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研究-对新疆籍的实证调查与心理分析论文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研究
——对新疆籍的实证调查与心理分析

李 明 龙晔生

摘要: 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能从根本上促进其城市融入,是新时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以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但其适应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族际交往、歧视感知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心理指标。城市管理部门可据此采取措施,在工作中重视做好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双向心理引导工作,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探索新路径。

关键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会适应 心理因素 城市民族工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流动人口迁移逐渐增多,其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八成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落户意愿也有三至六成比例。(1) 新华社:《〈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发布》,2018年12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2905.htm,2019年8月15日。 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流动对个体心理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流动对所离开和流入的社区,都是一种扰乱。(2) C.Glasheen,V.L.Forman-Hoffman and J.Williams,“Residential Mobility,Transience,Depression,and Marijuana Use Initi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and Treatment ,vol.11,2017,pp.1-11.社会心理学家扎荣克(Zajonc)等的研究认为,个体生活的48个压力源中,居住流动排第28位。(3) R.B Zajonc and H.Markus,“Affective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9,no.2,1982,pp.123-131.流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如何融入城市生活是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如果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产生社会适应不良,会导致罹患精神类疾病风险的增加,以及问题行为的发生,包括成瘾性行为、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等。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居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压力。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居民,更多地表现出资源的被剥夺感,容易对流动人口产生排斥行为,人际亲和度降低,心理压力也更大。(4) S.Oishi,S.Kesebir,F.F.Miao,T.Talhelm,Y.Endo,Y.Uchida,V.Norasakkunkit,“Residential Mobility Increases Motivation to Expand Social Network:But Wh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49,no.2,2013,pp.217-223.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心理,又进一步增加了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心理难度。

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主要聚居在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成为流入地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现实生活、文化认同和心理适应的困境。特别是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的特殊性,融入城市的难度更大。(5) 李明、龙晔生:《内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分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6) 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9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0929/c188502-25762874.html,2019年8月15日。 这是新时代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因此,要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好地适应城市、融入城市。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入手,以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以及族际交往、歧视感知、主观幸福感等重要心理指标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从拓展族际交往、降低歧视感知、提升主观幸福感三个层面,探索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心理适应新路径,以期为城市管理部门做好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双向心理引导工作,为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提供实践指导。

一、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学者多从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视角探讨他们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关注他们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从法制、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探索解决实际生活难题,促进城市融入的方式。(7) 郑信哲:《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融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而选取新疆籍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少。武丽丽认为,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文化基础薄弱导致的法律意识薄弱是城市融入的主要问题。(8) 武丽丽:《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谢勇、王鹏飞认为,应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和保障其工资权益。(9) 谢勇、王鹏飞:《流动人口工资水平的民族差异及其分解》,《江汉学术》2019年第3期。 张岩通过调研发现,就业问题是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主要问题。(10) 张岩:《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研究》,《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曾少聪等的研究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差异是影响他们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11) 曾少聪、吴英杰:《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

现有的研究较少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采用系统的心理研究方法探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心理影响因素以及心理层面上的社会适应状况。霍斯(House)等在《科学》(《Science》)上发文表示,个体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社会情境的解读方式。(12) J.S.House,K.R.Landis and D.Umbers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Science ,vol.241,1988,pp.540-545.也就是说,即使客观条件存在困难,如果个体能感知到自己拥有能够改善客观条件的心理能力,就能产生积极的心理后果;即使不改变客观的环境或情境,一个人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体验,将适应痛苦的感觉降到最低,从而最终适应客观环境,促进积极行为结果的产生。而如果个体在面临流动的压力时,心理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即使客观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难以体验到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样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构建和谐社会关系是人类的本能追求之一,稳定的社会关系所提供的群体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个体身心健康、行为正常的基础。而当人们离开赖以生存和情感寄托的家乡,流动到陌生的城市,必将面临社会关系的改变和重建,其心理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探究影响社会适应的心理因素是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能在心理上对城市生活真正认同和接纳,拥有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是其城市融入的根本指标。

