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的整体性战略框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生产能力论文,粮食论文,框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加入WTO以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阶段性变化。随着耕地和水资源紧缺、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环境恶化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粮食供给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粮食供求总体趋向偏紧。在全方位研究粮食供需现状及历史演变、生产能力及影响因素、流通与贸易格局等基本情况基础上，科学评估和预测我国农产品中长期的生产潜力和需求变动趋势，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确保农产品供求平衡的整体性国家战略框架。
一、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和中长期增产潜力
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化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具有明显差异。未来我国在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进步和后备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潜力。制约未来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日益突出；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粮食生产面临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在总体上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0477万吨，2007年达到50160万吨，29年间共增加了64.5％，年均递增1.7％。这29年的粮食产量变化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见图一)：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①，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增长。第二阶段为1984-1998年，粮食产量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第三阶段为1998-2003年，粮食连年减产。除2002年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增加外，基本上呈现粮食连年减产状态。第四阶段为2003-2007年，历史上少有的粮食连年增产。2008年全国粮食产量保持了第四阶段的发展特点，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52850万吨，实现连续5年增产。
图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产量的变化
(二)不同阶段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我国粮食的生产以谷物为主。1991年首次公布完整的谷物统计数据，在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中，谷物产量占90.90％；其后这一比例一直在87％和91％之间波动。分品种看，稻谷始终是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小麦和玉米产量一度不相上下，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年份的小麦产量超过玉米，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二大主要品种；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玉米产量已基本稳定地超过小麦，居于我国第二大粮食品种的地位(见图二)。1978-2007年间，玉米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远大于稻谷和小麦，接近粮食产量总增量的1/2，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增产品种；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略超过稻谷。小麦和稻谷的增产量分别略超过、略低于粮食产量总增量的1/4(见表1，下页)。分阶段看，不同阶段支撑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往往呈现明显差异。
图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品种结构的变化
注：在本文各表中，负号均表示减产。我国从1991年开始，才有谷物统计资料，之前为推算。
第一阶段(1978-1984年)：粮食产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97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20587.3千公顷，1984年减少到112884千公顷，减幅达6.4％；粮食单产由1978年的每公顷2527.4千克，增加到1984年的3608.2千克，增加了42.8％(见表2，下页)。在此期间，单产和总产增长最快的均是小麦。但由于基数最大，稻谷仍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第一大品种。稻谷、小麦、玉米的增产量分别约占粮食增产总量的2/5、1/3和1/6；豆类增产和薯类减产对粮食总产的影响较弱(见表1)。由于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为口粮，这种粮食增产的品种结构，适应了当时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目标。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增加投入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如这一阶段的化肥施用量增长了近一倍，农村用电量和农机总动力分别增加了65.9％和83.3％(见表3，下页)。农村改革前长期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也为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明显下降(见图三)。
图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投入与产量之比较
第二阶段(1984-1998年)：这一阶段粮食增产速度较此前有明显减小，但在总体上仍呈增长态势；粮食总产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在此期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0.8％，但粮食单产却提高了24.8％；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扩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96.9％和3.1％。玉米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迅速凸显，占到粮食增产总量的56.71％，玉米增产量超过粮食增产总量的半壁江山。小麦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略超过稻谷，但二者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均在20％上下。豆类和薯类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分别达到9.8％和7.2％。有效灌溉面积的稳步扩大和化肥施用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农药、农膜使用量等现代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见表3、表4和图三)，有效支撑了粮食总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但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也在波动中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说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已经迅速凸显。
分品种看，这一阶段，稻谷的增产完全是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播种面积减少了5.9％；小麦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但小麦的增产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单产提高的贡献率超过97％。玉米、豆类和薯类的增产均是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增产贡献率均在40％至60％之间(见表4)。
