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1]2004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市民（成年）体质现状调查与体质监测工作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进一步掌握当前浦东新区市民(成年)体质现状，研究及改进当前监测方法，通过文献资料法、系统分析法、数学建模法、软件工程法、软件测试法，利用了互联网、数学、计算机等思想与技术，对浦东新区市民(成年)体质与监测工具、方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浦东新区市民体质监测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研究了体质监测有关概念和模型；通过对测试数据分析得出了基础代谢值的回归方程；提出了相应的测试数据处理方法、过程图及理论模型；编制了有关数据处理的软件；通过对近两年数据研究分析，发现人体成份不及格率2003高于2002年；市民整体对自己体质不够重视；监测数据没有充分利用；测试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浦东新区市民体质及监测工作的分析研究，提高了体质监测工作的可靠性、科学性，及时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信息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浦东新区的体质监测工作的进展。
王丹[2]2018年在《北京市城区市民体质监测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本身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在我国属于发达城市。无论是社会进步的程度、物质和精神发展的程度还是市民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近十几年来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自2000年国家举行了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到2014年一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国民体质监测,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一定的积累。随着《全民健身条例》的不断实施和贯彻,国家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随着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生活到物质与精神健康相结合,对健康生活的渴求和自我实现的愿望也不断增加。本论文主要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分析法,对北京市国民体质监测站的成立年限、占地面积、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培训内容、建站等级等问题、以及市民对体质监测的认知、反馈等问题和在访谈及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关于北京市城区市民体质监测的现状与发展策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和总结出北京市城区市民体质监测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法和发展策略。结论:1.北京市体质监测站成立的年限时间相对较长,叁级监测站数量较多,说明北京市体质监测工作开展的时间较早,发展较快。基础的设施配备较为齐全。反映出北京市政府较为重视和支持基层工作。但是高级站数量少,发展相对缓慢。2.北京市城区体质监测的测定指标较为丰富和完善。基本可以满足市民的需要,以及针对部分人群进行个性化的检测。但是对于新兴项目的推广的普及还不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善。3.北京市城区体质监测站的维持即经费来源渠道单一,自身的造血功能不足,经费的利用率较低。潜在的反映出政府单一的推行这项工作比较死板,缺乏活力机制。4.监测站的管理权多集中在体育行政部门,缺乏外部激励和竞争意识,社会和民间的体质监测组织参与较少,不利于体质监测公平竞争机制的发展和完善。5.检测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人员难以固定,专业背景和医务背景也难以保证。检测人员的自身素质以及对测试项目的认知有待提高。在体质监测的整个流程中,可以做到和保障市民体质测试的11项的工作,但是对监测后的反馈工作做的不足。缺乏对受试者的信息反馈以及健身指导。6.参与体质监测的市民年龄结构偏大,市民对自身体质的了解以及对体质监测项目、体质测试的方法等内容模糊不清。潜在的反映出体质监测这项工作知晓度、普及度和认可度不高。7.市民自身在对待体质监测这项工作时,自身的态度、观念意识、认知存在问题。市民对测试报告的不重视,对测试后开设的测试报告中的运动处方这一块大多数并没有身体力行的去执行,对测试项目的参与热情不高。
王亚奇[3]2017年在《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枢纽和基本单位,是全民健身事业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框架下的重点,同时也是完善上海市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基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效率与效果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全民健身热潮下,如何提高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是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本研究主要通过专家访谈法、文献资料法、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数理统计等方法,根据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评价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论文通过专家访谈以及文献资料初步构建了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随后通过对13位专家的多轮专家问卷调查,根据指标的隶属度以及变异系数进行指标删、增、改等操作,最终形成了了一套包含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52个叁级指标的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然后并且通过专家判断法,计算指标体系内容效度比(CVR),对指标进行信效度检验。并且通过专家赋权法,并运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各项指标的在指标体系中权重。最后对指标体系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中的实际运用给予了建议和意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现状以及上海市各社区实际情况并且通过专家协作方式制定一套适合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评价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估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指导,使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更为科学化。