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浙江地域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新时期论文,地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的发展，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即文化的阶段性表现，又存在着客观的地域性差异，因此，研究地域文化，不但要把握客观的区域性的空间特征，更要从历史的流程中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作恰要的评价与定位。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从史的变迁看，文明历程遥远而曲折，从区域的角度说，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前者属于文化史范畴，而后者则是区域文化的研究对象，这两者是互为依存的。我国的区域文化特征十分丰富显著，而对区域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却常处于一种感性的无序状态。就文化形态而言，我国远古文化并非是一个完整体，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十分广阔而分散的形态分布江河流域，并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别与独立性。古人对文化的地域差异早有认知。《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各地的服饰、语言、宫室、舟车器械、声色滋味之异已有零星记载，《汉书·地理志》所附的朱赣关于风俗地理的文字也不失为精彩的表述。然而，正史和各地方志中关于地理文化方面的描述，大都作为史学的附属而存在的。建国以来，我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左”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人文地理研究几乎中断。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伴随而来的则是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热最初是从文化史热起步的，而后波及于区域文化、人文地理，并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使之在短期内成为一门显学。
一
新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着重于探讨文化在各个不同地域内的历史表现，其实是文化学与地理学相交叉衍生出来的一门新型的边缘性学科。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于各地文化特质，从人类学、语言学、宗教、民俗学、文学等角度强调区域个性化的差异，从而渲染丰富大文化背景的底色。这种全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给文化学术界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标志着地域文化研究从内容到形式现代意识与现代视角的确立。
文化的求异，其实是文化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反映。因为文化的同异之辩本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包含于大文化内核中的一对矛盾。中国文化的初始形态，本身就是以不同品格出现在文明史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品质与特征说明，异是根本的，无异就没有大文化的背景。《诗经》时代的十五国风亦源于地域差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学说林立，多元文化的格局至今让人称羡不已。浙江的先人虽然在上古多元文化的争鸣中未占重要席地，但显然也受到过这种文化的沾溉。然而，当我们的先民刚从旷日持久的吴越争霸的烟尘中走向中原列强，还来不及整理发掘自身文化个性，张扬自身文化意识形态时，秦始皇依仗连横之术，一统天下，变诸侯割据为中央集权。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反映在文化领域内的专制主义，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以消除战国时期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三方面，即中央集权、农本思想和文化专制。这三个特征从根本上要求文化领域标同伐异，只承认文化的一元性、排斥文化的多元性。封建时代的文化，从实质上讲是秦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这种格局一以贯之，直至晚清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才开始出现动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从理论上完成了冲毁封建文化旧有家园任务，但历史不仅仅要求我们摧毁旧的，更需重建新的文化体系和民主家园。在重建社会文化体系的历程中，异同之辩再一次摆在当代文化人面前。五十年代提出的“双百”方针，无疑为健全个性文化指明了一条健康向上的道路，遗憾的是接下来反右和文革的极左阻碍了文化发展的现代进程。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的个性意识重新得到张扬，在这个良好的氛围中，地域文化研究遂被承认并置于文化研究的重要位置。
浙江本是一个有着多元思想传统的地域，在东汉初年谶纬之学泛滥时，就有我们的先哲王充标新立异，以朴素唯物论对神秘主义思想提出彻底怀疑和辩证；尔后又有浙人陈亮、叶适从实践和历史中寻找真理，讲究事功，反对宋时性理空谈；明代王阳明、黄宗羲的思想更是石破天惊，黄提出“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天下为主、君为宾”反对封建君主制（《明夷待访录》）。这种立异精神，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是难以取得立足与生存的权利的。前人对他们的研究，也仅停留在表层的思想文化形态的个体描述上，而由此引发的深层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研究，如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研究，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地域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文化研究观念的转变，从肯定大一统的共性，到文化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从承认区域文化特征到充分张扬地域文化研究的个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与更新。