国外关于居住流动的研究,高度关注心理层面的因素。茂弘大石(Oishi)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构建了居住流动对个体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模型,认为流动的生活状态会导致个体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而心理变化又将影响流动后的城市融入。他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流动率与犯罪率呈正相关,心理因素是中介变量。即当流动人口带着自己特有的文化、服饰、生活习惯甚至不同的体貌特征流动到城市后,可能遭遇影响心理的因素是社会排斥,包括主动排斥(欺负、嘲笑、贬低)和消极排斥(孤立、忽略、冷淡)。(13) S.Oishi,“The Psychology of Residential Mobility: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Social 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5,no.1,2010,pp.5-21.艾森博格(Eisenberger)等运用功能磁共振脑成像技术(fMRI)发现,社会排斥会导致疼痛感,所激活的脑区与生理性疼痛所激活的区域重叠。社会排斥及社会关系变化会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可能增加物质主义倾向、暴力、抑郁,导致亲社会行为减少和认知功能减退。(14) N.I.Eisenberger,M.D.Lieberman and K.D.Williams,“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vol.302,2003,pp.290-292.泰费尔(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都有积极的群体认同需要,而这种群体认同对于少数民族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15) H.Tajfel,The Achievement of Group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Academic Press,1978,pp.77-98. 国内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心理特点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汤夺先描述性地介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卑、压抑、敌对的心理特点。(16) 汤夺先、张莉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李立认为,幸福感水平是其城市融合与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17) 李立、徐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综合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探究——以武汉市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5期。 王琛借鉴美国学者霍尔的理论,提出“离散的心灵”概念,认为原有认同和新环境造成的二重认同的矛盾会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多重认同从而使其内在意识移位,心理发生变化。(18) 王琛:《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陈云认为,少数民族在流动中会受到社会排斥而产生自我保护,逐渐内卷在一定空间聚落的心理状态中,维持一种内群体认同。(19) 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综上,当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没有就其心理特点的专题研究,只是附带在经济、社会、管理问题中,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缺乏采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和技术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同时在城市融入的心理促进方法上,也处于经验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国外研究,因为国情差异仅供参考。因此,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内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以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调查和分析了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具体状况及其心理影响因素。系统地探讨了内地城市管理者如何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提升依法管理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能力,从认知和行为上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以从根本上寻求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心理引导方法。

二、研究过程和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291份,同时进行了一些深度访谈。运用统计软件(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研究对象

4.歧视感知量表

(二)研究工具

1.社会适应问卷

选用张瑞和李敏维2014年改编,由沃德(Ward)和肯尼(Kennedy)于1999编制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20) R.Zhang and L.M.W.Li,“The Acculturation of Relational Mobility:An Investigation of Asian Canadians,”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vol.45,2014,pp.1390-1410.从文化适应、生活适应和人际适应三个维度,测试被试的社会适应能力。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量表,按照1~5分赋值(1分表示没有适应困难,5分表示适应非常困难),取条目的平均分为统计指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统计学标准,α=0.886,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表示社会适应能力越低。

因此,前来城市求学或就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由于风俗习惯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会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别知觉成内群体和外群体,并受到内群体偏好的影响,加深他们的主观歧视感知,增加社会适应的难度。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歧视感知越高的个体其社会适应难度也相应较高。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同样存在内外群体的隔阂认知,容易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外群体的刻板印象。这种“边界”感,容易使新疆籍少数民族与内地城市居民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心理距离,诱发戒备心理,从而进一步加深主观歧视感知。

情绪满意度分量表由8个条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量表,按照1~7分赋值(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取条目平均分为统计指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统计学标准,α=0.955,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表示情绪满意度越高。

3.主观幸福感量表

选用迪纳(Diener)1985年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22) E.D.Diener,R.A.Emmons,R.J.Larsen,et al.,“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49,no.1,1985,pp.71-75.包括情绪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分量表,用于测试被试者对具体生活的体验感受和情绪积极度,是广泛使用的多项目总体幸福感量表。

