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几种理论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光[1]（2021）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文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由大向强,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当此之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命题。如何担负好立德树人历史使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必须担当作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教育使命。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既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使然,也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本论文立足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这一前提性、根本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回溯建国以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探究这一价值取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客观规律。特别是本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构建了现实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为本取向的理论图景和实践方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可以为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本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明问题研究缘起、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并在分析国内学术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结合对已完成论文的总体把握,分析提炼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本章从解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构成入手,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并对其主客体关系、内容体系、载体和特点进行分析,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内涵要求和功能作用。第二章,“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本章首先从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两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之后重点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后以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思想为切入点,阐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性解释。第三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本章将建国以来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探索起步（1949—1956）、曲折前进（1957-1965）、遭遇挫折（1966-1976）、恢复调整（1977-1988）、改进深化（1989-2001）和创新发展（2002-现在）六个阶段,通过追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变探究其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异同与变迁。第四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本章首先解读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以人为本的现实表现和不利影响,进而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必要性,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发展的外部动因、内在动力,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地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具体化的理论指导。第五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本章主要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实效性的现实路径选择,从确立科学理念、贴近学生生活、满足学生合理需要、融入人文关怀、促进全面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实践方案。
邢海燕,王冠鑫[2]（2021）在《从功能分析到礼物模式——论杨庆堃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社会学范式》文中研究说明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研究的社会学范式,给后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但中国学界对其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的探讨主要聚焦在弥散性宗教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本文关注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在学术史中"承上"与"启下"的作用,梳理了该理论对韦伯"理性化与现代化"旨趣的超越、对民间宗教划分人群属性传统的弥合,以及与当代理论包括宗教生态论、宗教场域论及礼物模式的对话。本文认为,杨庆堃的宗教概念、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经典解释在现今社会仍具有理论生命力。而且这种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并不只局限汉族社会,也可以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宗教的分析。
晏晓娟[3]（2020）在《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程度,改变了既有的世界城市网络,将世界市场统合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城市之间突破了原先的边界束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全球城市作为超越国家或地区边界的经济关系的主要“节点”,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场所,在现代化世界城市体系中,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政治权力的中心,全球交通的枢纽,贸易与商业的门户,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国际活动举办地,人力资本集聚的节点,全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国际组织和公司总部所在地等等。全球城市以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完善的社会服务以及包容的文化环境等吸引了其它地区群体的涌入,其中便包括来自本国其它省份的流动人口与来自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等等,外来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现代性的全球城市成为大尺度、高密度以及具有异质性的人口集聚点。城市与居民相生相成,相互影响,多样化人口使得城市充满差异性与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城市既为社会差异的建构提供了场所,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建构的过程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同生活习惯、社会背景、语言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外来人口集聚在全球城市中,加重了城市政府的运行负担,加剧了社会融合的复杂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稳定,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从权利的视角出发,结合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演变,对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平衡问题为进行了重新审视,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城市化的发展与外来人口权利的实现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其次,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失衡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再次,如何平衡外来人口的个体权利与城市的公共权利,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权利平衡?最后,“融合”作为一种价值还是一种方式,是否能够成为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价值与归宿。本文以同化理论、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与平等理论为基础,结合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四大基本要素,即经济基础、社会支持、亚文化和政策制定,并选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纽约,世界传统移民城市的巴黎,民族熔炉城市的新加坡以及新兴全球城市的上海为样本,用以分析和探索多元化外来人口在全球城市中的社会境况、政府运行的方式以及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权利演变。在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权利平衡过程中,平等是权利平衡所追求的结果,实现社会公平则是权利平衡最终的价值指向。在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大量集聚的多样化外来人口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新难题,连续的移民流与城市内部差异的扩大使得城市的异质性增强,具有代表性与特征性的族群流入城市与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碰撞,族群自身的文化聚合力与城市主流群体的排斥力导致一对张力,激活了族群生活的边界,同时,城市发展进程中遗留的制度缺陷也在固化这种边界,产生了社会隔离、族群冲突与阶层分化等一系列负面现象。