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能力考试减轻考生负担--读1999年高考历史系“考试须知”_高考论文

重视能力考试减轻考生负担--读1999年高考历史系“考试须知”_高考论文

注重能力考查 减轻考生负担——读1999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生论文,负担论文,注重论文,能力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初露端倪,选拔和培养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开阔的知识视野、可靠性强的思维方式、创新含量高的思维品质”(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的现代化人才,已成为社会发展赋予教育的重要使命。而作为直接肩负着选拔未来建设人才重任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究竟能否适应新的挑战,既选拔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又同时促进中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及素质教育的实施,便成为高考命题改革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1999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继1998年在诸多方面作了调整和修改之后,又着重对其中的“考试内容”、“试卷结构”,以及“基本题型及其考查的主要能力示例”等部分,再度进行了新的修改和调整。那么,1999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昭示了什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认识和把握呢?下面,笔者试就此陈述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并敬请方家教正。

一、关于“考试内容”的调整

对照往年的历史科《考试说明》,我们首先发现,原作为“考试内容”之一的“能力要求”,在1999年的《考试说明》之中已被分离出来,单列为一大部分;而原来一向作为附件列在《考试说明》最后面的“考查的知识范围”,而今则同关于确定这些知识范围的依据的说明性文字合为一体,构成了新的意义上的“考试内容”,列为《考试说明》的第三大部分。这种整体结构上的调整,一是使得“考试内容”的界定更加合理、明确,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二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昭示了历史科“今后高考将更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考查”(注:《高考将怎样改革?——访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1998年12月24日《中国教育报》。)的基本指导思想。

那么,1999年高考历史科的“考试内容”是按照什么标准进行修订、调整的呢?对此,《考试说明》在“考试内容”的一开始,便明确提出了三条原则,即“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参照1990年以来原国家教委和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教学内容调整意见’以及有关文件精神;考虑到中学教学实际并为减轻考生的复习负担”而为之。这里所列出的制定原则同过去的《考试说明》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颇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具体而言:

其一,新的《考试说明》首次将“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明确地列为制定考试内容的“根据”,这其中蕴含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高考的性质是选拔性考试,它所肩负的重要职能就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选拔具有良好的继续学习潜能的新生。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以水平考试的要求去衡量,而必然应当遵从高校对新生各方面的素质要求来确定考试的尺度,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其选拔功能。那么,普通高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又是指什么呢?笔者个人体会,这可以理解为既有知识层面的要求,也包含着相关能力方面的要求。仅就知识层面而言,依然应当是有关专家早已明确指出的“学科的主体内容”——特别是与大学学习相关密切的重点内容,而非中学历史课本知识的简单罗列。如是,我们在平时指导学生进行复习时,就必须将目光锁定在高校对新生的文化素质的要求上,紧紧扣住历史学科的主体内容来组织教学,不然将会事倍功半。

其二,既然考试内容的确定是以高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作为首要根据,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如何处理与教学大纲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只是中学历史教学所应达到的水平性要求,而《考试说明》则主要是着眼于选拔优秀学生进入高校继续深造,因此,《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虽然同源,但毕竟二者所肩负的责任是有所区别的,后者的要求必然要高于前者,否则高考就将失去其选拔性考试的意义。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教育部有关领导和专家最近都明确强调,高考试题的“命题范围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注:《高考将怎样改革?——访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1998年12月24日《中国教育报》。),“考试的内容参照大纲,不拘泥于大纲已成趋势”(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因此,1999年历史科《考试说明》在制定“考试内容”时,将过去的以《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及调整意见为“依据”和“根据”,改为“参照”,即是上述精神的体现。

有必要提及的是,近几年高考历史科的命题改革,由“依托中学课本,而不拘泥于中学课本”,发展到如今的“参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而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一变化轨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高考命题改革的步伐实质上已经又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试题摒弃死记硬背,“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注:《高考将怎样改革?——访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1998年12月24日《中国教育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对此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那将是十分被动的。

