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豫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豫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4-0001-06
一
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名字：文学豫军。
1999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专门以文学豫军的崛起为题作了一次讲演。 他提出：“我不止在一个地方呼吁，应当让全国的文学队伍，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 识到文学豫军的成长过程，文学豫军的崛起。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起着中坚的作用。”
在全国，不只是张锲一个人持类似看法。
所谓文学豫军，这当然是一个比喻。
就文学的特点来说，说什么什么军，什么什么队伍，什么什么战线，是特别显得不那 么准确的。但是，在被各式各样的战争占据的20世纪，大家似乎已经约定俗成，说是什 么军，通常是一种庄严的称谓。
首先，值得质疑的是，有没有一支“文学豫军”?
客观地说，在新文学发端到新中国成立(1915-1949)那一段不算太短的历史过程里，河 南向全国文坛奉献了自己的文学英才，比如徐玉诺、曹靖华、冯沅君、尚钺、蒋光慈、 师陀、姚雪垠、丰村、赵清阁、刘知侠、于赓虞、李季、苏金伞、柯岗、王镇南、樊粹 庭等等；这些人分别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 ，放射出引人注目的、甚至璀璨的光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有的堪称中 国现代文学的大树，这是河南的光荣与骄傲。
但是，我们的骄傲是有限的。总体上看，我们的文学状况同河南省在近现代中国发展 史上并不靠前的位置，是大体相当的。
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南宋以后特别是近现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上，同它在中国 自然地理的中心位置距离越来越远。它既不像北京那样长期作为文化中心，集中了众多 的文化精英，因而领导着大多数文学潮流和文学时尚；也不像上海和浙江那样地处沿海 ，经济繁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常得风气之先，有资格同北京分庭抗礼，甚至 与内陆的湖南、四川的政治文化的开放，也难以相比；而是相反，在思想上传统的壳更 厚重、更坚硬，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日趋边缘化。
有几个传统的说法用到河南似乎都离其本意越来越远：所谓“天高皇帝远”，本来是 说边疆那样的偏僻地方政治的约束力小，自由度大，此时好像也可以内移到日渐沦为穷 乡僻壤的河南身上；所谓“逐鹿中原”，就连绵不断的战争来说，在现代依然真切，但 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似乎就大打了折扣，中原的得或失，与一个政权的兴或灭远 不像在古代历史上那样重要了。
近代的河南是不幸的。时代的幸运很少落到河南人头上，但国人遭遇的灾难河南人却 不仅躲不过，而且往往是重灾区：自然的，水灾、旱灾、蝗灾纷至沓来，人为的灾害， 兵匪横行，连年战乱，以致民不聊生。在这种自然及政治经济条件下，文化教育不能不 处于落后状态。身处这种状态下，有抱负、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在本土发展的可能性也 就成为“问题”。不得已，往往有这样几种选择：或者在苦难的生活中颠沛流离，或 者投笔从戎，或者负笈远游，到军中、京沪等“大地方”寻求发展。这样，在文学上， 就出现了两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一是文学人才出现得少。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广袤的地域、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数量巨大 的人才积存的大省来说，文学人才产生的比例显得很小。不是根据历史和人民的需要， 更不是根据文学各门类、各文体、各流派发展的需要产生或者培养出各式各样的代表性 作家，只是因了各种偶然因由，自生自长，或者自生自灭。这样获得成功的作家，分布 在中州广阔的天宇上，不能说是满天星斗，只能说是寥若晨星。说句笑话，好像上帝专 门去到北京、上海撒播文学的种子，从这里路过时，手指缝里偶而漏下几颗，广袤的田 野里尽管也长出了茁壮的大树，但可惜，只是不多几棵。
二是大多是在走出本土以后，方才做出了文学实绩。他们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常 常来自家乡。他们的不少作品反映了家乡的生活、社会和人物，带着无法抹去也无法淡 化的中原特色。但是，在河南本土，他们却没有形成气候；在全国文坛，他们崭露了头 角，却没有形成带有河南地域特色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即使松散的文学群体也没有 ，在很长的时间里，河南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界”，更不要说有一支文学豫军了。
文学豫军的形成，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
二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20世纪的后50年又可分为两 个时期：前30年，后20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将近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河 南的文学人才得到了组织。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建树了成就的宿将和建国后开始跨入文学 创作行列的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民、工人、干部和军人，共同组成河南文坛前30年的基本 创作力量。主要有这样三部分人：一是从外地归来的，如姚雪垠从上海回来，苏金伞从 华北联合大学回来；二是从外省来豫的，如何南丁、王大海、庞嘉季、郑克西等从山东 解放区以及上海、安徽等地由党组织分配而来，于黑丁先在河南，后来调出又调回来； 三是在河南本土长期奋斗和后来新产生出来的，如徐玉诺、李蕤、栾星、冯纪汉、赵青 勃，以及后起的李準、吉学沛、乔典运、许慎、张有德、段荃法等。
