学论断。蒸汽机的出现,促使社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从根本上动摇旧世界的强大杠杆。电的发明以及麦克斯威尔电磁理论的建立,开辟了新的经济时代,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二十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日益显示其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能力。引人瞩目的是,世界爆发了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仅经过10余年时间,就引发了以高科技产业崛起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这场革命的特点是:

1.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明显缩短

十八世纪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大约需要50年时间,从技术发明到商品生产则要经过100年时间,而今天,在转化较快的电子计算机领域,每隔6个月就有新产品问世,标志科研、试制与生产更加紧密结合,科学与经济发展日益同步。

2.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

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与传统产业结合,使农业、轻纺、机电、运输等产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形成了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及其拳头产品,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型计算机、高温超导材料、光纤通信等。从总体上看,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科技技术等“知识”型因素上升到主要位置,明显表现出科技、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所谓科技经济一体化,不是指在组织管理、投资与收益分配等方面形而上学的混淆和“统一”,而是指科技和经济的内在的有机融合,这种“一体化”是由科技与经济互相促进、互为决定的基础关系所决定的。当今表现在产品、价格上的经济竞争实则为科技进步的竞争。

3.科技发展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

粮食、环境、能源等许多国际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仅靠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科技力量或资金很难解决问题。只有实现国际间的合作,才能推动发展。如美、日和德三国公司携手共同开发256兆位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以共担费用、共担风险,成为世界强手既联合又竞争的范例。

另一方面,许多现代高技术产业受资源、地理、运输、环境的限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创造发明,既可在本国较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也可以迅速地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为英国发明,由美国开发,在日本形成了产业。科技开发与应用已经打破国界,促进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

这场技术革命揭示出,科技与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紧密,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十五年前,我们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选择,使整个国家的物质基础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今后十五年,中国经济要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下,继续保持较高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要提前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国家工业竞争力要在世界经济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及时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即“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

一、形势与任务

无论从国外发展经验和趋势上看,还是从国内发展需要上看,科技进步都是振兴国家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调整战略,赢得竞争——部分国家科技政策调整动向分析

二十世纪末页,国际经济市场上的白热化竞争,逐渐升级到整个产业鲸吞式的市场占领。其中的输赢高低,不仅取决于资本、管理制度、地理环境、社会人文背景,更倚重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这点在一些国家科技政策调整动向中可以清楚看到。

1.美国

美国政府历来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实现、保持美国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其研究开发(R&D)经费占联邦政府年度预算比例长期保持在6%左右。

八十年代,其科技政策特点是:将大量R&D经费投入到大学、国家实验室及联邦政府相关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而用于提高工业开发能力的比重不到10%;30%以上的R&D经费支出用于发展军事技术,但“军转民”速度缓慢、缺乏计划。进入九十年代,美国政府在提高工业竞争力思想主导下,对其科技政策进行了调整、变革。1990年10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第一个美国技术政策声明,一改以往政府在产业技术发展上采取的放任自由、不介入态度。其具体措施是:

①组建国家重大技术委员会,每两年向总统提交一份重大技术清单,并说明这些技术在美国的研究发展水平;

②改变只重视高技术军用开发的一惯作法,在商务部设技术局,负责民用高技术开发;

③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加大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比重。

1993年初,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政府,先后颁布《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和《美国变革设想》两份全面阐述科技政策和一揽子科技计划的文件。主要观点有:

①政府积极指导并参与技术开发。

②重点项目安排遵循四大原则:在科学与技术关系上突出商用技术;在科学研究上加强应用研究;在科研规模上侧重中小项目;在政府R&D经费分配上逐步调低军用比例。

③通过实施基础设施计划、职工培训、改革税务和外贸政策,促进科技发展。

导致美国对科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主要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受到日本、德国的强烈冲击;二是长期实行政府不介入工业自由竞争的政策,使美国经济实力下降,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外贸逆差,人民生活水准增长缓慢。

2.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采取“吸收型”追赶战略,建立起“官、产、学”三位一体,融产业技术引进、研究、开发、推广于一身,逐渐形成有序的产业技术引进、研究、开发、推广生产体系。八十年代初,日本工业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对那些曾向日本输出过大量技术的发达国家也构成巨大威胁。于是随着贸易摩擦加剧,类似“白坐车”之类的指责便纷至沓来。一方面,作为经济大国和技术强国的日本,为了改变国际形象,不得不收敛“拿来主义”的作法。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距离不断缩小,科学转化为技术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维持技术优势,不断提高工业竞争力考虑,日本也要调整科技发展的策略。

