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稿》到《提纲》：既非“转换”亦非“借代”——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致性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借代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手稿论文,提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两部著作是什么关系？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两种相互对立的甚有影响的观点，即“转换”说和“借代”说。“转换”说认为，从《手稿》到《提纲》，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发生了转换，《手稿》是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和异化史观的影响下写成的，因而被《提纲》中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所抛弃；“借代”说认为，从《手稿》到《提纲》，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并未发生变化，《手稿》形成了实践的人本主义的崭新哲学观，而《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仅是对这一哲学的隐喻或借代。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史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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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说出自张一兵先生《关于马克思哲学逻辑转换中三个难题的深层解决》（《江苏社会科学》，1993＜5＞）一文，张先生在该文中说：从《手稿》到《提纲》，“不是逻辑思路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重大的质的飞跃，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逻辑框架发生了重大的格式塔转换”，《手稿》的“基本逻辑框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提纲》则确立“在实践的科学逻辑基点上”；从而，前者就由后者“总体上被抛弃了”。从张先生所说的《手稿》与《提纲》的“总体抛弃”关系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不但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而且《手稿》也遭到了极大的贬抑，成为《提纲》所抛弃的对象。
事情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决非如此。张先生说《手稿》的基本逻辑框架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和异化史观。首先，说费尔巴哈有一个异化史观，这与哲学史实并不相符。我们知道，费尔巴哈运用异化概念为的是说明宗教的本质，最后得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著名结论，他并没有用异化去研究历史，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有人指出费尔巴哈拥有所谓的异化史观。倒是新近有论者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形成了一种异化史观，这一异化史观是马克思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见《从异化史观到唯物史观》，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这就是说，假若存在一个异化史观的话，那它也是马克思的而不是费尔巴哈的。当然，笔者对马克思在《手稿》中形成异化史观的观点也是不能赞同的，原因很简单，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涉及历史问题，他全力探讨的是人的实践本质以及这一本质在现实中的异化表现。其次，说马克思《手稿》的基本逻辑框架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这与事实更是相去甚远。我们知道，《手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去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然而在批判中，马克思则紧紧抓住了黑格尔关于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因而《手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马克思对人的实践本质的论证，由此推广开来，又论证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本质。其中最具结论性的一段论断是：“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54页。）“改造对象世界”就是实践，通过这种能动的（生产）实践，一方面使人真正成为人，即实践成为人的本质；另一方面自然界成为人的实践对象。在这其中，我们根本见不到费尔巴哈自然人本主义的影子。如果说“类存在物”和“类生活”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那么，当前“类哲学”的讨论则揭示了这些术语凝聚了马克思深刻的哲学思想。
《手稿》对实践功能的多方面的充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建立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亦即《提纲》的出现，做了不可或缺的酝酿准备。
（一）《提纲》第一条之无比重要性似已无人怀疑。此条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16页。）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曾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体，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52页。）可以看出，“对事物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与“事物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并无什么差别；“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与“事物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这一条，马克思确定了事物（自然界）之实践对象的性质，而费尔巴哈的自然界，我们知道，是远离人的活动的“纯粹的”自然界。
（二）《提纲》第六条提出了人的本质的精辟结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18页。）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159页。）二者即使在词语结构上也何等相似！从字面上看，《提纲》的定义似乎未包括《手稿》中人的本质之实践性，但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要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前面加上一个“在其现实性上”的限定呢？原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把现实性与实践性联用，如“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56页。）在马克思看来，现实性也就是实践性。因此，《提纲》中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是对《手稿》中多方论证的综合。这一条，马克思确定了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属性，而费尔巴哈的“人”是直观的人，是既不具实践性又不具社会性的单个的孤立的人。
（三）《提纲》第八条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18页。）著名论断。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曾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88页。）社会生活也就是世界历史，实践就是人的劳动；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因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可以看出，《提纲》的论断必然来自《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以社会的形式进行对象化活动的深入论述，没有后者，前者就难以产生。这一条，马克思确定了社会历史的实践本质，而历史是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视野之外的，当他用“爱的宗教”去说明历史时，则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四）《提纲》第九条，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18页。）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作直观的唯物主义，如果反过来说，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曾赞同地提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124页。）；所谓“彻底”，就是指自然和历史的结合，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自然和历史的分离为特征的。也许出于对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本主义”的自发不满，马克思在《手稿》中曾相应地提出“实践的人道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131页。）在《手稿》中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一般立场，因而他的实践的人道主义也可以说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由此可以说，《手稿》的有关论述为《提纲》即将形成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了充分的准备。
（五）《提纲》最后一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19页。），形成了改变世界的新的哲学立场。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曾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84页。）。可以看出，《提纲》言简意赅的结论是对《手稿》细致论述的概括。哲学不能停留于理论对立之中，而应通过实践，借助于实践的力量去能动地改变现实；而费尔巴哈的哲学则主张人对自然界和现实持直观适应的态度，“维护人和自然的统一性”。
通过对照，即可看出，《提纲》是对《手稿》之手稿式的分散论述的提纲式的概括和总结；二者之间不是抛弃、扬弃和转换的关系，而是继承、提炼和总结的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在于《手稿》与《提纲》一样，其基本的逻辑框架都是现实的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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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代”说出自丛大川先生《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晋阳学刊》，1995＜3＞）一文，丛先生在该文中说：“马克思的实践世界观和实践历史观诞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手稿》中对于自己的新世界观和新历史观，马克思既未将其归之于‘唯物主义’也未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而自谓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积极的彻底的人本主义’即‘实践的人本主义’。”可是在《提纲》中马克思又将自己的新哲学自谓为“新唯物主义”。如何解释这一“断裂”呢？丛先生说：“马克思文本中的许多术语和命题，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显在性的，而是隐喻式的、批判性的和自我超越性的，这就需要‘解喻’和‘释义’，而《提纲》通篇所充满的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主体性。如果说超出世界本原问题使用‘唯物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那么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使用‘唯物主义’就只能是一种‘转喻’和‘借代’。”所以，《提纲》中“马克思这里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实践主义’，而决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新形态。”事情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已如前述，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有两个情况应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是，此时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因此说，《手稿》的写作有着浓厚的唯物主义底蕴。其二是，马克思虽然以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但紧紧抓住了黑格尔关于人的劳动、实践本质的观点，并运用这一观点全面论证了人、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本质，并着重说明了人的实践本质的现实异化。因此说，以唯物主义为底蕴的实践观的形成是《手稿》的主要成就。若将二者即唯物主义和实践结合起来，是否就是《提纲》中所表达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呢？然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毕竟没有这样称谓自己的哲学，按丛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倒是称谓自己的哲学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积极的彻底的人本主义”或“实践的人本主义”。但是，若仔细分析一下《手稿》中几处与此有关的原话，则可看到，马克思并不拒斥唯物主义，也不特别偏爱人本主义，而是在对二者的对比研究中寻找、建立自己的新哲学。