文学是时代的产儿，有什么样的时代，便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同样，文学队伍也是时 代的产物。时代呼唤着，同时也锻造着，并且决定着文学家个人和群体的命运。
面对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河南作家，不光面对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更要面对一个新的政 治时代。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的自身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信念无远弗届，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同时社会主义共和国又是在幼 年和少年阶段，生产力刚刚开始恢复和发展，却在生产关系上不断革命，在政治上不断 发现新的假想敌，一直绷紧阶级斗争之弦掀起一次又一次运动，反复地折腾。因而，一 方面是破天荒的崭新、辉煌，另一方面又是相当的幼稚、混乱。
这时期的河南，已经不再甘于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好像被遗忘了的内陆省份，而是力 求成为有着某种特殊意义和影响的地区。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经向全国推荐过河南省 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经过三年合作化而改变了面貌的一篇报告，那上头有着一段著名的 话：“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 新最美的画图。”对河南来说，这可以说是点睛之笔。贫穷，一张白纸，这是现状；突 变成最新最美，这是理想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成为一块在革命和建设的浪 潮中不断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和经验的热土，成了一个出“典型”的地方，当然， 这种突变也留下许多惨痛教训及历史的话柄。
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同河南人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状态是贴近的，同全国文坛的 步调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不让人后的。
就文体而言，应当首先提到戏剧文学。建国初期，由杨兰春等改编和移植的豫剧《小 二黑结婚》、《刘胡兰》、《花木兰》等，为豫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塑造英雄人物， 开辟了路子。接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朝阳沟》、《李双双》、《瘦马记》 、《人欢马叫》等一批反映农村新的生活、农民新的精神的豫剧现代大戏的出现，使得 一向有“戏篓子”之称的河南剧坛开拓了新局面。
诗歌的数量很大，主要是颂歌体的抒情诗，叙事诗比较少。曾经在1946年7月18日闻一 多先生被特务刺死后三日以《控诉太阳——哀闻一多先生》闻名于中国诗坛的苏金伞， 在新时代又以其反映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后强烈鲜活的生活感受的诗篇《三黑和土地》等 ，受到文坛好评；在旧社会抨击黑暗，在新社会歌唱光明的青勃和当时还在河南的塞风 以及在军队的白桦等都有许多优秀诗篇。
散文特别是在报告文学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穆青、周原、冯健的《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特殊的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批报道农业合作化、三 门峡工程、郑州纺织工业城、林县红旗渠等建设项目的文学通讯产生出来，李蕤、华山 、袁漪数量不多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成绩最大的首推小说。长篇小说很少，只有冯金堂的《黄水传》和苏鹰的《隐蔽的战 斗》，质量尚不足道；中篇小说几乎是空白；发挥重大影响的，是大量的短篇小说。如 南丁所概括的：段荃法和徐慎是写农村的好手。段荃法长于写人物，富有幽默感；徐慎 善于讲故事，以情节取胜。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是写城市工人新的精神风貌的名篇； 郑克西和苏鹰对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情有独钟，都有一些好作品出现；张有德拿出儿童 文学《妹妹入学》短篇小说集。最值得称道的是李準。李準以短篇 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鸣惊人，然后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引起轰动的名 作。他的作品以敏锐的政治触角反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生活，因为和当时的 社会运动相应和，受到党和政府的赞赏，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一些戏剧、 电影依据小说进行了改编，借助戏剧、电影艺术的再创造，更加扩大了小说的影响。李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上也是佳作不断，《老兵新传 》、《小康人家》、《耕云播雨》、《龙马精神》、《李双双》等作品拍成电影后，赢 得了广大观众。李準的小说和电影作品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跟踪2 0世纪后半叶中国农村的历史足迹，窥探中国农民的精神历程，他因此而成为当时广大 群众最熟悉的、全国文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作家。