在此背景下,1981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科技政策指要,使日本从借用别国技术,转为创新技术。1986年日本内阁有史以来第一次就科技政策作出决议,规定今后科技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加强基础研究为中心,振兴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进入九十年代,日本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提出新的科技政策大纲,调整后的日本科技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①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加强基础研究。积极筹措研究设施和设备费用,着力改善研究环境。

②高度重视环境,能源综合技术开发及材料、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开发。

③在研究开发中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弥补自身基础研究之不足。

3.欧洲共同体

为在高科技领域中与美、日抗衡,不断保持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科技政策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①扩大了整体科研计划覆盖面,强调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中进行规划、合作。欧共体成立前十年,科研计划主要是针对煤炭、钢铁及核能等关键领域来制定的。八十年代初,当科学研究领域及规模逐年扩大,成为举足轻重的问题后,欧共体开始着手在大结构上协调科研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制定欧共体的第一个科研发展总体规划(1984-1987年)。当第二个总体规划开始实施时,科技开发政策已被赋予与欧共体其它政策(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政治大战略的一部分。从1992年10月通过的第四个总体规划看,欧共体所有科技活动都已纳入其中。

②把发展在工业竞争中有优势的技术领域,作为科技工作重点。德国新科技政策,一反过去力求在所有科技领域问鼎的做法,配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将科技投入重点放到环保、能源、卫生、交通、生物、微电子等领域,推动上述产业迅速吸收、利用先进技术。英国九十年代及世纪之交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是:继续保持和发展英国杰出的科技能力,同时建立更好的科学、工程和企业间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发掘英国科技潜力,为经济服务,充实改善国家生活质量。1994年,法国换届后的政府把加强工业研究,包括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促进工业企业与公共实验室合作,列在科技发展之首位。此外,这种战略调整,从欧共体科研发展总体规划的工作重心转移中,也可清楚看到:

第一个总体规划侧重基础性研究;

第二个总体规划强调发展实用技术;

第三个总体规划重视发展在工业竞争中有优势地位的技术领域。为实施欧洲统一大市场计划进行技术基础工作;

第四个总体规划,大幅度增加科研经费,1989年为642亿德国马克,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9%。这一比例超过了当年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为世界第一。在保持前面规划继承基础上,加强技术推广、人才培养、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

4.亚洲工业化国家

过去三十年中韩国经济突飞猛进,主要应归功于政府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了实现技术立国和跨进发达国家的宿愿,目前其科技发展战略正在从单纯引进、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转向消化、吸收,开发自己先进技术。主要措施有:

①增加科技投入。拟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92-1996年)将研究开发投资占GNP的比重从现在的2%提高到3-4%。

②重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八十年代后期,曾以价廉取胜的南韩制成品,竞争力明显下降。为了摆脱困境,政府采取开发新品、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等一系列的办法。1989年新设生产技术研究院,旨在开发同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技术和改良制品。1991年商工部拟在1995年前,以种子基金的形式投入约20亿美元,进行919项关键生产技术研究。

③振兴基础科学,加紧进行与高技术密切结合的大型研究开发项目。

九十年代新加坡逐步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晋升为发达国家,推动其前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高技术制造和优质服务两台“发动机”,新加坡的科技发展政策体现以下两个特点:

①着力发展微电子、电信设备、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药、光学及相关领域。把重点放在资本、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上,一方面可给本国产业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并避开新加坡在劳动密集产业中呈现的弱势(相对东南亚其它地区)。另一方面为建造高质的服务体系奠定技术基础。

②密切国际合作,深入科学研究和创新领域。未来的新加坡不仅是该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也要成为研究、开发、创新的中心。

分析有关国家科技政策调整动向,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科技政策正在成为主流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把制定正确的科技政策看做是保持(或获取)市场竞争力,提高国民收入,改善贸易逆差,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克林顿政府两份阐述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件,日本新制定的科技政策大纲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而,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部门的“领地”,必然受到重要的相关经济部门的密切关注。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变得愈来愈重要。

第二、提高工业竞争力和发展高技术夺取未来经济制高点,是世界各国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美国、西欧由注重科学突破,转向关心有竞争力的实用技术开发,日本、“亚洲四小龙”为增强发展后劲而加强基础性研究,均出自同一目的。完全可以预见,随着非正当贸易壁垒的瓦解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争夺市场为目的的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之战将变得异常激烈。我国科技政策若不对此做出迅速反应,科技体制不及时进行顺应潮流的根本性变革,将贻误历史带给我们的又一次发展机会。