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受海洋文化圈的影响，在地理环境方面得天之厚，较多地表现出开放的态势。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也得天时之利，领风气之先。既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伴随着观念转型，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涌现出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的有关浙江文化的系列丛书的构想，浙江古籍出版社对地方文化典籍的挖掘整理、研究，从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多方位、多视角、挖掘出浙江文化的历史内涵价值，是极具地域个性特色的成果。这些成果，无论是研究物质形态的文化现象抑或是研究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表现，均是着眼于区域文化的差异，以发掘地域文化个性优势为己任，以具有个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立足于泛文化、大文化的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了自身的文化品质。
二
新时期地域文化研究还集中地表现在文化研究层面的不断延伸上，从物质层面扩展到精神文化层面，表现出现代人成熟的文化观念和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文化是一种人类文明历史的物质形态，无论是史前文化抑或有文字记载时期的文化，最初它都是以物质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最初表现形态是物质的，我们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水平。对浙江史前文化研究实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在太湖流域和浙江杭州、平湖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此，提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论点，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发源的论争。《吴越文化论丛》的出版标志着近人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开端，1936年，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蔡元培出任会长，当时因为考古发掘技术相对原始落后，可资力证的材料匮乏，因而，浙江的史前文化研究也无突破性的进展。建国后，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成，被视为考古界的一场世界性革命，特别是1973年、1977年浙江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使我们看到距今约七千年的先民创造的伟大的原始文化成果。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最伟大的突破，它展示了浙江先民光辉灿烂的原始文化艺术。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浙江古文化的研究，多依托考古发掘，这一阶段性的成果，多反映在《吴越文化新探》和《河姆渡文化初探》等带有总结性信息含量极丰的论著中，标志着对浙江区域物质文化形态考镜的突出贡献。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文化的发展，最初表层的物质文化必然要向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态延伸扩展，地域文化的研究，除了对各个时期物质形态的文化现象逐一考察外，必然要对区域性精神文化特征作理性的认识与探讨，西方兴起文化地理学时，也是先侧重物质文化领域的研究，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后逐渐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领域的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区域的语言文化、宗教文化、风俗地理、人物地理等。西方非物质文化的地域差异，以语言和宗教为两大特征。中国宗教的区域性特征并不显著，而风俗与语言两项的文化差异却十分明显，特别是风俗，“八方殊风、九州异俗”直可视为区域文化的标志。对于风俗古人有描述性的记载，比方古越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文身断发”、“吴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臣瓒注《汉书·地理志》），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越地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各自为俗的生活风尚也作过生动的概括，风俗一直被视为带有承传性的区域文化特征，属于狭义文化范畴，至今是地域文化关注的要素之一。
近来世界各国的文化地理研究，多趋于狭义文化，使纯物质形态的考证，逐步转向意识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研究。浙江的文化研究也显示了这种世界性的趋势，首先表现在对区域文化人物的特别关注。人物的研究是文化地理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粉碎“四人帮”后，浙江虽没有涌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巨人，但对文化发展反思和总结却是深刻的，特别是对区域文化人现象的研究是独到的。八十年代后期推出的“浙江文化丛书”系列中的《浙江十大文化名人》、《浙江藏书家和藏书楼》以及酝酿中的浙江十大学术名人等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把地域文化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关注文化人和探讨文化人之所以出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文化因素上，这种反思与探讨，对深入探索区域文化内驱力，唤呼文化巨人的到来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次是表现在对区域特征明显的学术流派的深入研究。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很多，影响深远，象上文所提到的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都是独树一帜曾在一定时期较大范围内产生过深远影响中心人物，为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对于浙江先哲典型的求实标新思想，在受封建正统观念和文化观念束缚，思想不解放的年代，要从质的高度充分肯定其思想精华，并作出客观的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后营造出一种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使我们有这个可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形形式式的活生生的学术流派，并作出兼容式的思考。