使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在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进行评价以及绩效考核时有章可循,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检测社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开展状况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水平,为进一步制定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提供参考依据,不断完善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达到基本公共服务规划目标,解决困绕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完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倡导健康生活,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品质,激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
郑家鲲[4]2013年在《健康城市背景下的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健康城市建设，青少年是城市未来的主人，适应城市健康模式的转变及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健康问题，应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降，都要求青少年必须建立健康的体育行为和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维护健康的能力。基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本研究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教育理论、现代健康观等基本理论为理论支撑，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思辨与实证、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小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现状为脉络，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从社会学、教育学、健康学、健康社会学等多视角研究中小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问题。全文以“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现实分析——对策研究”的思路展开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健康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为了预防疾病、增强体质、维持和促进健康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自身及他人在身体、心理、社会适应性等方面保持良好、健康状态的各种行为和活动的总称。按照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侧重于生活方式的角度划分），可以把健康行为分为九类：认知行为、饮食行为、营养行为、睡眠行为、体育行为、医药行为、养生行为、管理行为、安全行为等。第二，健康体育行为是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以体育的方法或动作为基本手段，在健康的体育意识引领下，以科学的体育健身知识为指导，合理、规范地运用各种体育技能，以促进个体或群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为主要目标的健康行为。健康体育行为按其表现形式，又可分为隐性健康体育行为和显性健康体育行为。隐性健康体育行为由体育需要、体育态度、体育价值观、体育卫生知识等构成。显性健康体育行为主要包括体育活动所用的时间和空间、体育活动的内容、体育活动的方式等方面。健康体育行为与其它的社会行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主动性、目的性、规范性、可塑性、持续性，但也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安全性、规律性、适宜性和阶段性。健康社会学依据、健康行为学依据、行为养成教育依据是健康体育行为提出的理论依据。第叁，中小学生不健康体育行为主要表现在健康体育意识缺失、科学体育知识缺乏、体育技能不规范。健康体育意识缺失体现在：认为身体没病就是健康，就不用锻炼；体力劳动能代替体育锻炼；运动量越大，锻炼效果就越好；有感冒也要坚持体育锻炼。科学体育知识缺乏体现在：忽视体育运动前后的热身或放松活动；在雾天或雷电天气里仍然坚持运动；认为只要多运动、多出汗就能减肥；运动后大量饮水；空腹运动无碍健康；忽视体育健身运动环境卫生；运动损伤不会防范；不重视运动性疲劳；运动后随意进食；季节变化无关体育锻炼。体育技能不规范主要指在体育运动中动作不规范、技术不过硬、理解力不到位、能力不达标等。导致中小学生产生不健康体育行为的主要原因有学校因素、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及学生自身因素等。第四，家校合作健康体育行为培养是指家庭和学校以促进中小学生养成健康的体育行为为目标，以充分发挥家庭的主体地位和学校的主导作用为抓手，以形成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家校合力为出发点，通过家庭和学校两种资源的优势互补和整合优化，有效地作用于共同的服务对象——学生而开展的双向互惠性活动。家校合作培养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的理论依据为教育民主化理论、包容理论和共同责任理论。结合家校合作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必要性，提出实现家校合作培养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的基本要求，即统一认识、明确分工、调整视野、发挥优势。第五，在分析界定学校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概念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学校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目标包括六个方面：提高学生的健身科学知识水平；改善学生对待体育和健身的态度；培养学生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减少体育锻炼的误区及各种危害健康的因素；提高生长发育水平预防各种心理障碍，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根据学校的特点，学校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内容应包括七个领域：身体各部位的认识、体育锻炼的个人卫生与良好习惯、体育锻炼与饮食营养、体育锻炼与休息、体育锻炼与心理卫生、体育锻炼与身体的生长发育、体育锻炼的安全与创伤预防等。探讨了如何根据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把这七个领域的内容合理分配到五级水平中。