第三、结合国家发展需求,选择关键技术重点突破,是各国进行科技政策调整所采取的共同策略。在科技发展领域日渐广阔,科技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有选择的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要通过一套信息反馈迅速、灵敏,覆盖面广的科学决策系统,提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清单。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必须得到经济与科技界的通力配合。

第四、寻求国际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大型科技项目是各国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实践许多国家意识到,在大科学和环境治理等领域中,如欲有所成则必需进行合作。于是,积极推出了各种国际间科技合作计划。我国有很好的技术积累和人才队伍,有广阔的市场,加强合作可以取它之长补己之短,达到技术、人才、资金的优化使用。要充分利用各国广泛开展科技合作的形势,以合作求发展,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依靠科技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有其有利的一面:第一,改革开放形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第二,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产业与技术大门类齐全的国民生产体系和比较牢固的工农业基础,能维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对来自内外的冲击(政治与经济上的),以及自然灾害有相当承受能力;第三,几十年的科学积累与技术设备引进结合,使我们能够在较高的技术平台上,保持经济、技术的自主发展;第四,极具潜力的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带来希望和机会。

但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现状和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对建设的保证程度,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需要。

——我国农业经过十四年改革和发展,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辉煌的成就就是基本解决了占世界人口总量22%的居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业作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础,要在新的平台上,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确实还存在着许多制约性因素:

①农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有限,根据预测:目前我国耕地面积锐减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而且有限耕地中脊薄土地约占1/3。人口、土地间的矛盾,在今后十几年中,对整个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②现阶段投入农业的资金和技术,同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需要比较,严重不足;③规模狭小的农户经营,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中竞争的需求;④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而生产资料供应价格却在不断上涨,增产不增收,影响农民的积极性;⑤滥垦山林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滥用化肥、农药、地膜等带来的污染,以及工业对附近农业环境的损害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不仅制约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必然要拖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要靠政策,靠投入,同时也要在发展农业科技,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上下大力气。只有在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综合防治病虫害,保护、更新土壤肥力,治理农业环境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把有利于增产、增收的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到农民手中,才有可能在资源、人口,经济发展需求重压之下,完成农业发展的又一次腾飞。只有积极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从电子计算机、遥感等高新技术的应用,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我国农业才能最终走出困境,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工业经济远没有完成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规模相当可观的传统产业,大部分仍在使用五、六十年代的落后技术装备,生产效率低,能耗高,产品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技术、装备引进,提高了工业发展起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自主开发、创新的能力,许多引进技术没有被及时消化吸收,技术覆盖面小,效果不尽人意,有些生产线甚至要靠不断的外汇投入维持开工,工业内部结构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缓慢,高科技产业发展处在“稚嫩期”,尚未形成能左右经济发展的能力;保持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的重任,绝大部分要靠传统工业完成,而传统工业又受到微电子工业发展制约,仍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准;化工、汽车等一些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行业,受到“复关”和知识产权保护浪潮的冲击,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继续靠拼投入、拼资源来维持短暂的高速发展,无异于“饮鸠止渴”,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走集约型发展道路才是唯一出路。

——主要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下降。

据有关专家推算,九十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要保持年均增长9%的发展速度,至2000年,相应的一次能源需要量为14.8亿吨标准煤,其中石油年产量需达到1.65~2亿吨,天然气为250~300亿立方米,原煤为14亿吨~15.7亿吨。我国油气资源尽管比较丰富,且分布广泛,但勘探程度低,地质、地面条件复杂,低渗透、稠油资源占有一定比例,给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利用带来很大难度。煤碳资源已探明储量9724亿吨,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70%,而且开采手段落后,资源利用率低,存在很大的浪费。由此可见,世纪之交时的资源供需矛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这种供需矛盾,将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前进愈演愈烈,制约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改变资源供应紧张的状况,要从“开源”、“节流”入手。加大投入、提高产量、理顺价格、放开市场均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则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没有先进的勘探、采选技术和钻采设备,所谓“开源”只能是一句空话。不解决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改变目前工业技术装备低效率、高耗能的落后状况,就无法进行“节流”。