（一）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77页。）在这里，马克思是在对共产主义作哲学说明，并提出了“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概念。然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完成了的人本主义”，但同时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也未尝不可。人本主义指的是对人的研究，自然主义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它一般说来是意指唯物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完成了的”人本主义或自然主义呢？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是主张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的，包含了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才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正如包含了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才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一样。如果说此时的人本主义研究，马克思确定了人的实践本质，而自然主义指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那么，二者的结合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呢？说它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不过分。
（二）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的真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124页。）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彻底的人道主义”概念。然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彻底的人道主义”，但同时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彻底的自然主义”也未尝不可。马克思为什么又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彻底的”人本主义或自然主义呢？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仍然主张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如果说此时的人本主义研究，马克思确定了人的实践本质，而自然主义指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那么二者的结合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呢？假若暂定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那么，这一新哲学当然不同于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同样，这一新哲学当然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缺乏人的实践本质。这一新哲学之所以成为真理，就是因为它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实践能动性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客观实在性的结合。
（三）马克思说：“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131页。）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实践的人道主义”概念。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理论的人道主义”概念而提出的，他把无神论称作理论的人道主义，把共产主义称作实践的人道主义。而我们知道，无神论总是与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也许是因为无神论是理论批判性的，共产主义是实际改造性的，马克思才称无神论为理论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对于二者，马克思并没有褒贬之分。既然无神论（或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相联系，那么实践的人道主义也可以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我们依然看到马克思将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与（他所论证的）人本主义的实践本质相结合的意图。
弄清楚了《手稿》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力图实现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和人本主义的实践本质相结合，即可明白《提纲》中“新唯物主义”概念出现的必然性了。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强烈影响。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学和自然学这两个部分，马克思是清醒地主动地接受了自然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而对人本学，则在赞同把人纳入哲学研究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用黑格尔的人的实践本质去改造、重塑人本学中的人。到了《提纲》时期，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之直观性的缺陷，就转而将人本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同时，费尔巴哈自然学的唯物主义一般前提则被继承下来，而《手稿》中有关人或人道主义的实践本质的大量论述也以“实践”概念的确立而保留下来。在《提纲》中，（人的）实践与唯物主义结合的初步结果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通过以上的论说即可看出，《提纲》中新唯物主义的出现，决不是丛先生所说的“转喻”或“借代”，而是马克思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手稿》并未形成“实践的人本主义”哲学世界观，而是在进行着（人的）实践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探索，如果说这种结合可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在此时仅是处于潜在形式或萌芽状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提纲》中，由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缺陷的克服，实践唯物主义由潜在的形式变成明确的形态。由此可知，从《手稿》到《提纲》，并不存在“（实践）人本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断裂；存在的仅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从正在形成的状态到基本明朗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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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说认为《手稿》的逻辑框架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和异化史观，《提纲》的逻辑框架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忽视了《手稿》中的科学实践观的探索和酝酿。“借代”说认为《手稿》中形成了实践人本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提纲》中明确提出的新唯物主义实质上也是实践人本主义，它基本上无视《提纲》中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确立，可以看出，两说的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在从《手稿》到《提纲》的马克思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逻辑框架或基本观点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对唯物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对古代唯物主义作出了两种形态的区分，他把德谟克利特的只研究自然界本身因果性的唯物主义看作客体的唯物主义，把伊壁鸠鲁的主张人的独立性并要消灭自然界的独立性的唯物主义看作主体的唯物主义；对前者，马克思不甚赞同，而对后者，则大加推崇。此时，马克思已形成了哲学与现实相互作用的逻辑或观点。依此，马克思投入了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他再次走进书斋时，写下了《手稿》，力争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人的劳动、实践本质的观点，对科学实践观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趋于酝酿成熟。到了《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观明朗化了；紧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形态》中形成的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在任何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50页。）；其二是，实践“这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49页。）前一部分体现了自然界（或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它是唯物主义长期发展的优秀成果；后一部分体现了人的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唯心主义反复论证的积极成分。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作为前提的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与作为基础的实践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哲学。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历程中，（作为哲学载体的）人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的几部重要著作之间；从《手稿》到《提纲》之马克思哲学形成的逻辑和观点具有严格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人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