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晶花[1]2003年在《论企业生存发展的伦理支点——诚信》文中认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经济往来。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诚信缺失的现象颇为普遍，导致了我国市场秩序的混乱，也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本质，是基本的伦理规则，同时，也是企业巨大的道德资本。企业在充当经济人的同时也是道德人，只有通过利他才能达到利己，通过互信才能达到互利。没有诚信的道德根基，企业是无以长久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提升企业的诚信度。 企业诚信的缺失有着复杂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企业自身信用文化的缺失和信用意识的淡薄，如何提升企业的诚信度，加快企业的发展?文章立足于企业自身的诚信建设，探求企业诚信的途径。通过对企业员工的不定期的道德培训、营造诚信的企业文化、追求产品的高质量和兑现企业的承诺以及企业伦理制度的支持来构建企业诚信，以提升企业员工的道德素质、培育企业良好的诚信文化和建立企业良好的公众信誉。同时，企业诚信作为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也需要社会对诚信的维系，从社会层面考虑，诚信包含着法、理、情等范畴中的许多成分，因此，要做到社会诚信的法、理、情的互嵌。
张静[2]2013年在《关于加强我国信托公司诚信建设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沉淀出的优秀传统美德之一——诚信，千百年来影响深远，诚信是道德标准也是伦理规范，它不断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同时也是为人处事至以成功的关键。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生存法则。信托行业作为参与金融市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市场法则。但是，在我国信托行业中，诚信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还影响了信托行业在整个金融市场中的声誉。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看，诚信是信托公司在金融市场中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实现不了，更无法谈信托公司的壮大及与国外强大的信托公司相抗衡。因此，当前急需提高信托公司的诚信度。信托公司诚信的缺失有着复杂的成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信托公司自身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信托公司诚信缺失的现象和本质，从信托公司、员工个体以及外部环境叁个方面着手，依据信托公司目前的现状，寻求信托公司发展的根本途径。
姚站军[3]2011年在《“伦理大战略”理论建构及其实践透视》文中提出虽然伦理大战略思想自古就有,而且当代学者也从理论上察觉到了伦理的战略价值,在一些具体领域提出了“伦理战略”概念及对其做了些思考；但是学界尚无从伦理的大战略价值高度把伦理与大战略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伦理大战略”范畴。“伦理大战略”范畴是对“伦理战略”概念的综合维度的提升和拓展。“伦理大战略”范畴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若得以可能,则既需要系统的理论建构,也需要结合新时代背景进行多层面实践透视。“伦理大战略”体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及原理性与应用性有机结合的伦理范畴建构；它不同于当代源于西方“正义”论话语垄断的伦理范畴,而是需要既立足中国特色又通览世界风光的独立自主的理论范畴建构与实践透视。当“伦理的价值”解读为伦理的功能和使命时,伦理的价值性并不排斥工具性,这与战略的价值特性是相通融的。但是伦理更突出其价值性,就其使命而言,与战略的价值建构在深层相通。在伦理意义上,战略的价值建构是“大战略”。“伦理”与“大战略”具有相融通的深刻价值内涵。“伦理大战略”既使伦理的价值内涵得到丰富,也使得大战略的根本属性得到突出。从军事、经济等“硬战略”到文化等“软战略”,从作为“软战略”的“文化战略”到作为“精神文化战略”核心的“伦理战略”,体现的就是“战略之大”在内涵的深度上。“伦理大战略”突出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软实力”,特别是以思想道德力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伦理大战略”之所谓“大”,内在于其境界之大(内圣),外在于其功效之大(外王),置于战略之大视域方可感受伦理之力量无穷。“伦理大战略”之“大”内涵体现了物理(空间、时间)和逻辑意义上的双重维度。“伦理大战略”既不离开利益考虑空谈道德,也拒绝把道德立足于个人或眼前利益的偏狭性,它所谋之根本利益,而且内在地体现了现实利益与理想情操之间的思辨张力,当然,“伦理大战略”对伦理的建构还具有对利益利己的超越性。“伦理大战略”是为人类事业福祉(福德融合)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从无穷激励的深刻性逻辑维(直指精神文化战略的内核即重在“攻心”),普适渗透的广域性空间维(宏观、中观、微观),不朽影响的跨越性时间维(指向未来的永恒),等不同思路出发进行系统性的谋划运筹及趋向性的格局建构。“伦理大战略”跨越时空,其贯穿力之纵深、渗透力之广域、影响力之永恒,都展现超“小我”到“大我”甚至“无我”的精神境界及“舍我”的神圣使命；“伦理大战略”理论之本体理念建构即其“精神”、“境界”、“使命”的建构,当代风险社会和人生需要“伦理大战略”本体理念建构支撑；而由“伦理大战略”理论内涵决定的主要特征即表现为“纵深度”、“广域度”、“永恒度”的“叁度”特征。“伦理大战略”是战略视域的“人本’“卓越”建构。“伦理大战略”使伦理的价值功能从系统的战略高度激发,使伦理的力量从精神的凝聚力、价值的认同力、思想的共识力、境界的感化力等理论建构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巨大实践力量。“伦理大战略”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中观的组织层面、微观的人生层面都可以得到其实践透视。在宏观层面,“伦理大战略”主要在社会(分为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领域进行实践透视。国内社会伦理大战略突出和谐发展的深层建构,它扎根于民心,体现国内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的“核心价值”建构；国际伦理大战略突出和谐万邦的深层建构,它与炮舰战略格格不入,体现人类社会中“伦理认同”和国际间“战略互信”建构。当代中国在国内视域中倡导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同时在国际视域中致力推动“和平崛起,建设和谐世界”,使得社会伦理大战略得到充分的实践透视。在中观层面,“伦理大战略”主要在组织(以企业和政府机构等组织为典型)领域进行实践透视。“伦理大战略”能整合和优化组织的软资源,进而造就其深厚内凝力,也从根本上提升组织的士气和积极性。组织伦理大战略能够产生感召力来激发组织成员超越个人利益,为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同时超越眼前利益,为组织前景而自觉追求。组织伦理大战略着力培养组织核心价值,系关企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组织伦理大战略在实践中透视出组织和“组织人”的主动服务品质,特别适合政府组织的公共伦理性要求。从微观层面看,“伦理大战略”主要在人生领域进行实践透视,人生伦理大战略既有助于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使人生得到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满足,也使个体自我与他人社会关系更融洽,给个体人生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事业成功机会。人生伦理大战略突出人生奋斗的价值前提及其实现,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家庭生活。对伦理大战略思想智慧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运筹者即伦理大战略家。从崇高精神境界到千秋功德事业造就伦理大战略家,从杰出人物内涵到大众理念层面却体现了伦理大战略家的演变。