——重要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能力不足。通信与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主要问题有:通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且发展失衡;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没有形成网络通道,无法发挥整体效益;技术装备落后,交通运输方面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水平,通信靠大规模引进有较高技术起点,但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还相差一大截。加快交通、通讯发展,使之能与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适应,除了要加大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进步。例如,没有“六五”“七五”在机车牵引力、重载技术方面的突破,我国铁路运输就不可能在运营增加1.02%、客货周转量却增加47.52%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完成运输大通道的任务。又如“七五”,我们在突破光缆、激光器等关键技术后,及时进行“三次群、四次群、五次群”光纤通讯系统的示范工程建设,时至今天,我国建成光缆线路已达三万六千公里,贯穿全国省会城市(除拉萨)的22条光缆已完成11条,从技术平台上讲,我们已接近发达国家,在通讯设施建设上,为下一步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工程打下了基础。

二、机遇和挑战

“依靠科技、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要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其二,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对此,我们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经济发展对科技提出广泛需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已具备一定的工农业基础,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向“小康”跨进的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消除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将被纳入议事日程。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今后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物质生产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设备中,属于七十年代水平的仅占20%,陈旧仍可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到55~60%,达到国际水平的仅有12.7%;企业设备中,自动化作业的只有2.6%,机械化的为24.85%,半机械化和手工作业的分别为33.7%和28.85%。过去,我们一直走的是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发展经济的路子,今天,如果仍然依靠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来支持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国力难以为继,而且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的迫切任务,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舞台。例如,如果用微电子技术改造旧机床和工业窑炉、电力电子技术、汽车电子化这三大项机电一体化目标得以实现,全国每年将节电1/15、节煤1/60,并大量节省油、水、材料和资金,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如果我国现有的6700多条造纸生产线有2/3实现计算机过程控制,每年就可造创30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我国经济发展就象成长的禾苗急需科技的雨露滋润。这种对科技的强烈渴求极有力地拉动着科技发展。

还应该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将使我国劳动力低廉的初级产品优势逐渐丧失。例如,美国、日本采用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以后不但职工人数减少几十倍,而且每辆车的生产时间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样就可以使发达国家在本国用比使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优异的产品。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能源的应用,降低了许多领域对传统材料、传统能源的依赖,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再靠出口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去换取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为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这种压力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科技的发展。

2.科技成就为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建国四十五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一只力量雄厚,能打硬仗,门类比较齐全的科技队伍。截止1992年,我国县以上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数达5440个,职工107.5万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约47.4万人。这数以百万计的科技大军在各条战线上,在面向经济建设,推动高科技发展,加强基础研究三个层次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其研究开发的内容几乎覆盖了全部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比较完整的科研与开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1980-1990年,我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4万多项,其中获国家奖励的4373项。在航天、计算机、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中我们也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这标志着我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科技问题,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已完成电子对撞机、高能加速器等大型科研工程建设,并形成了75个以“开放、流动、联合”为宗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在推动工业试验的同时,正在着手建立若干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能力建设上的成就,使我们可以源源不断的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优秀人才和技术支撑。

3.改革开放为促进“结合”创造了条件

①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引下,旧有的“科技经济两张皮”计划模式已经打破。国家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经济综合部门和各产业部门设立科技管理机构,作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接口”;二是加强国家宏观管理和调控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攻关,并逐步完善国家重点科技计划。事实证明,这两条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②科技拨款制度改革和技术市场建立,把大批科技人员引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发生巨大变化。科技成果已不再是实验室中的礼品、样品。她走出“科学家”的象牙之塔,开始为创造者、使用者带来经济效益。

③技术交流、技术贸易、技术引进,迅速提高了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科研开发能力。

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解决企业缺乏科研开发能力、压力、动力问题提供了机会,促进形成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新型科研生产关系。

⑤财税、投资体制改革,风险机制建立,有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投入不足问题。

4.技术革命变化规律为我们赢得发展时间

科技进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波浪式的渐进过程。量变并非停滞,只不过是新能量集聚形成的过程,一旦爆发,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同科技进步类似,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其大的波峰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革命。翻开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现代经济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及其推广应用的结果,每次产业革命都与技术革命相互对应。例如,自文艺复兴以来,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端于纺织技术的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得益于能源技术的革命;而本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则主要依赖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世界经济中心是随着科技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英国首先主导技术革命,而成为“日不落”的帝国;美国以科技革命领袖地位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进步本身规律影响着世界经济潮涨潮落。