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与时代同步的同时，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带着鲜明的时 代局限性。它拥有着空前新鲜的表现对象和广阔的群众基础，表现出历史上所未曾有过 的新姿新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革命性，而时代的“疾患”也使文学艺术的翅膀越来 越沉重。
文学应反映时代生活的矛盾，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它应当是生活中的实际发 生的矛盾，不应是简单搬运意识形态的逻辑论断和政治理论的指令。这个时期文学的基 本主题，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发展：最先集中反映为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 程中公与私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后进的矛盾、敢想敢干与保守落后的矛盾。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而发展为贫下中农和妄图复辟的阶级敌人的矛盾，“无产阶级 革命派”与“走资派”的矛盾。这就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最后演变成完全按照意识 形态所要求的越来越被歪曲了的“主要矛盾”学说的忠实复写。
这种文学基本主题上的日益主观化乃至虚假化，有可以理解的原因。“文变染乎世情 ”。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怀抱着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激情，洋溢着求新求变的精 神，以敢想敢说敢干敢斗的英雄主义为主要时尚，以乐观明朗为性格基调，所以如此的 根本原因，就是大家坚信理想目标很快就会实现。文学为这一切所鼓舞，同时为这一切 鼓与呼，为新的时代高唱颂歌，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大喊大叫。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面前，弘扬理想，鼓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表达鲜明的倾向性，这既是政治家所 要求的，也是人民群众所渴盼的，也正是作家们最希望达到的效果。文学的这种历史性 选择，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正是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但是，大家缺乏精神准备的是，伴随而来的还会有新的复杂问题：把历史变革设想得 过于简单、直线，把理想的实现设想得非常迅速，把推翻旧政权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在建 设新社会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估计过高，按照主观意愿构想奇迹的出现。特别是被 所谓斗争哲学鼓动起来的激情和人为“设立对立面”的斗争谋略指导下的群众运动等等 。于是，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却有差不多20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和路线的干扰，庄严 地工作的人们，在创造历史新记录的同时，却不期然地做下了许多阻碍或延缓历史发展 、被历史所嘲弄的事情。当时看来那样单纯、明朗的现实，却成为复杂、沉重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文学普遍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化文学配合政治、服务政治的 教化功能，忽略、削弱了文学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和人生的特性。现实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被简化、被删削了，这就必然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相当多的文学作品患上 了那个时代的“幼稚病”，最应当具有个性的文字，却往往带上群体活动的共同色彩， 表现为统一的主题、类似的情节结构和大体相近的语言风格。文学作品不同于生产生活 用品，后者可以按照统一的式样重复生产，这样的产品在生产生活中是有用的。但模仿 性的或者复制的文学作品却没有任何价值。
二是由于理想本身不同程度地日益严重地脱离了现实，因而在以它为标准来认识现实 的时候，往往会对现实的合理性做出错误的评价。当理想成为妄想和儿戏时，在这种理 想指导下的现实就只能是荒唐乃至荒谬。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不少文学作品成为空 想和谎话的载体，60年代中期以后进而发展成以“理想”代替“现实”的“高大全”、 “假大空”理论体系的文学翻版，文学丧失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基本品格，从根本上背 离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丧失了其生命存在的基础。
