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玉[1]2004年在《戴震的历史文献学成就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戴震是清代“皖派”朴学大师，一生着述宏富。本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较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戴震在这一领域的各项具体成就：确立由训诂探寻义理、实事求是、本末兼察、巨细毕究、合理推断、旁通互证、兼收并蓄等七条文献考证方法；传注《诗经》、《尚书》、《尔雅》、《方言》、《考工记》、《屈原赋》等许多古籍并且提出一些训诂理论；参与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仪礼集释》、《仪礼识误》、《仪礼释宫》、《蒙斋中庸讲义》、《项氏家说》等十几部古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天算类书目提要以及其他一些古书提要，在文献目录学方面有所建树；在文献校勘方面，他擅长“理校”并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了《水经注》、《方言》、《仪礼》、《大戴礼记》、《算经十书》等多部古籍；在古籍辨伪方面，大胆指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数术记遗》、《水经》、《易·十翼》、《甘石星经》、《步天歌》、《星象考》等古书系后人伪托。戴震对古文献的整理及其确立的方法、提出的理论、遗留的着述，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常林[2]2010年在《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文中研究说明罗振玉是中国近代着名学者,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1940年卒于辽宁旅顺,享年74岁。罗氏年轻的时候曾致力于维新启蒙运动,在上海创办农报和东文学社。后来受辛亥革命刺激,思想极度保守,从事保皇复辟。1931年以后加入伪满洲国,成为汉奸。但在学术上,他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开辟了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和古器物学四门学问,编印了大量的书籍,为保存中华文化和流传史料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分六个部分来探讨他的学术。第一部分介绍他青少年时代的学术事迹。介绍他的治学根基和学术源流。第二部分介绍他叁十岁以后从事维新启蒙和引进西学的事迹。第叁部分介绍他入学部以后从事甲骨学、敦煌学和古器物学等新兴学问研究的事迹,并介绍他保存内阁大库档案和敦煌文献的贡献。第四部分介绍辛亥革命之后他到日本的学术表现,介绍了他对敦煌学、西北史地学、甲骨学、日本古书和古器物学的贡献。第五部分介绍他从日本回国的学术表现,介绍了他这一时期他为中国培养学术人才,创立东方文化研究机构与世界学术沟通,并继续从事敦煌学、甲骨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第六部分综括介绍他的治学宗旨与学术源流,并分析他与王国维学术的不同。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学术背景为出发点,考量罗振玉在历史文献学各个领域的成就与贡献,从而深刻总结罗振玉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本文是第一部系统探讨罗振玉历史文献学成绩的博士论文。在此之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以片断的研究为主,尚缺乏综贯的、深入的研究。学术界仅存的几部关于他的学术专着,大多为罗氏后人所作,且为人物传记式的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问被称之为“罗王之学”,但整体上而言,王学的研究热,罗学的研究冷,这与罗氏国学大师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学术需要争鸣,罗学的研究也需要不同的声音,罗氏后人单独从事研究的局面需要打破。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既注重罗氏学术成果的总结与评价,又注重其学术活动与学术交往。并着力探讨一些不为人知的学术细节,对于理解他的学术精神与治学风格是有帮助的。本文的研究,围绕罗氏的历史文献学成绩展开,政治方面不作过多评价。本文主要侧重于罗氏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与刊布,阐明其对近代新史学和新国学的影响。笔者受限于专业需要和知识结构,因此对罗振玉整理敦煌西域出土物的成绩,加大了渲染。传统的研究,侧重于罗氏治学的外部表现,本文结合罗氏治学的具体领域,对罗氏内在的治学旨趣、学术性质、治学方法和学术源流进行了探讨。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探讨他在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史上的地位及贡献。本文还全面比较了罗王二人学术的异同,使人们对罗、王二人的学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李晓明[3]2016年在《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文中提出宝应刘氏家学历经叁百馀年的传承而不堕,在学术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门造就学人五十馀位,着述二百叁十种,且代不缺人,时不乏书,大体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中绝大多数学人与着述出现在清代,这在清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刘氏家学以时代学术发展为背景,根植于扬州优厚的人文环境,充分吸收王懋竑、朱泽沄、惠栋、戴震诸贤之长。