(1)情绪满意度分量表

选用张瑞和李敏维2014年编制的内外群体人际交往频度问卷,(21) R.Zhang and L.M.W.Li,“The Acculturation of Relational Mobility:An Investigation of Asian Canadians,”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vol.45,2014,pp.1390-1410.问卷共包括12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量表,按照1~7分赋值(1分表示“从来没有交往”;7分表示“交往非常多”)。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情感交流4个维度,测试被试与本民族和与其他民族的交往频度差异。取各维度条目平均分为统计指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统计学标准,α=0.91,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在该维度的交往频度越高。

(2)生活满意度分量表

生活满意度分量表由5个条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量表,按照1~7分赋值,(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取条目平均分为统计指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统计学标准,α=0.881,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

研究组在广州和长沙随机选取调查样本。广州和长沙是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他们主要由两类群体构成:一是经营性群体,以经营餐饮和销售特产为主,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和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少数从事娱乐表演业;二是学生群体,包括普通高校学生、内地支援新疆协作计划高校学生和内地新疆高中班。291份有效调查样本中:学生群体165份,务工商业经营群体126份;性别分布上,男性126份,女性165份;被试年龄范围为18~39岁。

2014年8月1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和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依生药业董事长张译,联合实名举报吴浈以及尹红章(时任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沈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称他们“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涉嫌渎职”。他们称此次举报“是为国家科技创新去除人为壁垒”。

选用斯宾塞(Spencer)在2010年编制的歧视感知问卷,(23) M.S.Spencer,J.Chen,G.C.Gee,et al.,“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related Service Use in a National Study of Asian Americ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100,2010,pp.2410-2417.采用4点计分量表,按照1~4分赋值,(1分表示“从来没有被歧视”;4分表示“经常被歧视”),取条目的平均分为统计指标(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统计学标准,α =0.806,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感知到的歧视越高。

何东正对着电话喊呢:“你跟着我念……”一听这话,也伸着脖子往门口看,俩人眼瞧着何西跟一美女入座,傻了。

(三)研究方法

语言是情感交流的主要载体。虽然随着双语教学的普及,新疆籍少数民族已经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生活交流,但来自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更习惯使用家乡方言,更习惯同本民族同胞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内地新疆籍大学生都表示,他们只会在课堂上以及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时使用普通话,而在与本民族同学交往时都用家乡话。虽然使用本民族语言能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和亲和力,但语言差异会使语言沟通和生活交流产生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和情感的交流与沟通。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结果

1.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

(1)族际交往状况分析

2.影响社会适应的心理因素

数据分析显示:情绪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族际交往均与社会适应难度呈负相关,即情绪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族际交往越高,社会适应难度越低,相关系数分别为-0.442、-0.373、-0.277,P 值均<0.01,相关非常显著。歧视感知度与社会适应难度呈正相关,即感知的歧视越高,社会适应难度也越高,相关系数为0.278,P <0.01,相关也非常显著(见表1)。但歧视感知与族际交往并不相关,表明族际交往并不是影响其歧视感知的因素。

决策依据是合同立项的根本依据,主要包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纪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请示批复、投资或费用计划、采购中标文件等,根据企业性质不一一列举。

用奢侈品的标准做平价服装的快时尚休闲品牌的优衣库,质地优良,商品丰富多彩,简洁的风格,比较百搭,像仓库一样的陈列,自助购物。在这样的特质下,创始人柳井正打破常规的经营,将优衣库做成了全球一线品牌。优衣库花费较少的费用,开通小程序后,可以和自己的公众号、APP绑定、跳转,更好的营销自己的产品,留住用户。自己开发的小程序受平台管理限制较少,可以更好的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6]。

王文代表云南电网公司向参加本次交流培训的各国学员表示祝贺。他指出,本次培训具有三大亮点:一是培训首次创新采用湄公学院的模块化培训方式及参与式培训理念进行授课,提升了学员的电力科技实践与应用能力;二是夯实了澜湄国家电力同行的专业技术交流平台,为今后深化电力合作奠定良好的专业基础;三是通过专业技术交流培训增进和巩固了澜湄国家电力同行之间的友谊。

