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新闻改革的十大趋势_市场经济论文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新闻改革的十大趋势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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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扩大,我国进行了多年的新闻改革也随之向纵深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经济更加繁荣,市场更加稳定,政治更加民主,法制更加完备。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新世纪的前叶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本文结合世界各国新闻传播业的沿革与变迁,更结合我国实际,将其概括为十大趋势。

一、广泛、自觉而准确运用涉政原则

新闻传播具有报道新闻信息、反映民意舆情、传播文化知识、提供娱乐服务等基本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则更加突出,它是信息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更是引擎机和推动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新闻事业要广泛、自觉而准确地运用涉政原则。所谓涉政原则,就是涉及政治的原则,其中包括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国家主权及国家统一原则、涉外原则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国间各方面的竞争与较量将愈演愈烈,我国新闻事业的内外使命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促进国家经济之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维护世界和平、进步和正义事业,从根本上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新闻必须涉政,涉政必有原则。而那些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消弱涉政原则的倾向必须得到纠正。新闻传播媒介要把涉政原则融汇贯通,变成自觉行为,从现在起就要加大其教育力度,促使新闻媒介和从业人员全面提高政治素质。同时,国家要迅速制订出有关新闻的涉政原则,使其具有行政法规的地位。未来的我国新闻事业,其涉政原则使知之和使有之相结合,“喉舌”与“纽带”相结合,“传播”与“公共武器”相结合,促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及世界局势,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政通”才能“人和”,唯有广泛、自觉而准确地运用涉政原则,我国的新闻事业才具有特色并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真正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

二、新闻传播事业法制化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新闻事业法制化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新闻无法,则不能构成法制社会的全貌。在1983年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正式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议案。1984年六届二次会议期间,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负责人正式向中外记者宣布,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但是,因立法中不断出现新问题,为慎重起见,作为新闻法制体系中的基本法律的新闻法至今尚未出台。然而,近年来的新闻官司却不断增加,这本身就给新闻界和国家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新闻法制化势在必行。然而,新闻立法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新闻法制建设必须与全社会的法制化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建设同步。

我国新闻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全国共同遵循的新闻大法即《新闻法》和各种单项新闻法律,如记者法、编辑法、新闻媒介法或新闻法人法以及新闻诽谤法、新闻侵权法等。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必须内容详尽,解释细致并具切实可操作性。那些诸如隐性采访中偷拍偷录、欺诈及其它侵犯被采访人权利的问题,作品的剽窃问题,编辑修改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公众的知晓权、表达权、具体人身权问题,新闻名誉侵权诉讼中的原告选择问题,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权和公民人身权发生冲突时的优先选择问题等等,都要有法可依。

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主要体现者是新闻媒介和记者,新闻法制化的核心也应是新闻记者及所有新闻从业人员,故而新闻法在保护全民的新闻自由的前提下,确保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自己的正当权益,使之知法、守法、执法并承担国家法律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要彻底改变那些依照习惯权而无法定权的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现状,彻底改变某些权利虽有立法保护却并不具操作性的现状(如新闻舆论监督权),明确新闻记者的知悉、采访、调查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抗辨权等。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新闻传媒在传播信息、反映舆论和舆论监督上的巨大作用;才能解除新闻工作者的心中余悸与后顾之忧,开动机器,轻装上阵〔1〕。同时,新闻记者要知法懂法,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新闻记者不仅要懂得新闻法以及国内各种法律法规,还要懂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

三、舆论监督体系的拓宽与强化

舆论即民意,舆论监督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意志,在法律保护下,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控。它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化,是民主政治的表征。舆论监督不只是舆论批评,新闻的舆论监督作为民意的集中监督,其侧重点应是“下”对“上”的监督,是人民大众对执政党和政府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健全的舆论监督是政治上的防腐剂,是社会关系的调解器,是道德的审判台。开放的舆论导致民智活跃,精神解放;拓宽与强化舆论监督,就是要打破精神奴役,使全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作为言论自由重要标尺的舆论监督则必然要强化其应有功能。

