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论”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责任论文,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观察中国外交的视角正在从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实用主义观点转向国际体系层面的结构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塑造方面。① 这种视角的转换反映了国内外关于“世界中国”作用的解读和期待。中国的实力上升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中国如何运用新获得的力量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中国责任论”的提出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因素压力下对中国外交的新挑战。
一、“中国责任”话语的兴起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伴随着国家实力上升以及不断走向全球的脚步，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运用新获得的力量日渐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部分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始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于2005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演讲。② 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各个层面，比如要求中国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增加军事预算透明度、加大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投入、增加联合国会费、对朝鲜和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改变获取外部能源的方式、处理好与苏丹及缅甸等国家的关系等。③
欧盟理事会2006年12月发表的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力图从全球层面看待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在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功和负责任成员的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呼吁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拟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参加2007年夏季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通过“新形式的对话”鼓励拥有最快发展速度的国家担负各自的全球责任，特别是在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领域。另外，德国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与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⑤ 日本则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交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的会费缴纳比例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⑥
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期望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代表和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多地增加发展援助和对外投资以实现共同发展，比如，要求中国逐渐从防御性外交政策转向利用新增的经济影响力引导世界的积极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上升也给部分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大国造成了一定压力，关于中国忽视劳工标准、产品补贴、非公平竞争以及海外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等批评声音在发展中国家也时有所闻。上述声音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作用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而有了更高期待。中国需要在继续拒绝表态、事实上抵制、犹豫地合作和承担更大的领导作用之间做出抉择。⑦
二、“中国责任论”的自由主义色彩
“中国责任论”的出台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现实中不断碰壁有密切关联。“中国崩溃论”严重夸大中国国内发展面临的困难，试图唱衰中国，但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正在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型。“中国威胁论”则因中国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而不攻自破，现在，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如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中日关系也在回暖之中；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密切配合；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深化，双方已经正式启动伙伴关系协定的实质性谈判；与非洲、拉美和中东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对上述地区的投资保持着积极势头。在这种情况下，被学者和官方采纳的“中国责任论”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中流行开来。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的转变表明，国际社会希望影响或约束中国运用权力的方式，进而规范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
面对“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对其背后的西化图谋、谋求主导中国外交、要求中国分担霸权治理成本等战略意图表示警惕，以及对中国能否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感到疑虑。⑧“中国责任论”在国际社会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也很有市场，比如2006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中国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关于“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威胁论”变种的说法。美国一方面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一道处理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另一方面又在东亚地区保持美日同盟、构建东亚安全机制、强化美印关系以及建设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亚地区秩序，以此遏阻或防范中国崛起，这促使中国学者对“中国责任论”持较多的保留态度。
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较为中性、客观，它更多地从积极和正面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国际角色；在方式方法上更加强调对话与协商等接触性手段，而不是孤立与制衡的遏制性手段；在理论色彩上更加突出自由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色彩，不是旨在阻止中国追求更大的权力，而是鼓励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承担与其地位和权利相称的国际义务。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利益攸关方”与“战略对手”、“伙伴关系”相比有很大不同，它彰显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共性和共同义务，以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和重要程度。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表明，美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享有共同的重要利益，另一方面意味着美国要求中国在享受国际体系带来收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责任论”的兴起是中国力量上升和参与国际生活深化的必然产物。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促使多数国家选择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合作关系，以便受益于中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也促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去关注中国的国际角色。同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国际体系内的主要行为体在客观上需要团结起来加以应对，特别是团结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备受瞩目。汇聚了主要工业国家、并被认为是全球治理中心的八国集团虽然实力强大，但面对众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仍显力不从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加强对话与合作已经成为该集团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责任论”的兴起还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和未来国际角色的积极认同和预期。