田虹[4]2007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企业经营目标趋于多元化的今天,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研究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从而促使企业有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效应理论进行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企业社会责任结果和反应两个层面系统地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效应问题,以寻求解决途径,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效应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探讨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有效机制。本文突破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效应问题的狭义研究,综合经济系统内外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效应的动态回归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利润效应、竞争力效应和成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效应进行了评价,并尝试将该结论应用到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上;最后提出了企业、政府和社会的长效联动机制,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影响因素转变为其实现和提升因素,从而使中国企业由被动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阶段走向自觉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张鑫[5]2008年在《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价值观管理因应于环境的动荡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价值观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而价值观管理模式成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匹配的新型管理模式。国外对价值观管理的研究开展较早,目前正渐成理论系统,并已经开始深入到实践模式层面。但国内由于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导致关于价值观管理的研究还大都停留在内涵、特征、功能、意义等基础理论层面上,缺乏对我国企业价值观管理实践模式的深入探讨。因此,研究建构我国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是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一项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重要课题。本论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依据文化管理理论、柔性管理理论、伦理管理理论及价值观管理理论的相关理论资源,针对我国企业价值观管理运作的现实问题,在借鉴美日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论证了建构我国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的思路和措施。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的研究,为我国企业实施价值观管理提供了比较有针对性的建构思路和参考模式。它迎合了我国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黄书亭[6]2008年在《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南北战争以降的背景下,依托管理学基本原理,在多学科的视域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哲学、类型学、案例研究为框架,综合集成各种思想方法,以20世纪美国杰出CEO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P·斯隆、托马斯·J·沃森、小托马斯·J·沃森、李·艾柯卡、杰克·韦尔奇为线索,用比较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述评的文体,对重大危机事件进行描述、对比、统计、总结、研究,基于案例进行推理,剖析决策过程,认识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显着特征,分析危机管理策略,上升为方法论原则,回归到危机管理实践。危机的分类多种多样。危机的酝酿、发生和变化,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危机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展开的结果,是人格缺陷、制度缺陷、美国难题的体现,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术失灵”的后果,是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是若干周期理论的折射,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较为科学的危机管理策略是:诚信,务实,盈利,专注,清醒,依法经营,肩负使命,洞悉人性,妥当归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承担社会责任。真诚面对公众,善待伙伴,擅长沟通,善于管理上司,防范环境污染,提防政治风险。热爱生活,忠于家庭,积极休闲,交往慎重。面对现实,反应适度,持续改进,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核心能力,摆脱行为惯性,不苛求完美。讲究方法,规避不确定性,创新品牌,警惕多元化陷阱。重视隐性知识,注重教育训练。保持历史感,避免简单化,建立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柔性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法律机制,建立“高瞻远瞩公司”。本文提供观察美国近现代史的新颖视角:多角度勾连企业、人物、社会与历史,构成研究美国经济制度史乃至美国历史的参照系,为理解企业管理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为观察新闻史、战争史及休闲史,为评价美国文化、美国内战、工人运动、城市化、新政、美国改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新视角;本文是案例研究的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核心概念,选择事例,分析数据,提炼观点,审视、验证和创新传统理论,弥补理论分析的空洞、乏味,避免随机、失控现象,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分析,在研究和运用上开辟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提供有益的建议,研究过程规范、标准;本文是学科交叉的有益探讨:涉及宽泛的时空范畴,涉猎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军事学等领域,在管理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中,剖析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阐释杰出CEO的历史地位、得失成败与现实价值,体现扎实的人文功底,有助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其研究策略、文体与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刘难[7]2008年在《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家族企业的崛起。许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事实证明,哪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快,那个地区的经济就越发达。目前,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大都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长,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平均寿命短等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遇到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对处在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其匹配的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发展和变迁的路径怎样?