学校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原则包括：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相结合原则；发展、预防与干预相结合原则；自助、互助与援助相结合原则；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知识、信念与行动相结合原则。第六，学校培养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策略是：（1）做好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顶层设计；（2）发挥体育教师在健康体育行为培养中的主导作用；（3）突出体育课在健康体育行为培养中的基础性地位；（4）培育能胜任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师资队伍；（5）创设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良好氛围。文中针对每一项策略，都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措施。第七，家庭健康体育行为培养是指在家庭范围内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家庭子女养成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为目标而进行的有目的、有针对性、形式灵活的教育活动，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主要指父母）对个体（儿童青少年）在健康体育意识培养、体育知识传播和体育技能学习等方面实施的教育与影响，其主要形式为身体练习和体育娱乐活动。家庭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内容主要包括：培养子女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培养子女掌握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培养子女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家庭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策略是：充分发挥家长的榜样示范作用；重视在体育锻炼中培养良好习惯；营造家校合作、一致养成的培养氛围；加强家庭体育的服务保障建设，提升家长培养能力；家长要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和体育导向。
李文川[5]2011年在《上海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寿命延长是反映人类健康的最根本的标志,但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会对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而让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已成为文明社会的标识。随着人们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身体活动缺乏已成为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据WHO(2010)统计,缺乏身体活动已成为全球范围死亡的第四位主要危险因素(6%)、仅次于高血压(13%)、烟草使用(9%)和高血糖(占6%)。据估计,大约21-25%的乳腺癌和直肠癌、27%的糖尿病和30%的缺血性心脏病可归因于缺乏身体活动。人口老龄化、无序的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导致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患病率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风险因素。科学的身体活动越来越成为各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措施之一。上海市是我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截至2009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315.7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5%；65岁及以上人口221万人,占总人口的15.8%；80岁及以上人口56.65万人,占总人口的4%,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17.9%,这一比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把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为全国其他城市制定城市体育发展政策,实现公共服务,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选取上海市1407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统计分析法进行研究。对体育生活方式基本理论,体育生活方式与城市发展,上海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实证研究(主观意识、行为特征、组织特征、行为效益),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发展策略及政府、社区、家庭、个人的角色与责任分担。研究认为：(1)体育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个人或群体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把体育作为生活的需要和内容,并有规律的、自觉的参与体育活动的稳定形式及行为特征。研究范畴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基础、行为特征、行为效益四部分。(2)上海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是由上海城市独特的社会现实所塑造,蓬勃发展的体育也赋予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魅力。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塑造了上海都市体育生活方式。(3)上海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表现为：体育价值取向由健身功能的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并存在着分层现象。上海市老年人项目选择上趋同性较强,女性老年人偏好舒缓性的群体性练习项目,男性老年人偏爱个人项目。上海市老年人健身场所为小区周围1公里范围内的免费场地,锻炼时间由早晚向上午过渡,体现出健身向生活化、日常化转变。体育生活方式将成为传统型健身的替代。上海市老年人健身频率和时间较高,运动强度较低,主要为经验型健身。持续时间受家庭和健身组织服务的影响。上海市老年人体育消费比例较低,主要为实物型消费,但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水平。(4)上海市老年人社区体育自组织能够有效的缓解正式组织体育服务供给不足与老年人对体育组织服务需求日益增多之间的矛盾,是老年人健身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必然选择。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是健身群体发展和平衡的驱动力,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提高群体凝聚力、增强个人满足感的内驱力。