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导弹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两年来，美国国家导弹防御(NMD)计划闹得沸沸扬扬。就其背后的基本观念而论，它完全可被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全球性战略稳定最具颠覆性的军事规划之列。近半个世纪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俄罗斯，其核战略的基础，因而也是其整个安全战略的基础，都在于互相有保障的摧毁(MAD)。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说，这互相有保障的摧毁是以己方承担一定风险（即将主要军事设施或人口中心置于遭到战略核打击的可能性之下）为代价，使对方承担同样的风险，以此实现一种互相有保障的威慑——双方因害怕自身毁灭而俱无率先发动核打击的胆量或意愿。依靠这么一种特定的威慑，美国获得相对安全，亦即以一定程度的不安全为代价而实现的安全，一般说来这是在一个并非由帝国统治或霸权主宰的世界上唯一现实可行、唯一有道义理由的安全。同样依靠这么一种特定的威慑，核超级大国之间可预见的总体性战略稳定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稳定的世界基本和平也得以维持。即使在美国与中国这样就核力量而言弱得很不对称的国家之间，美国对战略核导弹基本不设防的情况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核威慑，这无论如何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安全，有利于更广泛的国际稳定与和平。
然而，现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求发动NMD计划，并且得到那么广泛的国内情绪呼应。这一状态表明，美国正相当强烈地倾向于谋求绝对安全。用享利·基辛格在其经典名著《重建了的世界》当中阐述的原理来说，一国的绝对安全追求意味着它所在的国际体系内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意味着一个“革命”国家力图想当然地推翻保证现存国际秩序稳定的基本规范和力量格局。具体地说，NMD难免会使其他有关国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为任何人都不无理由推测，一旦得到一套有效和全面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保护，美国就有可能在发生它自己定义的最坏和（或）最必要情况下，无所忌惮地率先发动核打击。不仅如此，鉴于世界上有理由将美国设想为实在或潜在敌手的国家（尤其是这样的核国家或潜在核国家）难免迟早采取种种军事对策来对付NMD，美国的行为会驱使它们和美国一起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很大程度上无规则的战略武器竞争新时期。
当然，眼下NMD计划是否实施仍属未定之数。有三大因素制约着美国政府，使之尚未定下上马决心。首先是技术上的可行性仍未确定：要在仅试验三次就有两次失败的情况下，贸然展开斥资亿万的这项武器计划，显然是不易设想的，即使美国现在有着无论同其余国家还是同它10余年前相比都可谓巨大的技术、经济和财政优势。其次，美国的欧洲盟国几乎一致公开反对NMD计划，这对一向视美欧团结和主要盟国的支持为其对外政策要素的美国政府来说，无疑非同小可。美国的欧洲盟国不愿看到它们多年来已习惯了的战略规则被废弃，不愿激起俄罗斯（它在核武器方面仍然强大，并且远未可视作其安全和民主伙伴）这一近邻的强烈反应，也不愿听任美国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上任意妄为。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可能在NMD盾牌下自感本土万无一失、因而滋长孤立主义情绪的美国是否将持久信守护卫欧洲的义务，欧洲盟国多半会心怀疑虑，正如它们同样会担心美国在无虞核报复的心态下可能肆意闯祸。至于约束美国政府实施NMD的第三大因素，则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在这三大因素中间，就其制约效能而言，技术障碍最为重要，欧洲盟国的反对则次之，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又次之。
这样的轻重次序不难理解。冷战和冷战后时期的许多事态都表明，凡在重大的、并且仅仅或绝大部分依靠美国资源的对外政策或战略问题上，只要美国国内形成占显著优势的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行政当局就大多会基本依据这种舆论和情绪来确定政策和战略（至少不会使之严重越出它们实际上设定的决策界限），而不很顾虑欧洲盟国的意愿如何。进一步说，只要一个对外政策或战略问题越容易唤起那在美国广泛和根深蒂固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越容易同“美国至上”、“美国特殊”的民族心弦发生共鸣，就越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宁愿单干、不惮孤立的舆论和公众情绪取向，而NMD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被相当广泛地期望在一个有着“无赖国家”和未来可能的大挑战者的世界上，给美国带来战略上的“绝对安全”。可以预料，如果技术上证明大致可行，并且被美国主流舆论以至行政当局认为实在必需或值得向往，那么即使欧洲盟国颇为不满，NMD也将成为战略现实。何况，翻遍美欧同盟的历史，无法找到先例来显示欧洲盟国在美国已有定见并已下了决心的问题上能坚持其一致的反对立场；更何况，NMD意味的美国本土“绝对安全”可能使美国不惮用核打击来报复对欧洲盟国的进攻，因而欧洲人可能不再会提出冷战时代戴高乐提出的那个著名疑问：“美国是否会冒自身毁灭的风险来拯救欧洲？”俄罗斯所以反对NMD，除了缘于对美国霸权态势的愤懑和前面所说会由NMD引起的广泛不安全感之外，很大程度上出于它自感根本无力同美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略武器竞赛，而这类在几乎所有各大领域赢弱无力的状态，正是美国看轻俄罗斯、包括不会在NMD问题上对俄根本让步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考虑到美国即使着手大力建设NMD，也几乎完全无法抵挡俄罗斯已有的成千枚先进的远程战略导弹，或者说，NMD在军事上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仅考虑这一点，也使人足可怀疑俄罗斯是否会坚持其目前的反对立场。至于中国的强烈反对，说到底根本不是美国所顾虑的，因为许多迹象和信息表明，NMD所针对的主要就是中国。