强化舆论监督的先决条件是政治民主,即政务活动公开,让人民大众直接参政议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 因为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人民直接参政议政,新闻直接涉政,重大政治决策必须通过人民大众,必须接受新闻传媒的监督。新闻传播媒体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其代表人民执行的舆论监督应是民情、民意、民智的集中体现。新闻传媒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不等于其滥用自由而为所欲为;要讲求科学性,在我国可多建立几个类似于民意测验所、舆论研究所、政治研究中心、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定期、定度、定量地进行系统的民意测验、分析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应并行,其目的在于沟通、疏导、化解和处理问题。在拓宽与强化舆论监督的同时,须适时适度地把握舆论,形成合力,造成声势,并使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四、新闻事业产业化与集团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产业化与集团化又是其新世纪发展的一大趋势。

要实行新闻事业的产业化,就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闻媒介的内部管理机制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确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僵化保守的用人制度;实行社长负责制下总编辑、总经理并行的科学领导体制,建立高效率、运作灵活的内部组织结构。

产业化经营管理的新闻传播事业必须服从国家大局,必须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及经济运作规律办事。新闻传播媒介产品有两个市场(产品消费者市场和广告市场),这就相应地决定了它具有两种收入来源(发行/发射收入和广告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那种专靠发行(发射)赚钱的观念将逐渐被抛弃,“廉价销售——扩大发行(或提高收视/听率)——吸引广告客户——从广告中获取可观收入——媒介再生产”将成为现代新闻传播产业的基本运作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与竞争机制的成熟,为受众所需要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新闻媒介产品同广告市场之间将产生良性的互动效应。

新闻传播事业实施产业化运作,同时也意味着其向着规模经济和集团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在西方,报台托拉斯和跨国跨行业媒介已有很大发展。“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单纯办报的报社、专发通稿的通讯社和单纯办广播的电台,几乎没有了。”〔3〕显而易见, 市场经济机制是竞争机制,竞争必然导致人、财、物的规模化、集中化。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集团化初露端倪,新闻产业规模经济已显示出蓬勃之势。可以预料,我国的新闻企业集团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将愈加突出。新闻传播事业集团化将有三种途径,一是新闻产业内部兼并或联合,以高投资、大规模运作替代数量多、水平低的作坊式经营;二是媒介横向扩张或生长,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三是产销各环节紧密相连,垂直联合,如建立报业的造纸、印刷、发行、广告一体化的联合体等。

五、与高新科学技术革命同步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革新都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深刻的变迁。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机的出现使得近代大众报纸应运而生;无线电技术、光纤电缆、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新闻媒体面貌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不断革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技术革新的最新成果则首先运用于新闻传播业。换言之,新闻传播业是技术革新的一面镜子,是技术革新的第一实验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新闻传媒技术的引进及改造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报业技术革命已实现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跨跃,彩色印刷系统被广泛接受,有线电视发展迅速,卫星电视、卫星广播、数字传播技术方兴未艾,媒介内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推广也进入高潮。新闻传媒的当务之急是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彻底把报业传统的活字印刷术送进历史,采用先进的工艺和一流的装备,从地面到空间,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尽快实现新闻工作的高效率、高品质、高速度。

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必然要走的一步,力争在短时期内与世界同步,并引导国际信息高速公路之新潮,大力发展电子报刊,集报刊、电台、电视、电脑优势于一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INTERNET信息传递网络。我国应抓住机遇适应挑战,扩大电子报刊数目,电台、电视台尽快与国际互联网接轨,展开联手效应,努力创造条件,力争在国际新闻信息产业领域中抢占制高点。

六、新闻采写的信息化与人文化

新闻采写要在市场经济信息提供上加大力度,以便于市场要素合理、有序的流动,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新闻传播媒介是市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因此,新闻采写要在指导、宣传生产的同时,把着眼点放在提供市场经济信息上,满足受众的需求。新闻媒介将同信息机构结盟,由目前的松散型合作发展到紧密渗透的关系,达成信息产业的大融合、大发展。新闻采写者将打破专职记者的身份局限,某些信息提供者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人士,新闻媒介成为真正的大众信息载体。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新闻记者更多的不是实地采写,而是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洪流中进行辨别和筛选,分析和综合,记者将由传统的专门采集信息升华为以市场经济和受众为中心的信息加工和整理的专家,实现局部职能的转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专职记者要充当信息核查员的角色,同时适当加大新闻编辑的数量与质量。在未来新闻采写的竞争中,获得高价值的市场信息、提供高质量的背景分析是其取胜的根本途径。因此,新闻信息更具有专门化和针对性,其信息含量更须加大密度。