而在族内,以本宗先祖刘永澄为标榜,敬奉祖训,注重谨身节用；维系香火,保障诗书传家；与扬州诸多学者形成姻娅集团,保持学术资源的互补,这都使得宝应刘氏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兼取汉宋之长,能够做到经世致用。经学方面,宝应刘氏以治《论语》为核心,刘台拱《论语骈枝》开其端,刘宝树《经义说略》赓续之,刘宝楠《论语正义》集大成,刘恭冕则不断补正。经过叁代四人的不懈努力,宝应刘氏终在《论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另外,刘台拱擅长叁礼,刘宝树遍及群经,刘恭冕始治今文,他们在上述经学领域的成绩均是可圈可点的。史学方面,刘心学秉承先志,以东林为独特视角,以《两朝从信录》与东林奏疏为史源,删繁举要,编成《四朝大政录》一书,以补《明史纪事本末》之未备。刘氏学人多有史论之作,对季札、伍子胥、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以及“周公居东”、缠足等历史事件与现象多有评论,他们认真分析,绝不人云亦云,本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旨归,对封建不正之风亦多有批判与屏弃。校勘学方面,刘台拱校勘群籍,《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均是其校勘力作,其间刘氏一秉实事求是之态度,利用多种校勘方法,对讹误现象多有驳正,形成了重视异文、明其所以、态度审慎、校注一体等特点,其成果得到了多位古今学者的肯定。刘恭冕之年少遗文《韩非补校》,较早利用类书以作“他校”之助,总体上客观谨严,多有精彩论断,继承了刘台拱校注一体之特点,于此可窥探其早年的学术根基与治学旨趣。地方文献方面,刘氏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多人参与扬州方志之纂修,刘中柱《宝应名胜志略》、刘台斗《下河水利集说》与《黄河南趋议》、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刘宝楠《宝应图经》则是私修方志的代表,这些地方文献或详载名胜以补未及,或集合治河经验以资政,或对旧志多有裨补与勘正,或利用考证之法、历数“邗沟十叁变”,对于保存宝应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恭冕则在入主湖北经心书院之后,承担当地多部府县志的编修工作,另外还编写了《湖北通志》之凡例,践实了其方志学主张。晚清的刘岳云,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基础上,师从多人,博观约取,成为当时少数“兼赅中西”的学者。他有感于每况愈下的时局,投入经世救亡的大潮中,其所建言建策,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刘岳云在西学大肆输入、传统频遭质疑的情形下,遍搜古代典籍之科技史料,对比中学与西学,成就了“西学中源”的集大成之作——《格物中法》。总而言之,宝应刘氏家族学人众多,着述丰富,在经学与地方文献编纂上具有突出成就,于史学与校勘学亦有建树。刘氏一门历经叁百年的学术史,是清代家学传承的典型范例；刘氏学人为学实事求是,注重经世致用,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朱梅光[4]2005年在《章学诚文献学成就初探》文中研究表明乾嘉年间着名学者章学诚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是,并没有穷尽。考察章学诚的学术活动,在方志编撰方面建树很多,由此接触大量地方文献。如何把握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运用,章学诚立足于史学理论的高度,结合编撰方志实践和方志学理论的总结,阐述了很多文献学方面的理论。章学诚在这方面的贡献,既丰富了章学诚文献学成就,也是中国古文献学理论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本课题从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视角入手,选择章学诚文献学成就初探这一课题,着重考察章学诚关于在地方文献整理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其理论和实践成就。全文重点突出叁个问题,分七章进行了论述。第一、考察章学诚关于地方文献分类方面的理论(第二章);第二、阐述章学诚关于地方文献搜集和着录方面的方法论(第叁章);第叁、章学诚对地方文献整理的实践,有力地催生了章学诚文献学成就中其他相关学科成果的大量产生。本专题基于此点,阐述了章学诚关于文献学及其相关辅助性学科理论和实践。这一部分有叁章:其中第四章主要考察章学诚校勘理论和实践;第五章总结章学诚关于文献的考证、辑佚、辨伪方面的实证理论和实践;第六章总结章学诚注释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最后的结论是,章学诚之所以在学术上造诣极深,其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其治学的基础。全文立足于章学诚着述的原文献,总结章学诚整理文献的经验,以期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杨华[5]2010年在《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因子是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叁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理学清算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宋明理学侧重“尊德性”,清学则趋向于“道问学”。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道问学”学风的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从而窥及近叁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些许现实意义。