加之城市的公共资源有限与政府资源分配能力的不足,使得生活在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的居住权、受教育权、医疗权、社会保障权以及维系自身文化的权利与获得身份认同的权利等受到一定的限制,城市发展进程中外来人口的权利出现失衡。针对全球城市中出现的一系列权利不平衡现象,本文以社会学的“空间在场”理论出发,从经济网络、社会空间、文化载体与政策弹性四个方面描述了外来人口如何在城市中构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不断影响着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建构与重塑。全球城市这个大的空间体系为外来人口提供落脚、生产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是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也在全球城市中不断发展,建构属于自身的独特空间体系,从而形成快速社会融合的基点,外来人口在全球城市中创建的实体空间为其争取社会、经济、文化与部分政治权利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随着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发展变化,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权利需要进行重新的塑造,化解城市中各项“权力”的冲突,保障外来人口的个体权利与平衡群体间的与集体权利,成为实现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重要内容。解决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平衡问题,必须立足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完善城市中外来人口治理的体系与规制。首先,确保城市公平与社会正义,不断提升城市中分配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形成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价值基础;在文化方面,需要保障外来人口的文化权利,尊重各群体间的社会习惯、文化风俗与价值信仰等等,维护社会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丰富全球城市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方面,发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的服务与引导功能,加强群体间的社会交流,消解城市中族群隔离的社会状态,为促进城市和谐奠定一定的社会基础;在政府方面,不断推进和创新外来人口融合的实现机制、政策激励与治理模式,建立针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新型模式,以促进城市治理制度、机制与体系的创新,为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平衡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在认同方面,不仅需要建立在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多元认同,还要形成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使外来人口真正的融入到全球城市中来。走向权利承认的全球城市,需要实现以融合为基础的城市目标。社会融合是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外来人口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生活与发展的最终归宿,它作为一种实践价值与社会治理方式,为消解城市中的冲突、隔离与分化问题提供了思路,也为保障外来人口的个体权利与平衡群体间的集体权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城市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城市的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分配的具体实践。多样化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集聚现象作为全球化发展进程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现的产物,不断引起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将外来人口的权利平衡研究作为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课题,不仅有利于解决多样性文化碰撞导致的社会冲突与隔离问题,还能够促进各群体间的交往与互动,从而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城市的繁荣与国家的稳定。
曹海苓[4]（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庞潇[5]（2020）在《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研究》文中认为自托依布纳提出反身法理论迄今已经近四十年,相关国内外文献对该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和适用。本文试图通过从反身法的概念、渊源、性质、理论变迁、理论运作、理论价值及瑕疵等几个方面来全面地展现反身法的内涵。社会学家韦伯曾经依据形式或实质、理性或非理性来对法律进行类型划分,他认为现代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法。但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法律逐渐有“再实质化”的倾向,学界也由此展开讨论。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认为法律已经发展到回应型法的阶段,即法律需要针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回应和调整。托依布纳从回应型法中发掘出反身理性,他认为现代法律应该向反身法转变。此后,托依布纳将反身法与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反身法理论的内涵。本文第一章首先从概念含义上对“反思性”“自反性”“反身性”作出辨析,并且讨论了“反身性”在现代化语境下和系统论法学语境下有何种差别,进一步对反身法的反身性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关系作出判断。本文的观点是反身法的反身性同时具备反思和反身性运作的双重含义,在反身性运作方面,卢曼和托依布纳对反身性的理解同布尔迪厄他们是类似的,而在主体方面,前者主要指的是系统的反身性,后者主要指的是人的反思能力。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论述了反身法的几大理论渊源,包括韦伯的形式理性概念,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法律发展模型,哈贝马斯的社会组织原则概念,卢曼的社会充分复杂概念。托依布纳在反身法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汲取了上述几种思想观点。本文第二章从时间维度对反身法的理论变迁过程作出勾勒。最初反身法理论是作为法律发展模型的阶段出现的,并且还带有“程序主义”的性质。此后托依布纳依靠卢曼的系统理论对反身法作出重大修正,将自创生理论和反身法相结合,使其内涵得以丰富和延伸。本文指出,理论的变迁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自创生理论为反身法注入了新的解释,修正后的反身法理论更注重法律系统的自治和其他社会子系统自治的关系,并且也从法学内部上升到法学和社会学交叉的层面。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理论变迁也带来不利后果,例如一方面托依布纳对自创生理论的引入,增加了反身法概念的复杂程度,也使得系统理论的缺陷和局限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托依布纳对系统论和自创生理论的接受,偏离了最初的研究意旨,系统论严格限制了反身法的理论环境。本文第三章主要从宪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分别展现反身法理论的运作过程,在全球社会宪治和行政法规制方面,反身法都展现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在宪法领域,通过法律系统的反身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反身性的结合,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宪治化得以实现。在行政法领域,通过提高特定行政主体和私人主体的反思能力,利用两者的自我规制来弥补传统行政规制的不足。本文第四章从方法论角度来探讨反身法的积极意义和理论瑕疵。本文认为反身法对我们理解——形式与实质、公法与私法——这两对概念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是反身法仍然存在一些理论瑕疵,例如受系统论的限制,反身法理论对个体的关照不够充分;有可能造成法律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在反身法理论的国内适用方面,会受到“现代化范式”的责难和“后现代”因素的限制。本文结语部分除了总结全文之外,试图回顾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进程,并提出一些发散性的余论,即法社会学研究也需要发展自己的反身理性,不同形态的法社会学研究需要反思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与其他的研究领域进行互动。
王霞[6]（2020）在《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迪·格林是当代英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以“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而享盛誉,并成为较早探讨全球化时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者。安迪·格林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现了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有机结合。格林围绕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辩证运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真正的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成为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现实出发点。全球化与教育的趋同性诞生了“教育全球化”的神话,动摇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论根基;后现代与教育的非理性宣扬教育个性化的论调,削弱了国民教育系统的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市场化倡导教育私有化与竞争化,冲击了国家教育的公共性与权威性。