新闻采写题材内容还应加大人文思想的含量,要在贴近性、娱乐性、文化性上下功夫,彻底抛弃形式主义宣教式做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不以人的异化为代价。新闻媒介不可忽视与市场经济信息传播同等重要的精神娱乐作用,但这并不等于媚俗甚至感官刺激,而是以普及科技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文化素养为根本,寓教于乐,或寓乐于教。因为新闻传媒是一种社会文化装置,它在为受众提供文字、图像、声音消遣和娱乐的同时又在传播着文化。新闻媒介不仅要大力鼓吹市场经济,支持业已成熟的改革措施,更要启发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更自觉深入地引导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未来社会,经济愈发达,人们愈有条件发挥聪明才智,新闻媒介理当高扬思想的旗帜。历史证明,民智活跃、民力强盛的社会必然伴随经济的繁荣。

七、新闻道德自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严格新闻自律,迫在眉睫。市场经济初期那些沉沦的商业式交易侵蚀着固有的道德基石,也使新闻媒介和记者的道德天平日渐倾斜。堵绝有偿新闻,遏制有色新闻,妥善解决新闻竞争中道德冲突问题。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新闻道德自律机制。

世界各发达国家在法律控制之外大都有一套严格的新闻道德自律规范,籍此防止对自由的滥用并保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我国新闻自律遵循的共同规范在内容上要拓宽,可参考发达国家之做法,并按不同媒介的特点就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或各有关事项作出明文规定。

诚然,道德的本质是将外部规范内化为个体信念并自觉遵循。新闻道德要求新闻媒介与从业人员发自内心地以德为荣,具有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和幸福感;发自内心的要求同记者较高的素质、良好的人品融为一体;自觉的要求同新闻媒介良好的品格及端正的定位联系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不得以有色新闻为谋取利润的手段;不得将社会责任屈从于经济压力;不得鼓动恶性竞争。

新闻道德自律条件是高素质的记者队伍和高品质的新闻媒介所不可缺少的。那些以不义谋取私利的不良行径,也只能是自毁声誉,最终将失去受众、失去市场;新闻传播者要自觉自律,以德为本,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但我们必须看到,道德的力量在于内心、更在于社会的褒扬或鞭笞,道德也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与制衡。外部道德监督不能是空泛的,而应是具体可操作型的。要多建立几个新闻道德自律协会之类的机构,由此监督并促进整个新闻事业的自律。

八、面向实际和未来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

我国的新闻事业急需要大批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急需要大批跨学科、跨专业、知识结构合理的高层次人才和新闻事业经营管理人才。新闻记者要具备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潜质,要懂经济、懂法律,具有良好的文字驾驭功力、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道德素养,外语水平要高。要使新闻人才的供需合理,高等院校的培养和输送起着关键的作用。新闻教学改革要面向实际和未来,开拓办学思路,尽快形成复合型、多学科的教育格局,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着力培养学生的后劲及潜能。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之间脱节的现状必须改变,新闻教育应结合媒介实际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引进动态式的教学方法;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务必达到听说读写精通,能娴熟自如地作为语言工具进行采写,这是经济活动与国际接轨以及信息产业全球化的起码要求。新闻教育单位必须全力以赴,扩大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在新闻教育方面,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适当吸收外资和外师,多途径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人才。在新闻教育改革中,千万不可忽视师资队伍的稳定、更新、发展以及教育经费的普遍短缺现象。

新闻改革要有既切合实际又面向未来的好的理论作指导。我国新闻理论研究要加大广度和力度,凡是有条件的新闻单位都要建立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凡是有研究能力的新闻单位和新闻教育单位的从业人员都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工作;同时,要改变原有的“故纸堆里觅文章”、低水平重复解释的所谓“研究”的现状,开阔视野、联系实际,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交叉型的科学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研究体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打破预设先验前提式的定性做法,完善科学定量的实用调查技法,将定性与定量、人文科学与行为科学有机结合。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队伍应相应分流,一般业务性的研究由新闻媒介记者承担,具有突破性和超前意识的研究由专业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人员,不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专业工作者,都应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分辨能力、消化能力、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及其素质。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应坚持真理和涉政原则,维护大局,勇于攻坚,不可以某种或某些“偏激政治”所左右,不断改进研究作风与方法。在研究对象和视野问题上,一定要具有高屋建瓴及预见性的眼光,加大对新闻的国际传播及信息高速公路的研究,在新闻传播事业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为我国新闻事业面向世界和未来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九、新闻传播体系的合理构筑