进入90年代,从世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回落的趋势上看,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势能正在逐步降低,经济发展处于徘徊。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尚在酝酿。落在两次技术革命的交接部,给我们利用“后发效应”,实现科技和经济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中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对此,我们已有良好的开端。如:“华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人们告别了“铅与火”的原始时代,一下越过国外第一、二、三代计算机排版系统,直接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又如,我国电子通讯在落后美国近70年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光纤通信,超越以同轴电缆为主的通信发展阶段,缩短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在通讯手段上的差距等等。

(二)挑战

在中国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制约性因素。

1.人们在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一方面,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维持经济增长的发展惯性,使人们动辄要投入、要政策倾斜,而不愿在依靠科技使经济走内涵发展道路上做文章。另一方面,由于对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认识的不足,使人们又过份强调科技的研究开发,而忽略形成生产力诸多重要的经济条件。

2.长期以来,在单一、封闭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形成了我国各自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技组织系统。改革过程中,这种状态虽被打破,但仍没有革命性的变革。目前为止。虽然生产企业占据了几乎全部的物质生产手段和技改、基建投资;虽然科研机构集中了60%以上的科技人员,80%的科研装备,以及科研经费,但却各自为政,在封闭系统内部循环。造成资源、经费、人力的极大浪费,阻碍了科技第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3.科技计划与技术改造、基本建设、技术引进计划安排上相互脱节,科技政策与相关经济政策间缺乏协调,以及科技计划自身安排上的重叠、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科技、经济管理的宏观失控。

在计划管理上,习惯用产值、产量考核企业,忽视效益的提高和后劲的增强;而科技系统则以学术水平、成果数量来论成就,以成果鉴定为活动的终点,忽视了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考核和机制的健全和推动。

4.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带有强烈科技性质的经济行为。所谓科技性质就是指科技成果向商品化生产转移,需要通过大量复杂的研究试验,把它们变成成套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等生产要素。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目标是要产生效益,它除了取决于一项成果能否转化的技术因素以外,更主要地取决于市场需求、技术成本、性能价格比和生产配套条件等诸多经济因素。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设计、批量生产和经营销售组成的转化链条上,科研机构仅仅处于其中某一环节,难以完成整个转化过程。企业占据着从技术开发到经营销售的大部分环节,这些环节恰恰又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投入最集中、最具风险的部份。因此,转化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企业的行为,现代化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在这种条件下,作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如果仍把科研机构看成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是自己地位的依托,热衷于搞科研机构内部的产业化;如果一味把科研机构作为转化的主体,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导科研机构搞“小而全”,走所谓“自我完善”的道路。其结果势必违背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规律。当然,这里不能否认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科研机构,可以脱颖而出形成一定规模的高技术企业,但大部分科研机构将会受投资、空间、设备条件、经营人才等多方面的局限,不可能形成经济规模。

5.现代企业应是国家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但是,我国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目前还缺乏科技进步的压力、动力和实力,主要原因是:

①缺乏竞争,企业没有狠抓科技进步的压力。

世界几大汽车公司的争夺,几大名牌电脑公司的竞赛,几大石化公司的抗衡,无不给这些公司以巨大的压力。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等无不成为他们争夺的重要领域。在这样充满竞争的经济环境中,科学技术,不用提什么口号,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成为企业至胜的法宝。因为谁不积极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在技术上领先一步,谁就有可能招至灭顶之灾。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负盈不负亏,缺乏必要的抗衡、竞争与淘汰。

②缺乏追求更高效益的机制,企业难以产生科技进步的动力。

科技进步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对发展竞争力和高效益(即科技进步的价值观)的追求。科技成果一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可以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哪个大企业不为之怦然心动,趋之若鹜。而目前,我国的许多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只求企业近斯生存,不求企业长期发展,指望推销老产品创效益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③缺乏积累,企业无法形成科技进步的实力。

企业科技进步的实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金的积累,用于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多寡,象征一个企业的经济实力。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89年的研究开发经费为30亿美元,日本丰田公司1990年研究开发的经费为32.7亿美元,我国鞍钢这样的大企业,1991年留利仅为800万元,根本没有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二是人才的积聚,美国、日本的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均占全国总数的60%以上,我国企业仅占36%。由于国家缺少对企业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定、工资晋升、进修学习等方面政策倾斜,企业科技人员流失严重。

三、全局和重点

(一)把握全局

影响国家科技进步全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技进步的体制;二是科技进步的模式。“体制建立”和“模式选择”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进步步伐的大小和速度快慢。

