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三等韵介音的前移和保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前移论文,韵介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0 本文所说的“中古”包括《切韵》时代和中唐—五代两个阶段。《切韵》成书于隋代，但并不能代表隋代长安音，它的语音系统是以六朝以来形成的文学语音作基础的。齐梁陈以来的诗歌用韵的情况跟《切韵》音系相当接近，直到初唐玄应作《一切经音义》（650年），语音系统还是十分之九符合《切韵》标准的。①盛唐以后，长安话逐渐取得优势，佛教译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了中唐，新的语音标准替代了《切韵》的旧传统。②
1.1 中唐—五代时期的标准音已经不再是“金陵洛下”音了，新的“帝王都邑”长安的雅音成了这个时期标准音的语音基础了。方言基础的变更，造成了语音系统的很大变化，慧琳参考张戬《考声切韵》（唐武后时［684-704年]）、元廷坚《韵英》（唐天宝间［724-726年]？）、武玄之《韵诠》（唐德宗［780-785年]以前）等韵书所撰的《一切经音义》（788-810年），大张旗鼓地“改正吴音”，其所强调的“秦音”，正是以首都长安一带的方言作基础的。
在大唐疆域内，新的秦音标准不仅在大中原地区广泛流行，而且以强劲的势头影响到南方。南方吴、粤、赣、闽、湘等方言的文读系统中至今留有反映这个时期语音特点的鲜明痕迹；而客家方言的一些主要特点，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这个时期的标准语还影响到邻国。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把“唐京雅音”带回日本，被称为“汉音”，日本天皇甚至下令读书人“不可习吴音”，“令读汉音”。③在越南，受新标准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汉越语的读音层，占据了比古汉越语更明显的借音地位。在朝鲜，新罗统一高句丽、百济之后，跟唐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朝鲜汉字音在原来的吏读传统基础上也增进了唐京雅音的语音层次。
另外，佛经翻译事业在唐代新标准语的确立过程中，形成了跟以往大不相同的译经派别，梵汉对音上表现出的汉语语音变化是很明显的。在随佛教输入的印度悉昙学的影响之下，这个时期创制出了早期韵图，它所反映的语音结构实际上也跟《切韵》音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④
1.2 《切韵》到中唐—五代的语音演变是相当剧烈的。在声母方面，全浊音改变了发音方式，次浊鼻音表现出口音色彩，二等韵开口牙喉音开始出现腭化，重纽四等和纯四等韵的唇牙喉声母也发生腭化，三等韵合口唇音在央、后元音前发生轻唇化，等等一系列变化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在韵母方面，一些同摄、同等的重韵发生合并；三等韵和四等韵所包括的范围也发生变化，原来的重纽四等和纯四等韵也发生了混并。所有这些声母和韵母的变化，绝大多数反映了同一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原《切韵》时代语音系统里的许多成分发生了普遍的、程度不同的前腭化。而在这个普遍的趋势中，三等韵介音的变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
2.0 《切韵》时代重纽四等和其他三等韵有不同的介音：i和
。⑤然而，到了中唐—五代时，重纽四等的前i介音变成了ji，而三等韵的央介音则前移为i介音了。这里要讨论的是央介音的情况以及它的发展。
2.1 在保留较早传统的闽方言里，两类三等介音都得到了保留。例如真韵四等里的“紧因”和真韵三等的“巾银”有不同的读法：
2.2 在域外方言里，前移为i的发展也在不同语音层里有所表现。日语里的吴音是较早借自汉语的，它与《切韵》音被称为“吴音”也许不无联系。在吴音里，汉语的介音并没有直接的反映，但从它表现带的音节是用非前元音这一点上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试比较各韵字在日语吴音和汉音里的不同读音：
巾斤建严品肺疆
居
弓九
优
吴音 kon
kon
kon
gon
bon
hoi
kō
ko
kūkuu
汉音 kin
kin
ken
gen
hin
hai
kiō kio kiū
kiu iū
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韵里吴音，显示了非前舌位的特点，而到了汉音即唐京雅音的日本借音里，这些三等韵字都表现出已前移为i了。在吴音里，原来“巾”kon和“紧”kin相对立，“优”u和“幽”iu相对立，反映的正是和i的对立，到汉音里这种对立已经不易从读音上分辨了，这正是前移为i的结果。