不能认为，美国政府和战略学界关于NMD之动机的寻常说明全系谎言。对所谓“无赖国家”用导弹袭击美国本土的惧怕以及对核扩散的担忧，确实真实而且普遍，并且是许多政客和政策精英用以促成舆论赞同NMD的一大口实，尽管包括最近朝鲜对外态势重要变动在内的一些事态和有关国家的实有能力表明，这样的惧怕和口实颇大程度上离奇可笑。然而可以认为，至少对主张NMD的政客和政策精英来说，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防范中国——一个被预料很可能在今后30年内真正强大起来、继而全面挑战美国优势的中国，一个被认为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而或许会意图对美本土进行核导弹袭击或以此相威胁的中国。（用一位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最近访问中国时说的一句打了折扣的老实话说，“美国确有少数（？）人将NMD设想为对付中国。”）诸如此类的中长期对华安全疑惧是美国对华态度、舆论和政策的部分重要成因，只不过“安全”在此对美国来说，除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理解的国家安全外，还意味着保持美国的战略—政治超强地位和霸权性优势。如果将此等“中国威胁”论仅仅看作反华发泄、反华梦呓或蓄意的反华宣传那就太简单化了。它们虽然远非真理，但就其大多数持有者来说，颇大程度上出自真实的疑惧，这样的疑惧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是“正常”的，在怀抱冷战思维和霸权心理的美国人那里尤其难免。应当顺便指出，很少数中国人近一年多来出于美国蛮横行为引起的过度激愤，或者出于国际政治—战略观点方面的偏狭浅薄，主张废弃中国政府多年来关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立场，要求准备在同美国可能的冲突或冲突危机中，率先用“杀手锏”来“断其一指”。这种谬误、危险的言谈和思想可以被一些美国人用来加剧“中国威胁”论。
NMD计划可被认为在美国已有相当强劲的驱动势力和颇为广泛的舆论基础，而且如上所述，并不存在足以经久阻滞这个计划正式上马的国际政治障碍。至于技术障碍，是否在几年里无法取得很大的突破？这大概是连美国的有关专家们都难确有把握地回答的问题。不过，白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军方和国会对NMD的较积极态度使人猜测，似乎只要逐步投入所需资金，就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的NMD计划恐怕难免正式实施，并且有相当大机会取得可观的试验成效。如果确实如此，中国将无可回避地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经济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严峻问题：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一种可能在许多人看来理所当然、甚至唯一可行的基本对策，是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从西方研究机构所说的现有20余枚增加到例如100或200枚，以便必要时足有成效地突破NMD盾牌，与此同时大力改善战略武器系统的质量，加速建成中国自己不可被毁伤的核报复能力（第二次打击能力），防范在理论上可能的美国对华第一次核打击。换言之，美国将因为NMD的建立而促使和“教会”中国成为核力量方面比现在强大得难以比拟的真正核大国。多半由于美国近年来似乎变本加厉的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态势，中国方面已形成了强烈的对美戒备心理和愤懑情绪，它们同以多极化和国家自强自助观念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战略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这样的基本对策有可能得到采纳。它尤其将来自NMD的一种政治效应：NMD将使中国无可置疑地确信美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也是最大的）中长期战略敌手，因而中国也会更少保留地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战略敌手。
在战略核力量的建设方面与NMD针锋相对是一种对称性战略，虽然它远非意味着同美国进行旨在追赶的核军备竞赛。这种战略的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它那乍一看来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替代：美国以其全面的导弹防御和由此而来在逻辑上可以推想的核攻击可能性，使中国迫不得已地要大大增加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加速确立足够的核报复能力，否则中国就缺乏威慑、抗击或报复美国可能的对华军事干涉、常规入侵甚或核武攻击的最后手段，缺乏护卫起码安全、实现完全统一和维持独立生存的终极军事保障。这一不易置疑的战略道理，加上从中国角度显而易见的美国对华威胁（或者说可以理解的中国对美疑惧）以及中国之有能力为国家安全、统一和独立生存的上述需要腾出资源而不损毁国民经济，看来确使在战略核力量建设方面同NMD针锋相对成为必要的和可行的。
然而，这样的对称性战略有一项或许是致命的缺陷，它通常被对美大战略的研讨者们所忽略，那就是它将严重加剧中美两国关系中总的“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或曰“安全困境”）。作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关于国际紧张、对立及其升级机理的一项最著名概念，安全两难依其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的界定，是指在国际无政府亦无有效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国家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会多多益善地加强实力，而这又会使对方国家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加强实力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开头谈到的安全担忧和实力追求。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是国家间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并且在缺乏制约因素的情况下显然难免步步升级为对抗和冲突。就中美之间会由于上述对称性战略产生的形势而言，危险不仅在于核武器领域的安全两难，更重要的是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很可能被拖入一场即使远非全面和同步、但到头来仍难免节节加剧的不对称的核军备竞赛，而且中美彼此间关于对方总的政治—战略意图及其趋势的疑惧很可能愈演愈烈，把对方视作首要敌人并以准备应付最坏情况为主要出发点来决策的倾向也会随之步步增长。这样，21世纪前半期力量对比逐渐转移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将添上又一项至关重大的危险动因，不仅如此，在美国政界、军界和传媒界反华势力大有人在，他们必然畜意渲染中国方面在战略核武器领域的几乎每一项重大的军备发展措施，将此曲解为“中国威胁”的头等证据来恶化美国对华舆论，并且由此恶化美国对华政策。