三、“中国责任论”的挑战
“中国责任论”的兴起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多的活动平台，国际社会在中国涉外事务以及重大国际问题处理和国际制度安排中将更多考虑中国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承担国际责任，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序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
第一，国际责任的美国性与国际性难以平衡。国际体系本身正处于转型之中，国际责任的内容与履行方式变动不居。美国要维护其霸权的长期性，就需要尽可能降低其霸权成本，由此希望中国能够分担其治理成本，将中国纳入其预设的发展轨道，促使中国在朝核危机、伊核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责任论”的不同倡导者由于其各自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不同，因而提出的中国责任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日本、印度、巴西、德国、南非等大国希望中国能够帮助它们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与其国力相称的地位，特别是在重要国际组织的改革中获得中国的支持。欧盟则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历史经验和价值标准出发，要求中国在地区合作、人权、市场开放以及能源市场上与其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期望中国能够在国际体系中代表其利益，减少相互间的贸易竞争，向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和投资借贷优惠等。中国的基本考虑是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实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对自身国际责任的定位尽管与上述期待不乏重合之处，但在关注的优先程度上显然不尽相同。这种不一致性反映出中国所处国际体系的复杂性，既为中国提供了回旋的空间，也有些令人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第二，责任意识初备，但责任战略有待细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展，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逐渐意识到和开始强调中国需要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出发，要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⑩ 从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角度出发，中国首先要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国家。(11)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战略问题。(12) 从中国海外利益扩展的角度出发，中国从闭门主义者转换成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13) 从外交哲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是对世界的责任，而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14) 权力的增长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与之相符的国际身份和国际责任。(15) 上述思考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责任意识，在政策研究层面上较为关注核扩散以及联合国改革等热点问题中中国的责任，但是在援助、能源、国防现代化等敏感和重要问题领域的深入探讨尚不多见。
第三，中国建设负责任大国初见成效，同时也存在不少挑战。中国在外交决策透明度、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参与度，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周边外交和地区合作等领域取得明显进步，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大为改善。中国自1998年以来连续公布的五部中国国防白皮书，2003年和2006年先后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和《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均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表达中国的立场，在国际社会起到了促进合作、增信释疑的积极作用。中国全面加入国际制度的行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现状的担忧。(16) 如果一个国家的境况越好，它越有可能默许组织的扩张，而且越有可能在某些制度化领域采取将其命运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17) 中国通过合作的方式管理其与邻国的领土领海分歧，特别是签署了具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在东亚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效应，东亚国家普遍对中国的崛起持积极态度，渴望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合作。(18)
目前，中国在建设负责任大国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一是西方对中国国内决策体制仍存担忧，它们倾向于认为精英政治和民族主义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希望促使中国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培养具备高素质的新一代领导人以避免领导水平滑坡；(19) 二是在国际组织方面，中美国际组织观差异较大，中国没有加入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可用资源和方式仍然较为有限；三是在国际体系内中国因素日趋突出的情况下，“韬光养晦”战略引起了部分争议；(20) 四是军事透明度问题。(21)
四、树立中国的国际责任观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会更具影响力、更受关注，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国际问题，完全的实用主义或者被动的撞击反射式反应都不能替代前瞻、严谨、细致地对自身国际责任的思考。树立中国的国际责任观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学术和政策命题。
首先，中国需要厘清国际责任的内涵，掌握国际责任的话语权。对负责任大国行为进行评价的统一标准并不存在，不同的行为体通过其话语权推销各自的标准。中国完全可以在接受“中国责任”这个话语的同时，对其内涵输入中国特质。从学理来看，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身份派生的属性，大小国家均应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区别只是因国家资源和能力不同而有所差异，大国理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关于国家国际责任的评价标准还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从早期对主权制度和国家多样性的强调，发展到二战后强调共同利益、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再到冷战后对国内社会关系和人权状况的高度关注，评价标准一直在不停地变化。国际责任应该根据国家能力和国际共识进行界定。
中国要履行国际责任，但不是履行由少数国家界定的国际责任。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界定国际责任的最终权力仍然应当保留在国家手中。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优势地位，我们对其有关中国国际责任的认知不能不予以重视，但不一定完全认同。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中，美国曾尽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内部争斗，中国也应当尽力避免卷入美国的霸权政治。面对美国主导的话语体系和外交议程，中国需要明确自身的国际责任内涵，避免完全追随他国设定的国际责任。面对美国提出的增加军事透明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政治制度民主化、反恐防扩以及注意与所谓的“无赖国家”交往等责任要求，中国可以结合自身的优先考虑妥善加以应对。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有着共同的考虑也有各自的优先关注，中国既要防范美向中国转移矛盾，又要在考虑自身关切的基础上积极地通过对话谋求两国合作，在履行相关责任上寻求共同战略。
中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提升显然不能过多基于异质性，而是依靠更多的同质性。建设和谐世界不仅需要利益的和谐，而且在价值观上也要贡献更多具有普适性的中国内容，例如“和平”、“发展”、“合作”、“公正”与“人权”等价值观就较具普适性；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等相关概念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中国面临着软权力合法性不足与资源不够均衡的制约，应该努力培育和挖掘自身的软权力资源，提高使其转化为既定外交政策的能力。