广场技术类健身群体组织规范较为松散,体能类健身群体对成员规范更强。(5) SF-36量表在测量老年人体育行为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时具有较高的整体效度和信度,但在生命活力、社会功能、心理健康维度上因文化程度的差异信度较低,需要在修订时加以调整增加可理解性。(6)上海市老年人在HRQOL总得分高于其他地区老年人,具备体育生活方式的老年人显着性高于其他老年人群体。每次锻炼时间、锻炼的持续年限、每周锻炼的次数是影响上海市老年人HRQOL叁个重要因素,通过经验方程可以有效的预测HRQOL。(7)上海市老年人平均医疗支出为1062元／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625元／年,可以降低437元／年。经济收入、学历、职业、HRQOL越高的老年人锻炼前医疗支出的额度越高,可能与公费医疗制度有关。每周锻炼5次,每次60分钟以上对降低医疗费用效果最佳。影响上海市老年人医疗费用降低幅度重要性程度的指标依次为：每次锻炼时间、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锻炼后医疗支出与体育行为的相关性程度依次为：每次锻炼时间、锻炼强度、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通过回归方程可以预测医疗费用的降低幅度和锻炼后医疗费用情况。(8) Precede-Proceed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干预模型是基于社区基础上,涉及体育、医疗、教育、宣传等部门的综合干预模型。政府、社区、家庭、个人在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发展策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业玲[6]2010年在《运动对上海市成年超重/肥胖者身体形态和心血管机能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膳食结构和行为方式的不合理趋势,科学知识普及程度欠缺,导致成人肥胖发生率迅速上升。肥胖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甚至还影响其身心健康。肥胖使人们失去优美的曲线,而且危害健康,引起更种疾病；有研究表明,成人期发生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与肥胖密切相关,过重的体重和过量的脂肪堆积可导致心血管功能的损害,引起很多心血管疾病。心血管机能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水平和寿命的期限,因此对超重／肥胖患者的身体形态和心血管机能评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运动减肥的角度,连续八个月的跟踪调查,对上海社区成人超重／肥胖者进行科学运动指导,然后根据实验测试指标的变化,研究运动对成人超重／肥胖者身体形态和心血管机能的影响,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增强体质健康水平,为超重／肥胖者进行科学减肥寻求更好的运动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参与2008-2009年上海市民体质干预活动的上海市332位社区超重或肥胖居民。肥胖诊断标准为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关于中国肥胖汇总工作报告中的成人超重／肥胖筛查BMI值分类标准,其中BMI≥24为超重,BMI≥28为肥胖,并参照相应的体脂率(男>20%,女>25%为肥胖)。以各区各街道社区指导员带领根据所选运动项目分队进行运动。运动干预前,对受试者运动习惯与以往病史调查并进行台阶运动负荷试验,并根据测试结果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采用长时间中小强度的有氧运动的方法,督促受试者进行运动锻炼,运动时间必须长于30min,一般为持续45min以上,每周至少运动4-5次,建议受试者坚持每天运动,总时间持续8个月。研究结果：形态指标的变化：就总体变化程度而言,除身高和腰臀比没有显着差异外,BMI有显着性变化(P<0.05),体重、瘦体重、体脂率、腰围、臀围均有非常显着性变化(P<0.01),其中,瘦体重增加,BMI、腰围、臀围和体脂率均下降,且趋近于正常值。机能指标的变化：减肥前后的安静心率、收缩压均有非常显着性变化(P<0.01),脉压差和舒张压有显着性变化(P<0.05),其中脉压差减小,安静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均有所下降。相同运动负荷后心率的变化：相同负荷下,减肥后心率的变化幅度明显小于减肥前的负荷心率变化。结论：1.上海市超重／肥胖患者的健身减肥意识不强,肥胖科学和减肥知识缺乏,且社区没有从事对此类人群咨询和指导的专业机构和人员。2.适宜的运动干预对普通市民超重／肥胖成年人身体形态有良好的作用,可明显降低受试者的体重和体脂率,增加其瘦体重；而体重的下降和瘦体重的增加,则进一步表明适宜的运动可有效减肥、改善受试者的身体形态。3.适宜的运动干预对超重／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机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明显降低受试者的安静心率和血压,使受试者在相同运动负荷下,减肥后的心率变化幅度明显变小。建议：1.肥胖知识水平的高低关系着肥胖的预防和控制效果,因此,建议在社区开展形式各样的肥胖知识教育活动,增强超重或肥胖人群的肥胖知识水平,提高他们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加大对超重／肥胖人群的健康知识教育和肥胖知识的宣传力度,组织并开展关于肥胖科学的专业讲座,由相关部门委派专业人员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制定个性的科学合理的运动减肥处方,以增加这部分人群的减肥健身意识,使更多的超重／肥胖人群加入到科学减肥的队伍中。2.为防止超重／肥胖人群减肥后出现体重反弹,建议受试者在参加实验后,继续坚持本实验采取的有氧运动处方进行锻炼,使自己真正成为体育锻炼的从事者和受益者,并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傅益飞[7]2012年在《南汇地区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迅速增长的问题,预计到2025年,全球5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005年的28.1岁增长到32.8岁,欠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将高于发达国家。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健康状况的变化,成年及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将在全球日趋突出。因此,对准确、可比的老年人口健康数据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生命统计和疾病监测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上海是全国最早迈入老龄社会的城市。早在1979年,上海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2%。截至2009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315.7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5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1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5.78%,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已和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先行者”日本比肩。