中国家族企业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等中国家族企业问题,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现实中的家族企业是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个体,发展程度不同,选择的组织形式应该有所差异,根本不存在某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会适合于所有的家族企业。文章在考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东部地区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及教训,研究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所匹配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变迁的路径问题,探讨影响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组织从古典式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及集群化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寻求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企业组织创新思路,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实践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剖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变迁的现状。(1)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类型、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纵向分析。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叁个阶段,存在着叁种主要类型,家族企业以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居多,但是部分家族企业的公司化行为已开始起步,部分家族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网络联系形成家族企业集群也获得发展。(2)通过横向分析并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英、美、日)家族企业的横向比较,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竞争力不足、规模不大,平均寿命短暂及组织创新机制受到约束等;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和社会信任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制度、技术和管理能力等。第二,系统地探讨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条件和方式。(1)针对家族企业公司化变迁路径,分析了企业规模、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成本与效益等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员以实现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产品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制度性产业进入壁垒对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家族企业上市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分析侧重于研究信任和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2)针对家族企业集群化变迁路径,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专业化分工对家族企业组织集群化变迁的影响。(3)提出了多步到位的微调式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和组织刚性下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第叁,运用数理技术给出了家族度、家族控制权度、合作伙伴的弹性管理、家族企业变迁的临界点等数学模型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争强了相关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第四,通过对四川新希望集团、茂隆公司、正泰集团及长春汽车企业集群等个案分析,使本文的研究具体化和实证化。第五,通过对处在初创期、合作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十二个家族企业的调查,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不发达、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产权明晰度低、管理社会化步伐较慢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实际状况,提出了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环境、社会信任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精神培育)、实施集群化成长模式为依托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胡劲邦[8]2007年在《潮商商业理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企业理论、企业家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及中外知名企业家的商业理念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以及对国内潮商商业理念研究现状的描述，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第一，华商的商业理念有什么特点，与西方的美国模式有什么差异，是否与同样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日本模式相类似?第二，为何潮商能有如此显赫的成就，是什么理念造就了他们的辉煌?海内、海外的潮商的商业理念有何共同点，有何差异?据此，本文选择了1990-2006年间国内期刊及网页上收录的关于商业理念的文献，其中李嘉诚的商业理念40篇；黄光裕的商业理念23篇；东南亚华商、国内的闽商、徽商及部分潮商的商业理念共25篇，构成叁个样本。首先，分别对叁个样本的文本资料进行定性的开放式编码和定性的因子分析，试图开发适用于研究潮商商业理念特征的理念词初步量表。其次，运用相似分析，比较潮商之间以及潮商与其他传统华商的商业理念的异同。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李嘉诚、黄光裕及华商商业理念文献都强调企业家的创业与投资理念和创新理念。第二，在企业家创业与投资理念这一方面，叁个样本的认识共性很突出，但李嘉诚的商业理念比较强调社会责任和管理理念方面的因素，而黄光裕的商业理念则比较强调创新理念，尤其是经营方式的创新，而华商商业理念文献则非常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通过上述研究结果，总结潮商商业理念的特点，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王红升[9]2007年在《民营企业执行文化建设及其经济效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民企加快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执行文化建设,对于民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民企执行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入手,在企业文化形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民企执行文化建设,要树立正确的执行观、执行意识、执行方式;要实现战略、运营、人员叁大流程的协调统一,要以制度化管理为基础,不断优化管理流程;要实行人本管理,不断强化执行力;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和CI建设,关注顾客忠诚、展示企业形象,不断提升经济效益。民企执行文化建设能够有力促进长期经济效益。基于交易成本研究,执行文化无论是在内部交易上,还是外部交易上,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可以得出执行文化能够促进长期经济效益。