在这种整体背景下，要创作出独出机杼、别出心裁、富有个性的作品，分外的不容易 。但是，既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 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创作中凭借生活优势对上述普遍性缺 陷的超越；二是非主流倾向中作家生活感受的真实展示。文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 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情、人性、风俗，特别是语言，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性的人 物，通过文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比如李準的作品，由于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作品的内容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但其中的人物形象如宋老定、李双双、孙喜旺、战长 河、韩芒种等的成功塑造，仍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与当时的一些作品相 比，李準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着深厚的生活 基础；李準往往能把政治色彩很强的主题渗透到人情味很浓的家庭生活的场 景之中，运用河南风味十足的群众语言，充满情趣的生活细节，从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 中透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使作品具有令人品味的艺术魅力。这些特点使得他 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葆有一定的生命力。
不光是李準。河南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创作，尽管在一种统一的规范约束下 ，难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但在细节和语言的生动性上仍然各显身手，像 吉学沛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张有德的《玉厚说媒》，段荃法的《“状元”搬妻》 等，在小说的情节安排、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有自己独到之处。李準和其他作家还有另类非农村题材的以批评现实生活的视角、以别样的艺术风貌逸出主流 创作之外的作品。如《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篷》(李準)，《美丽 》(丰村)，《科长》(南丁)，《光滑的银丝》(徐慎)、《牧笛》(颜慧云)等，这些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政治教条和文艺教条的束缚，相对自由地表达了作家真实的生活感 受，在艺术上追求多姿多彩的创造。它们在当时虽都被视为毒草，实际上却是具有长远 芳香的鲜花。
不幸的是，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错误打击，文艺政策、创作思想的日益“左” 倾与狭隘，文学创作的路越走越窄，作家队伍越来越小。先是一批解放前相当活跃的老 作家无法适应逐渐搁笔。1957年以后，中青年作家中的75%被错划为右派或者右倾，失 去了写作的权利。十年动乱，更是文学的浩劫，文学创作活动几近停止，文学队伍受到 空前严重的摧残。在某种意义上，作家成为政治上的可疑者，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期，尽管有李準这样有相当影响的新锐，也仍然不 可能立起来河南作家的群体形象。
三
1978年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 学也进入了解放、繁荣的新阶段。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老中青几代作家共同展示 新的辉煌，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长足发展，河南文学出现了新的高峰，文学豫军的群体 形象日渐为全国文坛所注意，文学豫军真正形成并健康地发展起来。
80年代的文坛，是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十年。
先是老一代作家老当益壮。他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献出了堪称中国文坛的扛 鼎之作，集中地展示了豫籍作家的实力。
以长篇小说而论，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巨著《李自城》，李準的《黄河东流去 》，魏巍的《东方》以及《地球的红飘带》等，以其深厚的生活功底、娴熟的艺术功力 和对历史与人生的思想穿透力，显示了中国作家的当代水平。它们都获得了作为中国长 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虽然姚雪垠和魏巍、包括李準都已经离开 了河南，但文坛仍然习惯于说是三位河南籍作家获奖，不仅让文学豫军分享了光荣，尤 其受到了鼓舞和鞭策。
在河南本土，一批在历史上受到错误打击得到改正后“复出”的老作家，厚积薄发， 重新焕发创作青春。
诗人苏金伞，80年代有一首诗《山口》，好像晚年创作的一个宣言。在整个80年代， 即他从80岁到90岁的晚年，他真的进入了诗歌创作的大山堂奥，写农村，写童年，写对 世事和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登上了自己的诗歌高峰，以其冶炼乡土 和现代于一炉的成熟思想和纯净的诗风，为中州诗坛树一大纛，也创造了当今诗坛不可 多见的老诗人晚年丰收的奇迹，引起全国诗坛注目。另一位老诗人青勃这一时期出版了 《绿叶的声音》、《绿色的梦》两部诗集，在抒写饱经人生忧患后的深刻和老辣时，依 然葆有50年代初期的理想色彩，纯真，明朗，优美。