据预测,到2020年,上海将达到叁个市民中就有一个老人,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未富先老,养老体系尚未成熟,高龄老人(80岁以上)、“纯老家庭”迅速增加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将迈入老年等,将使上海乃至全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其中老年人的健康和卫生保健问题会变得尤为突出。本次调查研究旨在以南汇地区50岁以上人群为切入点,在地区人群调查的基础上,初步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社会和人口学影响因素,为研究人员、公共卫生官员和决策者制定老年人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相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南汇地区社区5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研究,掌握该地区50岁及以上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老年人口卫生保健相关政策及卫生资源规划提供基础信息,为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独立生活能力,寻求一种适应浦东新区社区老年人的低成本、高效益的社区保健服务模式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参考WHO老龄化研究调查问卷,对浦东新区原南汇地区居住4个月以上的50岁及以上的1772名常住人口开展有关健康状况及其社会和人口学影响因素的横断面调查。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确定样本镇、村／居委会、自然村／居民小组、样本户,抽样分四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法随机抽取浦东新区原南汇地区4个镇；第二阶段：用PPS法在抽取的每个镇随机抽取4个村/居委会；第叁阶段：用PPS法在抽取的每个村随机抽取2个自然村/居委小组；第四阶段：在抽取的每个村/居民小组随机抽取有50岁及以上老人家庭35户,共计1120户,抽中户当中所有50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均做调查。资料统计方法：单因素分析中定量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 H非参检验,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逐步向前回归方法,分析不同因素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探讨影响健康状态差的比率与健康状态好的比率的比值比的有关因素。运用世界卫生组织项目的统一评分原则,即基于项目反应(Item Response Theory,IRT)理论计算的综合健康评分(Health Score,HS)和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估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WHODAS)的机能评估得分进行健康状况评估。研究结果1、本次研究共调查5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1772人,男女比为1：1.09,不同年龄组间性别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98,P=0.007)；文化程度以小学毕业或小学以下为主(64.36%),性别间有统计学差异,女性文化程度低于男性(小学及以下,女性为72.78%,男性为57.56%)；随着年龄的增加,离异、丧偶以及单身的比例增加,文化程度逐渐减低,未参加工作的比例增加。2、在调查的1772名中老年人中,有951人自报患有慢性疾病,其中男性53.47%,女性60.37%,女性高于男性(χ2=19.93,P=0.005)；随着年龄组的增加患1种及以上慢性病比率增加,而80岁及以上人群自报慢性病患病率略低于70～79岁组；自报患病率位于前5位的慢性病依次为高血压(35.80%)、关节炎(14.55%)、心脑血管疾病(10.35%)、白内障(10.26%)和糖尿病(7.92%)。3、根据高血压诊断标准对调查对象进行检查,共发现高血压患者1150例,高血压患病率高达64.90%,远远高于患者自报患高血压的人数；高血压中以轻度高血压为主,占调查人群的34.56%。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间血压分布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高,线性趋势卡方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8.54,P<0.001)。4、分析发现调查人群中肥胖率为38.16%,向心性肥胖率为55.82%。男女间向心性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高于男性(60.79%,男性50.36%,χ2=19.08,P<0.0001),而单纯性肥胖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间单纯性肥胖和向心性肥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增长,单纯性肥胖和向心性肥胖率均升高。对调查对象胆固醇、甘油叁酯等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分析发现,总胆固醇和甘油叁酯高于正常值者分别占调查人数的40.45%和42.95%,男女间总胆固醇异常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女性高于男性(女性44.19%,男性为36.35%,χ2=11.20,P=0.0008),而甘油叁酯异常率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5、调查结果显示,65.55%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其中男性为71.36%,女性为60.24%。调查人群的平均综合健康得分为70.08(四分位间距为28.83),男性人群中平均综合健康得分为70.08(四分位间距为26.12),女性人群中平均综合健康得分为65.68(四分位间距为31.25),男性得分高于女性(H=28.18,P<0.001),提示男性健康状态优于女性；各年龄组间平均综合健康得分分别为：为75.90(四分位间距为37.92),70.08(四分位间距为27.10),59.01(四分位间距为20.41),49.66(四分位间距为21.78),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综合得分逐渐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269.42,P<0.001)。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工作与否、患有疾病种类、肥胖程度、目前是否吸烟、是否饮酒以及不同体力活动层级间健康综合得分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调查人群中WHODAS平均得分为100(四分位间距为4.17),男性为100(四分位间距为6.25),女性为97.92(四分位间距为6.25),男性得分高于女性(H=21.51,P<0.001),说明男性健康状态优于女性。