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但是,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论述。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清初学界隐然存在着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清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逻辑。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清儒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解释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过程。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着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着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因此,本项研究拟将学风与时代思潮相联系,致力于将思想史研究与学风研究相结合,以补充传统学术思想史个案研究之不足；着重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问题上不同学人在思想主张和学风倾向上的共性特征,揭示这些特征与时代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时代和社会因素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本论文以学风转轨为研究视角,将清初孟学——并兼及荀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与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内在联系。旨在深化学界对清代学术思想和清初学风转型的认识,揭示宋明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本论文将考察重点放在清初“道问学”学风的形成过程。这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风起于青萍之末”,“前考证时期”的思想倾向更能透露时代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怎样“悄而无声”地推动着学术思想的变化,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把握学风发展的脉络。二、“过程研究”能够凸显学风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克服学风研究中的主观臆断。本论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理学清算运动与清初孟学研究的内在联系。理学清算是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反思理学是清初孟学研究最初的“动力”。“弃虚蹈实”和“辟二氏”作为理学清算运动之两轨构成了清初孟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经学附庸和义理阐发则是清初孟学研究的两种思路和方向。在经世、实学之风的影响下,清初诸儒着意挖掘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自觉地将孟学降为经学的附庸,将孟子诠释成一个“道问学”的君子。同时,清初诸儒以诠释性的语言凸显孟子的实学思想,并藉以表达自己的治学主张,显示出孟学研究的义理探讨路径。清初孟学研究由“虚”而“实”的转变与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轨过程息息相关。第二、叁章,从人性论和情欲论两个焦点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不同学人在人性论、情欲论问题上的观点,从而揭示他们共同的学风倾向。对于人性善恶,清初学人给出了不同于理学家的新诠释。清初对人性的讨论出现了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术路径转向的内在规定性。清初人性论由二元性论转变为一元性论的根本动因就在于清初学风中对“实学”、“实践”、“实行”的追求；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则反映出孟学研究中荀学思想的渗透。在情欲论上,清初诸儒从两个方面肯定人之情欲：一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来把握正当情欲；一是重视外在因素对人之情欲的规约作用。清初情欲论中强调“礼”对现实社会的规范作用是清儒借鉴和吸纳荀子思想的反映,清初情欲论中表现出重视礼学的现象与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变密切相关。第四章,以清初孟学研究中蕴含的荀学理路为切入点,考察不同学人孟学研究中所隐涵着的具有共同性的荀学特征,并探析此种学术现象与“道问学”学风形成之间的关系。本章重点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中的重“学”表现与荀子《劝学》思想的联系；二是探讨清初孟学研究的重“礼”与荀子重“礼”思想的关系。将“以礼代理”思想作为分析重点,揭示荀学思想已经渗入孟学研究,清初学术方法的转变、清代新义理观的出现以及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地位的变化,印证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轨迹。第五章,以戴震、焦循的孟学研究做结,从戴学精神和戴学方法两个层面来分析以戴震孟学为标志的“道问学”学风的形成,揭示戴震后学对其精神的传承和方法论的补充、完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清初孟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晚清乃至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复兴,重新定位了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道问学”的治学路径。