但是前移为i以后，重纽三四等并没有泯灭界画，这是因为i也前腭化产生出ji的缘故。在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年）产生了“万叶假名”，日本人用它编定了《万叶集》，写成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其中《日本书纪》是以汉音为基础的。万叶假名显示出中古日语有八个元音，
很显然，重纽四等韵和其他三等韵并没有因介音的前移而混并。
2.3 在越南语的汉语借音里，《切韵》时代的介音及它在中唐—五代的前移有更直接的反映。越南语里正好有一个介音，⑦与潮州、汕头、泉州的
相对应。从古汉越语和汉越语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个介音的变化：
2.4 在梵汉对音里，《切韵》的重纽三四等也有较清楚的反映。唐初玄奘（600-664年）译经，梵文带-y-的音节从不用重纽三等字，对译以i为主要元音的音节，只要有重纽就一定用重纽四等，不用三等。例如，pāramitā波罗蜜多，mit从不用重纽三等的“密”；Sikhin（体声Sikhī）尸弃、式企，“弃”、“企”都是重纽四等字。⑧又如义净（635-713年）译《大孔雀明王经》咒时，也保持重纽三四等的区别：
同理，“巾”三等念krin，“紧”四等念kyin。⑩
我们认为，三等韵有r介音是较古的现象，到齐梁以降，除了梵汉对音外似乎看不到r介音的其他证据，因此r应该已经发生了演变。郑张尚芳先生认为到中古r发展为Υ了，其演变过程是
。我们的是个音位符号，其音值具体是什么还不好说。齐梁到中唐以前，汉语用对译梵文的r，可能只是音色相近而已。中唐以后，汉语的发生前移，“巾”
变成了kin，“紧”变成了kjin。尽管佛教译经仍然用重纽三四等的区分来对应梵文的r和y（或i元音），但很可能是因为汉语里除了没有合适的音来对r了，因此依照传统，仍用重纽三等字对译有r的梵文音节。尽管如此，由于汉语重纽的区别在语音上已较接近，译经有时就难免不出现用字淆混的情况。刘广和就曾经指出，义净对音时“蜜密”已有混同的证据；而不空译咒时甚至有通篇用“蜜”字对mrt的。(11)很显然重纽的对立在实际语音上已有减弱的趋势，而这正是由于向i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音位上重纽仍然保持着对立，因此韵书和音义书的反切仍然界划井然。
三
3.0 然而，并不是所有《切韵》里的都发生了前移。上文说到的止摄精组字在汉越语里和闽南方言文读层中读，就是未前移而作为一种新的语音层次被保留下来。
止摄字在中唐—五代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支、脂、之、微的合流，另一个是在精庄组声母后产生了“师思”韵。
3.1 止摄支、脂、之三韵合并得较早。在《切韵》时代，标准语（雅言）的南方变体里脂、之已经没有区别了。南朝梁顾野王（519-581年）所撰的《玉篇》里脂、之系联为一类（“脂，诸时反”，“止，之视反”等），《经典释文》（583年）里作者陆德明本人的反切脂、之也无泾渭（“怩，女姬反，又乃私反”，“迟，直诗反，又直疑反”等）。在标准语的北方变体里，则是支、脂相混，颜之推说过北人“以紫为姊”。这说明《切韵》时代脂、支、之三韵南北各有分合。到了中唐—五代，这三韵的对立消失了，唐代诗歌押韵的“同用”就暗示了这一点。在稍晚于这三韵合并后的某个时期，微韵也渐并入了它们的阵营。在玄应的《一切经音义》（650年）里，支、脂、之已经混用，但没有与微混用的例子。在张参《五经文字》（775-776年）里，微韵跟支、脂、之的关系较为疏远，但已经有脂、支、之切微的例子了。(12)而到了慧琳的《一切经音义》(783-810)里，止摄四韵就完全合一了。(13)
3.4 在脂、支、之合并后，新的标准语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师思”韵的新韵母，这个以作韵母的韵分布在精庄组声母的止摄开口韵里。这可以从反映中唐—五代语音层次的方言和域外借音里看到清楚的对应。例如闽方言：
这种新产生的“师思”韵，跟后来《中原音韵》里的“支思”韵一定有源和流的关系，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中原音韵》“支思”韵里除了止摄精庄组开口字外，还包括止摄章组开口字，而中唐—五代时的章组开口还没有进入这个新的韵母行列。
3.5 值得注意的是，止摄开口庄组字以为主要元音，这是平行于臻摄臻韵和深摄“岑韵”的，只是臻韵、“岑韵”和“师思”韵的产生有先生的不同。
《切韵》时代臻韵的独立还不十分稳定。《切韵》里它与同摄三等韵有互补的情况：