各年龄组间WHODAS平均得分分别为：100(四分位间距为2.08),100(四分位间距为4.17),95.83(四分位间距为12.50),85.42(四分位间距为29.17),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综合得分逐渐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317.85,P<0.001)。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工作与否、患有疾病种类、以及不同体力活动层级间WHODAS得分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同肥胖程度、目前是否吸烟、是否饮酒之间WHODAS得分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7、综合健康得分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组、患有疾病种类以及体力活动。男性与女性相比出现差的健康状态的OR值为0.673(95%CI:0.536,0.847)；60,-69岁组与50～59岁组相比,OR值为1.429(95%CI:1.081,1.889),表明健康状态较差,结合其他组别OR值,可见年龄与健康状态呈负相关。与不患疾病相比,患有1～2种疾病的OR值为2.175(95%CI：1.694,2.793),患有3种及以上疾病的出现差的健康状态的OR值为7.475(95%CI.4.959,11.267),反映了个体罹患疾病数量与健康状态呈负相关。高强度体力活动与低强度体力活动相比,出现差的健康状态的OR值为0.405(95%CI：0.252,0.650),表明体力活动强度与健康状态呈正相关。8、机能评估得分影响因素为年龄组和患有疾病的数量。>80岁组与50～59岁组相比,机能得分低的OR值为13.151(95%CI:5.640,30.667),表明健康状态较对照组差。与不患疾病相比,患有3种及以上疾病的OR值为4.987(95%CI:2.259,11.008),表明个体疾病种类与机能状态呈负相关。研究结论中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因素有患慢性疾病病种数、年龄、性别、体力活动等因素,且随着年龄增长,健康功能下降。慢性病是老年人的重要健康问题,对健康有显着影响,应加强对高龄老人的照料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开展老年保健工作,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周纪全[8]2016年在《上海社区体育赛事对参与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居民健康和居民幸福感的感知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上海社区体育与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上海社区体育赛事是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研究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作用机理,对于提高上海社区参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咨询相关专家、查找相关文献选取社区体育赛事对参与居民幸福感作用机理的测量指标(社区体育赛事特征、社区参与居民感知利益和居民幸福感),设计问卷,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回收问卷,对搜集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获得研究结果并进行讨论分析,进而对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与参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展开研究。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个体特征对提高参与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为0.508,尽管它们的显着性由于统计的复杂性不能进行精确量化,但是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个体特征在社区参与居民幸福感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2)上海社区体育赛事组合特征与参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是显着的,影响程度为0.498,与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个体特征相比,影响程度较弱,尽管由于统计的复杂性可能存在误差,但其组合特征对提高参与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上海社区体育赛事的举办使人们产生了个人利益,其个体特征每增加1单位数量,上海社区参与居民的个人利益就会增加0.565个变化单位,上海社区体育赛事组合特征每增加1单位的数量,社区参与居民产生的个人利益就会增加0.392个单位,在其影响程度方面,上海社区体育赛事的组合特征要大于社区体育赛事组合特征。(4)上海社区体育赛事能够通过产生的个人利益提高参与居民的幸福感,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产生的个人利益每增加1单位的数量,参与居民的幸福感就会增加0.646的单位,上海社区体育赛事能够产生个人利益,而社区参与居民的幸福感随着社区体育赛事产生的个人利益的不断增加,其产生的幸福感不断凸显。(5)上海社区体育赛事不能产生社区利益,社区利益与参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无显着性关系,主成分分析表明,上海社区体育赛事利益相关数据无公共因子,表明人们对上海社区体育赛事能够给社区带来利益的看法以及社区利益能够提高参与居民幸福感的观点具有不一致性。结合上述结论,本研究从提高上海社区体育赛事的办赛质量,增加参与社区参与居民利益,提高参与居民幸福感水平的角度提出,举办适合居民参加的运动项目;根据社区参与居民需求设置赛事运动项目;将居民利益目融入到赛事运动项目中。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民（成年）体质现状调查与体质监测工作的研究[D]. 刘海峰.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2]. 北京市城区市民体质监测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D]. 王丹. 首都体育学院. 2018
[3]. 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D]. 王亚奇. 上海体育学院. 2017
[4]. 健康城市背景下的学生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研究[D]. 郑家鲲. 上海体育学院. 2013
[5]. 上海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研究[D]. 李文川. 上海体育学院. 2011
[6]. 运动对上海市成年超重/肥胖者身体形态和心血管机能的影响[D]. 王业玲. 上海体育学院. 2010
[7]. 南汇地区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傅益飞. 复旦大学. 2012
[8]. 上海社区体育赛事对参与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D]. 周纪全. 上海体育学院.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