其三,教育部关于高考命题所坚持的“三有助”原则之一,就是“要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因此,历史科的高考命题一方面必须按照高校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来改革,另一方面也必须兼顾到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即尽可能地“贴近中学教学的实际,适于中学生的认知水平,照顾中学教育教学的整体要求”(注:刘芃:《简议考试与素质教育》。《中国考试》1998年第2期。)。由此,今年将“考虑到中学教学实际并为减轻考生的复习负担”作为制定“考试内容”的基本原则之一明确写进《考试说明》之中,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今年高考历史科的“考试内容”,在去年修改的基础上,又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较大幅度地删减了部分知识内容。例如,在去年删减的基础上,今年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又进一步删除了东汉的经济、隋末农民战争、士族、秦汉文化和唐文化的世界影响及世界地位、红巾军起义和元朝灭亡、明清时期的三大科学家及文学艺术等内容;“中国近代现代史”部分又删去了中法战争、甲午平壤之战、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红军四次反“围剿”和长征等内容;“世界近代现代史”部分删去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16-18世纪的亚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列强对世界的瓜分、19世纪后期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世纪晚期欧美的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共产国际的成立、朝鲜“三一”运动、3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等内容。

二是继续简化和合并了一部分过于繁杂的知识内容。譬如,“中国古代史”部分进一步突出了各王朝的典型内容和各时期的基本特征。以“商朝”为例,除明确保留了商朝的奴隶制、青铜器、甲骨文和历法等代表性的主要内容之外,其他内容一概简化;“春秋和战国”时期,亦将原较复杂的条目简化为非常清晰的四条;其他如宋、金、元、明、清等各时期原有的第三级知识细目,此次全部简化。“中国近代现代史”部分则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过程性内容进行了简化,如鸦片战争的“经过”;原“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改为“金田起义和定都天京”;原“文革十年内乱”一目,改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林彪集团的覆灭”,等等。

三是适当补充了部分新内容。例如,“中国古代史”部分新增了“东汉外戚和宦官专权”;“中国近代现代史”部分新增了近代前期的思想和史学、社会主义时期的科技和史学等内容。“世界近代现代史”部分由于今年是首次以新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为蓝本而制定考试内容,因而同以往的《考试说明》相比,新内容份额较大,其中,尤以“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维也纳体系”、“近代时期的自然科学与文学”、“战后至20年代的国际关系”、“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以及“二战”后的历史内容和“现代科学技术”等,格外引人注目。

四是对历史知识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例如“中国古代史”部分,首先将原“远古”与“夏、商、周”两目合为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阶段性知识体系;“汉朝的建立”从原“秦末农民战争”中剥离出来,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一个问题;“东汉的建立”亦相应从原西汉部分调到东汉王朝列为第一个问题;唐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两部分内容则在次序上由“唐的衰落”问题的前面换置于其后,从而形成了唐王朝的建立→繁盛→衰落的完善的发展脉络体系。其他诸如“三国、两晋”与“南北朝”的合并,“隋、唐”的合并,“五代与宋、元”等原三目的合一,“明、清”的合并等等,都使得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体现得更为突出,单元化知识体系更趋完善。再如“中国近代现代史”部分,将《南京条约》等从原“鸦片战争的影响”之中分离出来,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日本大举侵华”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合为一目,等等。“世界近代现代史”部分所列知识条目次序与新版高中课本相比,也有一些调整,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置于“大战的转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目之后,等等。

从以上对“考试内容”的调整情况看,对知识范围的简化和压缩,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的确体现了尽量减轻考生的复习负担的宗旨。但是,我们在把握上述调整情况时,还必须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此次《考试说明》对知识内容的删减,体现出一种比较明确的针对性,即“删削的幅度要视命题的需要而定”,“当年考试不涉及的内容,则应有所删削”(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重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如是,我们反观一下所删削的知识内容,尽管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历史史事,但由于这些内容过去高考命题已曾反复涉及,重复率较高(如,工农武装割据、唐文化的地位、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内战等),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依靠深挖才能取得立意,难以合理地控制试题难度,所以才被暂时从“考试内容”中取消了。这里必须指出,这些内容的删削仅仅是针对本年度的高考命题而为之,将来还可能会不断进行新的增删,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同时,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内容在复习时也似乎不能完全弃之不顾,若将其作为某些试题的背景依托而处理,算不算“超纲”呢?对此,我们有必要冷静地加以思考。