其次，中国要明确自身国际身份及其对应的国际责任，增强责任意识，优化海外中国形象。国家身份明确与否影响国际责任的确定。给当代中国定位，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国家身份处在不断的定位调整之中，在20世纪经历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的转化。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的国家身份明显定位于革命性国家，70年代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22) 与上述中国国家身份转变相一致，中国的国际责任分别为支援世界革命，推翻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侧重认同和完善现有国际体系。(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开始了部分转型，但实际政策往往较为模糊，决策过程集中度较高，在寻求大国地位和权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接受随之而来的义务和责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才大大改观。(24)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威胁论”表明，对安全和国际地位的追求不能仅仅依赖物质力量，国际合法性对消解由权力增长带来的疑虑非常重要。中国在加强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合作和负责任的方式提高自己在国际共同体中的社会声望。由此可见，自身定位以及责任意识会影响到国家对自身国际责任的界定。
中国具有多重身份，这便于居间调解，但是也容易导致角色紧张。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大国等概念从不同侧面概括了中国的国家身份。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导致中国可供履行国际责任的资源并不充分。如果能够继续维持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将会被逐渐淡化，大国品质将不断强化，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也因而会得到大幅提升。目前而言，中国可以利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沟通南北对话，促进南北合作。中国的国家身份包含众多特质，不能将其人为地分裂开来加以片面定位，这样既容易导致忽视国情，也可能导致不切实际地承担国际责任。制定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非常低，贫富差距还很大，建设国内和谐社会仍然需要国家巨大的投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仍然是对中国国家身份比较客观全面的定位，物质力量和全球利益依然有限的中国无需承担过多的全球责任。
第三，中国须更多地从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互结合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中国逐渐认识到它采取的每项国际行动都会产生相等或者相反的反应，比如随着中国全球贸易盈余的增加，要求中国重估人民币币值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中国从穷国获取资源、向受失业困扰的低收入国家输出劳动力有可能招致这些国家对中国政策的疑虑甚至憎恨。中国力量的增长也容易招致外界的误读。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维护海上航道安全和保护海外利益需要一支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蓝色海军，然而中国海军力量的提升显然会影响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25)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国际责任的履行要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尽量寻求将自身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结合起来，在国际组织合法性的框架下履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责任，在避免承担过重责任的同时赢得相关行为体的理解与支持。
注释：
①参见牛军：“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2-121页；陆伯彬：“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66-74页。
②See Robert B.Zoellick," 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China: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October 24,2006.
③Glenn Kessler," US Says China Must Address Its Intentions:How Its Power will Be Used Is of Concern,"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2,2005.
④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2771[st] External Relations Council Meeting,Brussels,11 & 12 December 2006.
⑤See " China' s Africa Policy Poses Risks-German Official" ,Reuters,January 15,2007.
⑥" Japan Demands China Boost Its U.N.Fees Contribu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7,2006.
⑦Judith F.Kornberg & John R.Faust,China in World Politics,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8.
⑧参见刘建飞：“负责任大国对谁负责”，《环球时报》，2007年1月3日；林逢春：“祸兮？福兮？——‘中国责任论’解读”，《社会观察》，2006年第4期，第43-45页；谢莉娇，唐彦林：“美国的‘中国责任论’与中美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26-27页；袁鹏：“美国对华态度分析：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东方早报》，2005年12月22日。
⑨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第34-59页。
⑩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
(11)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51页。
(12)潘忠岐、郑力：“中国国际责任与国际战略的理论思考——‘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综述”，《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22页。
(13)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21-24，52页。
(1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5)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页。
(16)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17)谢里尔·尚克斯、哈罗德·K.雅各布森和杰弗里·H.卡普兰：“国际政府间组织格局的惯性与变革，1981-1992”，《国际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18)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2005,pp.64-99.
(19)See Dominique Moisi," The Clash of Emotions" ,Foreign Affairs,Vol.86,No.1,2006,p.12; John L.Thornton," China' s Leadership Gap," Foreign Affairs,Vol.85,No.6,2006,pp.133-140.
(20)参见刑悦、张冀兵：“‘韬光养晦’战略再思考”，《国际观察》，2006年第6期，第13-19页；彭光谦：“‘韬光养晦’绝非暗藏杀机”，《环球时报》，2006年9月21日。
(21)参阅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58-62页；李义虎：“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新安全观思考——兼与马伟宁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50-56页；吴晓明、徐纬地：“军事透明与安全互信——兼与马伟宁先生等对话”，《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49-56页。
(22)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1页。
(23)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2页。
(24)See Evan S.Medeiros & M.Taylor Fravel," China' 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Vol.82,No.6,2003,pp.22-35.
(25)Robert S.Ross," Assessing the China Threat," The National Interest,No.81,Fall 2005,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