戴震的重知思想、求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求真的研究精神为乾嘉以降学人继承和完善。重知思想上的“去道德化”与重礼思想的“制度化”走向则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焦循的《孟子正义》实践着戴震“训诂明而后义理出”的治学方法,并提出“贯通观”以补充、完善之。至此,传统学风由宋明之“尊德性”而清之“道问学”的转轨基本完成,清代学风又即将走上新的发展、演变之路。本论文通过对清初学风转轨视野下孟学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从中发现：清初孟学研究与时代思潮及学风转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和高度互动；清初孟学研究的特点和倾向正是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轨的典型例证；子学研究是学风研究的重要领域。
孙远[6]2016年在《汪绂礼学思想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汪绂身处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康雍乾盛世的集权一统之下,文字狱大兴,思想罗网甚密。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宋代的清明、宽松的言论环境,文人学士也只能埋首故纸堆,处处呈现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单调枯竭局面。另一方面,统治者沿袭宋元勃兴而跃居思想界之首的程朱、陆王理学。满清入关后高度重视思想建树,顺治之后的几代帝王俨然孔圣人的嫡传弟子,汉学造诣极深。在这种环境的感染下,汪绂的礼学内容出现义理与考证并存的双重特点。他的礼学思想不仅是要扶正孔子的礼学,更重要的是重新厘定朱熹思想的精髓以及批判晚明社会各界空谈心性,不重实践的陈腐、酸蚀观念。这是一种对时代的回应,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文人应有的个性。汪绂的礼学纲目主要以《仪礼》为主干,以《周礼》和《礼记》为枝叶。在方法上注重践礼与考礼,尤为注重礼之变化。这些与他悲惨的成长经历以及身处朱子桑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过来又深深地体现在他的着作中。朱熹的礼学思想并不是空泛的理论说教,既有学理的阐释,也有行动上的付出,总是和政治、社会、经济经世国用等实用层面的意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周礼》思想基本上就是直接承接朱熹而发展成熟,但他不是单纯引用,而是经过细致的划分,处处讲究准确,不似朱熹那般大而化之、模棱两可。此外,他还受朱熹正经界和王安石理财论具体制度实践的制约。汪绂《礼记》学思想,也是继承宋代诸儒关于礼、理关系的讨论,主要从“义”的角度,上升到礼义、礼俗、礼治的高度进行阐释,强调居敬涵养、以仁释礼、克己复礼等方面解决怎样彰显礼。在礼俗方面,他严厉批判了时代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弊病,对当时的婚烟制度、衣、冠、服饰、丧葬等陋俗均一一加以针砭时弊,并倡导礼随时移的主张。关于礼治,他尤为聚焦德、礼、刑、政四者各自对政治孰主孰后的问题。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采用一般论文常用的结尾体式,试图通过对汪绂礼学思想粗糙的梳理,展示了汪绂礼学在满清礼学中地位、思想特征、学术成果,并进而总结了其礼学在演变过程中富有的内在研究特色。在此基础上,有助于完整揭示清代礼学发展的脉络,二对当时时代文明的塑造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赖玉芹[7]2004年在《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文中指出博学鸿儒科，又称己未词科，是康熙十八年清政府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而增开的一个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与清廷的对抗情绪，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康熙帝名义上是崇儒右文、优选博学渊通之士，实际上是为了网罗有影响的士人。己未科基本上达到了清廷的目的，同时，也聚集了一大批文词卓越、博通经史之士及理学、经济之才。他们会聚京城，纂修《明史》，经筵日讲，无异于一次学术盛会。鸿儒与其他学者一道，彼此交流、互相探讨，有效地促进了学术发展。 明末清初，风云变幻，各种思潮诸如异端思想、实学运动、复古考据之风、经世致用精神、民族主义、修正王学等不断涌现，气象万千，思想学术进入了由理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变过程。明清易代，明朝遗老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朴实的学风，开启了清代的经史之学。到乾嘉时期，经史考据，风靡学界。从顾、黄等大师到乾嘉学者，中间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怎样的学术转换和承接过程?由谁来具体承接?本篇以为，以博学鸿儒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正是他们，顺应学术思想发展的潮流，承上启下，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的转换，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化。经过他们的倡导和努力，学术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经史考据之学逐步登堂入室。 本篇从叁个大的方面来探讨康熙时期的博学鸿儒及其与清初学术转变的关系问题。 首先，通过考察博学鸿儒群体审视士人与清廷的关系，探寻促成学术转变的外在因素。