面对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现实教育危机,格林坚持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围绕“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格林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成人教育思想等理论观点,阐述了教育的民族国家性、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性、结构功能性以及潜在解放性等特征,逐渐建构了整体性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逻辑起点。格林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现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教育并非强制的控制过程,而是统治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转化”为社会的一般利益,从而教化人们认同当前统治秩序的过程。同时,格林也指出,教育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活动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统治阶级利益,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教育的意识形态具有驯服性和解放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了教育意识形态内部的基本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矛盾、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以及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并对当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如教育的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格林主张教育的多样化以塑造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公民身份,提倡教育的大众化以提升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地位,倡导教育主体的国家化以推进教育行为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国民教育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主体,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过程,是教育政治化的路径。国民教育是国家用公共资金为普通的民众提供的、正式的、并要求民众强制接受的学校教育,体现了教育政治性的基本逻辑:即教育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公民。格林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国民教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批判了辉格论起源、结构功能主义起源、生产关系起源、韦伯冲突起源论等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时序同构关系,阐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不均衡等特点。尤其是深入到英、法、美、德等国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剖析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呈现的独特的国家特征;也揭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凝聚理论是格林对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时代阐释,也是其批判哲学的价值目标。在格林看来,社会凝聚是指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通过依赖共识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既表征一种整体的社会关系,又与国家的制度息息相关。格林分析并批判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思想、不同制度模式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教育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格林界定了社会凝聚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维度,强调了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个体维度以及价值维度的表征。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主体自由与政治参与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共识等都成为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最后,格林阐释了教育作为“修复社会裂缝的社会粘合剂”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消除教育不平等、重建国家认同与建构多元文化认同,以实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教育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实行有效的实践方式与实践手段。格林从公共教育制度、国家课程、职业和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等四个方面建构了当代教育的实践方式。格林主张建构公共教育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与“择校”行为,拒绝选拔性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分配的平等,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实现。在国家课程方面,既要体现民族文化与价值的主导意识,也要突破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建立具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格林强调“国家和社会和作者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终身学习是自我建构的主要方式,格林倡导平等主义体系下的终身学习模式以及普遍的成人学习机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包容的国家福利制度、收入均等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而实现。全球化时代,公共教育困境的出现与教育危机的日益严重化,格林坚持从“教育与国家”的宏观视角出发,笔力深厚的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新论证了国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深入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社会凝聚性、全面界定了当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可行性,为人们正确认知与分析当代教育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给我们的教育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格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追溯教育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化的历史过程,并将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解读,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格林重点关注了由于分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育使命,有利于我们在国家的语境内更好的审视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格林着眼于宏观的研究方法,较好的避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生态谬误”,并为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数据与支撑。当然,格林的教育思想也有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坚持了社会生活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体存在的意义;触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论证了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涉及更为本源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但是却没有对其根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拘泥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语境,预设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法性,诉诸更加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教育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批判其理论糟粕,借鉴其理论是可用之处。我们要加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感与国家民族凝聚力。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在于建构和培养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张燕[7]（2020）在《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文中认为档案与记忆共生相长,恒久绵长。“社会记忆”现已成为学界共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域。社会记忆再生产属于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档案领域为其重要领域和典型场域。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近几年档案学界出现的新课题,以探索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在机制、参与社会再生产发展规律为问题导向。本文引入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汲取档案学、信息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营养,综合运用档案记忆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媒介传播理论等,从档案、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出发,深入阐释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实质、运作过程与作用机理,从学理上就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抽象与分析,并以变革中的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与分析语境,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发展与推进机制。