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居环境与传统生态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居环境论文,生态论文,智慧论文,城市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存危机与改善人居环境的努力
地球生态系统近乎崩溃的边缘，人类处于深重的生存危机。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靠自然生态系统谋生的游牧生活阶段、靠农田生态系统谋生的田园生活阶段、以及靠城市生态系统为主来谋生的城市化阶段。当今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耗损以及人口、资源、环境、能源和粮食危机无一不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密切相关。
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城市可谓“罪魁祸首”。产业的过度集中和城市规模无限度扩张，是生态恶化的首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全面恶化的200多年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城市工厂林立，遍布开发区和密集住宅。近来有论者提倡将中国、将珠江三角洲建成“世界工厂”。这口号并没有什么宏伟壮美，倒是有些悲怆的意味，他忘记了发达国家曾经过以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痛苦历程。其二，人口的过度膨胀和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消耗使人居环境进一步恶化。应付过快增长的居民需要，城市被迫向高密度发展，人成为水泥森林的奴仆，矿物燃料的过量消耗使城市布满黑烟宜人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水荡然无存，这代价实在太高昂。其三，向生物圈中过度输入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度破坏，是对人居环境的直接毁坏。向生物圈中超量输入废物、废气和废水，严重毒害了生物圈的物理和生物成分，也摧毁了人的家园。
这三个“过度”和三个“无限度”，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给人类巨大压力。这实质上是天人对抗。与新生态文明同步，人们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与自然和谐的东方生态智慧逐渐引起思想家们重视和认同。20世纪中叶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的流派是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20世纪后期，生态城市理念大行其道，在中国则是钱学森的山水城市模式异军突起。
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两大学派都希望通过合理规划，减少污染，创造宜人的居住环境。集中主义主要针对19世纪城市功能单一的缺点来改良城市设计，将城市规划为相对独立的工业区、商业区、交通运输区、文教科研区等，与居住区分离。功能规划城市在20世纪中叶风靡全球，著名的规划范例有1929年莫斯科总图和1948年哥本哈根规划等。但实践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种规划的典型表现是被称作“水泥森林”的大都市。分散主义的代表作卫星城市，是基于泰勒《卫星城镇》一书的概念，主张工业向大城市周边转移，通过卫星城疏散人口，这是对霍华德花园城市子母城模式的发挥，原意是将城市建在广袤原野和森林中。192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城市会议肯定它对限制城市恶性膨胀的作用。但以后的实践事与愿违：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走了形，由于工业驱动力，城与城之间的“田园”缩小为只间隔一条马路串起的绿带。
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都既有优势也有缺陷，马塔的带形城市试图解决它们的困境。按他的规划，先建40米到100米宽，长度却无限制的道路，在两侧建造楼房；主道上每隔300米建设一条20米宽的横道，形成一系列577平方米的街区，城市就像一串珍珠。这种城市是分散的，但通过主轴又得到集中的高效率。但可惜和多数功能主义规划学者多关注物而不重视人一样，带形城市建筑越来越密集，使马塔的天才构想大打折扣。
“生态城市”是迄今为止西方世界解决城市生态危机最有影响的构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期间，尤尼斯基提出了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生态城市”（eco-polis）模式。1975年至1977年间城市学界达成共识，确立了城市规划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如生态城市必须同时既是一个生物体，又是一个能够供养人和自然的环境；生态城市是人在生物圈中理想的住所，改变孤立片面地从纯工程角度研究和设计城市的方法，规划者应将城市作为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些思想，在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和德国首先得到有益尝试。日本经历工业污染的巨痛后，东京和神户致力于“家园城市的构想”，提出了建设一个有魅力的和有舒适环境的城市、一个自然和文化相融合的富于人性的“舒适城市”理念。