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激于义愤的士人形成了呼唤传统道德、不趋奉朝廷和流俗、重视读书问学的士林风气。康熙帝为了消弭士人对朝廷的对抗情绪，为了稳定在全国的统治，调整了文化政策，于康熙十八年征召博学鸿儒。增开此科，康熙帝极尽笼络之能事，百般优遇应荐士人，基本达到目的。从此，士人处于朝廷的有效控制之下。在康熙帝与鸿儒的交涉中，他采用怀柔政策，恩威并用；在文化政策上，他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崇儒重道，掌控士人言论。并且，他还将宋明理学进行改造，加以利用，用来制掣士人，使之处于“失语”的状态。因此，群英荟萃的鸿儒群体中，理学、经济、词章、考据、德化无不具备，但他们在朝廷控制下，落英缤纷。最终只有经史博学之士，得以材尽其用，这充分显示了朝廷在学术导向上的作用。鸿儒在朝廷的安排下，纂修《明史》，经筵日讲，在学术上作出了较大贡献，对清朝文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反映出朝廷对士人的思想控制趋向。 第二部分，通过对鸿儒代表的个案研究，论述其学术转换的轨迹和所起作用。明末清初学术思潮，在多元发展中，凸显了黜虚务实、崇尚经学的主脉。在这种学术思想的大背景下，鸿儒一代学人在明清之际学术大师首倡下，积极倡导转变学风，从事研经读史的务实学问。汤斌代表了鸿儒中的理学人士，他顺应实学的形势，主张调和朱、王，不辨门户，为理学增添了实馨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DISSER毛价，ION行、务实的内容，注重躬行实践;同时，他开始倡导读经，研究经典、传注，促进了理学向经学方向的转变。朱彝尊是受江南地区浓厚的学术氛围熏染的学者，具有良好的古学功底，博学多才。他倡导健实的学风，循着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研经，考史，成为与顾炎武、阎若球并肩比踵的清初考据学的开启者。他在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的建树，为经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潘来是顾炎武的及门弟子，一方面他沿着顾炎武所指引的经学路径研究金石、音韵，其编纂明史的有关思想己蕴涵了考据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受江南地区实学运动的影响，他又努力去推动历算学、医学等实学的研究工作。潘来成为清初学者中深入经学领域的重要代表。毛奇龄是清初典型的由理学向经学转化的缩影。他是理学营垒中的王学后人，将理学中的门户之争转移到了经学领域。晚年，他以经学为己任，促使明清之际博大恢弘的经世致用之学向经史之学转变。他对宋儒朱子的批判，揭开了考据学者批判理学的序幕。毛奇龄应该是鸿儒中对乾嘉学派影响最大的学者。 第叁部分，‘综论博学鸿儒在清初学术中承上启下的转变作用。首先从鸿儒的“归隐心态”、康熙帝的文化政策两方面分析促成清初学术转变的外在因素。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鸿儒学人在学术研究宗旨、研究内容、治学态度、学术规范等方面对明清之际诸大师的继承和转变，其中包括经世致用、民族思潮潜移转化的原因。接着，从尊宋抑汉的学术倾向、礼学的研究与践履、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叁个方面，论述鸿儒学人在转变中所起的作用，侧重其对乾嘉学者的影响。结语部分论述了鸿儒学人在清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指出他们是介于明清之际尝术大师和乾嘉学者之间的一竹学人，其对学术转变的学术作用不容忽视，其学术贡献也颇有价值。关键词:博学鸿儒清初学术转换士人康熙
武勇[8]2016年在《江永的叁礼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永是乾嘉皖派的开创者,也是当时学风转向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叁礼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其先出兰陵萧江氏一脉,历代名人辈出,其中亦多有研究叁礼者。江氏自幼庭受父训,究心经学,尤其精于叁礼,着有《仪礼约编》、《礼记约编》、《周礼约编》、《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深衣考误》、《昏礼从宜》等礼学着作,开皖派重视礼学之风,对清代乾嘉礼学乃至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江永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受到徽州浓厚的人文学术气息的影响。徽州地区历来崇儒重礼,同时亦注重对书籍的收藏。这些外在条件均为江永研究礼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江永还与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汪绂、方苞、吴绂等学者多有交流,其中最着名的当为与汪绂的数次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窥见江氏治学之风。江氏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坐馆授徒,在授徒过程中,江氏注意与自己的学生展开广泛交流,虚心接受学生的学术见解。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之下,江永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弟子,其中以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成就最大,构成了乾嘉皖派的基础。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梗概。所谓叁礼学,即是以《仪礼》、《周礼》、《礼记》叁礼典籍为核心的经典诠释之学。历代经学虽有古今、汉宋之别,但在叁礼诠释方面,无论哪一学派,均以推求“礼意”为重。