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辉[1]2001年在《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校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调研现存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采访目前健在的名老中医入手，对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存续期间史实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学校概况、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及爱国文化运动等方面进行阐述。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创办的背景是在当时中央国医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大力支持以及湖南中医药界的共同努力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管理体系方面：研究和整理了学校领导机构、教学设施、学校会议管理制度、图书馆管理等方面一整套较完善的规章制度。 在教学体系方面：比较详细的介绍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的教师队伍、招生制度、毕业学生情况、课程设计、学生管理、学籍管理、实习管理制度等。 在爱国文化运动方面，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学校为抵抗反动政府取缔中医、反对西方文化侵略、争取中医生存与中医教育合法地位进行的轰轰烈烈抗争活动。 本文同时附录了大量与国医学校相关的原始文献复印件。
赵璟[2]2017年在《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我国针灸教育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众多的针灸教育家为传承和传播针灸学术,创办针灸学校,撰写针灸教材,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医教育进行了考察,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讨论,但是全面系统研究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成果尚缺如。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办学形式、针灸教材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法及治疗学的演变,分析针灸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建国后针灸教育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对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背景作了简要回顾,考察了民国时期针灸教育从传统的师承模式向学校教育转型的过程,同时列举了影响近代中医教育的相关历史事件。其后,借针灸教育形式的转型,分析学历教育、函授班、短期班等办学形式的特征。总体而言,学校教育以正规学历教育为主,其学制较长,学历层次划分不统一;中医学校针灸课程地位不凸显,针灸学校针灸课程分化,均参照了西医学科体系;教学内容有了明确的进度安排,渐趋规范化、实用化;注重针灸临床实习。函授班,多数由学校附设,亦有学生创办;教材与面授班相同,不过相对局限,较少涉猎他科知识;学制短,毕业考核简单。短期班有专修班、讲习班及训练班等形式,专修班及讲习班仅为更简便地速成针灸,训练班则是在战时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产生的。本文收集整理了民国时期48所针灸学校的相关资料,并从其办学模式、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分析该时期针灸学校特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均为民间办学,并开辟了函授教育模式;主要依靠广告招生,亦有获得政府机构支持,由各县选送学生者,招生对象良莠不齐;构建针灸课程体系框架的同时,注重临床实习;除少数学校教授传统针灸理论之外,多数学校吸纳了西学内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模式在建国后基本得以延用,特别是为针灸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探析学校针灸教育办学形式、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在不同学校、不同办学形式下针灸教材体例和内容有较大差异。笔者回顾历代针灸教材,梳理民国时期医学教材编修过程,收集当时67种针灸教材,并据其体例,划分为早(1912-1927)、中(1928-1939)、晚(1940-1949)叁期。早期教材以传统类针灸教材为主,多数体例单一,内容侧重于经络腧穴,初步引入了近代科学理论;中期教材体例以"西医版块+针灸学版块"和"总论→经穴→手术(刺灸法)→治疗"两大模式为主,内容上融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知识,注重临床实用性,仍有部分教材依旧沿用传统针灸理论;晚期教材体例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为主,或在原有"总论→经穴→刺灸术→治疗学"的体例中加入诊断学内容,或为"总论→孔穴学→治疗学"体例,内容上延续和完善了中期教材中西汇通特点,更具科学性,同时重穴轻脉,融入诊断学内容,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针灸学科体系框架。在对教材内容和体例的分析之后,本文阐述了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术、治疗学的理论演变。经络腧穴方面,早期尤为重视,但其选用传统经络腧穴内容,局限于十二经脉的论述。民初"神经"的引入,并未使针灸教材内容产生多大的变化,依旧遵循古法,仅是少数教材粗浅地阐发经络实质,套用西医的骨骼图与脏腑解剖生理,其本身内容并未过多西化。腧穴则在归经、数目方面按传统路径详细考正。中晚期对经脉实质的认识不断更新,由中期单一神经或血管至晚期发展为多种组织;原先不受重视的"奇经八脉",在中期凸显,并结合中西医生理病理内容,将其与淋巴、神经等组织比附。刺灸术在早期不受重视,中期教材中内容上强调针具的革新、温灸器具的引入,列入异于传统的针刺手法、针灸补泻、禁忌理论内容,针灸消毒也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教材。各部分描述顺序紧紧围绕"针灸操作流程",简明易懂,实用性强。治疗学,早期大多以腧穴主治形式,附列于腧穴的归经、定位之后,侧面反映"腧穴"本身的重要性,强调单穴的临床作用,或以针灸歌赋直接呈现。中晚期体现在采用西医病名,从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角度来阐释针灸治疗机理、针灸选穴,认识病因、解释病理机制,同时在书写过程中效仿中药处方模式逐渐形成了 "理、法、方、穴"的针灸处方模式。该部分以"心悸亢进症(心悸怔忡)""脚气病"为例,阐述各教材对其疾病分类的归属划分、病因病理的解释及针灸治疗的方法。综合以上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针灸教材、针灸理论的研究,本文继而从中医医事制度革新、日本针灸医学的拥趸、中医科学化的彷徨及针灸教育家的推动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针灸教育蜕变的原因,进而结合建国后针灸教育的背景,论述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方面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的影响。
韩宇霞[3]2009年在《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研究目的中医的发展和振兴,必须以教育作为重要的支撑和依托。教育科学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先行者教育理论的结晶,教育历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医学教育史是医学史与教育史结合的科学,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是我国近代教育及近代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广东近代中医药学校教育在抗争救亡中曲折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绩,足以成为当今开展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巨大精神动力及重要智慧源泉。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以作借鉴,可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中医教育发展决策提供智慧源泉和历史依据,从而推动我省中医药强省的建设进程。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虽有学者涉足其中,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较少,部分重要历史事件有欠翔实,史料亦有待挖掘、补充。此外,未有近代广东医学教育史料汇编问世,后来者欲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须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进行史料的挖掘、搜集、整理。