3.族际交往情况

数据分析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同族交往频度和与其他民族交往频度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t =2.594,p =0.01)(见图1),表现出更倾向于与本民族同胞交往的意愿。其中务工和从事商业经营的被试比大学生被试,表现出更明显的差异。即相比前来内地城市求学的新疆籍大学生,来内地城市务工的新疆籍流动人员,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意愿更小。在随后的访谈中,大学生被试表示,对自己学习成绩、普通话水平、语言表达能力的担心是影响他们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的重要原因。他们与其他民族同学不同的饮食习惯,也是影响他们与其他民族同学进行深入交往交流的重要因素。而务工和从事商业经营的被试则表示,除了语言沟通困难,饮食习惯的差异,其他民族同胞和城市居民对他们民族风俗的猎奇和刻板印象,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从而产生防备心理,在人际交往中不愿敞开自己的心扉。

表 1社会适应难度与心理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注:**表示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非常显著(P <0.01);*表示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显著(P <0.05)。

图 1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情况

(二)分析与讨论

1.社会适应状况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生活适应、人际适应和文化适应三个层面的整体适应状况良好,66%以上的样本只存在轻微的适应困难,适应难度较大的人群只占3%左右。这说明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也说明被试者流入的城市认真贯彻落实了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的各项政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全面提升。诚然,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提升其社会适应程度,还有较大的空间。这不仅需要从宏观上着力于继续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还需要从微观上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适应。

2.影响社会适应的心理因素分析

在此变文中,多次运用了伍子胥与所遇见人物对答的方式,如子胥答曰、女子答曰、解而言曰、姊问弟曰、妻答曰、渔人问曰、子胥曰,等等,这样的问答语涉及人物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人物逃亡过程里,使紧张的氛围与心理舒缓下来,为人们心中建立新的期待视野,期待故事会如何发展,人物的命运将如何,继续引发人们对文学审美情感的评价。

社会关系是人类的本能追求之一,稳定的社会关系所构建的群体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个体身心健康、行为正常的基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离开赖以生存和情感寄托的家乡,进入陌生的城市,必将面临社会关系的改变和重建,其心理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其心理和情绪的健康和满意程度,又反过来会影响他们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的适应和融入。因此,人际交往能力、生活和情绪满意程度以及歧视感知都必将成为影响他们社会适应的重要心理因素。

数据分析显示: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整体趋势良好,在所有调查样本中,有9.6%的人完全能适应流入地的城市生活、文化和人际关系,没有感受到适应困难;65.9%以上的人只有轻微的适应困难;21.6%的人感受到中等程度的适应困难;而感受到较高程度的适应困难,包括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程度的只占2.9%。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比女性适应困难程度低,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在年龄上,越年轻适应的困难程度越低。

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同胞的交往频度,显著低于与本民族同胞的交往。通过实地访谈了解到,语言文字、饮食生活习惯和外貌特征的差异,是阻碍他们与其他民族进行高频率交往的主要因素。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状况;用配对样本t 检验分析族际交往状况;用相关分析法分析社会适应与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民以食为天”,饮食需求是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也是个体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饮食习惯得到尊重、供应得到保障是新疆籍少数民族社会适应的基本需求。一般来说,前来内地求学和就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只会选择特定的饮食,失去了很多可以通过饮食文化营造的交流机会。

由图1可知,9种试验材料各传感器间存在明显差异,数值各有不同,其中,W1W传感器在此试验中最为敏感,其次是W2W传感器和W5S传感器,明显差别于其他传感器,而其余传感器数值差别不大。

体型和外表特征常常成为一种群体的分类特征。大部分新疆籍少数民族在体型特征及生活习惯上,与内地其他民族具有较大的差别。城市中的新疆籍少数民族人数相对较少,长期生活在其他民族群体占绝对多数而本族群体属于少数的环境中,很容易降低新疆籍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心理安全感。

1158分段1#盘区三分层已经回采结束进路15条,这15条进路设计出矿量为66199t,而参考地测室2012年实际验收报表该15条进路共计出矿76925t,比设计出矿量增加10716t。集中拉底在1158分段1#盘区三分层应用取得了成功,可以适用于一期进路中,但需要工区加强管理。集中拉底方法在1#盘区的应用提高了1158分段1#盘区的资源回收率。

