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缺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十五年来，经济地理学在区域研究与开发、规划与区划、大中型项目选址的论证、城乡建设和综合考察等方面硕果累累，被誉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不断完善的大趋势下，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仍然滞后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暴露了一些弱点。例如，一些区域研究成果，只是一般的定性看法，定量分析少，科学性、操作性和适用性较差，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突出的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经济地理的教育功能被弱化了。目前，我国一些大、中专学校的地理专业和非地理专业（如财经、干训等）都设置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简称“中经地”，以下同）课程，但因“中经地”教材理论水平不高，以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教学效果往往欠佳，不尽人意。笔者从事少数民族干部教育，了解到学生对“中经地”的反映是“三多”（即生产部门多、地名数据多、静态描述多）、“两缺”（即缺乏基本理论的贯穿、缺少具体实例的论证）、“一厌”（即对约五百页的内容感到厌烦），他们说：资料书，中经课；学得再认真，很难起作用。特别是在地理学退出“高考”这个令人瞩目的阵地之后，倍受世人冷漠，有可能被挤出教育阵地，成为“优化”知识结构的牺牲品。
勿容置疑，经济地理的危机已不再是一种幻觉。为了摆脱危机，走出阴影，不少学者对经济地理的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归结起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意见是在原有的框架内创新，如曾菊新从劳动地域分工原理出发，提出《中国经济地理学》教材的新构想①；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构理论体系，如陆大壮提出以销、通、产的地理分布为内容的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布局体系②。拙作试以经济地理与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学科血缘关系为线索，浅析其危机根源，从而揭示出经济地理在理论上的缺失。
在地理科学体系中，经济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它长期孕育在地理学母腹之中，分娩之后又与母体科学同步发展，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是少见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地方志是经济地理的萌芽，零星地记述了经济地理内容，并且，常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混杂在一起。它们大都出自于古代思想家或历史学家之手，无论中外，莫不如此。在欧洲，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史学家斯特拉波撰写的十七卷《地理》，就是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首次把全球划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今非洲）三个洲；在中国，公元前四世纪的《尚书·禹贡》，被经济地理学界称为“原始的区域经济地理著作”，作者假借大禹治水时的记录，第一次把中国的疆土按行政区划分为九州，以千余字的篇幅，简要地记述了当时的山川、植物、土地、矿产、交通和贡赋等。纪元之初，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所载的《地理志》，是东汉学者刘向撰写的，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古代中国的地理内容，是我国第一部地理专著。由于作者开创了按行政区划编纂地方志的先河，此后，地理志一直是官方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工作直到1949年都没有中断过，其数量之多，地理信息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然而，古代中国是不可能把地方志转变为近代科学的。
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摇篮。公元十四世纪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制度内部萌发了，为了满足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下，西欧各国纷纷向海外经商和殖民，广泛搜集了世界各地的资源分布、经济活动、交通运输和商业中心等多方面的资料，从而为近代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素材。十六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发达的国家先后确立，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动了地理学的逐步形成，经济地理也从零星知识逐渐转变为系统科学。最先出现的是商业地理，以及后来的农业、牧业、渔业、矿业等产业地理，相对说来，商业地理发展较快，内容较丰富，它产生于重商主义时期，以研究地理环境、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为主要内容。到十九世纪，大量的地理信息经过分析研究，整理加工，从而使地理学由记述的科学转变为系统研究“人地关系”规律的近代科学，并分为地文、人文、区域三大组成部分。此时，经济地理以商业地理的面目（在俄国称为财经统计）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德国地理学家A·洪保（1769--1859年）和K·李特尔(1779--1859)因共同创建“人地关系论”，成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在他俩诞生之前，“经济地理”这一科学名称，由俄国科学家M·B·罗蒙诺索夫首次在1760年提出来了，但长期未被采用。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W·戈策发表著名的《经济地理学的任务》论文，全面阐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特点、结构和任务，从而标志经济地理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而原来的商业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理论界把它们视为经济地理的源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是建国初期由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理论创新少，较多地保留着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色彩，这种历史联系使经济地理被锢禁在原有的体系中，学科相对独立性不强，从而导致它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危机。