本课题在深入挖掘、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梳清近代广东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脉络,介绍近代广东中医教育在创建学校、培养人才、教育理念、教材编写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成绩,并通过广东近代中医教育曲折发展的历程回顾,探讨广东近代社会背景、广东近代西医学校教育与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关系、广东近代中医药组织与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关系,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对建国后广东中医药事业、中医教育事业的影响,并对近代广东中医学校教育与西医学校教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同时,仿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编写《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史资料》,为后来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并充实我校医史文献学科建设内涵。二、研究方法(一)文献研究法史,记事者也。研究近代广东中医教育史,首先要记述史实。本课题采用以文献资料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力求详尽占有与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相关的史料,以如实恢复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原貌。本文主要调研了以下几种类型的文献资料:1、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医药团体主办的各种刊物,如《医学求益社课卷》、《广州医学卫生社课卷》、《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医林一谔》、《杏林医学月报》、《广东光汉医药月刊》、《博济》、《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医学卫生报》等。这类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山图书馆文德路分馆。2、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刊印、出版的各种教材、讲义,这类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山图书馆文德路分馆及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3、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的档案资料,这类文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档案馆。4、已经整理、出版的与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相关的资料,如朱潮的《中外医学教育史》、刘小斌的《广东中医育英才》、邓铁涛的《中医近代史》、沈英森的《岭南中医》、翁宗奕的《广东高等西医教育史》等。(二)采访调研法近代广东中医教育史资料,有文献之可征者已如上述,但更重要的是熟知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专家、学者,必须对他们进行采访调研,才能使研究资料贯穿充实而准确。(叁)比较法、分析法近代广东中医学校教育,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西方医学传入关系密切,因此必须使用比较法、分析法,探讨明清广东社会背景与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产生的关系:探讨广东近代中医药组织与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关系:探讨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对建国后广东中医药事业、中医教育事业的影响及其对当今中医教育的启示;并对近代广东中医学校教育与西医学校教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叁、研究内容与结果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广东近代中医学校的创办背景主要包括明清广东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概况,近代广东西方医学的传入与西医学校教育的发展,广东近代中医药组织的产生。明初,广东单独设省,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活跃的对外经济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广东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及西医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清岭南文化逐渐走向成熟。明代出现了岭南儒家的门户之分,清初出现了岭南医学争鸣。明清字画诗词、声乐戏曲造就了岭南名医广博深厚的人文素养。明清广东书院激增,明清两代岭南医家“儒而通医”者比例高。这些都反映了明清两代广东中医素质、水平高,已具有文史哲医相通的特点,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产生,即渊源于此。近代西医学自广东传入中国,始于鸦片战争前夕。英国首先派出传教医生作为先遣,掩饰其肮脏的鸦片贸易。牛痘术的传入,是近代西方医学传入广东的先声。传教医生来粤建立医院、诊所,译着西医书籍,则标志着西方医学正式传入广东,并为广东近代的西医教育奠定了基础。近代广东办有博济医校、夏葛女医学校、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中山大学医学院等多所西医学校,这些西医学校为广东解放后的西医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西方医学与西医学校教育对中医药学术及中医学校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近代中医学校在机构设置、学制定制、学科建设、课程编排、教材编写等方面均明显留有西医学校的烙印。(二)广东近代中医学校创办、发展的历史近代广东中医学校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医药界同人集团结社互相学习提高的阶段。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校,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广东地区的中医社团及药业组织,或附设中医教育,或投资兴办中医学校,与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本论文对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卫生社、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广东医学实习馆等中医社团,城西方便医院、崇正善堂、四庙善堂、爱育善堂、惠行善院、广济医院、赞育医社、润身社、志德婴孩医院等九大善堂,香港药业叁会、省城药业八行等省港药业组织与中医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一基础上,论文从学校历史沿革、经费设施、学制课程、教师学生及教材刊物、着名中医教育家等方面,重点研究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州汉兴国医学校、广东梅县国医专科学校等四所中医学校。广州以外地区的中医学校,广东梅县国医专科学校办学成绩较为突出,本论文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香港中医药学校与粤省中医药学校联系密切,在粤省中医药界的历次抗争运动中,香港中医药社团、学校积极响应,遥作声援,故本论文将香港中医药研究院、香港中国国医学院两所学校一并纳入研究。广州梅县新中医学社(校)、潮安国医学校、惠阳开明中医学校、台山中医学校(社)、伯坛中医夜学馆、伯坛中医专科学校、广东保元中医专科学校、华南国医学校等中医药学校,本论文亦作了简略介绍。对既往广东中医教育史研究进行二次开发,系统研究近代广东各所中医学校历史沿革、教材建设以及中医教育思想理念,是论文的创新点之一。(叁)广东中医药界的抗争救亡运动近代广东中医教育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创立出教育自立之路。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专西遗中,广东近代中医学校的发展历程崎岖曲折。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既是广东中医药界的办学史,也是广东中医药界的抗争救亡史。论文对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中医案”,教育部饬令全国所有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得列入国家教育学制系统,及广东中医药界的严正抗议、海外中医药团体的声援等进行了研究。(四)广东近代中医学校的教材编写192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中医教材编辑会议,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是我国中医教育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会议议决科目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课程设置相同,与会代表对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各省医校所送到会参考的讲义,以该校所编者为最完备。