本研究采用“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范畴统摄多方面的档案实践,进一步提炼其概念、要素、结构、性质、功能、运行机理等,初步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档案记忆表现为从中介切入的“刻写”的社会记忆形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是行为、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融文本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于一体,经由生成、加工到消费的往复更新过程,实现档案记忆的累积、更新、展演、传播与共享。作为一项典型的记忆实践活动,档案记忆再生产以记忆传承、社会治理、文化认同三大社会功能的发挥,作用于整体社会记忆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借鉴文件连续体模式,本文构建了档案记忆再生产参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将既往受忽视的媒体要素纳入其中,从档案记忆社会化、社会记忆档案化两个维度突出加工性和往复更新性。结合实践考察,本研究探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境变化。档案记忆再生产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时空,从古至今呈现出由封闭、分散、单一走向开放、系统、多元的演变轨迹。档案记忆再生产受档案记忆系统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等外部因素,以及档案记忆再生产主体、档案记忆制度、档案记忆资源等内部因素。步入快速演进的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国家治理、文化消费、媒体融合等社会情境的变化共同推动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发展。聚焦具体环节,本文深入解析档案记忆再生产在生成、加工、消费三方面的变化。档案记忆生成环境从传统、单一、单向度转向电子环境、竞争记忆场域和交互语境;生成主体从官方、精英走向民间、大众;生成对象从传统形态记忆转向数字记忆,并扩展到新媒体档案记忆、个体档案记忆。档案记忆加工目的趋向意义再生产,从注重史学研究到追求共享记忆;加工形态由文本到可视化,并以空间记忆和影像记忆为代表;加工方式转向数字化、叙事化、创意化、融合化。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由传统用户到数字消费者;消费对象从内容到注重情感、认同、价值等的意义消费,并成为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消费方式转向数字化、个性化、品牌化、休闲化,消费途径趋向在线获取。本研究提炼概括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探究这一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实践推进机制。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在路径、取向、内容、方式、范围五方面,由单向性、生产性、凝固性、单一性、区域性转向多元化、消费性、流动化、融合化、全球化。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将产生多重影响,包括数字记忆迈向智能、媒体记忆加速融合、共享记忆趋向反思、社会记忆竞争加剧、社会记忆遗忘凸显。档案部门可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旨、主体、客体、中介、关系等维度,实施价值引导、协同参与、消费者培育、多维叙事、媒体融合和伦理约束等六大机制,提升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能级,促进社会记忆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蕴涵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深度关切。当下媒体融合浪潮方兴未艾,对档案领域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媒体不仅作为记忆中介,更作为重要的记忆机制作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本文将档案和档案工作视作一种社会建制,统摄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论域,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实践活动的热点问题予以回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与建构,在丰富档案记忆理论研究的同时,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发展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翟磊[8]（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胥克钰[9]（2020）在《共生视角下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的社会融合与治理案例研究》文中指出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圈入部分农村用地,需要征用农民的土地,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变为失地农民。政府采取货币补偿或者产权置换的方式弥补农民,在现实中最普遍的补偿方式就是政府将失地农民集中安置到统一规划建设的安置房社区,这类社区就是失地农民转型社区。转型社区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它是现代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结果,它兼具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但它既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型社区中的失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身份的转变——“农村居民”到“城市居民”,并且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也在被动的改变,但是农民的拆迁安置仅仅是从物质空间层面得到补偿,较少涉及农民的心理认同感、社会融合以及市民化的问题,导致失地农民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并且大部分失地并没有得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不能认同城市生活,接受自己的市民身份,从而未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这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在共生理论的支撑下,假设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的社会融合就是转型社区内失地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共生。进而从社区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以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作街道顺江社区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评该转型社区内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现状,得出该社区内失地农民社会融合不佳的结论,接着运用共生理论的原理和框架,探讨失地农民与市民的共生关系,分析发现,失地农民与市民处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的关系。此后,运用共生理论的逻辑和方法分析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社会融合的共生制约因素,分析显示,共生单元层面的失地农民与市民、共生界面层面的社会制度与社区建设、以及共生环境层面的社区内外环境都存在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因素。最后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面临的问题,从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社会融合的治理对策。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的分析顺江社区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试图借鉴共生理论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价值导向与方法论意义,运用共生理论阐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过程的路径与具体方法、寻找其制约因素并重构一套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的共生和谐发展的系统方法。
韩耀锋[10]（2019）在《上海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得到各个学术领域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流动,以新的移入地为定居目标并定居一年以上的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却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本研究基于社会融合的微观认同视角,对上海市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由于身份认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本研究将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体对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可,并以知识型新移民是否认可本地人身份来讨论其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深度。通过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得出来沪时间、户籍、社会交往、文化适应和迁移意愿对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存在显着影响,并根据深度访谈资料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最后从制度建设、资本扩容、文化自觉三个方面提出重塑知识型新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路径。身份认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它包含了社会交往、自我建构和最终的心理认同,属于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之一,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对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不仅关系到知识型新移民社会融入的深度,关系到我国城镇化的程度,也关系到上海发展的人才战略,影响到上海全球城市目标的实现。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几种理论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几种理论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以人为本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必要性的研究 |