第三阶段(1998-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单产水平也有所降低，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减产幅度最大的是稻谷，接近粮食减产总量的一半。小麦和玉米的减产量分别超过粮食减产总量的1/4和1/5。除小麦单产增加了6.7％、薯类单产增加了0.5％外，稻谷、玉米和豆类单产分别下降了4.8％、12.9％和3.8％。播种面积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小麦，减少了26.1％；其次是稻谷，播种面积下降了15.1％。南方部分地区将传统的双季稻种植改为单季稻，直接导致了水稻播种面积的减少。粮食和稻谷总产的减少，分别有约4/5和1/5是由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水平下降造成的。小麦和薯类减产完全是由播种面积的下降造成的；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水平下降，对玉米减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6％和64％；豆类增产主要是由播种面积增加造成的(见表4)。
在此期间，一方面，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的价格水平不断下降或长期低迷；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地方财政负担越重；由此挫伤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增速减缓；加之，由于长期疏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呈现在波动中明显扩大的态势。这一时期平均每年的成灾面积达到30546千公顷，尤其是2000年和2003年，成灾面积分别达到34374千公顷和32516千公顷，是1978年以来成灾面积最大的两年(见表5)。
第四阶段(2003-2007年)：粮食连年增产，且主要粮食品种同步增产。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同时支撑着粮食总产的增加。粮食和小麦、玉米单产连创历史新高。在粮食增产总量中，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分别达到38％和62％。玉米再度成为支撑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也再度超过半壁江山。稻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略超过小麦，稻谷和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均占粮食增产总量的1/3上下，豆类和薯类的产量略有下降(见表1)。以2003-2006年为例，分品种看，在稻谷增产总量中，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分别约占4/5和1/5；小麦的情况恰好相反，玉米增产基本上是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平分秋色。在此期间，中央惠农政策密集出台且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投入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是导致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一时期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稳定增加，化肥、农药、农机等现代生产要素的使用量明显增加(见表3、表4)。在总体上较为良好的气候条件，也促进了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在总体上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水平(见表5)。
综合分析，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具有五个特点：一是单产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1978-2007年，全国粮食共增产19671万吨，其中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达-19.3％，单产增加的贡献占119.3％。二是化肥施用量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对于单产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化肥施用量越多，单位面积产量就越高。三是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粮食生产投入或粮食增产的决定作用已经显著增强。四是尽管玉米已超过稻谷，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但相对于其他品种，稻谷却更可能成为导致粮食减产的主要品种。五是粮食增产已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作用。
(三)我国未来粮食增产的潜力
1.中低产田改造的潜力。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努力把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对于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实现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1988-2006年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共改造中低产田3306.7万公顷，项目区粮食单产平均提高1500～2250公斤/公顷②。考虑到随着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单产的难度越来越大，按较为稳妥的估计，假设在从2008-2020年的12年间，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12178万公顷、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2/3、现有耕地中2/3用于粮食种植计算③，则到2020年如能有1/2(即4059万公顷)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4059万吨；如能有2/3(即5412万公顷)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5412万吨；如使现有的中低产田全部获得改造(即改造中低产田8119万公顷)，可使粮食增产8119万吨。
2.技术进步的潜力。1994-2007年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了16.9％。2006年，我国水稻、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单产分别仅及美国的81.4％、57.3％和56.3％。[1]如能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那么，从2007到2020年的13年间，我国粮食单产再增加17％应该是可能的。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正在显著加快，这种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新的载体，也使农业科技进步的空间不断得到扩展。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甚至农业产业链综合管理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不同区域之间、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分工协作关系的完善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如我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统计，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一般可使粮食每亩增产6％～10％。④2008年我国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0.46亿公顷以上，约4670万公顷。到2020年前，如能将测土配方施肥面积再扩大一倍，再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提高，即可促进粮食增产3％～5％。又据有关方面的综合调查，我国农户产后储粮损失率约为8％～10％，个别地区抽样调查损失多的达20％以上。如能通过粮食产后处理技术的推广应用，将粮食产后损失减少一半，即相当于每年增产粮食2000～2500万吨，约占现有粮食产量的4％～5％。
如果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到2020年前我国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更大。考虑到未来部分粮食品种转基因技术的进展及其商业化条件的成熟，在加强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基础上，按照食用与非食用分开、食品加工用粮与工业用粮分开的原则，扩大抗虫、抗病、抗逆、增产型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将是必然趋势。由此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玉米和大豆产量的提高，进而推动粮食增产。
