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生产关系基础理论的谬误、危害及其和我国曾发生“左”的错误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生产关系论文,谬误论文,基础理论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是对社会、历史的科学总结，是构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一向是必然发展又很曲折的。在当代，斯大林就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饰下，另搞一套形而上学谬说以阉割、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人物。斯大林的谬论也形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条居于核心地位的特大谬论，这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生产关系定义内所说：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基础的唯一内容，并由它决定（原文是“由此产生”）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①]。这一谬论实质上正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归于失败的理论根源之一。这一谬说从本世纪50年代影响我国，其流毒是广泛而且严重的。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实践上冲破了斯大林形而上学的谬论及由此引出的极“左”“模式”的束缚。然而，上述谬论在我国理论界至今仍居于统治的地位，故值得加以剖析批驳，以期从理论上清源正本，拨乱反正。
一、斯大林论点的谬误、危害简析
第一，按照社会、历史实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次论述和论例，生产关系的基础应当是人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使用、占有、支配、所有）两项及其结合。斯大林片面夸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在生产关系基础中完全抹煞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作用，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②]。显然，马克思所说两种“分配”正是共同构成生产关系基础的必要内容。对于封建社会，马恩认为它的生产关系基础是“人身依附”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等级占有结构[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在“欧洲昏暗的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④]此外，马恩还多次论述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的两项内容及其结合，也是值得重视的[⑤]。显然，斯大林的谬论对每一个社会都不适用。
第二，生产关系整体，包括生产关系基础两项内容的基本面貌，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斯大林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臆造出来的因果联系。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和过渡性社会中，人们拥有的生产资料多少，是一种“在生产中的地位”；人们在社会分工中是农民、工人、管理劳动的厂长、经理，担任公职的县长、部长，担负专业事务的建筑师、教师、医生等等，是另一种“在生产中的地位”。斯大林“由此产生”前后的两句话，当然不应当是占有生产资料多少这一“地位”的同义反复，后一句只能是指人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这方面的“地位”是由人们的体力、技能、文化知识、经验等决定的。这一切属于生产力或担负事务能力的范畴，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认为拥有生产资料较多，就可以当厂长、县长、建筑师、医生等，是对事物本体因果联系的胡说，是违背常识的。
第三，按照斯大林论点逻辑推演，人类只能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两类社会。因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并进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应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著名论断就要被推翻了。从这个角度也可见，斯大林的论点是不能成立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著名的论点和论例。这就是，在人类的生产率还相当低，生产品除了满足起码的需要只能有微少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只有通过扩大社会分工才能实现。这种分工的基础就是“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与“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握国事”等“特权分子”之间的分工。在那个年代，“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⑥]这段话对于我们科学辩证地认识人类社会怎样在矛盾中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将以上后半段换句话说，上述分工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生产关系基础的一部分和主体；这一主体关系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性质。斯大林的论点，正是把人们对客体的关系（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和人们主体间的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颠倒了过来，所以是荒谬的。
第四，上述生产关系基础的唯一内容论，还使生产关系（特别是其基础）应当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理论也被粗暴地简单化、片面化了，抽去了衡量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中的主体是否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标准。这从前苏联20—30年代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本来，原俄国经济落后又发展很不平衡，十月革命如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公有制只应当是初级的、少量的、不纯的。斯大林不顾生产力低下的实际，片面鼓吹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有了全面的基础，推行一套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越纯越大越快越好的极“左”路线，要求几年中达到全面实行所谓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使用暴力等政治强制手段来硬干、蛮干。斯大林的谬论和路线对前苏联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30年代初苏联“出现了可怕的饥荒和瘟疫”，仅以1933年农、牧业拥有的牲畜头数与1916年（战时）对比，其破坏的严重性也是惊人的：马从原有3510万匹（1916年）降为1660万匹（1933年）；牛从5890万头降为3860万头，羊从11520万只降为5060万只；猪从2030万头降为1220万头[⑦]。破坏的其它表现和造成畸形发展等种种问题，此处略。
第五，斯大林杜撰的生产关系定义把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排除在生产关系之外，也是一个错误（这一点早有人指出，现略）。但他蓄意制造混乱，在论述交换、商品生产时，转而又一次鼓吹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一切的谬论，宣称前苏联存在“商品生产”是由存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又称“两种形式”，指“全民形式”和“集体农庄形式”）[⑧]决定的。这又是背离社会历史实际生活的常识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⑨]又指出：“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是“社会分工”[⑩]。事实上，交换、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两种社会分工（一是生产专业分工，二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及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分工）的产物。斯大林谬论的直接危害，就是使前苏联本应发展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破坏。
二、斯大林论点谬误和我国曾发生“左”的错误的关系
按我们现在所知，斯大林的上述论点，在我国首先是由毛泽东同志接受下来并在报刊上发表而影响全国的。以下，我们从《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一些重要概念提法的变化和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展情况发生错误的估计，来说明以上问题。