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中钱学森提出新颖的“山水城市”模式。他认为“人离开自然又要返回自然。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建造山水城市式的居民区。”所以应该“把一个现代化城市建成一大座园林”，按他的森林城市概念，“每个居民平均有70多平方米的林地，那就可以与今天乌克兰的基辅、波兰的华沙、奥地利的维也纳、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相比了，称得上是森林城市了。”山水城市从生态的角度研究和考察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学说’等理论有关。”
二、天人合一观与“堪舆学”实践
这些城市理念的发展，使人类的城市设计观念，由人和自然不断激化的冲突，跃迁到追求人与自然亲近及和谐，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在解决城市化带来的天人对抗中的历史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意识到自身理念的不足，愈益重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或天地人“三才合一”，其主旨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贯穿于中华民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体系，融会在三大思想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中，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深层底蕴。依靠这些对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艺术把握，依靠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个体修身养性自我调整的较为完整的生态观，中国维持着相当稳定的社会和生态系统，华夏文明生命力极其旺盛。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文化。
上述中外城市学家探寻城市生态失衡的根本解决之道殊途同归，都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本意。天人合一理想在人居环境中的实践运用，最为典型的当数堪舆学。它是一门指导选择和处理居住环境的专门理论。从生者的居所选择，到村落的选址和园林修建，乃至城镇的规划、建设，都体现着中国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环境观，具有许多合理因素。它的一些观点，如在城市的选址与建设中应按照城市规模的大小，察看山体的脉络走势，河水的弯曲与聚集，交通的运输方便等，使山明水秀的优美自然景观与社会生活的人文要求相得益彰。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权威专家林奇其也认为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表示要“研究推论”，“谋求发展”。
传统风水理论在历史上保护了许多名山大川，维护了城镇村庄的树林，有效地保持了水土，创造了无数宜人的居住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仍在运用它。但这种运用应该是结合了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进行批判、总结和升华后的运用。本文从传统风水理论中，去其糟粕，提炼出部分科学内容。运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中《周易》的思想，即乾坤（天地）、震巽（雷风）、离坎（水火）和艮兑（山泽）的“正义”，“易以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关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将其比较常见和有价值的内容，参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归类加以概括性的叙述，其中便昭显适用于当代的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利用自然、改造环境和回馈自然等生态智慧。
其一是金：天、太空、空气。《周易》开篇的第一卦便是乾卦，代表“天”，在这里，我们集中在“空气”这一特定含义。传统风水理论最讲究的内容之一是“气”。其含义很多，但至少，空气好不好，肯定是衡量“气”好不好的指标之一。中国典型的城镇或村落住宅格局是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北面有山，北京的紫禁城、北面没有天然的山，就用挖掘北海的土方人工堆砌了一座景山；东面有道路；西面有水，紫禁城西面没有水，就在故宫的西侧开挖人工湖北海、中海和南海；正面（南面）有河流环抱，如故宫南面没有河，所以开挖了金水河。一般还要求左右有交椅的扶手一样的两条小的山脉，与后面的主山一起，构成三面环抱的格局。这样的环境是符合现代生态学的环境：中国大部分地区位处北半球，背后的靠山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三面山有草木植被，可以获得清新有氧的好空气，正面开阔，又有河流或湖泊，空气流通良好；西面有湖，可以有效减少夏天下午太阳西晒的热效应。空气这种价值在马斯洛学说中是因缺乏而产生的“基本需要”，现代人已深切地感到缺乏新鲜空气和热空气停滞的热岛效应等苦处，这是悲凉的。而在先人那里，解决空气问题就是这般简单，利用自然的地形地理，便天然而有效地获得了优质空气。