(2)歧视感知

在测量小直径(激光测径仪量程范围内<25mm)和大直径(>25mm)塞规圆度的原理与测量直径的原理基本一致,区别为圆度需要测量某个截面各个角度的直径值,这并没有引入新的误差值,因此测量圆度与测量直径所引入的误差一致。测量小直径塞规所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包括激光测径仪的测量误差u1、嵌入式测量系统的不确定度u2。测量大直径塞规的圆度所引入的误差还包括被测塞规与标准塞规之间温度差所引入的不确定度u3、线性膨胀系数差所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z方向测量线性度误差u5。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尽快融入城市,这是流动人口提升心理安全感,增强城市归属感的必要前提。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对社会关系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类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能形成具有共同意向性和意义性的社会群体,并产生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用“我们”而不是“我”来思考的能力,打开群体效能的大门。同时人们也通过群体的划分,区分清楚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来保证有限的资源不会浪费,以及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根据自我分类理论,个体通常以国籍、性别、民族、生活地域甚至性取向,将自己归属于不同的群体,并由此区分出内群体和外群体。(24) 李明、龙晔生:《内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分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当新疆籍少数民族从家乡来到内地城市,面对其他的民族群体和城市居民时,容易产生“我们”与“他们”的内外群体隔阂认知,并可能在心理上进行自我暗示,“我不属于这里,这里可能不欢迎我”,由此产生歧视感知。心理学将歧视感知定义为,当个体主观知觉到因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的不公正的消极性或者伤害性的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歧视是由于内群体偏好现象所导致的,即个体常常会对自己的内群体成员持更加包容的态度,更愿意帮助内群体成员,在内群体中也更容易感受到被接纳;而对于外群体成员则评价较低,要求更苛刻,更不愿意帮助他们,且更容易感受到被歧视。”(25) S.Oishi,“The Psychology of Residential Mobility: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Social 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5,2010,pp.5-21.歧视感知强调的是主观的心理体验,相比于客观歧视现实,主观歧视感知对个体心理影响更大。主观歧视感知体验,常常容易受到个体自我心理和认知特点的影响,而与客观事实不符。即对于同样的客观现实,有人可能知觉为偶然事件,而有人则会知觉为歧视行为。而即使是面对客观的歧视事实,对于心理健康程度较高、情绪调适能力较强的个体,其主观歧视感知程度也会较低。

2.族际交往问卷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和发布频率指标3个指标的权重,用来计算岗位紧缺度指数,通过计算,三者的权重分别是: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的权重为0.2583,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的权重为0.6370,发布频率指标的权重为0.1047。最终,岗位紧缺度指数=100*(0.2583*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0.6370*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0.1047*发布频率指标)。

(3)主观幸福感(情绪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内化了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是个体对自身目前生活状况的评价表述,也是个体对其内在感知幸福的自陈,是主观衡量生活质量和情绪体验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情感平衡层面,所谓情感是指个体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是个体对活动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一般来说,情感可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种。积极情感指个体面对不同环境所产生的愉快、放松、自豪、快乐等积极情绪的心理体验。消极情感指个体面对不同环境所产生的不安、紧张、焦虑、忧郁、厌烦等消极情绪的心理体验。情感平衡是个体根据自身选择的标准给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一般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情况来衡量。情感平衡度高的个体,积极情感占相对优势,往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更多;而情感平衡度低的个体体验到的负面情感则更多。二是认知层面,是指对客观生活现状的认知评估,认知评估过程独立于情感体验层面,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指标。

研究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情绪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都与其社会适应极其相关。具体表现为,情绪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越高的个体,社会适应的难度也就越低。主观幸福感的体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因此在新疆籍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注重他们的生活质量体验和积极情绪的营造,有助于促进他们的社会适应。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专业能力研 究 ……………………………………………… 张 蕾,董恩国,何睿可(47)

四、研究建议与对策

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关键是要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城市管理者既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放弃管理。要通过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城市人口政策 ,让不同类型的多样化的人群能够过上他们认为的美好生活。(26) 陈文超、陈红梅:《个体经济秩序与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江汉学术》2018年第1期。 要使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本研究结果表明:族际交往情况、歧视感知程度以及主观幸福感的高低是影响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重要心理因素。据此,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为进一步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城市管理者应从拓展族际交往、降低歧视感知、提升主观幸福感三个层面扎实工作,以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一)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构建民族团结进步新家园