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内容的提法，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两文中，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9页）[(11)]。这里的几个“业”字，都是指一定生产事业的整体及所包含的一定生产关系的整体，从所指内容具有完整性来说，提法是正确的、合理的。
此后不久，上述内容的提法发生变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一文中开始强调“所有制”，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同上书，第119页）。又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同上书，第12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编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其注文是：“参看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24页）。我们分析，当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已出版一段时间，中译文铅印件可能已送到毛泽东的手边，毛泽东很可能是看了后者而有以上的提法。这里的“所有制”没有写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但显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化。我们这样说有两点根据，一是毛泽东自己说他的理论来源于斯大林；只有斯大林把所有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混为一谈；只有斯大林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说作基础的唯一内容）；二是毛泽东后来把“所有制”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把两者等同起来（具体说明见下文）。马克思早就说过：“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12)]又说：“……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3)]。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两个大小不等的概念的，所以可判断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不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
直到1956年和1957年初，毛泽东还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简化为“所有制”。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中，提到“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同上书，第324页），并说：“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了”（同上书，第325页）。这里所说“基本上解决”，实质上已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水平估计过高。按这个估计，我国已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已是高级阶段了。当时我国的社会实际，是生产力水平（包括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还很低下，从生产、生产关系整体来说，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上解决”的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表达的形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同上书，第389页），这个过高估计与以上基本相同。
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同上书，第417页）。又说：“今后……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同上书，第418页）。这是现知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把整个生产事业的所有制缩小而直接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同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中又说：“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同上书，第447页）。这里的问题与上一篇相同。这又证明，前面几篇中的“所有制”，因为理论上来源于斯大林，故都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称。
我们知道，我国从1957年起开始犯“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几次讲到这一点。他曾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14)]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15)]这一错误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及刮共产风，同年的“大跃进”和盲目地赶超外国，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革”，开始着手缩小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等。发生上述错误的原因十分复杂，如当时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农村发生贫富分化需要确定对策等。但我们理解，从认识上、理论上来说，毛泽东同志接受斯大林上述谬论，却是形成“左”的错误的基本理论根源。而这一点，又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应有的研究、在当时学习苏联中存在照搬照套的片面性有关。而“左”的错误本身，又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大体特点，是在把经济战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估计过高以后，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而1957、1959年反右派、反右倾在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党内少数所谓“资产阶级”“右”的势力斗争以后，又进一步向党内寻找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资产阶级”“右”的势力的代表，展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左”的错误推到了顶峰。造成这个错误发展、恶化的原因，归根到底仍是接受了斯大林的谬论，以为单把生产资料转归公有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因此要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来巩固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条病“根”，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也就没有什么依据，不知在为“巩固”什么而运动了。
近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地搞得不好。
近一些年，这些国家或因触发政治危机发生了质变，或因实行改革而别开生面。现在，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发生严重亏损的今天，在重视劳动分工、劳动责任及其相互关系的今天，在重视科技、知识、文化、管理等等的今天，为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加快发展和更加繁荣昌盛，以高度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态度来纠正我国把斯大林的谬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加以传播的失误，清除其影响，已经十分迫切了。
注释：
①⑧《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4、550页。
②⑥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页，第3卷，第221页，第2卷，第101页。
③参阅同②书，第1卷，第28页，第4卷，第152页。
④⑩《资本论》第1卷，第94、389页。
⑤有关论述不作转引，参阅下文及注⑥，又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367、368、465页等。
⑦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11)为节省篇幅，自此处起，凡转述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内的原话，均只在行文中夹注页码。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2、180页。
(14)《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69页。
(15)《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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