1.深化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新体制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旧体制桎梏造成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结果是严重阻碍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规律,能够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科技新体制,形成科技资源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合理配置的新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在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促进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但是,在解决科技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上的改革时至今日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如前所述,科技资源仍按行政体系分布,研究开发机构仍依附于行政管理部门,科技资源流动仍受到原有体制的强硬约束等等。

计划和市场是进行和调整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靠市场完成,政府只进行引导和必要的调节、干预。因此,合理配置资源的体制要求是:合理的政府职能、完善的市场功能。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看,技术要素市场的建立应成为今后科技新体制的主要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技术要素市场不应只是科技成果买卖的场所,而应成为科技资源社会化流动的主渠道。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由技术商品市场、技术信息市场、技术劳务市场和技术融资市场等组成的分级市场体系,具有灵活反映和协调技术供求,按照价值规律配置国内外科技资源的功能。只有建立统一的技术要素市场体系,科研机构才能顺利实现机制转换,政府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科技资源有效配置。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够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科技新体制。

建立有序的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要以“主体换位”为目标,即科技开发和科技进步活动的主体要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这种“转变”带来如下效果:①企业应具备强烈的依靠科技提高市场竞争意识;②企业科技投入成为整个科技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③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受益者;④企业拥有绝大部分国家研究开发人才;⑤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多数科研机构发展成为科技企业或以各种方式与企业结合;⑥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灵活运用经济手段,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咨询,同时运用少量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对社会的科技进步活动进行指导与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干预只能严格控制在市场调节无效的范围内。

一般地说,市场调节无效的领域首先是基础研究、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科技活动。虽然基础研究是新知识产生和技术发明的源泉,但如果仅从见效周期来选择,基础研究就很难得到应有的资源。此外,交通运输、国防、人口、环境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由于供给方的非竞争性和消费方的不可排斥性,企业很难从中获得收益。因而尽管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有重要意义,也难靠市场调节得到资源,所以必须由政府给予支持。

其次,有些技术特别是资本密集的高技术,由于通常研究开发投资规模和风险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也需要政府担保、提供必要的支持。

2.引进与创新结合,探索科技进步的最佳模式

从各国发展经验看,科技进步的模式大致分为两种:自主创新型和引进模仿型。前者的优点是:有利于建立自我完善、相对独立的研究开发体系。缺点是:容易形成自我封闭,不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资源;容易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研究开发周期过长,见效速度慢等等,过去我们在这上面吃了不少苦头。后者情况刚好与前者相反。我们认为,这两种模式对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都是不相宜的。首先,我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建立相对完整的科技开发体系、保持相当规模的科技力量,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方向,在高技术领域有一席之地都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国又是一个经济和科技发展都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下世纪中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闭关自守更是万万不能取的。因此,模仿与创新相结合,互为补充,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则构成科技进步模式的第三种类型——“开放发展”型。我国科技进步的取向应在于此。

“开放发展”型的科技进步模式并非妄自追求自我创新,也非盲目引进模仿。这里创新的过程不排除引进,引进的目的在于吸收和创新。既注重建立自我独立的科技体系,提高自身科技开发能力,又不局限于此。在吸收消化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够带动科研水平的提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突出重点

从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全局来看,有两个问题应重点解决。

1.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发展传统产业高技术化

近30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了急剧变革。一组崭新的产业群正在迅速成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长;与此同时,许多传统产业也获得新生和发展。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带来了劳动就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生产组织与社会结构乃至国际经济关系的连锁反应和重大变化,这种能够引起当代生产方式急剧变革的基础技术就是高技术。可以预言:二十一世纪初叶,以发展现代高技术为特征,一次新的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即将到来。如何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高技术,将产业结构推向高度化,使我国在这场世界性经济发展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第一、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产业与基础产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向基础产业渗透,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另一方面,基础产业为高技术发展提供孕育的温床和广阔的市场,高技术产业是不可能脱离基础产业而独立发展的。一个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根本动力,来自这个国家的基础结构。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一般都是早期工业化的国家。基础结构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这个结构中孕育和推动高技术产业最为密切的因素有: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科研群体结构及其与生产结合的机制、劳动者的素质、投资机制和投资能力、政策环境、国际行为、抗干扰能力等等。我国的基础结构的现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多但整体素质较低、科研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小、投资环境还需大大改善……。这样的基础结构严重制约着高技术产业发展。因此,在发展策略上,必须“有所赶,有所不赶”。