表中“龀”小韵只此一字，“初谨反”，可能是从真韵或臻韵上声误入到殷韵上声里去的，因为殷文韵里除了这个字外，别无舌齿音。震韵（真韵去声）“櫬”小韵里的“龀，初遴反”，跟隐韵的“龀“字或许只是单纯的上去又读。不过清朝戴震《声韵考》认为隐韵的这个“龀”该是臻韵的上声。然而，即使把“龀”小韵归入臻韵系，臻韵系的独立仍然是不完整的：它的去声没有独立出来，入声也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在陆法言参考过的韵书里，没有独立的臻韵，甚至连后来反映长安音的颜师古所作的《汉书音注》里也有臻、真混切的情形。但是颜之推、陆法言等人把臻韵独立出来，却反映了某种由音值变化到音位转换的前兆。
我们认为，臻韵的独立是由庄组声母的卷舌咝音特征引起的。这个特征使其后的介音受到卷舌音的同化，最终导致它与卷舌声母融合。在介音被同化后，高元音韵腹又继而受到影响，也变成非腭色彩的了。就是说，臻韵在《切韵》成书时可能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如下变化：
(14)
这个变化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很细微的，因此没有受到普遍重视。但《切韵》编写组的知音者们以辨析毫厘的审音能力和论古今通塞南北是非的研究精神，把臻韵分立出来了。
3.6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深摄的侵韵也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了同样的变化。唐代武玄之作《韵诠》时，从琴韵（侵韵）里分立出了“岑韵”。同样的变化应该也波及到了其他以i为韵腹的韵，即蒸韵、幽韵、脂韵等。
3.7 以臻韵独立为前的这一系列变化，不仅影响了以i为韵腹的内转韵，而且也影响了以较低元音为韵腹的其他内转韵，使得内转庄组二等里的得以保留。例如：
宕摄是比较典型的。罗常培先生以元音弇侈分内外转，宕摄以а为韵腹，因此罗先生将它视为外转。这跟宕摄因没有独立二等韵历来被目为内转的说法相矛盾。我们认为，宕摄之所以被看成内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二等有介音这个标志的缘故。宕摄二等的这个介音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变成了合口介音u，例如“庄疮床霜”后来都成了合口韵；而其他声母的阳韵开口字没有这种情况，例如“张畅长，章昌商常”，这是因为它们的介音都前移为i介音了。
3.8 在外转韵摄里，庄组三等韵字原来的介音也象臻韵、岑韵那样，被卷舌咝音声母同化并吸收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列入韵图二等地位的原三等韵字就不是“假二等”，而是真正的二等字了。
综上所述，在中唐—五代整个音韵系统发生前腭化的情况下，介音也随着这个总趋势前化为i，但当处在卷舌咝音和前元音之间时，介音就被声母同化，而其后的主元音继续受到影响变成非前舌位的元音；当处在卷舌咝音和非前元音或音节界限之间时，就被保留下来；当处在舌尖咝音（精组）和i之间时，介音也被舌尖声母同化，而i元音继续受到影响变成。这些关于的前移和保留的规律，如果略去音值的变化，可以简化为下面三个公式（S代表精组声母，Sr代表庄组声母）：
注释：
①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1948年。
②见拙作《汉语史上标准音的发展和中古音的两个阶段》，《广西民院学报》1991年第4期。
③见洪笃仁《万叶仮名与〈广韵〉对照》，《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一期。
④关于早期韵图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跟《切韵》的差异，将另文讨论。
⑤重纽的区别，董同和、周法高认为在于元音的不同，李荣、俞敏、邵荣芬认为在于介音的不同，王力认为是人为的区别。我们认为在《切韵》时代，区别在于介音，到中唐五代区别在于声母的腭化程度，例如：
⑥洪笃仁先生讲授。关于万叶假名见③。
⑦越南“国语”的
。
⑧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
⑨刘广和《试论唐五代长安音重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六期。
⑩俞敏《等韵溯源》，《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
(11)刘广和《试论唐五代长安音重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六期。
(12)邵荣芬《〈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1964年第三期。
(13)黄淬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