| (四)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内在根据的研究 |
| (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实践途径的研究 |
| (六)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与发展经验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解读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构成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特点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一、相关概念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 |
| 第二章 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
| 二、中国近代的人道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 |
| 二、邓小平: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塑造人 |
| 三、江泽民:突出人民本位,关心人民疾苦,维护人民利益 |
| 四、胡锦涛:关照人民利益,坚持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 |
| 五、习近平:体察民情,改善民生,保障民主 |
| 第三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探索起步(1949—1956) |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 |
| 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有效开展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萌芽 |
| 第二节 曲折前进(1957—1965) |
| 一、“又红又专”培养目标的提出 |
| 二、“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 |
| 第三节 遭遇挫折(1966-1976)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存在 |
| 二、“教育革命”旗帜下的系列政治运动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沦失 |
| 第四节 恢复调整(1977-1988)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地位重新确立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逐步恢复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 |
|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向趋于明确清晰 |
| 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度陷入低徊迷惘 |
| 第五节 改进深化(1989-2001) |
| 一、重新确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 |
| 二、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 三、细化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
| 四、着力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优化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
| 第六节 创新发展(2002-现在)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顶层政策设计系统清晰 |
|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明确呈现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务实有效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充分拓展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局面开始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 |
| 第一节 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缺失 |
| 一、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的缺失 |
| 二、以人为本的学校资源的缺失 |
|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虚空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外部动因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
| 二、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文化创新的要求 |
| 三、网络信息时代教育模式创新的必然要求 |
| 第三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内在动力 |
| 一、大学生的主体诉求与教育者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 |
| 二、大学生主体需求与教育者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 |
| 三、大学生自我教育动力与自我教育能力的矛盾 |
| 第五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确立科学理念: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前提 |
| 一、“尊重人”:发挥大学生的价值主体作用 |
| 二、“服务人”:发挥大学生的权益主体作用 |
| 三、“发展人”:发挥大学生的发展主体作用 |
| 第二节 贴近学生生活: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满足合理需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动力 |
| 一、人的需要的内涵要求 |
| 二、当前大学生的需要现状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学生合理需要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融入人文关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情感支撑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内涵 |
| 二、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缺失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具体路径 |
| 第五节 促进全面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归宿 |
| 一、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发展目标要求的变迁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从功能分析到礼物模式——论杨庆堃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社会学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 言 |
| 二、超越韦伯旨趣：民间宗教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
| 三、民间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整体视角 |
| 四、从功能分析到“礼物模式”:对民间宗教的当代理解 |
| (一)杨庆堃的功能分析 |
| (二)对话经典：当代中国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理解 |
| 五、结 语 |
（3）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化机制 |
| 第一节 城市外来人口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同化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四、平等理论 |
| 第二节 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基本要素 |
| 一、经济基础 |
| 二、亚文化 |
| 三、社会支持 |
| 四、政治因素 |
| 第三节 城市的权利演化机制 |
| 一、城市外来人口的发展变化 |
| 二、外来人口的权利延伸联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样本呈现 |
| 第一节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纽约 |
| 一、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构成 |
| 二、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作为世界传统移民城市的巴黎 |
| 一、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构成 |
| 二、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作为民族熔炉城市的新加坡 |
| 一、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构成 |
| 二、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发展变化 |
| 第四节 作为新兴全球城市的上海 |
| 一、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构成 |
| 二、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发展变化 |
| 第五节 基于样本分析下外来人口权利发展的共性与挑战 |
| 一、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构成与特征 |
| 二、权利发展对城市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 |
| 三、差异性权利的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中群体间的权利失衡 |
| 第一节 外来人口集聚对城市的内生性影响 |
| 一、外来人口集聚加速了城市的扩张 |
| 二、外来人口集聚引发的社会冲突现象 |
| 第二节 城市运行对外来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影响 |
| 一、外来人口的隔离与分化 |