历来推求礼意之法,大略可分为：其一,以训诂考据之法推求礼意；其二,以义理推求礼意,尤其以宋代理学最为明显,出现以先验的义理作为礼意,而将理学修养之法作为探求礼意之法,其弊端在于造成宋明时代对叁礼文本的忽视；其叁,则是以抄纂重构方法推求上古礼意之全。这叁点成为历代叁礼诠释的主要方法,在有清一代均有体现。但清代礼学总体呈现出回归汉唐注疏考据之学的趋势,其特点表现为：其一,重视汉唐注疏、兼采宋儒礼说；其二,主张以经解经、贯通礼意。这种趋势在江永身上表现十分明显,其叁礼学治学方法在晚年逐步转向以考据为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即第二章的内容梗概。江永中年以前的礼学研究以抄纂、类编为主要编纂方式,其最早的作品当属中年时期同汪基等一同编纂的《叁礼约编》,成为江氏追求古礼完整体系的先导。江氏《礼书纲目》是其中年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叁礼学着作,意在绍述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志,实现对古礼体系的重构。历代礼家之所以关注古礼体系,是由于时代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等原因,导致古礼典籍逐渐散佚,古礼体系亦失去其完整性。因此从东汉郑玄开始,学者即开始关注于对古礼体系的重构,提出了不少古礼体系构想。东汉郑玄即以《周礼》为“经礼”、以《仪礼》为“曲礼”,将古礼按《周礼·大宗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并以《周礼》为核心,调和叁礼文本中存在的种种抵牾,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古礼体系,对东汉至宋代的礼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南宋,朱熹不满于郑氏此说,转而以《仪礼》为“经礼”、以《仪礼》中的具体细小仪节为“曲礼”,并以实用为主要标准,将古礼体系重新划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等大类,设想、构筑了一个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为补充的古礼体系,开启了后世以古礼重构为目的的礼书修纂之先河。江永之修纂《礼书纲目》即有绍述朱熹之志的目的,但通观其书则可发现江氏并未局限于朱熹所制定的礼学体系。在礼学体系思想方面,江氏对朱熹的“经礼”、“曲礼”思想予以细化,认为应以《仪礼》中所包含的“例”与“纲”为“经礼”,“事”与“目”为“曲礼”,只有达到“纲以统目,首尾伦贯,条理秩然”才能谓之“经礼叁百,曲礼叁千”。在礼学体系大纲方面,江氏并未采取朱熹以实用为主要划分标准的结构,而是采纳了郑玄提出的以《周礼·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主要框架的礼学体系。对五礼所缺部分,江氏通过叁礼及其他经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予以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礼学体系。此即第叁章的内容梗概。江氏的礼学研究在晚年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早在中年时期,江氏已逐渐不满于以抄纂、类编为主的礼学研究对叁礼经典造成的“割裂窜易”。故在年近六十之时,江氏的叁礼研究方式已逐步转向实证,逐渐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基础,以推求“礼意”为目的的叁礼诠释思路。江氏的两部《仪礼》学着作《仪礼释宫增注》与《仪礼释例》,均已呈现出这种转变。江氏晚年的礼学研究态度更为严谨,以郑学为依归,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方法,深入文献,推求“礼意”；同时也不排斥宋人礼说,对其可取者则择优收录,这种兼容汉宋的诠释取向突出地表现在江氏的札记体着作《礼记训义择言》一书中。尽管江氏此书不废宋儒礼说,但亦有所取舍,对于宋儒礼说中的心性论、本体论思想,江氏均不予采纳。江氏晚年的另外一部重要的札记体叁礼学作品要属《周礼疑义举要》,此书宗守注疏,多采纳先秦、汉唐学者的叁礼学研究成果,具有更为鲜明的考据学倾向。江氏在选择参考文献之时,还重视当时学人的叁礼学研究作品,并采用西方传来的文献进行礼学考证,同时注重根据事理、民俗民风来推考经文,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此即本文第四、五、六章的内容梗概。江氏一生精于礼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年所撰《礼书纲目》在体例、分节等方面,对秦蕙田、黄以周等所编纂的礼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江氏晚年以实证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乾嘉皖派影响深远。其《仪礼释例》成为以例释礼的重要着作,为其后学凌廷堪、任大椿所本；《礼记训义择言》汉宋兼采,直达先圣“礼意”,体现出清代学术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趋势,孙希旦、朱彬等多所征引；《周礼疑义举要》一书则完全以考据为主,考证《周礼》中所存疑义兼论历代礼家相关学说,多精确允当,为孙诒让等后学所广泛称引。此即本文第七章的内容梗概。总体上,江永诠释叁礼注重从礼学整体角度诠释,一本实事求是原则,如实评判所引诸家礼说,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其考订礼制仪规,精审细致,直达先圣“礼意”,成为后世研究叁礼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刘全吉[9]2017年在《《孟子正义》研究》文中指出《孟子正义》是以赵岐《孟子章句》一家之注而作的疏证,是《孟子》研究中一部极其重要的着作。其作为典型的考据学代表作品,所具有的考据学成就被后人乐道和学习,其独特的思想阐释也极大的影响了后学。