其二是土：大地、土壤。土，属“坤”卦，“坤，天下之至顺也。”中国古代“土”的内涵比较宽泛，包括地理地貌地质，讲究坚固可靠、没有灾害的地质（居住安全），讲究城市“山川形势”中的有利位置等。先人还重视土的“利害”，这在农耕时代固然重要，对现代大城市意义也极其显著，如北边的沙漠化就给北京带来严重的沙灾。土的重要意义，对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居住的风水宝地在环境方面的合理性，完全可以依据现代生态科学的思想加以解释。“一个好的风水环境往往是地质构造、地貌形态、小气候、岩性、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综合的结果。”这许多因素的综合就是要创造完整的生态系统和优美的环境。《商君书·徕民篇》记载：“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说明人口、生产与土地环境的恰当比例很早前就被运用于实践。
其三为水：水源、水质、地下水。“水”的意义更加明显。先贤修建城镇或城市必充分考虑水利。正面利用水的例子是丽江古城和著名的绍兴。可惜绍兴古城的水系后来不像丽江一样被保存，而是基本上破坏，留下一个小小的周庄充当江南水乡的“猴大王”。反面的例子则是对城市水源的破坏、污染和对地下水进行无度抽取而造成的城市地面下陷，水源污染的城市在中国比比皆是，地面下陷严重的有北京、上海和广东湛江等。
其四木：草木植被。调节城市气候，消解城市热岛效应和混浊岛效应主要靠植物群落。古代风水文献特别讲究村落或集镇的周边要有大面积的草木，而且这些草木要“有情”。“有情”就是要有生机，茂密葳蕤。不但因为它看上去景观舒服，用现代的观点来理解。更主要是有益于生命的健康生长。广西巴马县人口几万，90岁以上的老人却有253人，其中超过百岁的竟有25人，成为全国“长寿之县”，原因是它处在野生植物群落的包围中。城市外围营造大面积森林和绿环，这种自然生态系统，可以大量地吸收或吸附空气中有害物质，放出新鲜氧气，城市空气得到净化，蓝天持续时间长，人们视觉明朗，呼吸清新，能有效减少各种污染引起的疾病。
其五火：能源和灾害。结合现代生活，火卦不仅代表光（阳光、月光、星光，一切人造光源），也还代表一切能源如电能、电波、声波、磁能等。整个城市的防灾是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述居室建筑朝向中经典布局是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可避免太阳的过分暴晒，因为过分光照是有害的；同时南来或东面的和风，可使居室冬暖夏凉，节约能源。但在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住宅则要避免正面朝向东南，因为正对台风会毁坏房子。古人选址极其慎重进行调查研究，“不净之地不取”，就是为了避开“火”—火山爆发、森林大火、山体滑坡、洪水灾害、雪崩、泥石流等灾害。在现代还加上：有放射线的地方或者有毒的土地附近是不宜居家的。现代都市中，商品房采光不足很普遍；但相反，大量玻璃幕墙的强烈反光对周边居民造成光灾，这也属风水和生态问题。
金木水火土总称“五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既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又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如果我们用现代理念来解释，也是符合自然系统的循环理念的。相生方面：好的空气和气候保证了清洁的水源；清洁水源保证了茂盛的植被；茂盛植被保证了洁净的能源；洁净的能源则保护了我们的天空和大气。相克来说：污浊的空气影响了植被的健康生长；不良的植被或植被荒芜会造成水土流失；水源的污染和枯竭会消耗大量的能源；过量的能源消耗会破坏洁净的空气和气候。古老的智慧暗合了现代的自然保护和生态理念，我们先人的智慧真是不可思议！
三、用天人合一传统生态观改善人居环境的若干思路
正是靠着这些生态智慧，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城市发展最早和最有规模的古老国度保存了众多优美的古城。马可波罗所说当时世界最大商业都会的杭州，最繁荣的国际港口城市广州，至今仍充满活力。天人合一的民族精神和行之有效的传统生态理论与实践，是两个凝结着几千年东方智慧的治理城市生态失衡的锦囊良方。运用于现代都市，至少可以开拓出几条思路。
第一，解决人居环境危机，在将目光投向西方现代先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也要将目光投向祖国古老的历史文化宝库。中国历代国都、皇宫、城市和民居，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开发，都是由风水设计师规划出来的，至今多数仍是我们研究和效法的样板。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10个古建筑项目当中，竟然有七个遗产项目的设计是出自一个叫做“雷氏样式家族”的皇家专业风水家族三代人之手。他们已经运用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种种对策。我们寻求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生存智慧。就要认识到不论西方智慧或东方智慧，都是人类共享的智慧。