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高风险。传统产业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技术开发与不断创新中对未知的探索,即技术风险,二是开拓产品市场,占有市场的可能性,即市场风险。高技术产业除了上述两层风险外,更主要的风险还在于本身更新快、不成熟因素多的特征。在高技术产业中,技术是凝聚资金、人才的核心,主导技术成败决定着企业发展的兴衰。高技术产业的高风险和高投入性,要求我们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有选择、有重点的发展。其选择的原则是:①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②产业关联度大,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有重要影响;③能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并尽快占领市场。

第二、把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即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为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国家技术进步的重中之重。

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群体及落后的状况是高技术施展宏图的舞台。传统产业高技术化能大大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层次,把它作为国家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中之重,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第三、充分发达“后起效应”。

所谓“后起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利用高技术,超越某些科学技术上的发展阶段,加速经济发展后来居上。

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固定的生产模式与消费习惯。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利用高技术来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走出自己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路。例如,通讯技术我国落后美国70~100年。这么大的差距,用常规方法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的,而现代高技术为我国跨越式前进提供了机会,加速光纤通信的发展。并辅以卫星通信和微波通信等现代手段,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以同轴电缆为主的阶段,使通信产业技术水平产生一次飞跃,改变我国产业结构中某些基础产业薄弱的状况。

2.改革计划管理方式逐步实行大项目式科技计划

目前,我国科技计划是按照研究发展、试验生产、扩散推广等阶段分层设置的。这种管理模式有适应科技活动各阶段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活动和经济发展的联系的优点,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①对计划的总体战略目标研究不透,各项计划间缺少联系、资源分配比例也不尽合理;②各项科技计划间宏观协调困难,存在明显的交叉;③项目分散、投资强度弱化;④很难对计划实施效果做出明确评价,从而使计划的反馈控制难以实现。另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设置管理范围过宽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纵观市场经济国家,大多采用以综合性重大项目为龙头设置科技计划的方式(以下简称大项目设置方式),例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这种计划按大项目设置方式有以下优点:①由于计划本身实质上是一项大型工程,计划的战略目标较为明确;②由于大目标明确,比较容易将大目标化解为若干个子目标。大项目化解为若干个子项目,计划各项目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使得项目设置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可依;③由于大目标单一和明确,实施过程中能够随时比较,当预期结果与实际状况之间产生较大差距时,易于调整;④总体项目与各子项目间较强的关联关系,能够建立起比较严格的反馈调整系统等。

总之,我国的科技计划应以促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为目标,逐步过渡到以关系到综合国力、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式计划为主。科技计划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成为为国民经济发展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手段。

四、启示:关系和举措

(一)关系

本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的真理性已经为无数实践所证实,并且已经逐步在社会各阶层形成共识。为了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的革命力量,成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伟大而且是现实的生产力,除了不断解决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问题外,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1.处理好高技术产业化与传统产业高技术化间的发展关系

高技术一词大约出现于本世纪中叶。近年来,随着其影响日益扩大,国际上才开始了较广泛的使用。

国内,1979年版的《辞海》中尚未收入“高技术”辞条。1987年版《当代新术语》对“高技术”条目的解释为“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新兴技术。也称尖端技术、先导技术等。”1992年版《现代汉语大词典》则认为“高技术”的概念“严格说来,应该称高技术产业。即指从投入的资金的劳动力和技术的比重看,技术所占比重大的产业,亦有称‘技术密集型产业’者”。

由此可见,“高技术”一词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和确切的范围。不过,可以形成共识的是:高技术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一般地说,高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而存在;随着科技跨学科、跨门类的交融进步,高技术和传统技术又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

一项高技术能否形成产业,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规模以及该项技术能否商品化。技术水平的高低将只与该项高技术产业化,变成现实生产力之后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这就是高技术成果转化过程重要的经济行为和意义。

高技术产业作为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它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些新兴产业,比如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钢铁、汽车、化学工业就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八、九十年代,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等构成了新的高技术产业群。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通过更新改造,大幅度提高技术含量,重新跻身于现代高技术产业行列。例如,美国“超级汽车”项目中的“汽车再发明”,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技术与传统汽车产业的有机融合,使之重新跨入高技术产业的典型事例。

昨天的高技术产业伴随着新的高技术的产生,可能变成了今天的传统产业,这是替代更新过程;今天的传统产业有可能通过自身的高技术化,又重新跨入高技术的行业,这是更新循环过程,正是这两类过程,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依靠高技术振兴经济,要处理好高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间的发展关系。