欧文·亚隆认为:人们内心的困扰均源自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交往是个体适应环境和文化融入的重要方式。(27) 李明、龙晔生:《内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分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和谐的人际交往有助于缓解个体应对环境适应中的压力,提升生活满意度。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本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或城市居民交往得越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其社会适应状况也越好,新的城市人际圈的建立能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建立安全的群体归属感,能充分体验到被城市居民接纳和喜欢。因此,城市管理部门应着重拓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

现有的城市管理举措,在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开始逐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如举办民族歌咏大赛、民族书画展、民族美食节和民族联欢会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但娱乐和外显层面的文化交流,不能完全内化为族际交往的动力。要从根本上打破族际交往的壁垒,关键是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真正体会到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要特别在文化活动设计中弱化民族差异,彰显民族认同因素,针对影响族际交往的语言、饮食、习俗等因素设计具体对策,拓展族际交往。

顶板结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决定了综放支架工作阻力显现方式,通过分析工作面顶板结构,确定导致压架事故的原因有3条[15-16]。

少数民族大多拥有民族特色语言,并习惯于同本民族同胞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因此,普通话统一用语在青年一代中的深度强化,对于未来民族融合的实现具有基础意义。各中小学都要加强普通话学习和教育,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内地支援新疆协作计划高校和内地新疆高中班要加强普通话学习与培训,力求将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提升到与内地学生无障碍交流的程度,并鼓励和引导新疆籍学生之间养成使用普通话交流的语言习惯。针对前来内地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可开办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学校,将普通话学习作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的重要指标。培训项目无差别面向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方面可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卑感和潜在的心理抗拒感,避免“贴标签”效应;另一方面也可在培训活动中促进族际交往。同时,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为平台,以就业、创业政策支持为激励的方式,也能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

实践证明,每一个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社区,都是一条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通道,都是一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地。城市管理应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实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真正实现文化嵌入和心理嵌入。让城市居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和谐交往,成为知心朋友,结为和睦邻居,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拉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努力消解少数民族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为基础被动形成的防御性社会关系网络。

(二)“双向”认同与一对一帮扶,降低歧视感知

社会分类理论认为,个体常以地域、经济状况、身份地位、职业、受教育水平等来区分群体,容易将与自己存在经济、职业差异的个体知觉为外群体成员,并对外群体成员产生刻板印象和社会排斥。因此,当城市居民面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是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时,也容易产生外群体刻板印象。同时,新疆籍少数民族在流入城市的初期,常常会因为经济状况、交流能力和生活现实问题,在短期内产生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困难,主观上将这种生活困难知觉为被城市拒绝。社会心理学认为,负面情绪具有高度的人际传染和传播性,即城市居民对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容易在城市居民中传染和传播;同时,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观歧视感知也会在他们的亲密社交人群中传染传播,从而加深了人际壁垒,增加了主客观歧视感知,影响其社会适应。(28) D.C.Molden,G.M.Lucas,W.L.Gardner,K.Dean,M.L.Knowles,“Motivation for Prevention or Promotion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Being Rejected Versus Being Ignor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6,no.2,2009,pp.41.目前,城市管理部门提供的常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政策主要包括:为就业、创业、医疗等事项提供政策支持,提供语言和就业指导培训,拨付专项文化扶持资金,建立子女入学绿色通道,建立贫困资助通道等,为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实生活问题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要从心理上消除相互歧视感,还需加强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双向印象引导,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居民的歧视心理和流入者的歧视感知。