《孟子正义》内容以考据为主,焦循在书中对《孟子》原文及赵岐注进行了详细审慎的训诂和阐释,训诂的涉及面广,释词语,标注音,对文字版本进行校勘,对名物制度进行训释,申发经义等无所不涉,在这过程中运用了包括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孟子正义》作为疏体而言,一个显着的特色是焦循在书中用易学中的理论对《孟子》中的义理思想进行了阐释,而且阐释的精确和恰当,还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焦循的这种用经典解释经典的做法,独树一帜,在应该怎样解释经典的问题上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新方法。焦循在阐释义理的过程中,一些思想也不是完全来自独创,而是进行了相关吸收和继承,如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义理思想阐释的继承。在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上焦循与戴震也是基本一致的,对程朱理学整体上是批判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焦循对程朱理学家治《孟子》的成果是进行了一些迂回引用的。但受其态度所限,使其不能做到客观地吸收程朱理学家对《孟子》研究相关成果,这使《孟子正义》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焦循在《孟子正义》一书中征引了庞杂的文献典籍资料,尤其是汇集了清朝一代经说,把其所处时代及之前跟《孟子》及赵岐注中内容相关的知识进行了汇集,并进一步总结与提炼,做到了融会贯通,运用自然,使庞杂的内容有机的融为一体。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与焦循深厚的文化功底是分不开的,也与其用功之勤奋密不可分,最终才有了《孟子正义》的问世,为后学树立了作疏的榜样,为后世留下了丰富且有价值的资料,为后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戴程志[10]2016年在《陈伯陶寓港史学着述研究》文中指出在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革、转型的特殊时期,陈伯陶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有着较为肤浅单薄的认识,思想上具有混淆中西、新旧杂陈的时代痕迹。晚清新政期间,陈伯陶接触西方自由民主学说,视其为洪水猛兽。避地香港后,他以遗民自居,活动亦多充满遗民色彩。陈伯陶寓居香港后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一个是发起宋台秋唱活动,一个是于溥仪大婚时北上京城。陈伯陶着述甚多,其中史学考证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尤以[民国]《东莞县志》和《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叁部遗民传录最有价值。叁部遗民传录的成书缘起及经过甚为相似,陈伯陶作为清季遗民,与前代遗民异世同感,他试图用前代遗民的忠贞事迹自我激励,表彰忠义,以正人心从而“植民彝、扶世教”。遗民传录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保存遗民史实和遗民作品,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及岭南遗民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陈伯陶所着叁部遗民传录,不仅于保存史料有功,更详加考订,殊为可贵。但是局限于其遗民立场,着述目的仍是弘扬封建士大夫敦尚节义的气节以自励,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关于叁部遗民传录的版本流传情况,本文备列相关版本,以供学者寻书资考。[民国]《东莞县志》是陈伯陶主持下,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志征引宏富,考订准确,为东莞历代县志之集大成者。其纂修方法于今日纂修地方志,借鉴之处有叁,一为广为遮拾,一为注重考证,一为体例创新。[民国]《东莞县志》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保存史料有功和考证翔实,是学者研究东莞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书。陈伯陶带着遗民思想纂修史,史料取舍自有其主观性。总体而言,陈伯陶的史学着述,仍是瑕不掩瑜。
参考文献：
[1]. 戴震的历史文献学成就初探[D]. 石开玉. 安徽大学. 2004
[2]. 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D]. 周常林. 兰州大学. 2010
[3]. 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D]. 李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4]. 章学诚文献学成就初探[D]. 朱梅光. 安徽大学. 2005
[5].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D]. 杨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汪绂礼学思想初探[D]. 孙远. 安徽大学. 2016
[7]. 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D]. 赖玉芹.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8]. 江永的叁礼学研究[D]. 武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9]. 《孟子正义》研究[D]. 刘全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10]. 陈伯陶寓港史学着述研究[D]. 戴程志. 暨南大学. 2016
标签：史学理论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礼记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孟子论文; 周礼论文; 江永论文; 仪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