尤其鉴于美国依据其更具压倒性的高科技优势、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冷战后业已首屈一指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必然在今后数十年继续拥有显著首强地位，所有上述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中国在内部经济资源分配和外部政治—战略环境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国即使在新世纪前半期能够维持国家基本安全和实现人民基本富裕，也无法象一个十数亿人口的大国理应的那样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我们面前有着另一种可以选择、并且大概是唯一应当选择的对策，那就是大致维持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基本现状（或者更准确地说，只维持中国对外国“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核报复能力），而任凭美国去搞NMD。显然，采取这一种对策并相信其合理性，需要国际政治观和大战略思维层次上的某种局部转换或革新。关键在于破除冷战时期由美苏两大国树立和维持、当今又由美国强化了的核武器神话，即(1)核国家远比无核国家安全；(2)在核国家之间，核均势意味着同等安全，核优势意味着额外安全，绝对核优势则意味着绝对安全；(3)在强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方面，核武器的功效同样如此。然而实际上，主要归因于虽然不易明确追踪、但肯定广泛进行着的一种道德变迁（特别是对于大规模杀戮以及核武器在这方面的相关或相近含义的广泛和巨大厌憎），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或者核大国彼此间不是为报复核攻击而使用核武器（特别是战略核武器），已成为极难想象的。换句话说，假如这两种情况居然发生，甚至即使是出于抵抗或惩罚武装侵略之类合法合理的目的，其结果差不多必定是“全球共讨之”——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甚或乃至军事形式的“全球共讨之”，讨伐者中间包括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那个国家政府治下的大多数人民，哪怕这样的国家是强大无比的美国。因此，主要缘于上面所说的道德变迁，无核国家受到核打击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一个核大国受到另一个核大国率先核攻击的可能性也近乎等于零，而上述三条核武器神话失去了它们表面的真理性。考虑到同核安全两难和核武器神话相联的、核国家特有的那种核恐惧，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核武器与国家安全（或国家安全感）成反比关系，正如用核武器威胁当作强制性外交手段早已被广泛视为道德上令人厌憎的，从而可以说核武器与国家外交效能成反比关系。
破除了核武器神话，就可以懂得中国未来的长远安全与其说取决于核军备发展与核威慑能力，不如说取决于缓解并争取逐渐消除中美安全两难，包括规避核安全两难。如果我们的有关谴责、抗议和外交阻滞无效的话，那就让美国去搞它的NMD并维持其庞大得离奇的核武库。总有一天，美国公众会对这些感到怀疑和厌烦，并且相应地滋生与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相左的内向情绪，除非其他有些国家总是以某类国际行为（无论其本身是否或如何正义）来同美国当今寻找或制造敌人来斗的欲望相匹配。怎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真正有效亦有利地克制和消减美国的霸权性优势，是个对中国的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大战略问题，并非某种被简单化了的反霸概念和斗争哲学所能解决。中国要注意防止自己去犯一种美国正在犯的错误，那就是以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为主要出发点和核心来规划基本政策。应当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但国际关系的历史屡屡证明，沉迷于此却难免导致最坏政策，因为这意味着主导决策的不是理性，而是过度疑惧、悲观主义或命定论。
鉴于前面所说的那番道理，我们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领域所要准备对付的最坏情况，大致应当审慎和现实地限于未来个别“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万一可能对中国进行的严重核威胁甚或核攻击，因为此等国家就其历史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或国内体制而言，或者就其参与国际社会生活的程度和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而言，在个别或极个别的情况下这么做毕竟是可以想象的。对此，中国需要相应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核报复能力。此外，核武器神话毕竟被其余核大国所信奉，并且肯定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被废置，因而它们仍将参与塑造其余核大国的核战略行为（在当今特别触目地反映在美国坚持保持庞大得离奇的核武库，坚持不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强烈地倾向于建立NMD上面）。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还毕竟广泛存在一种同样多半由核武器神话导致的国际政治观念，即拥有核武器就拥有（或迟早会拥有）大国地位、大国威望和大国权利。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显然需要维持目前在规模和功能两方面很有限的核武力，需要参照国际上相关的技术发展重大动态适当地改善之，或许还需要很有限地增加其数量。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不因美国NMD计划的刺激而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核军备发展政策，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不许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占取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位置。必须再一次强调，是否遵循这些重大原则关乎中国的真正安全和经济与心理健康，并且因此关乎中国的长远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