对浙东史学、浙西学派、阳明心学理论的研究，除了方法论上的更新外，均能站在历史高度，因而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如对浙派诗歌的研究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浙派诗自清初黄宗羲创始，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有百余年，圈内诗人数以百计，下开桐城、同光体诗风，对于这样一个关涉有清一代诗史流程的诗派，近百年来却鲜有问津。《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从特定历史时空入手，运用文化学的批评方法，对浙派的源流范畴、诗学内涵进行全面透视，还联系浙江文风、士风、学风丕变的特点，对浙派的文化性格及其诗学内涵表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现象、学术流变是近来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超越不能不说是时代赋予的契机。再次是对地域文化现象全息的探索，这类研究多涉语言学、文学、史学、民俗等课题，包括地方戏曲研究、文学现象研究、方志研究、风俗研究等，涉及面广成果丰硕。《浙江文化史》是对区域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动态描述。其它分门别类的如地方
戏曲方面有《戏曲与浙江》充分展示了戏曲之乡地方传统剧种历史之悠久、剧目内容之丰富、曲调的地域风情之显著，是对南方戏曲文化研究的贡献。文学与区域文化之间的研究方面，如浙东唐诗之路的发现与提出，也是新时期创获之一。方言与风俗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八十年代末，浙江根据国家“七·五”规划，编就《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系列丛书，谚语、故事、歌谣等多种分卷相继面世，这项集大成工作是地域文化研究系统工程。对方志的研究也更上台阶，《浙江方志源流》对浙江独具优势的方志学史作了历史的回顾，是带有总结性的力著。这些研究成果都着眼于文化形而上领域中更宽泛的层面，特别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研究所轻觑的“子”部类课题的多维视角跨学科的深入探讨，都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热土所衍生的文化作了一番全方位的审视，从而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三
随着区域文化研究观念的不断深化，传统意义上的两种分类（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研究，也无法准确地包容涵盖文化研究多样化的趋势，涉及的形而上层面愈来愈复杂，文化研究进入当代领域又出现了许多时代性的特征。
首先是物质文化现象研究的心态化趋势。物质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对物质文化的描述定位、归纳是文化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而对该种物质文化形态形成原因的社会学心理学分析，则是心态文化范畴。八十年代后，随着文化热的进一步升温，文化研究的层面步步深入，作为文物之邦的浙江，有关文化研究的地域性课题随之应运而生，研究者们充分发挥本土本乡的文化优势，推出一系列具有个性特色的研究项目，如石文化、桥文化的水乡风情文化研究；茶文化、酒文化等饮食文化研究；丝绸文化、瓷文化等服饰文化研究；兰、桂、竹等植物工艺文化研究，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探讨，在选题上给文化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值得人注意的是，这些课题并非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研究者们已不局限对于个体现象的描述，而是以研究对象为载体采用民俗学、心理学、美学的多种视角，又从当代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深入发掘积淀其中巨大的文化内涵，提示其深层的文化价值，充分展示出当代人的文化批评视野和艺术品位。
其次是比较重视研究大众文化消费心态，注意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这是新时期又一文化研究策略。地域文化研究，必然要以地域文化为依托，浙江是中国文化南移后的一大文化中心，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后人取之不尽的财富，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结合当代人文化消费需求，打历史文化的牌子，用各种方法展示地域风情，研究名人笔下的人文情趣，从复原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到构筑适合当代人欣赏趣味的文化景观，充分发挥传媒的作用，使文化消费成为新时期消费的热点，进而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再次是开始注意经济文化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与经济的联姻，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研究中最具时代性的特征。文化的发展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西方工业文化的侵入，使浙江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早在鸦片战争时，浙江定海由于受商业文化影响，生活方式价值指向曾发生过急剧的改变，从原来“敦尚朴素，渔盐耕读，各安其业”到“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俾他日可谋商界高位”（见《定海县志》）。改革开放后，浙江也首先沐浴到市场经济的春风，最令人瞩目的是温州经济模式与温州人的文化观念。大胆承认经济在文化进程中的支柱作用，这对纯文化形而上研究是一种现代性挑战。这是现代经济模式下的文化觉醒，无须标榜更多的理论，浙江人坦然地接受了由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带来的精神洗礼，对文化的重新认识，于是相继打出了文化的旗号，文化的品牌，在商务、旅游、外贸等第三产业的推动下，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期经济的再次腾飞。这一切展示着现代浙江人明锐的经济文化意识，这确实是一次质的飞跃，是具有现代文化品位的真正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