| 二、外来人口权利失衡形成的社会学因素 |
| 第三节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扩张 |
| 一、外来人口权利的分类与发展 |
| 二、生存权与发展权:外来人口移居的固有权利 |
| 三、更加全面的权利:外来人口移居的延伸权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失衡的内在机理 |
| 第一节 空间建构与权利实现的内在关系 |
| 第二节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生存的空间建构 |
| 一、经济网络:外来人口空间建构的经济基础 |
| 二、社会空间:社会化的空间形式 |
| 三、文化载体:形塑外来人口的精神世界 |
| 四、政策弹性:可利用的制度模式 |
| 五、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空间形式的转换 |
| 第三节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的内在逻辑 |
| 一、外来人口的“权利”与城市的“权力” |
| 二、纵向间的权力下放 |
| 三、横向间的权力生长 |
| 四、城市中个体的权利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权利平衡建构与重塑 |
| 第一节 作为共享的权利保障 |
| 一、维系外来人口的文化权利 |
| 二、保障外来人口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权利 |
| 三、维护外来人口的社会权利 |
| 四、形成外来人口权利保护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走向社会融合: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再生产 |
| 一、社会融合的价值与指向 |
| 二、社会融合的四个维度 |
| 三、社会融合:全球城市中外来人口权利的价值归宿 |
| 第三节 权利平衡的重塑 |
| 一、保障差异性权利的共同发展 |
| 二、实现公共权利与居民私权利的平衡 |
| 三、确保城市发展与公平正义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呈现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职能 |
| (二)政府治理 |
| (三)公共服务 |
| (四)社会化养老 |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 (二)准市场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及意义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反身法的发端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反思性、自反性和反身性的语义 |
| 二、现代化语境下的“反身性” |
| 三、系统论法学中的“反身性” |
| 四、其他类似概念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反身法的理论渊源 |
| 一、韦伯的法律类型化 |
| 二、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法律发展模型 |
| 三、哈贝马斯和卢曼的社会理论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反身法的理论变迁 |
| 第一节 前期:新的法律模型 |
| 一、反身理性的发现 |
| 二、反身法的“规范理性” |
| 三、反身法的“系统理性” |
| 四、反身法的“内在理性” |
| 五、程序主义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后期:自创生理论下的新内涵 |
| 一、法律系统的自创生 |
| 二、改革法律的机制或框架 |
| 第三节 理论变迁的意义及后果 |
| 第三章 反身法的理论运作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宪法领域的反身法路径 |
| 一、宪法问题的出现 |
| 二、宪法社会学和社会宪治 |
| 三、全球社会宪治下的“反身法” |
| 第三节 行政法领域的反身法路径 |
| 一、传统的行政规制 |
| 二、特定行政主体的自我规制 |
| 三、私人主体的自我规制 |
| 第四章 反身法的价值和瑕疵 |
| 第一节 理论价值——对传统的冲击 |
| 一、形式与实质的融合 |
| 二、公与私分立的消解 |
| 第二节 理论瑕疵及解释 |
| 一、个体何处安放 |
| 二、悖论外部化:法律雅努斯的塑造 |
| 三、现代抑或后现代 |
| 结语 |
| 一、简短的总结 |
| 二、法社会学研究的“反身理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安迪·格林学术简介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提出 |
| 1.1 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 |
| 1.1.1 教育全球化的神话 |
| 1.1.2 教育非理性化的盛行 |
| 1.1.3 教育市场化的滥觞 |
| 1.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 |
| 1.2.2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
| 1.2.3 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 |
| 1.2.4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批判与成人教育理论 |
| 1.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逻辑起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
| 2.1 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 |
| 2.1.1 教育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
| 2.1.2 教育的普遍性与虚假性 |
| 2.1.3 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性 |
| 2.2 教育意识形态的驯服性和解放性 |
| 2.3 教育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 |
| 2.3.1 教育内容中同质性与多样性的矛盾 |
| 2.3.2 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裂 |
| 2.3.3 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 |
| 2.4 当代教育意识形态批判 |
| 2.4.1 教育全球化理念批判 |
| 2.4.2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批判 |
| 2.4.3 新自由主义教育观批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主体:国民教育 |
| 3.1 批判国民教育制度的传统起源 |
| 3.1.1 辉格论起源批判 |
| 3.1.2 结构功能主义起源批判 |
| 3.1.3 生产关系起源批判 |
| 3.1.4 韦伯冲突论起源批判 |
| 3.2 揭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关系 |
| 3.2.1 “国家形成”是国民教育制度的现实语境 |
| 3.2.2 国民教育制度体现国家干预教育的合法性 |
| 3.2.3 国民教育制度表现“国家形成”的差异性 |
| 3.3 分析国民教育的独特性原因 |
| 3.3.1 政权性质 |
| 3.3.2 社会结构 |
| 3.3.3 文化因素 |
| 3.4 揭示国民教育的历史功能:民族认同 |
| 3.4.1 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 |
| 3.4.2 帝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 3.4.3 战后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价值目标:社会凝聚 |
| 4.1 追溯社会凝聚的思想来源 |
| 4.1.1 自由主义:自然和谐 |
| 4.1.2 共和主义:分工团结 |
| 4.1.3 浪漫保守主义:文化团结 |
| 4.2 批判社会凝聚的制度类型 |
| 4.2.1 自由体制 |
| 4.2.2 社会市场体制 |
| 4.2.3 社会民主制度 |
| 4.2.4 东亚模式 |
| 4.3 澄清社会凝聚的内涵与维度 |
| 4.3.1 社会凝聚的内涵 |
| 4.3.2 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 |
| 4.3.3 社会凝聚的个体维度:相对的自由与政治参与 |
| 4.3.4 社会凝聚的价值维度:合法性共识 |
| 4.4 发挥教育对社会凝聚的建构功能 |
| 4.4.1 消除教育的不平等 |
| 4.4.2 通过教育推进国家认同 |
| 4.4.3 以宽容教育建构多元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五章 实践旨趣: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
| 5.1 推行公共教育制度 |
| 5.1.1 反对“择校”与市场化,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 |
| 5.1.2 反对选拔性的教育制度,施行综合性教育制度 |
| 5.2 发展国家课程 |
| 5.2.1 民族文化的内核 |
| 5.2.2 公民教育课程 |
| 5.3 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
| 5.4 践行终身学习机制 |
| 5.4.1 终身学习的意义 |
| 5.4.2 终身学习的社会模式 |
| 小结 |
| 第六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评价 |
| 6.1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价值 |
| 6.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 |
| 6.1.2 凸显了社会平等与正义的教育使命 |
| 6.1.3 展现了方法论的宏观性与规范性 |
| 6.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局限 |
| 6.2.1 个体主体性的忽视 |
| 6.2.2 教育批判的不彻底性 |
| 6.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启示 |
| 6.3.1 重视国家的主导作用 |
| 6.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
| 6.3.3 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安迪·格林主要学术成果 |
| 附录二 安迪·格林关于教育、平等与社会凝聚调查节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2.1 主要概念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1 国外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2 国内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 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1 国外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阐释 |
| 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 |
| 3.1.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双重维度 |