基于文化力研究,执行文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凝聚力,提升经济效益。基于文化类型研究,执行文化保持同环境的适应性、经营策略的合理性、灵活性,因此可以取得长期经济效益。基于社会责任研究,执行文化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取得长期经济效益。民企执行文化与经济效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民企执行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组合,执行文化促进长期经济效益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本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民企执行文化建设的现状,对民企执行文化建设,执行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执行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动态演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套与民企现状相适应的执行文化建设理论。对于民企如何推进执行文化建设,解决执行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了执行文化建设能够有力促进企业长期经济效益。
胡月敏[10]2012年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被关注到的不再仅仅是其单一的经济责任，而是越来越多的被要求实现其社会责任，2011年11月8日，随着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的举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学术的探讨再一次引起广大国民的关注。然而这些上榜企业大都是国企或者大型知名企业，中小企业鲜有露面。在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企业总数90﹪以上，这一群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情况更应受到关注。虽然中小企业也通过缴费和税收等履行了部分社会责任，但很多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没有充分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过分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诚信缺失，偷税漏税严重，导致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生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劳资纠纷不断，矿难频发以及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频繁发生。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往往视其为包袱，不能正确的看待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有很多，有许多的研究都有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的意义。前人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或者企业公民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分析研究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对企业竞争力的构建有怎样的益处。本研究从在研读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文献基础上，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虽然会有物质资本或者人力资本的支出，但是社会资本肯定是增加的。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于构建企业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自变量，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企业竞争力为因变量，同时调查问卷和实证研究，分析叁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变量研究中，以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维度分析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从结构资本维度、关系资本维度和认知资本维度叁个方面来研究社会资本。从能力、资源和动态机制叁个维度来分析研究企业竞争力。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运用SPSS17.0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方差分析以及调节效应检验，运用AMOS17.0建立结构方程进行效度检验、模型检验和中介效应分析。通过检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呈现明显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呈现明显正相关，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呈现明显正相关。为了更进一步研究维度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维度与企业竞争力呈现明显正相关；结构资本维度、关系资本维度和认知资本维度与企业竞争力呈现明显正相关；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社会资本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本研究的创新之一在于，在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通过不同的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叁个变量进行分析。创新之二在于运用AMOS17.0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和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用数据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以及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的因果关系清晰的勾勒出来。同时，论证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的创新之叁在于，选取研究较少的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运用新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于社会资本和竞争力的作用，并结合理论分析结论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企业生存发展的伦理支点——诚信[D]. 姜晶花.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关于加强我国信托公司诚信建设问题的研究[D]. 张静.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3]. “伦理大战略”理论建构及其实践透视[D]. 姚站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4]. 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研究[D]. 田虹. 吉林大学. 2007
[5]. 企业价值观管理模式研究[D]. 张鑫. 长沙理工大学. 2008
[6]. 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D]. 黄书亭.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7].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D]. 刘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8]. 潮商商业理念研究[D]. 胡劲邦. 汕头大学. 2007
[9]. 民营企业执行文化建设及其经济效益研究[D]. 王红升. 浙江大学. 2007
[10].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D]. 胡月敏. 石家庄经济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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