第二，应该树立充分理解、尊重和顺应自然生态的系统规律的思想。人类的生态文明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状态能力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只讲尊重自然规律是不够的，在现代的条件下特别要强调遵循生态系统规律。天人合一理论就是将人类放在更大的系统生态圈中考察。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超限度生态平衡就会崩溃。老子多处用水来阐明自然规律的不可侵犯，人须顺应自然规律（道）的思想。自然是欺负不得违反不得的：你过度开荒，最终连粮食都没得吃；你用羊内脏制造饲料喂牛，牛就得疯牛症；你吃野生动物、毁坏环境就患非典型肺炎。“道法自然”，最高的“道”尚且如此，况乎人哉？自然只能“顺毛摸”，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定顺天”。传统风水理论在天人合一哲学指导下研究人如何选择和建设居所，它强调建筑要讲究“顺乎天、顺乎地”，对地形最好是随形就势，尽量减少人对自然的改变。泸沽湖是这一智慧的典型表现。它至今仍是青山绿水，这得益于摩梭人（纳西族）对自然的敬畏，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所以要爱护自然生态，不敢乱砍滥伐山林、不敢污染湖水，不滥杀生物；珍惜有限资源，不敢浪费一点一滴；尊重自然的承受能力，近乎苛刻地控制人口。这种智慧虽然古老，但比工业文明的环境观要优胜得多。
第三，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必须慎之又慎，加以保护。自然万物历经千秋万载，业已形成严密有序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对此我们尚知之甚少，任何不必要的增加或减少都有可能带来整个系统的紊乱乃至报复。多年前在广东省成立环保厅的座谈会上，笔者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人类在地球上增加了一些不应该增加的东西，减少了一些不应该减少的东西；在增加应该增加的东西的同时，增加了不应该增加的东西（例如工业化和污染）；在减少应该减少的东西的同时，减少了不应该减少的东西（例如拆迁危房的时候也拆掉了本来需要加以保护的骑楼）；在增加应该增加的东西的同时，减少了不应该减少的东西（例如在建设时砍伐了过多的林木），在减少应该减少的东西的同时，增加了不应该增加的东西（例如减少了摩托车却增加了更多的私家小汽车）。”在结合中外生态学成果的进一步研究中，我有了新的体会：加法和减法要辩证统一。
减法是要尽量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城市的废气来源，除工厂排放外，车辆尾气和空调废气是两大来源，可以用很少资金便解决。摩托车是空气和噪音污染大户，限制和禁止势在必行，空调无法取消，但可以通过观念的改变大大减少其运行时间和范围，今年非典型肺炎就已经向人们敲起密闭空间有害健康的警钟。再以废水排放为例，广州630万固定居民和200万流动人口，假设每年每人使用10公斤洗衣粉，每年排放到珠江的洗衣粉总量便超过8万吨。据调查，居民洗衣粉用量至少一半是浪费的。如果衣服泡湿后再加洗衣粉，使用量可降低2/3；如果教会市民搅匀洗衣粉后才放衣服洗，珠江每年可少收3.6万吨洗衣粉，这是母亲河的大幸！
加法是要积极采取人工的补救措施。城市空气污染以可吸入颗粒物为主。它们大部分来自城市干裸的地面。补救方法一是种树种草，二是复制天然植被。后者是首选方案。近年来，国际城市绿化出现全新的思路和方法，让大量的天然植物在城市的街边、公园、河岸、居民的房前屋后和楼顶自由生长，城市出现了“能绿就绿”的半自然型生态绿化，天然的野花、野草、野藤、野灌木回到了城市人身边。旧观念是把野生植物作为有害的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天然草地只要适当修剪，就能成为好看且人能享用的绿地。与人工绿化相比，天然绿化顺应和借助了生态自然的力量来形成城市的植被覆盖区，实行的是生态学上的“最小人工维护原则”，因其植物种类的多样而能吸引昆虫、鸟类和其他小动物来栖息，增加城市的生态功能和景观价值。
第四，在解决城市生态危机时必须通过回馈自然来保护自然。自然是有机、严密但又只能维持脆弱平衡的系统，当我们不能避免向它索取时，不仅要尽量减少索取的数量，更重要是尽可能多地回馈自然。城建中不可避免要砍伐树木，但必须尽可能补偿。以广州为例：现有总面积743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719平方公里，如果有1/10面积是楼房天台绿化面积，便拥有372平方公里的空中植被。与广州的“风水山”白云山总面积20.98平方公里相比，等于拥有18座白云山。城市如达到立体绿化，从空中和侧面看，整个城市都是一片绿色，居民便拥有更多的休憩场所。对生态的补偿也就造就了优良的居住环境。
城市的排水过去是洁净的雨水、工业和生活废水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都排入下水道，这带来两大问题，一是需处理的污水量太大，城市无力解决，结果河道污染愈演愈烈；二是干净的雨水本来可以直接渗入地下，但被硬逼着同流合污，这同时日益降低了城市地下水位，许多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的地下水因此已近枯竭。我们看古代的智慧：密封路面（例如石板路面或夯实的石灰路面）两边，便是沙土路面，雨水被沙土层过滤后自动被吸收，两个大麻烦都迎刃而解了。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设计和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天来瀑布都流入地面、河流和湖泊，滋润野生植物群落，我们就能在最现代化的城市中，重新拾回优美的意境：“小船哪，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