| 3.1.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表现 |
| 3.1.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比较分析 |
| 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结构 |
| 3.2.1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形式、内容与意义 |
| 3.2.2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主体、客体与关系 |
| 3.2.3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加工与消费 |
| 3.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性质与功能 |
| 3.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性质 |
| 3.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功能 |
| 3.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
| 3.4.1 文件连续体模式的启示 |
| 3.4.2“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构建 |
| 3.4.3“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内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与转型情境 |
| 4.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 |
| 4.1.1 古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2 近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3 现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演变轨迹 |
| 4.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影响因素 |
| 4.2.1 档案记忆系统外部环境因素 |
| 4.2.2 档案记忆系统内部构成因素 |
| 4.2.3 档案记忆再生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
| 4.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情境 |
| 4.3.1 新媒体时代社会转型的发展 |
| 4.3.2 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变 |
| 4.3.3 新媒体时代文化消费的兴起 |
| 4.3.4 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变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转型 |
| 5.1 档案记忆生成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5.1.1 档案记忆生成的内容与方式 |
| 5.1.2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5.1.3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5.2 档案记忆生成环境的转变 |
| 5.2.1 从传统环境到电子环境 |
| 5.2.2 从单一场域到竞争记忆场域 |
| 5.2.3 从单向语境到交互语境 |
| 5.3 档案记忆生成主体的转变 |
| 5.3.1 从官方走向民间 |
| 5.3.2 从精英走向大众 |
| 5.4 档案记忆生成对象的转变 |
| 5.4.1 从传统记忆到数字记忆 |
| 5.4.2 新媒体档案记忆的兴起 |
| 5.4.3 个体档案记忆的显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加工转型 |
| 6.1 档案记忆加工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6.1.1 档案记忆加工的内容与类型 |
| 6.1.2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6.1.3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6.2 档案记忆加工目的的转变 |
| 6.2.1 传统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 |
| 6.2.2 从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 |
| 6.3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转变 |
| 6.3.1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社会化 |
| 6.3.2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协同化 |
| 6.4 档案记忆加工形态的转变 |
| 6.4.1 档案记忆加工的视觉化转向 |
| 6.4.2 档案记忆加工之影像生产 |
| 6.4.3 档案记忆加工之空间生产 |
| 6.5 档案记忆加工方式的转变 |
| 6.5.1 档案记忆加工的数字化 |
| 6.5.2 档案记忆加工的叙事化 |
| 6.5.3 档案记忆加工的创意化 |
| 6.5.4 档案记忆加工的融合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消费转型 |
| 7.1 档案记忆消费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7.1.1 档案记忆消费的过程与特点 |
| 7.1.2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7.1.3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7.2 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的转变 |
| 7.2.1 从传统档案用户到数字消费者 |
| 7.2.2 档案记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融合 |
| 7.3 档案记忆消费对象的转变 |
| 7.3.1 从档案记忆资源到记忆资本 |
| 7.3.2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新动向 |
| 7.3.3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边界 |
| 7.4 档案记忆消费方式与途径的转变 |
| 7.4.1 档案记忆的数字化消费成为基本方式 |
| 7.4.2 档案记忆的个性化消费成为重要方式 |
| 7.4.3 档案记忆的品牌化消费成为优选方式 |
| 7.4.4 档案记忆的休闲化消费成为新兴方式 |
| 7.4.5 档案记忆的在线消费成为主要途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影响与推进机制 |
| 8.1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 |
| 8.1.1 档案记忆再生产路径:单向性转向多元化 |
| 8.1.2 档案记忆再生产取向:生产性转向消费性 |
| 8.1.3 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容:凝固性转向流动化 |
| 8.1.4 档案记忆再生产方式:单一性转向融合化 |
| 8.1.5 档案记忆再生产范围:区域性转向全球化 |
| 8.2 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 |
| 8.2.1 数字记忆迈向智能 |
| 8.2.2 媒体记忆加速融合 |
| 8.2.3 共享记忆趋向理解 |
| 8.2.4 社会记忆竞争加剧 |
| 8.2.5 记忆遗忘冲突凸显 |
| 8.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推进机制 |
| 8.3.1 面向主旨的价值引导机制 |
| 8.3.2 面向生成、加工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 8.3.3 面向消费主体的消费者培育机制 |
| 8.3.4 面向客体的多维叙事机制 |
| 8.3.5 面向方式的媒体融合机制 |
| 8.3.6 面向关系的伦理约束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8）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基层法治离我们有多远? |
| 二、基层治理的法治悖论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的职能与职权 |
| 一、基层政府职能与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特征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现状分析 |
| 一、基层政府失灵与政府权力异化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之根源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塑造 |
| 一、基层政府治理的理念误区与极端倾向 |
| 二、合法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底线 |
| 三、有效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重塑 |
| 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三维架构 |
| 第三章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失衡及其解决路径 |
| 一、问题意识:纵向权力配置失衡 |
| 二、制度性根源:法定职权与管理的错位 |
| 三、关于基层乡镇政府地位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强镇扩权:基层政府赋权改革探索与反思 |
| 一、改革历程与实践样本 |
| 二、行政性分权:强镇扩权改革的路径反思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赋权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确立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目标: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健全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保障 |
| 第四章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实践图景——以上海群租治理为例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群租治理的真实场景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群租治理的政策推进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群租治理中的街镇角色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特征 |
| 一、基层政府权力的“运动式运行”困境 |
| 二、基层政府权力的“压力型运行”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权力的“失调型运行”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建构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框架 |