在戏剧文学创作中，以杨兰春为代表的剧作家群体创作出《朝阳沟内传》、《倒霉大 叔的婚事》等一批在省内和国内有影响的作品；李準除了长篇小说和《王结 实》、《芒果》、《瓜棚风月》等中短篇小说以外，又有创作和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 大河奔流》、《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的钟声》等作品在电影界和观 众中造成重大影响。
这些老作家，像军队的将帅一样，引导着、启悟着文学的后来者。
张一弓异军突起，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学现象。
张一弓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主要以中篇小说的形 式，以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率先冲破一些题材禁区，连续不断地向 文坛发起“冲击”。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 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其《黑娃照相》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出身于知识 分子家庭、在中西文化的濡染下长大又长期作记者的张一弓，以主观抒情性极强的有些 “洋派”的叙述语言和具有乡土气息及性格特征的人物对话相融相契，形成别具一格的 小说语言；以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希望之歌。20世纪50年 代末期以来20年间，在“左”的思想政策禁锢下，农民和基层干部在物质和精神的生存 困境中，却有为民请命的英雄主义抗争；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在争取物质富裕和 精神富有的奋斗中，不仅有快乐，更有想像不到的艰难。
张一弓为河南文学界争得了荣誉，就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而言，80年代的张一弓成为 公认的如五六十年代的李準一样的河南作家的又一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使 河南作家树立了信心，看到了河南文学队伍的实力和潜力。
与此同时，与张一弓年龄不相上下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如南丁、乔典运、段荃 法、张有德、徐慎、张斌、郑克西等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王绶青和王怀让等的现实 主义诗作和政治抒情诗，都不断有佳作问世，尽管在艺术上“稳健有余新变不足”，不 免为新起者尤其是采取先锋姿态的新作者所议论，但是，仍然不断引起全国文坛的注意 。
也几乎在张一弓前后或者同时，河南文坛出现了一个多年不遇的现象：一批中青年作 家在乡村和城市崛起，他们应和着时代的潮流，尽情展示自己的才情和个性，出现了空 前良好的创作态势。这些人于80年代在文坛会合起来，数量之多、之集中，过去是未曾 有的。文学豫军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
文学豫军的新成员大约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从乡村底层走向城市(工厂、机关、 军队、学校)，如小说家叶文玲、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 张兴元、侯钰鑫、孙方友、行者等；一是从城市走向乡村底层(或部队基层)又回到城市 ，如小说家杨东明、齐岸青、李佩甫、王钢等，以及专以历史题材为对象实际是创作社 会小说的二月河等等。
这里说到的一些作家，基本上是小说家。实际上，在其他文体领域，也大体如此。
新时期的河南文坛，周同宾是专治散文的，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质地、色 彩和文化品味，影响及于国内和海外。河南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不止十个八个。从各个 文艺行当伸过一只脚来踏进散文创作领域者夥矣。阎豫昌、孙荪、余非、卞卡、陈丽、 范强、周熠、廖华歌、曲令敏以及不少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新闻工作者、公务员们 ，他们在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主业”的同时，纷纷以散文作“副业”，带着相当睿智的 现实思考、丰富的生活情趣、深沉的人生感悟以及精纯的语言特色的一大批散文，经常 出现在省内以及国内的报纸副刊和刊物专栏，并且结集成专集和散文丛书。
与散文队伍相比肩的还有杂文队伍。虽然并非所有的杂文都可以归入文学，但其中文 学性很强的杂文却历来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作家王大海和刘思为代表的一批 杂文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其内在的风骨和犀利的笔锋吸引了许多读者。与散文随笔一起 ，共同造成了一大文化景观。
诗歌队伍的壮大是另一大景观。有专家统计，相继登上诗坛、一展才华的中原青年， 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较有代表性的，如程光炜、易殿选、范源、陈俊峰、陆健、马新朝 、王中朝、廖华歌、艺辛、关劲潮、冯杰、邓万鹏、刘德亮、瘦谷等。他们对新诗潮怀 有天然的倾心和热情，在诗歌艺术方面多与新诗潮取同一姿态，保持同步行进。在坚持 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诗歌的个人性”和“心灵性”上，对传统诗歌构成超越 。