本论文对广东近代中医学校的教材编写进行了介绍。(五)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史资料汇编资料长编乃治史之基本功,古有李焘仿司马光着《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吴其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在此基础上着《植物名实图考》)。本论文仿近代教育家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体例,在论文附篇,汇编成《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史资料》。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资料大量散见于各医学院校、医药团体主办的各类刊物中,对研究广东近代中医教育史有着较高价值。由于资料零散,未有史料汇编问世,学者欲对广东近代中医教育史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资料挖掘、搜集、整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刊物破损、遗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广州中山图书馆馆藏的保存着重要史料的刊物,很多已残缺不全,如《中法医刊》仅存第二期,《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刊》等重要刊物亦保存得不完整,许多珍贵的广东近代中西医教育史料正存在于散佚、亡失的风险中。笔者对这些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仿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成《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史资料》,既可为后来者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广东近代中、西医学校教育史奠定基础,又使这些珍贵的史料得到有效保存,并充实我校医史文献学科建设内涵。此项工作为前人所未涉足,可视为论文的另一创新点。四、结论明初广东单独设省,广东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迅速,中医素质、水平高,具有文史哲医相通的特点,成为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基础之一。近代西方医学与西医学校教育对中医药学术及中医学校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医学校的机构设置、学制定制、学科建设、课程编排、教材编写,与时代发展同步相适应,成为我国近代教育、近代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清末民初的中医社团组织及药材行商组织,是广东中医学校诞生的基础。1924年以后,中医教育以学校的形式出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中药横加禁锢,中医学校办学历程坎坷曲折。广东中医学校建校舍、设医院、编教材、育学生、办刊物,为挽救中华民族宝贵医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解放后广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广东中医药前辈为我们今天中医药教育医疗科研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谨献给那些筚路蓝缕的中医教育事业先驱者,献给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勤恳敬业的中医教育工作者。
潘荣华[4]2010年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刘洋[5]2017年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叁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叁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叁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郝先中[6]2005年在《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以民国时期中医废存之争这一基本史实为主线,力求融合医学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方法,努力置身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中,探讨20世纪初中国医学发展的思想特征与文化流脉。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阐述19世纪初西医东来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近代医疗格局的影响。教会医疗在融入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虽历经波折,但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师所体现的人文关怀,逐渐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同;正是教会医院所树立的良好示范,推动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患关系的转型;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医疗格局和医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从此,中国社会不仅出现了中、西医并存的格局,也使中国传统医学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中西医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对台戏悄悄拉开了帷幕。 第二章,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医界背景的剖析,重点考察中西医论争的渊源流变,分析中西医论争的历史必然性。中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起落沉浮,到了近代则日益衰微,而西医在中国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伴随大批医学留学生的回国,加速了西医本土化的趋势。尽管一直到国民初年,中西医之间不论在现实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学术文化层面上都处于并存与对峙的多元格局,但中、西医在学术地位上已经开始发生了转换。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西医取代了太医进入政府医疗行政管理系统,西医的文化优势在中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社会民众的西医观念逐步建立和深入,而西医在临床诊治上基本确立了全面的优势。 第叁章,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刷下,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所面临的现实命运与历史选择。在一片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和反省中,思想界对中医的批判和否定达到了沸点。“科玄之争”以后,中西医矛盾日益加剧,传统中医再度陷入全盘西化的漩涡,乃至废止中医思想泛滥。中医的衰落与其自身学科体系以及西医的崛起固然有关,但废医派的思想影响是十分关键的,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俞樾有感而发“愤然”而议废医,到余云岫的全面“废止中医案”,废止中医思潮的声势、规模和程度日益高涨。 第四章,以整个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与抗争的过程为主线,揭示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命途。从1912年首次救亡请愿之举,到全国解放前夕余波未平,为了中医教育合法化,为了自身图存与发展,中医界与两届政府及废止中医派进行了