从研究方法来看，描述性研究缺乏理论性。经济地理学家大都来自地理学界，有较高的地理科学的素养，对古代地理的记述方法（如中国的地方志）和近代地理的类型归纳方法（如德国19世纪的地理学）都十分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经济地理学家H·H·巴朗斯基又进一步发展为系统描述方法，即以绪论、总结、分论为框架，以位置、面积、人口、自然、工业、农业、交通、城市为内容，表征国家经济地理面貌。目前全国发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地理学》，有的“修订”，有的“新编”，但都没有脱离巴氏巢臼。无需否认，在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初创过程中，巴朗斯基精巧的理论模式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所采用的静态描述方法，从形式上看，内容很全面，结构也完整；从内涵上看，缺少经济活动空间变化规律的分析，割断了生产力布局、资源分布与经济运行之间的有机联系，使经济地理游离于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之外，严重地窒息了它的生命。因此，采用描述性研究的经济地理学，只不过是一只漂亮的盛放着产业之果的篮子，所编写的“中经地”教材与古代记述性地理相比，都是以国家为单元向公众提供地理知识，两者在本质上又有多少差别呢？难怪人们把它看成是“准科学”或“潜科学”，甚至斥之为非科学，有被逐出科学圣殿之危。
从研究对象来看，“生产力布局”不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难以形成定论。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是：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力布局规律”的科学，或者是研究“生产地域综合体”的科学，现有的教科书大多采用前一说法。而理论界对于经济地理学的性质是有共识的，即把“地域性”和“综合性”作为经济地理主要的科学特性。经济地理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学科，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能表征其科学特性，具有特殊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有三点：一是研究对象长期不能界定，这一事实就说明研究对象并不具有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地理的理论危机。研究对象关系到学科地位、研究方向等重大理论问题，并非一般的学术分歧与争议，如果长期都没有界定，或者根本不能确定，那么理论建设就无从谈起。二是“地域性”作为经济地理的范畴，是指区域的差异性、相似性和相关性。由于经济地理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或相似性来研究生产力布局规律的，这就把区域视为经济活动的特定空间，空间与时间一样，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因此，经济地理的研究对象无论表述为“生产力布局”，还是“地域生产综合体”，本身就蕴含着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空间。离开空间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某一特定地域只不过是生产力布局活动的载体，若再以“地域性”来规范研究对象，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三是对生产力布局研究是多学科的，并非经济地理“独家经营”。因为生产力布局，从静态上看是工业、农业、交通等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所属的行业、企业在一定地域上的分布与组合，表现为物质系统；从动态上看是对一定地域上的生产力进行部署与调整，从投入到产出经历规划、计划、设计、施工、投产等阶段，又表现为物质过程。这两者都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因素，需要多种学科知识。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等一些学科（如生产力布局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土经济学等）也把生产力布局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因此，生产力布局不再是经济地理的特殊研究对象。
从理论观点来看，“人地关系论”(man-land relation-ship)外延过宽，内涵模糊，科学性不强。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的生存和进行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地理环境，人地之间的客观关系，自古至今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在不同时期，一些学者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因角度不同而看法各异，先后形成许多理论观点和学派。如决定论、或然论、二元论、生态论、和谐论、文化景观论等③，其中“决定论”是形成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也是对经济地理学最有影响的人地关系理论。
“决定论”是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决定论的简称，这一理论主要创建者是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1844-1904年），他在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中，充分发挥导师李特尔的人地关系学术思想，提出人与生物一样，各地区人类活动的特征决定于地理环境的性质的观点。因此，“决定论”的核心内容是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其外延很宽，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土壤、河流、地形、森林、矿产等，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乃至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起着决定作用。一个世纪以来，“决定论”褒贬参半，但理论魅力犹在，特别是在环境问题日益被世界所瞩目的今天，又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在1990年10月北京召开的“天地人生学术讲座”上，许多学者更持肯定态度④笔者无意参与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但从哲学观点来看，“决定论”的内涵至少在两个方面需要深化认识。
一方面是理论不完备问题。人们并不否认地理环境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正面作用（如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负面作用（如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但对地理环境是否起决定作用很难形成一致看法。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虽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论证，但理论不完备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拉采尔的“决定论”，企图研究区域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把自然环境作为人文现象的基本原因。这种观点仍然是今天研究生产力布局的一种思路，把自然条件或自然资源的优势既看成生产力布局的前提，又作为评价布局得失的依据。但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根据彼此在时空上的相关性才能确立，而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如生产力布局）之间不具有（发生上的）时空相关关系，也就不具有因果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所遇到这一因果悖论，表明这一理论的不完备性。