其次,《考试说明》对于考试内容条目的再度简化和合并,除了着眼于减轻考生的复习负担之目的外,也可以看作是实际上为高考命题“源于教材,高于教材”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尽可能宽泛的自由度。这对于命题真正实现“参照教学大纲,不拘泥于教学大纲”,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强化对思维能力的考查,无疑起了铺路的作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容表述在表面上的简化,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凡是已被所列子目涵盖了的知识内容不再单独列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考试内容时,一定要改变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林”的狭隘目光,切实避免在教学中将一个个知识点机械地“对号入座”的僵化作法,注意其“一定的合理的舒张度”,从精神实质上和整体上予以把握。

再次,《考试说明》中“考试内容”所补充的新内容(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和世界近现代的科技与文化史内容),则清楚地体现了命题专家所强调的考试内容的组合的原则之一——相对全面性。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到主体知识系统的完整化”(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指导学生复习时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内容,自然也就毋庸赘言了。

最后,《考试说明》对于历史知识体系的整合,则使考试内容的系统化程度大大增强了。由于这种整合更为完善地体现了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结构关系,更为准确地体现了其历史地位,因而才会使学生的认识水平在此基础上得以深化,并捕捉到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质。这一点,同1998年《考试说明》的调整是一致的。《考试说明》对历史知识体系的整合,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在指导学生进行复习时,必须高度强化对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理解与掌握,必须重视历史知识体系教学策略,必须建构起历史的整体观和全方位的系统化思维方式。

总之,今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对“考试内容”的调整,既注意到了知识内容的相对全面性,又注意到了重点的针对性,特别是对部分内容“旨在加强系统性前提下的删削”,较好地“使整个知识范围举重明轻、层次清楚、份量适中”(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从而为试题设计增加应用型和能力型题目提供了可能。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二、关于“试卷结构”的调整

继去年在高考历史科的试卷中取消了“填空题”之后,1999年历史科《考试说明》中对“试卷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在去年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了选择题的比重(由去年约占54%,下调至约占49%),同时又适当增加了问答题的比重(由去年的22%,提升到约占27%),从而使整份试卷中主、客观题型的比例基本持平。其中,选择题中的“多项选择”题型亦被取消。由此,高考历史科的试卷结构便呈现出一种非常简约的态势。

那么,对于“试卷结构”的这种调整应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将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呢?笔者认为,“试卷结构”的这一调整,特别是“多项选择题”的取消,如同去年取消“填空题”一样,都是并不太出乎人们的意料的。如果说去年“填空题”被淘汰,主要是由于它“思维活动的容量较小”,愈来愈不能适应以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为主的高考命题改革发展要求所致;那么,今年“多项选择题”的被取消,则显然不是因其思维含量低所致,而主要在于该题型多年来一直未能被考生较好地接受。从历年来该题型在高考试卷中的实际难度值来看,1995年为0.45,1996年为0.44,1997年则为0.37,1998年则进一步跌至0.30。正是鉴于这种实际情况,有关专家曾非常坦率地指出:“这一题型的得分率很难上去,说明考生无法适应;题目区分度不高、难设计、干扰项陷阱险恶;如实行分选项给分,则会损害每一选项的科学性,于是给分很勉强,理由不充分,甚至产生误导……一两道题目会影响全卷难度的浮动。”(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因而,尽管该题型在考查学生的多重思维能力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但为了达到尽可能合理调控试卷难度之目的,亦只能采取这一权宜之计。

由于“多项选择题”取消后,其本身固有的考查功能将更多地转向“单项选择”题型,这就使得“单项选择题”在试卷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命题必然要进一步致力于对该题型能力考查功能全面深入的发掘。因此,可以预见,“单项选择题”的思维含量还将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增强,其形式亦将更加多样化,诸如材料选择题、组合式选择题、最佳选择题(或称作“程度式选择”)、逆向选择题等等,都将可能在“单项选择”题型中分别占有适当比重。如是,该题型的难度亦不太可能会比1998年高考的难度有所放宽(0.60),反而可能会略有提高——至少在主观上是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若从整个试卷考虑,今年试卷结构的这一调整,在客观上将可能会使试卷的整体难度相应有所降低,可望全卷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难度水平。

