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大胆证明--读“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_经济增长论文

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大胆证明--读“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_经济增长论文

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大胆求证——读《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制度创新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6部著作奖获奖名单中,唯一的一部个人成果,就是郭克莎博士的《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12月出版)。应该说,这本书是我所看到的同类题材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洋洋三十几万言,竟让我连续读完并不断地咀嚼、回味,这在我所读的经济学专著中是很少见的。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更为了让这本书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读该书的一些体会。

大家知道,20世纪末的中国,正在出现和进行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及工业化运动,由此所引出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几乎吸引了所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目光。从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换,面临的是制度创新;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发达国家,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如何利用创新产生的“势能”,引发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呢?这不仅是中国独有的“情结”,也是所有饱受制度落后与经济发展不发达国家的共同愿望。80年代中国改革引出的快速发展与原苏联、东欧社会变革引出的秩序混乱,似乎都说明了中国的制度创新、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都在接近或进入一个较优的系统。偌大的中国,恰逢如此难得的改革与发展实践,自然会产生出一流的经济学家、一流的经济学作品。的确,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在成熟,好作品接连抛出,不能不令人欣喜,但也不能否认市场化因素对学界的侵入,难耐“冷板凳”之苦者日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郭克莎写出这样一部好作品更为难得。

该书分为三篇共9章。作者在书中一开始即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单刀直入地展开实证分析,最后才得出结论,并进而探讨和上升到新的理论。这就使作者的所有分析和结论“魂归有处”。纵观全书,优点和创新很多,笔者拙笔难达,在此只结合书中内容,沧海拾贝似地录下几点,以为读者参考。

其一,该书第一次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效率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联系,以大量实证数据揭示了我国改革中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和增长机制的内在联系,指出增长速度过快会导致效率下降和结构失衡,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并论述了我国增长模式转换和增长机制形成的条件和要求。俗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该书所揭示的这些问题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如果不加以注意,明天的经济实践就会重新“拷贝”出来。近年来出现的效率下降、结构失衡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怎能说不与不当的经济增长模式息息相关呢?作者在书中的分析,既对病理进行了“把脉”,也开出了较为实际的“药方”,希望有关部门注意研究。

其二,该书采用产业增长法和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三大产业的增长关系和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变动特点,并通过国际比较揭示了我国资源配置效果、问题及原因(详见第3章)。一部作品的创新,无外乎这样几点:一是理论体系的突破,二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资源配置效应,可谓是从古典经济学到当代的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制度学派等都在求证的一个难解之解,但在中国经济论坛真正尝试运用这种工具的则非常鲜见,而作者却大胆、合理地运用了这一工具,并在分析我国三大产业增长关系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学需要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唯有如此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学这座恢宏的大厦。郭克莎博士的这种探索,应为同道人效仿。

其三,该书在确定结构分析条件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失衡动因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特别是通过当年价格与不变价格结构变动的比较以及国际比较,指出我国第一产业和农业比重下降过猛,导致结构失衡突出,而农业和第一产业的结构问题又被当年价格的上升所掩盖,使这个问题在较长时间被理论界和政府部门所忽视,以致发展到较为严重的地步。因此作者指出:今后研究结构问题应重视不变价格结构的分析,特别要注意农业不变价格比重的变化。这样不仅从新的角度找到了当前农业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而且阐明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论依据(详见第5章)。作者的这种分析,或许不能算是理论上的创新,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及推出的结论,又是我们改革和发展中必须注意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其真实价值所在吧。

其四,该书还第一次运用产业结构变动关系分析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作者通过对我国劳动力结构、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第一产业及农业过早衰落,是由于投入明显不足,生产技术水平下降过猛,而第二产业的投入则增长过快——这是我国产业投入结构失衡的基本表现,而投入结构失衡则是产出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详见第6章)。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工业化,都或多或少地以牺牲传统部门(如农业)为代价,这样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部门不断萎缩,经济走向结构性失衡。为了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早期的工业化国家靠海外殖民地,近现代的工业化国家靠国际市场分工来弥补其传统部门的衰落。但是,最近的发展表明:如果一国把其传统部门完全或大部分放弃掉,在国际经济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极容易导致经济总体结构的恶化。由此可想而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如不迅速改变农业的萎缩状态,即使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也很难获得足够的传统部门的产品。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农业发展了,它就可以支撑着整个经济的发展。于此可见,作者对中国农业衰落的分析,实际上是在研究兼顾传统部门发展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其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五,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依据、条件和途径。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资源条件难以支持以数量扩张型为主的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途径是改变投资特点,增加科技、教育、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投资,协调三次产业及产业内部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动,并推进企业体制、市场运行和宏观调控三大方面的改革。作者这些理论分析和对策措施,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其六,该书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增长机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政策系统性的要求。作者不仅探讨了经济增长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指出持续增长机制的中心是加快技术进步及其扩散效应,稳定增长机制的中心是防止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协调增长机制的中心是企业、地区、资源运用、消费和外贸之间的协调增长,因而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性。书中还提出以技术进步率来确定投资增长率、以货币增长速度来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个人收入和社会消费过快增长,从而防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等新的主张。这些分析和建议的合理性,已被几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和政策取向,也已表现出明显的现实意义。

最后,该书所揭示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成长的内在关系,也颇具特色。书中研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基本要求,分析了我国结构高度化与协调化的相互矛盾和依赖关系,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把结构调整与结构成长结合起来同时推进的途径以及相应的政策取向。这对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是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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