| 二、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 |
| 三、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
| 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的法治化 |
| 第五章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表象与根源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硬腐败与软腐败 |
| 二、基层政府权力廉政监督与效能监督的统一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危害性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腐败的根源分析 |
| 三、价值导向: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 |
| 四、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效能监督的法治化 |
| 一、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实证分析:以2019年D区街镇考核为例 |
| 二、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法治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效能监督法治化的改进路径 |
| 第六章 余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虚无主义批判 |
| 一、基层治理中法治虚无主义的新变异 |
| 二、基层法治虚无主义的形态与后果 |
| 第二节 警惕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浪漫主义 |
| 一、法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
| 二、法治浪漫主义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
| 第三节 坚持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实主义 |
|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 |
| 二、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渐进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兼怀人生四十 |
（9）共生视角下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的社会融合与治理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研究现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章节安排 |
| 1.6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创新 |
| 1.6.2 本文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梳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转型社区 |
| 2.1.2 失地农民 |
| 2.1.3 社会融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共生理论 |
| 2.2.2 社会共生理论 |
| 2.2.3 本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共生视角下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社会融合的实证案例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案例的选取 |
| 3.1.2 数据采集 |
| 3.1.3 样本概况 |
| 3.2 顺江社区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基本现状 |
| 3.2.1 指标构建 |
| 3.2.2 经济融合现状 |
| 3.2.3 社会融合现状 |
| 3.2.4 心理融合现状 |
| 3.2.5 制度融合现状 |
| 3.3 顺江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的共生关系分析 |
| 3.3.1 相互作用——失地农民与市民的共生行为模式 |
| 3.3.2 动态关系——失地农民与市民的共生组织模式 |
| 3.3.3 失地农民与市民的共生模式 |
| 第四章 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社会融合的共生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共生单元内部制约 |
| 4.1.1 质参量不兼容——失地农民自身条件制约 |
| 4.1.2 共生进化缺乏动力——市民社会排斥 |
| 4.2 共生界面制约 |
| 4.2.1 社会共生界面不健全——社会制度和政策不完善 |
| 4.2.2 社区共生界面缺损——社区管理、服务不到位 |
| 4.3 共生反向环境制约 |
| 4.3.1 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网络内倾性 |
| 4.3.2 社区外部——空间分异带来的隔离 |
| 第五章 共生视角下推动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社会融合的治理对策 |
| 5.1 提高共生单元质量 |
| 5.1.1 失地农民要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市民意识 |
| 5.1.2 失地农民要增强自身技能,提高社会竞争力 |
| 5.1.3 市民要消除社会偏见,接纳失地农民 |
| 5.2 优化共生界面 |
| 5.2.1 建立精准的补偿安置机制 |
| 5.2.2 完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 |
| 5.2.3 公益组织提供个性化专业帮助 |
| 5.3 改善共生环境 |
| 5.3.1 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
| 5.3.2 打破社会关系的内倾性,重构新的市民关系 |
| 5.3.3 改善社会环境,倡导社会关怀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上海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社会融合 |
| (二)社会融合维度 |
| (三)认同理论 |
| 四、研究方法 |
| (一)问卷调查法 |
| (二)访谈法 |
| (三)个案研究法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基本概念 |
| (一)知识型新移民 |
| (二)身份认同 |
| (三)身份认同的测量指标 |
| 二、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一)政策制度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三)社会交往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四)文化适应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五)迁移意愿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六)人口统计特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
| 三、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置 |
| (三)统计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知识型新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状况 |
| 一、样本特征 |
| 二、客观身份认同情况 |
| (一)社会互动 |
| (二)与流入地的心理距离 |
| (三)文化适应 |
| (四)迁移意愿 |
| (五)归属感 |
| 第四章 影响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归因分析 |
| 一、变量描述 |
| 二、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回归嵌套模型分析 |
| (一)影响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制度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的经济因素分析 |
| (三)影响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的社会交往因素分析 |
| (四)影响知识型身份认同的文化因素分析 |
| (五)影响知识型身份认同的迁移意愿因素分析 |
| 三、知识型新移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再思考 |
| (一)户籍制度产生“外来者效应” |
| (二)户籍制度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 |
| (三)人才政策对身份认同影响力甚微 |
| (四)经济差异带来认同分化 |
| (五)社会互动增强城市归属感 |
| (六)文化适应促进社会融合 |
| (七)迁移意愿决定身份认同 |
| 第五章 结论和讨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启示 |
| (一)制度建设:破除知识型新移民城市融入的制度壁垒 |
| (二)资本扩容:提升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
| (三)文化自觉:尊重文化差异,构建和谐共融的文化价值体系 |
| 三、结论与不足 |
| 附录 :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状况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几种理论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D]. 王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从功能分析到礼物模式——论杨庆堃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社会学范式[J]. 邢海燕,王冠鑫. 宗教学研究, 2021(01)
- [3]全球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权利平衡研究[D]. 晏晓娟.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 [4]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研究[D]. 庞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D]. 王霞. 山西大学, 2020(12)
- [7]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D]. 张燕. 上海大学, 2020(02)
- [8]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共生视角下失地农民转型社区的社会融合与治理案例研究[D]. 胥克钰.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10]上海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个案研究[D]. 韩耀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