高技术从开发到完成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有相关技术领域的“水平匹配”。因此,高技术产业化是一项依赖于综合国力水平,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传统产业高技术化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利用传统产业提供的现成厂房、设备、人力缩短开发周期,节约实现经济规模所需要的生产性投资。市场的开拓也较容易,所推销的是用户们已经习惯使用或不能缺少,但赋予高技术内涵的产品。同时,一项传统产业可以是不同高技术的综合载体,比较容易完成整体的技术水平配套。可以使国家的整体产业技术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加强。

根据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应该把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工作重点放在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上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一切高技术产业化的可能,对于真正有可能实现的高技术产业化还是要在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下,选择重点给于足够强度的支持。

2.处理好长远规划与近期发展目标间的关系,在工作中各有侧重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计)划,可分为长期、中期和近期三种。对科技发展而言,长期规划要从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出发,以增强综合国力为总体目标,着眼于科技进步条件下,使国家赢得经济竞争的潜在能力,因此要以发现、挖掘未来经济增长点的科技研究为主。近期计划重点在于针对当前技术情况,强化国家以拳头产品为手段的市经占有能力。以产生生产技术决窍(know how)的技术开发工作为主。中期规(计)划介于两者之间,侧重于在当前科技进步的环境中,提高国家现阶段的综合经济竞争能力;是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力度大、任务重、时间紧,应侧重于以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关键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正如目前欧洲共同体国家集中力量搞的所谓“预竞争性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欧洲改进工业技术基础,开拓市场。

关于在不同阶段规(计)划中的科技工作的管理方式,我们认为,对国家经济综合部门而言,切实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主要应该采取“抓住中间,放开两头”的管理方式,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信息服务对中期规(计)划中科技工作进行调控和导向,使重要的科技成果尽快向生产实际转化,推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期规划以及近期计划中的科技工作要基本放开。

3.处理好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决定科技进步的关系

科学技术做为第一生产力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现实的经济条件同样强烈制约着科学技术能否实现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尤其从根本上决定了一项科技技术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实际经济水平所能接受的生产力。这种决定关系首先表现在社会进步现状决定了驾驭、使用科技成果的人材数量和素质;经济条件决定了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强度和市场状况;科技成果转化行为载体(主要是现代企业)的配套技术水平与基础设施状况等都将取决于经济条件及社会发达程度。

因此,只有充分注意到经济环境决定科技进步的基本事实,才能从认识到运作上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符合国家现实经济条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措施,才能自觉地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能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对国家经济支柱产业中的重大科技项目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获得科技与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二)举措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是一场全新的振兴国家的伟大事业。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需要,在当前这样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为加快科技技术的发展,使其不断适应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主要就综合经济部门的科技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根据国家经济实力、技术状况,分析当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到21世纪初叶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需求以及国际科技发展的趋势做出正确判断。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我国跨世纪的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重要的结合点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

2.据分析,科技、教育以及技术改造投资作用滞后期分别约为七年、八年和二年;对于一定强度投资的作用时效期分别约为九年、七年和六年。鉴此,在资金暂时短缺的条件下,建议将国家目前在各个领域实行的稳定连续投资,改为根据不同领域的投资作用规律的交叉脉动式投资,以加大相对投资强度。

3.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的政府职能转变,解决政府如何确立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价值的深层次问题。

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政府科技体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职能部门的管理活动是以经济、法律为手段,以合同为约束的间接调控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管理。经济部门重要职能之一是大力促进重点支柱产业中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4.在只保留少量精干、现代化、高水平的工程技术研究院、所的前提下,配合科技成果的转化主体向现代企业转移的大趋势,推动大多数以应用工程为主的研究院、所向企业机制转轨,鼓励科技人员到企业中进行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一方面精简目前全国庞杂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提高企业开发能力,加强进行科技成果再开发的人才力度,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必要转移。

5.改变目前按学科、技术领域以及部门划分的科技管理体制,以市场经济机制加速推动以实行关键技术为主导,综合性重大项目为龙头的科技运作和管理体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间的交叉日益突出,技术领域的突破更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及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大大缩短,传统观念上的研究、应用开发及生产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为适应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国际上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将科技项目按基础,应用和开发三个领域划分,而是按国家的实际需要划分为若干重大项目推动科技进步,更便于调动和发挥一个国家整体的综合优势。我们认为,这更应该适合于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的国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推动以综合性重大项目为龙头的科技管理体制,还有利于弱化部门分割,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标签:;  ;  ;  ;  ;  ;  ;  ;  ;  ;  

科技进步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关于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思考与建议_科技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