慕景强[7]2005年在《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叁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叁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李新路[8]2017年在《近代以来中医药师承教育的嬗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历史悠久,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中医药教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中,师承教育作为历史上主要的人才培养形式,伴随着中医药发展和进步的起承转合,在中医药教育史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100多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科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研究方法的出新与理论体系的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方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规模的院校教育方式应运而生,开启了现代中医教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师承教育纳入了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经历了延续传统师承教育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等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主要形式有政府主办的师承项目、高等院校的中医药师承项目、中医医疗机构的师承项目叁种形式。在抢救和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培养高级中医临床型人才、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与事件的审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检索法、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回顾近代以来中医药教育发展的背景以及中医药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发展的概况、主要形式和特点。通过与院校教育的比较分析,进而找出师承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挖掘中医药师承教育符合中医药人才培养规律,满足中医药学术发展客观需要的时代价值,最后,探讨现代中医药师承教育机制的构建,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政府要承担起主导责任,提出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原则,制定和完善师承教育的相关法律,明确师承教育的主要任务,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的保障措施;另一方面高等医学院校要发挥主体作用,探索发展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师承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
张增国[9]2011年在《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是我国近代教育及近代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曲折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可以为现代中医高等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可以为中医教育发展的决策提供历史依据。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虽有学者涉足其中,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较少,史料亦有待挖掘、补充、完善。研究方法和内容：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法、分析法等,在深入挖掘、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理清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史的脉络,介绍近代中医教育在创建学校、培养人才、教育理念、教材编写以及学科建设、教学质量考核等方面的成绩,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对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凝炼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探讨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对近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研究结果：通过对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看到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优势和不足,中医学校教育体现了中医特色,也留给我们一些中医学校教育方面的启示。以史为鉴,为此,我们对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后来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并充实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建设内涵。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与时代发展同步相适应,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中医学校式办学为挽救中华民族宝贵医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解放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
王璐[10]2012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湖南学生社团（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生社团是学生为了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和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的需求、自愿组成的、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群众性学生组织。在湖南近代史上,学生社团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民族解放、宣传进步思想、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旨在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的湖南学生社团作一研究,着重分析这一时期湖南学生社团的类型及组织活动。学生社团的类型按其功用的不同,可分为管理型社团、抗日救国型社团和学术型社团。管理型社团是学生的自治组织,负责全校学生的组织活动,如学生自治会、学生会；抗日救国型社团是大中院校学生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如湖南学生反日救国会、救国十人团；学术型社团是对某一学科有兴趣的同学组织起来的研究团体,如研究社、研究会等。学生社团的组织活动主要包括：读书与研究、文艺与体育、进行民众教育、宣传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等,本文分四章对学生社团的组织活动进行阐述。在阐述学生社团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湖南学生社团的功能与影响。这一时期种类繁多的学生社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强了研究能力,锻炼了自治能力；开展民众教育向民众宣传了新文化、新思想,帮助民众脱离了文盲的状态,对提高民众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高涨的,他们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的斗争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对湖南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的湖南学生社团的活动,对我们今天组织学生社团及活动也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校史研究[D]. 杨军辉. 湖南中医学院. 2001
[2]. 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D]. 赵璟.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3]. 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研究[D]. 韩宇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
[4].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
[5]. 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
[6].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D]. 郝先中.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7].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D]. 慕景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近代以来中医药师承教育的嬗变与发展研究[D]. 李新路.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9].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D]. 张增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1
[10].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湖南学生社团（1927-1937）[D]. 王璐.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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