换句话说，理论不能解决它自身这一层次的理论矛盾，就是称之为理论不完备。通过理论不完备问题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事实上人地之间的非因果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如中国与日本相比，自然资源丰度，前者优于后者；而经济发达程度，后者胜于前者，这就很难断定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因果相关。又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已成害河，长江又有变成第二条黄河之虑。人们往往从因果关联上把它们看成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后果，希望通过植树造林，减少河流的含沙量，以使“黄河能有澄清日”。然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化为泡影，中科院地化所王东生、洪业杨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水土流失就已在原始植被未遭破坏的生态环境中发生了，黄河早已成为水质浑浊的黄龙（公元四千年前黄河的输沙量就高达10.75亿吨，约为现在的2/3）。研究资料还显示，人类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仅仅只是改变黄土的物理化学性状和存在条件，所引起的水土流失量远比天然侵蚀引起的水土流失量要小。因此，泥沙高度汇集黄河，只是一个环境地质地球化学的自然过程，是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由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质生态系统，以其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性方式运行，黄河不再是生态破坏的象征，就连“治黄”专家王化云也改变黄河会变清的初衷，他现在认为黄河永远不会变清，也不需要变清⑤。
另一方面是现代系统科学问题。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机械论的传统科学思维方法，企图以“简单相加”和“被动反应”的观点来解释生产力布局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所谓“简单相加”，就是把研究的问题尽可能地分解为简单部分，或者将系统分解为要素，然后再以部分或要素的性质说明整体的性质，其着眼点是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所谓“被动反应”，认为系统只有受到外界刺激才会发生变化，把系统发展进化的着眼点放在外部条件上，没有放在促进这种变化的内部机制上，因而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性。显然，“决定论”难以科学地阐述地理环境在生产活动及其地域分布中的作用，只有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才能加深认识。系统科学认为，经济系统（如生产力布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大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系统外部的环境条件和内部的各子系统都会对整个大系统的发展进化起作用，这种作用在空间上是非线性的，在时间上是随机的。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稳定到稳定，从低效到高效的进化过程，完全取决于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机制。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揭示了开放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前者强调“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认为从系统外引进负熵以抵销其内部的熵增，系统内部的各因子在非线性作用下，通过随机涨落，使系统从无序达到有序，这就是“耗散有序原则”。后者重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的内在机制，用分支点原理来反映系统的随机涨落过程，以序参量（或慢变量）来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这就是“协调——竞争原则”。因此，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地理环境与经济活动是怎样结合的，比“人地关系论”的定性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从上面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地理学面临的危机，暴露了它在理论上的缺失，需要更新观念和理论创新，这方面美国经济地理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可为我国理论界所借鉴。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地理学逐步形成以来，至今经历了商业地理、地理环境决定论、地域分异、区位分析，以及行为研究和社会关联等发展阶段⑥，始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他们把世界许多重大问题看成是具有地理特征性，或者说具有空间的地理后果，积极参与研究，并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提供政策服务；同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革新，使经济地理学有较强的实用性。例如，当“地理环境决定论”处于鼎盛时期的三十年代，许多学者就开始抛弃这一理论，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学原则。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至六十年代，在新技术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冲击下，学术界运用计算机技术，重新研究并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区位理论，把计量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生产力布局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建立起以区位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地理学。与此相反，以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域分异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地理学始终在我国占统治地位，比美国经济地理学落后至少建十年。我国经济地理学具有浓厚的产品经济色彩，缺乏商品与市场观念，缺少经济运行理论（核心是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指导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手段的运用，致使生产力布局机制失灵。因此，经济地理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已经定位，经济地理的理论革新有了转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并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国民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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