当然，说到文学豫军，不能忽略它的从事理论批评的一翼。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特别是批评，是河南文学事业中一个薄弱的方面，在“左”的文 艺思想和政治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文艺批评基本上成了进行错误的批判斗争乃至给人 定罪的工具，这虽不为河南所独有，但由于河南一“左”一“旧”的土壤深厚，在“左 ”的思潮袭来时，总是呼应得快，走得也远。这样，真正的文艺批评“缺席”的现象由 来已久，在文坛上活跃的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在80年代以前人数很少或者几乎可 以说没有。但是，新时期以来，这个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一批在大学、研究院、文联和 新闻界工作的文艺批评家，在当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理论研究领域，做出了和 创作界的朋友相映生辉的贡献。
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特点是批评家主体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独立意 识的强化。批评不再是简单的评介或广告宣传，而是对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这种把握 ，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把目光聚集到河南文学，由一部作品的研究，到一位作家一 个时期甚或一生作品的研究，进而由作品论到作家论，进而到整个河南地域性文学或者 说文学豫军的全面综合研究，以寻求其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在更宏观背景下的定位和价值 意义，寻找其成败得失和今后发展的路径。如孙荪对河南作家的跟踪性个案综合研究， 他和余非对李準由《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的作品研究，到对李準的整体性研究，到90年代编纂《河南新文学大系》和此后的文学豫军研究；牛 青坡的《河南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河南文学包括其他艺术门类所作的综合研究；王鸿生 、耿占春、杜田材、刘敏言、曹增渝、王增范、梅惠兰、何向阳等对河南小说，张俊山 等对河南诗歌，高文生、刘景亮、韩宇宏等对河南戏剧的研究；阎豫昌对河南散文的研 究等等，都获得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另一种路子则把研究视界放到全国，越出当代。任访秋、刘增杰以及王文金、关爱和 、解志熙、王广西、沈卫威、李慈健、袁凯声等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群体，由现代文学上 溯进而以200年文学思潮为视界，形成近世文学思潮的研究大观；刘思谦由对当代文学 的研究到以女性文学的视角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的系列研究，陈继会对20世纪中 国乡土文学史的整体研究，孙先科、曲春景、张宁等对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研究，发 表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著作和有影响的论文。
与此同时，文艺学学科形态的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耿 占春的诗学研究，张涵、潘知常、王鸿生、刘成纪、何向阳等从现代美学、文化心理学 、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学和美学哲学的研究，龚依群、耿恭让、孙荪、 叶鹏、张凌、王钦韶、王振铎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基本规律的研究，何弘对文学 与网络的研究，在许多专题和课题方面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理论批评的巨大进步，展示了河南批评家对文学的敏锐而不乏深度的感觉能力，理论 的分析概括能力，乃至整体文化素养。由此而形成了和创作界旗鼓相当的对话能力，也 在一定意义上滋养着并且提高了文学豫军的素质和声誉。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互相切磋 琢磨、互相鞭策鼓舞的健康友好关系，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理论批评作为文学大鸟强 健的另一翼，使得文学豫军的腾飞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这样，新时期成长的一批作家、批评家和前面提到的那批中老年作家，以及在此后出 现的更年轻的作家、批评家，组成了以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戏剧 文学、电影文学等门类齐全的文学豫军的基本队伍。
上面所提到的作家当然不是全部，肯定漏说了不少老作者和更年轻的新锐，同时也没 有顾及到孰先孰后的“座次”(文坛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座次，除非从文学史的角度寻找 某种排列次序的需要)，只是想由此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变化：文学豫军的阵容， 不仅已不可小看，确实已相当严整。
过去相当长时间，河南作家的名声和影响多是以个人的方式发生的，如姚雪垠、李準、张一弓等；或者以某种文体某部作品发生影响；现在不同了。因为就文学 家个人的功力或者说实力来说，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小说的多数都是从短篇开始，然后 中篇，接着，都有长篇问世，有的还不止一部、两部。尽管就个人讲可能更长于短篇、 中篇或者长篇，但基本上都是短、中、长“全能”的。而几位诗人则都是叙事诗、抒情 诗，长诗、短诗兼擅。理论批评界，已经不只是只能单篇文章的写作，体系性的或者具 有学科建设意义的专著，陆续问世。
文学豫军以整体的阵容发挥影响了。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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