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的产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自我意识，是社会自我反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初叶的欧洲（注：社会学史家一般认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于18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标志着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诞生。）。对于社会学的产生，启蒙运动确立了最基本的智识资源，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政治动因，而工业革命则奠定了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自从在一个大变革时代问世起，社会学就在参与现代社会的反思性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因此，“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是社会学从诞生之日就被致思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孔德将其视为处于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时，这种划分其实不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它似乎也蕴含了这位社会学创始人对该学科所赋予的使命——关注社会的构成机制与发展动力。
尽管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学科史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下过许多不尽相同的甚至相去甚远的定义，不少社会学家曾从各自的角度阐过对社会学所具有的功能，但是，作为总体而言的社会学，它的核心内容一直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探讨社会的结构及其整合问题，二是探讨社会的变迁及其动力问题。
中国社会学是开放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时代的产物。1840年以后，国门被打开，力图富民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将社会学引入了中国（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在20世纪初叶，其中，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于1903年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作《群学肄言》，等等，这些事件通常被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策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重建社会学。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更加开放并且需要人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直面世界的时代，是一个更富变化因此需要人们在变化中应对一切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应该实现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社会学家必须承担一种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一、回应当今时代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无疑是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其根基的，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则又必然不能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我们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人类饱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之苦，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历了1945-1989年长达46年的东西方冷战。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国际形势尽管还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总的特征将表现为全球化和多极化之势，和平与发展构成时代的主题，机遇仍然大于挑战。
这种国际大背景将会强烈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它所提出的一切挑战，需要中国社会学家从理论上加以充分关注，在实际中给予有效应对。
1.在解答时代前沿问题的努力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高度总结。它既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奠基地位的社会学三大经典作家之一（注：社会学史家一般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迪尔凯姆称作对现代社会学的确立具有奠基地位的三大经典作家。他们的思想分别导致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理解社会学传统，实证社会学传统。）。马克思的思想直接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不仅如此，他的不少思想还被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与发展，例如冲突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学派，以及当代社会学家中大师级人物如哈贝马斯、吉登斯、布迪厄等，都较有代表性地从一定方面吸取了马克思的思想，或从某种角度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遇现代化困境的时候，马克思曾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等问题再度凸显，而基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重新探讨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的思想焦点。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问题的出现似乎优先于答案的提出。所以，针对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前沿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答，尤其是如何解决当今时代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无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项历史使命，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获得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
2.密切关注新知识、新技术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崭新作用
当今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传媒社会”等概念，实质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时代。社会学家必须密切关注这种新的社会发展动力及其引起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把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它们在未来时期可能呈现的变化趋势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例如英特网的出现与发展已经而且还将进一步给人类接触信息、沟通交往、提高效率等诸多社会生活的方面带来全新的面貌。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认识新知识和新技术对于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所可能发挥的崭新作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学科或领域的专家们热烈探讨的重要议题。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把新知识和新技术科学地运用于节制生育和消费，合理地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有效地运用于保护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从而保证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可再生循环和可替代性研究，无疑将会有助于改善生产与消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3.探讨全球化潮流与地方化趋势背景下的民族—国家发展问题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历史潮流。尽管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起点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但实际上全球化是从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确立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后才开始的，到20世纪晚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彼此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当今，在全球化潮流空前高涨的同时，地方化趋势也表现得日渐明显。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或传统同样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情形向社会学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是：如果我们已步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话，应该怎样更辩证地看待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正在出现的地方化趋势，它们是对全球化潮流的抗拒，还是与全球化共同构成了世界发展的两翼？
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形态。社会学中所谓“现代社会”，一直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整个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全球化进程的开端在时间上大致相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经济、金融、文化、媒体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及其进一步扩展，民族—国家的范式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这种情形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或视角都面临着改变或创新的压力。而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使本国得到发展，同时又避免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是值得社会学着力研究的极富现实性的课题。
4.加强对西方社会学最新发展动向的及时了解与把握
西方社会学有着较长的学科发展历程，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都很丰富。综观当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表现出各种流派林立、学说纷呈的特征，但同时也体现出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综合的倾向，尤其是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则是充分吸取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有关成就，这一特点也是当今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的态势在社会学学科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西方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应以分析的眼光关注西方社会学中的最新发展动向。例如，当我们社会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发达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而针对这种发展的后果，西方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或观点，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这些理论见解都从特定角度表现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加强对它们进行及时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对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提供知识成分，而且可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应避免的“陷阱”提供警示性经验。
二、反思性地参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建构
中国社会学家将能够为中国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试图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学以及如何发展这种所认定的社会学。
如果社会学不仅要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之林中取得基本的合法性，而且还要占据一种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它的生命之源必定是由互为存在前提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一方面，寻找社会学学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现象与问题作出社会学的独特透视。