三、关于“题型示例”的调整

有关专家曾明确指出,《考试说明》中“题型示例”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通过示例帮助应试者了解题目形式,二是在某类题型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要注意第二个因素。有代表性的示例往往反映了某类题型所能容纳的知识含量、能力要求的层次,总之,能够反映考查的范围和程度。”(注:刘芃:《关于高考〈考试说明〉》。《中国考试》1997年第2期。)换言之,列为“题型示例”的题目都应是具有鲜明的导向色彩的典型题目,都代表着对知识广度和深度、反应程度、迁移程度、表达程度等方面的评估要求。

1999年历史科《考试说明》在“题型示例”方面进行的调整,除因“多项选择题”的出局而剔除了相应的该题型示例之外,其他变化主要是:在“选择题”示例中更换了原第3小题(晋楚弭兵会议),而由1998年高考第7小题(二牛一人犁耕图)所取代;新增加了示例6(第一次国共合作条件)和示例10(二战以来的民族独立浪潮)。在“问答题”示例中,更换了原示例2(唐文化),改由1998年高考第48题(明清文化)取代;原示例5(19世纪70年代前的三股进步历史潮流)则被1998年高考第49题(北美和拉美独立战争)所取代。此外各例题均保持不变。

从“题型示例”的上述变更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今年试卷命题思路仍将更多地注重于思维能力的考查,并基本保持“稳中有变,大稳小变,变中求稳,变中出新”的命题改革原则。

就“选择题”来看,命题的形式将更趋多样。其中,材料式选择题的选材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材料,也将出现文字材料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材料,这不仅拓展了命题选材的来源,更对考生辨析材料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组合式选择题(示例6)和逆向选择题(示例10)的入选,则明显是从尽可能多的承担起原多项选择题的能力考查功能的角度而增加的。尽管如此,总体上“选择题”的命题思路基本上还是承袭近两年的样式,坚持能力考查力度,特别是对“材料处理”能力和“历史阐释”能力等较高层次的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继续在“引导考生注意深化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掌握史论结合的方法,注重对课本中重要的历史结论的理解,尽可能明确支持该结论的基本理论和史实依据”方面进行探索。从该题型难度而言,新更换的示例难度值都在0.54~0.60之间,这大约预示着该题型难度将大致与1998年相当。

就“问答题”的示例情况来看,该题型的命题设计可能保持近两年的质朴本色,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是继续在平淡中寓玄机,可能更加注重对命题考查切入角度的选择,特别注意对考试内容的剪裁;将继续把理论观点的考查融入试题的内部设计之中,竭力避免“贴标签”式的做法。同时,问答题的参考答案设计仍将会具有一定的弹性,以鼓励考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着眼于测量考生独立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该题型的总体难度大约仍将同近两年的难度水平差不多,不太可能有所降低。

此外,今年材料解析题的“题型示例”没有出现变化,这虽然表明了该题型的设计会相对保持稳定,但仍不排除其中某些环节将会继续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关专家曾坦率指出:“目前的材料解析题尚嫌拘谨,在材料的引用、设问和参考答案上面放不开,还没有完全起到主体题型应有的作用。”(注:刘芃:《现代教育测量启示》。《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因此,材料解析题是否会在近两年“表述要求成文”的样式上再进一步有所创新,增加灵活度和开放度,以进一步发挥考生的主观能动性呢?对此,我们似乎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总之,通过对1999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调整情况的上述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年高考历史科在尽量贴近中学教学实际,努力减轻学生的复习负担的同时,试题将会一以贯之地坚持注重对考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特别是对创新性思维能力的考查。但是,注重思维能力的考查并不一定意味着试卷难度的提高,“既不能使考生在试卷上无所作为,也不能束手无策”,而是难度值理应保持在0.55左右。此外,基于今年首次明确提出了高考命题“参照教学大纲,不拘泥于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考试内容”中所压缩、简化的知识内容如何正确把握,究竟怎样算是“超纲(《考试说明》)”,怎样不能算“超纲”,做为教师还必须进行缜密的分析和研究,区别对待,以免出现不应有的遗憾。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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