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在城乡和地域的分布上有着极大的不均衡性。报纸的分布在大城市呈高密集状态,而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则极为稀缺;广播电视网络分布虽然相对均衡,但城市频道和波段及视听时间明显多于农村。诚然,新闻传播网络之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一则自然条件的制约;二乃主观之原因,如资金、技术投放不合理等。从传播学角度讲,城乡信息沟现象越来越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异也在进一步拉大。这些都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部门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把信息扶贫和知识致富作为农村公益教育事业纳入到农村发展计划中去,建立合理的新闻传播网络体系。当前以普及电子媒介为主,印刷媒介为辅,为农民及“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充分感受到时代信息的脉博。

在现有的新闻传播体系中,信息内容也处于不均衡状态,最明显的特征仍是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纵观全国上下,有关不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新闻信息绝对数量太少,那些地方固然经济不活跃,社会生活相对沉闷,但这些地方并非没有新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报纸、期刊及广播、电视在内容上的“都市化趋势”大大加剧;新闻媒介提倡自身深入基层之风已经大打了折扣。要彻底改变如此面貌,除了调整报道方针、改进工作作风外,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通讯员网络体系。通讯员网络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信息内容城乡不均衡的状态。随着新闻传媒市场竞争的加剧(主要是报业)和受众品味的提高,新闻界必然有一个市场淘汰和细分的过程,大众化媒介争夺市场必经一番番厮杀,而此时的专业化、人群化趋势会与此同时提上日程。

构筑合理的新闻传播体系,除了要改变新闻传播网络地域分布及信息内容的不均衡状态外,还要改变目前报纸数量过多、过滥,电台林立、波段分配困难、空中电波混乱、电视台重复建设、设备资金浪费严重的现状。我国合理构筑的新闻传播体系,应适当控制数量,努力提高质量;鼓励合理而公平的竞争;要集中力量多办几件顺乎于民心的大事情。

十、开拓进取,中国的新闻事业要立足于世界之林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正变成得越来越小,整个世界早已成为一个“地球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更不能缺乏勇气而逃避挑战。立足世界、开拓进取,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性格。中国的经济活动已逐步同世界接轨,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打出国界并在世界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这也是打破国际新闻传播不平衡状态、防止国际传播秩序中“霸权主义”现象进一步加剧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具有同世界竞争的意识和能力。当前,国际新闻流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较富裕的北半球向较贫穷的南半球的单向流通,一维方向的新闻流最终确保的是被选择的新闻服务于新闻制作国的利益,以及新闻大国主导着新闻和文化的国际潮流。中国要跻身于世界之林,必须加大对外信息流量,打破单向的新闻传播模式,建立双向的新闻传播流通构架。要采用高新科学技术,努力扩大电子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射范围,扩大报纸海外发行和通讯社的国外用户数量。在国际报道题材方面,要打破成见、拓宽内容,改变以国际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报道为主,国际经济、科技、文体为辅的现状。国际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实质也不外乎是经济的、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新闻事业的使命不仅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更要通过中国新闻传媒这个窗口让世界了解世界。加强竞争意识,特别要注重新闻报道的时效,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时效要接近甚至超过西方水平,全力以赴地抢发重大独家新闻,提高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新闻事业要加大同世界新闻事业的合作与交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新闻传播必然会打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信息隔绝的界限,加强新闻合作与交流,巩固信息资源的共有与共享。我国与世界新闻事业合作与交流的拳头产品是“本土型”的中国报道。因此,我们要立足中国报道,以中国新闻为拳头产品,靠质量和信誉赢得世界受众,这样才具有竞争力及合作与交流的基础,并有助于中国的国际新闻信息全方位地进行世界传播。

综上所述,21世纪将是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最快、最合理的黄金时期,因为它肩负着时代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但愿其发展超越时空,超越人们的预料和设想。

注释:

〔1〕车英:《论大众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 《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88页。

〔2〕刘夏阳:《舆论监督:一种可以科学运作的社会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67页。

〔3〕成一:《西方国家的新闻管理和世界新闻发展趋势》, 载于《新闻宣传与新闻改革》,青岛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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