1.进一步探索中国现代化未来进程的优化路径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上看，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表现为作为一种深刻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是由作为现代化发源地的欧洲向欧洲以外其他地区和国家逐渐扩展开来的，并最终形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但是，这一过程在现代化早发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晚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形成了极不平等的发展条件与状况。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道路绝不等于西化，而必须是经过不断探索才可能找到的具有本土契合性的一种选择。中国作为晚发型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充分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有利时机加速发展，同时又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则是中国社会学家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既要考虑到我们所处的现时代境况的特点，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的文化遗产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可能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结合1997年发生、历时了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儒家文化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社会学家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2.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顺利进行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日正是中国社会开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剧变迁之时，中国社会学家用“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独特的社会学概念来描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宏大的社会变革进程，并使之成为一个内涵日趋丰富的学科视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等等，都从特定的层面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科学地规划这种城市化、工业化和法理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尤其是作出富有成效性和前瞻性的制度安排，成为社会学充分展示自身社会功能的根本着力点。对于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来说，有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则是关涉这种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实现的“瓶颈”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身份制、户口管理体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发展模式等中国现存社会结构的最基础方面。正因为如此，它也是理解这种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术问题。作为对国家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学科支持，中国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所进行的独树一帜的分析及其更深入的探索，便可能成为在研究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学说的一个重要契机。
3.创新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社会制度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说是调节、分配各种资源的规则和程序。社会转型引起了与原先社会结构相配套的有关规则和程序不同程度地失效，因此，新社会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加以促进和保障，不论是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还是学校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居民住房制度、单位用人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在创新制度安排方面，首先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内各种要素、关系（如产业、地区、城乡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产与消费、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其次，必须考虑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现象，不论是职业的分化、阶层的分化，还是行业、社区、地区发展程度的分化，都将在深层次上表现为利益的分化这一重要社会问题，利益的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冲突。社会学家必须正视社会冲突，特别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由于利益分化、尤其是贫富差距增大所引起的新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有着具体的质和量的差异。并非一切形式的社会冲突都具有破坏性质。如果能够科学地加以理解并且处理方法得当，冲突完全可以体现出建设功能，从而使冲突诱发的个人、群体或部门之间的张力转化为社会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条件下实现更高层次的稳定的前提与发展的动因。在此方面，社会学家不仅要在建立各种具体的缓减或释放冲突因素的社会安全阀机制上下大力气，而更应该在社会运行规则和机制方面提出自己的更切合实际的主张和建议。对于有待进一步创造和完善的各种新的制度安排，有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理应把社会公平置于一种优先考虑的地位上。那么，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在争取最大公平的前提下去追求最高效率？
4.促进社会生活中精神家园的建设
社会学不仅要探索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而且还要探索有利于塑造这种机制的文化和精神氛围，而后一个方面似乎被今天一些以专业社会学家或社会学专家自誉的人们所忽略。这的确不是一种较为完善和成熟的社会学学科的应有之举，当然也就更不是一个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时期的社会及其成员的幸事。
社会转型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个体自我意识的高涨，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的必然现象。但是，同时应该看到，作为现代化的文化逻辑的世俗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工具理性增强的表征，必然引发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深刻嬗变。世俗化充分地肯定了现世追求、物质享受、大众生活，表现出强调个体、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从而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着社会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世俗化的“光明面相”。但是，现代化是一种充满悖论性质的过程，如果缺乏崭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及时而强有力的引导，世俗化就会表现出它的“阴暗面相”。换言之，当世俗化变得偏激化，将会造成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更有甚者将会导致对于精神世界中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甚至消解；一旦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留下可乘之机，难免引发社会某种程度的失序与动荡。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结构层面的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强化新的制度安排，这是社会学所谓系统整合应履行的职责；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好文化层面的问题，进行文化创新、心理变革，完成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的重建，这是社会学所谓的社会整合应该完成的任务。只有这两个方面协调进行，才能有效地防止社会失范和社会解组，促进作为社会发展最基本前提条件的社会稳定。
总之，现代化是一种由诸种因素构成的复合动力机制所推动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变迁，由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演进、心理变革等社会子系统的变化来具体地加以实现，这些社会子系统之间需要高度协调才能保持总系统的基本稳定与有序高效地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转变和心理变革来加以促进和保证。过去一个时期中，经济与社会之间应该协调发展的问题已经受到我国社会学家的普遍重视。以后，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结语：达成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的统一
在发展中国社会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学家能否达成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的有机统一，是事关社会学事业成败的一项最基本的前提（注：对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之间的关系这一具有方法论前提性质的问题的理解与处理，还将进一步扩展或影响到对于具体层面上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处理。）。社会学需要以科学的、客观的、价值无涉的态度来正确地认识社会。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常识性问题。但是，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坚持这种态度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最能体现研究者素养的问题。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在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进程中决不能步入这样一种误区：在脱离了不知道实证研究为何物的“纯定性研究”阶段之后，又惟实证研究是举，把它尊奉为社会学具有科学性的最高准则。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社会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注：古尔德纳(Gouldner,A.W.)在《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1970年）一书中就提出，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它所产生于其中的历史、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结构功能主义的均衡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普遍怀疑，即出现理论上的危机，实质上反映了曾经作为这种理论的深刻基础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发生了危机。因此，社会学家应该放弃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幻想，而发展一种反思社会学。古尔德纳的诸多真知灼见时至今日并未过时。）。
重视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非经济增长就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惟一指标。社会学家应该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使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自我反思不被消费，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学家所面临的全新问题。
社会学的角色和社会学家的使命就表现在：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当中，就此而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诊断与对理想社会方案的设计构成了同一工作的两个侧面。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都来源于良好的知识素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它们是每一个可以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安身立命的基本素养。正因为有了它们，复杂的社会现象才会被敏锐地洞察和准确地把握，疑难社会问题才会被及时地发现和客观地分析，有效地解决方案才会被成功地提出和坚定地执行。
总之，社会学家要以客观的立场和冷峻的眼光看待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但是，必须从强烈的价值关怀出发去参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建构。这正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与价值涉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场景中被具体而辩证地处理。
社会学争取自身合法性以及强劲发展动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如何，完全取决于它的学术贡献和实践效用，亦即它对世界社会学知识积累的所作之功以及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所尽之力。
如果说中国社会学要成长为一门强大的学科必不可少两只坚实之足的话，那么，其中一只必须深深扎进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而另一只则应该立在学术探索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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