“一对一精准帮扶”是一种可以更进一步广泛推广的有效措施。刻板印象的形成往往是因为交际的双方缺乏生活的了解和情感的沟通,对彼此的认知只停留在表面。如果能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社区,对有需要的流动人口建立城市居民一对一的帮扶政策,让城市居民在精准帮扶中全面接触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特点、人格特征、现实困难和情感需求,就能真正从心理上改变刻板印象,并将这种改变传播到其他城市居民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胞在接受帮助的过程中能真实体会到城市居民的接纳和人际温暖,也能在实际生活困难得到帮助的同时消除自身的歧视感知,也必会将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传播到自己的群体之中。调查组在对广州某校的访谈中发现,该校实施的本地学生与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一对一帮扶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结对的伙伴都成了亲密的好友,该校调查样本的歧视感知程度也是所有调查样本中最低的。

至于毛蟹和年糕的关系就有点复杂了。年糕本身没有味道,而且严格说起来不好算作小菜,放把荠菜进去那就是当点心的,一桌宴席要等到最后才能出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上点咸甜点心,这种时候才轮到年糕,一盘荠菜冬笋炒年糕放在春节也能挣得几声喝彩。

(三)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主观幸福感

生活需求的满足是社会适应的前提,而心理健康的需求是社会适应的核心。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中,能保持情绪的愉悦和心理健康并体验到主观幸福感,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目标之一。现有的城市管理体系主要从经济、法律、教育、医疗等层面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实生活保障问题,而对于其心理健康程度的关注还需进一步加强。如前文所述,流动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源,对于所离开和正移入的社区,都是一种扰乱。流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都有着负面影响,流动还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患病比率。因此,流动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社区要深入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建立心理问题预警机制,成立社区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具体措施主要有三点。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的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为外出人员办理相关证件时,要有针对性地印发共同体意识教育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资料,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其文化自信,掌握情绪调控和社会适应的心理调适法。城市相关部门,也可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办证办照和帮助他们协调处理矛盾纠纷时,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增强他们对城市和市民的心理适应。2.社区可聘请专业心理工作者,定期开展社区全体居民心理普查工作,掌握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筛查心理问题人群,并评估心理危机人群。心理普查工作从高校向社区的普及将是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的新趋势。3.城市可逐步设立社区心理服务机构。近年来,流动导致的心理问题增加,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重症精神类疾病数量也逐年增加,直接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但广大民众缺乏基本的心理知识,对心理疾病的认知还停留在回避和“污名化”阶段,缺乏基本的科学认识。城市可尝试与高校合作建立和招募青年志愿者的方式,设立社区心理服务机构,提供情绪疏导和心理调适服务。关注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需求,缓解人际沟通矛盾。引导城市居民能客观地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生活和经营习惯上与城市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差距,建立宽容、鼓励和接纳的积极心理互动平台。同时,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适负面情绪,着重文化认同意识培养和民族团结教育,以提升他们的人际包容度和积极情绪调控能力,提升生活满意度,促进其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

总之,现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和政策扶持,能有效地解决他们的现实生活难题,但其社会适应的心理困境还需要从心理层面拓展新的解决路径。由于个体不同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社会情境的解读方式也不同。因此,良好的社会心态不仅能缓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困境,还能改变他们的认知特点,促使他们积极地看待和接纳城市生活中的现实困难,从根本上促进其城市融入。少数民族由于其特殊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特征,其流动不仅是区域流动的反映,还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反映。因此,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拓展族际交往、降低歧视感知、提升主观幸福感三个层面,探索培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心态的方法,是促进他们城市融入的新路径。这对新时期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消除群体间矛盾,促进民族和谐、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Study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Ethnic Minorities in Urban Area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urvey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Xinjiang Floating Population

LI Ming LONG Yesheng

Abstract :Improving the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ethnic minorities can promote their urban integration,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doing well in ethnic work in urban areas,safeguarding ethnic unity and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taking Xinjiang floating population as a case study,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Xinjiang floating pop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Xinjiang floating population is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ir social adaption can be further promoted.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that influenc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Accordingly,city management authorities should give high priority to the psychological guiding of both urban reside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ake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ethnic minorities,such as expanding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reducing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improv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ethnic minorities;social adaptation;psychological factors;ethnic work in urban area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心理干预研究”(16CMZ035)。

作者简介: 李明,吉首大学副教授、博士(吉首 416000);龙晔生,湖南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副编审(长沙 410005)。

责任编辑:王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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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研究-对新疆籍的实证调查与心理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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