3.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潜力。我国后备土地资源主要包括荒草地、沼泽地、滩涂、苇地，其中荒草地最多，滩涂居其次。2006年，全国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相当于当年耕地面积的27.2％。以吉林省为例，在该省西部地区，经国家有关部门测定和规划的后备耕地资源就有66.6万公顷，通过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在今后5年内可望形成达到一定生产水平的基本农田17万公顷。黑龙江省农业后备资源面积479.3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0.5％。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宜耕后备土地资源1967.58万公顷，其中多数具有较大的可开发潜力。2006年和2007年，全国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分别开发补充耕地36.7万公顷和19.58万公顷，分别超过当年的建设占用耕地42.0％和4.0％。通过加强这些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粮食增产，在我国仍有较大空间。到2020年，如能通过现有土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使20％的土地后备资源转化为耕地，按2007年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的一半计算，即可增产粮食1680万吨，超过未来粮食需求总增量的1/5～1/4。
(四)制约我国未来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
1.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日趋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城市在耕地和水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将会不断加剧。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非农产业和城市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日趋凸显。由此将会导致粮食生产面临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更为明显。2001-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到11879.49万公顷和10899.39万公顷，到2010年就会突破耕地1.2亿公顷的红线。2004年以来，生态退耕接近完成，我国耕地减少的趋势有所放缓。2003年，全国耕地较上年净减少253.74万公顷，2004、2005、2006、2007年分别减少到80.03万公顷、36.16万公顷、30.7万公顷和4.07万公顷，从2004年以来的4年间年均减少37.7万公顷。今后，要长期维持耕地年均减少37.7万公顷的水平，难度将越来越大。但即使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也要分别减少到12060.42万公顷和11683.42万公顷。据此，可以计算到2010年和2020年，为实现粮食供求平衡需要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提高率，见表6。可见，即使按比较保守的耕地面积减少量，今后要提高粮食单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主要依靠国内增产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可以说是短期无虑，长期堪忧。考虑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在总体上将呈下降趋势，今后提高粮食单产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
除耕地减少外，今后我国粮食增产还将日益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我国是个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系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非农产业用水，甚至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都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农业用水短缺的问题将会日趋突出。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粮食单产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沿岸、淮河沿岸地区，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导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性缺水。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被迫超采地下水，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在这些地区，今后如果不能在污染治理和产业节水、生活节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污染性缺水问题可能日趋严重。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分布呈现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2.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我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的资源和技术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种粮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的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农民种粮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正在加快上升，农业经营效益较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所下降，人工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成为推动粮食成本提高的三大主要因素。近年来粮食补贴规模虽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仍不能弥补成本上升所导致的利润损失。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在中长期内，粮食生产成本仍将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如果粮食价格不能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将逐步受到损害，并最终影响妨碍粮食增产潜力向增产现实的转化。
3.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难以支撑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方粮食品种更新换代慢，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单产水平的提高；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农业用水约占全社会用水的2/3，虽然农业用水每年短缺约300亿立方米，但农业用水效率低却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的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4.粮食生产面临很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很大。2003年，全年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2636万吨，减幅达5.8％。以2003年为例，灾害扩大对粮食减产的影响，甚至超过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2003年，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4省的粮食减产总量占全国的77.94％，其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增加量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6.56％和130.06％，但其播种面积的减少量却仅占全国的8.62％；甚至与上年相比，2003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9.9％，却是在其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07％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该省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较上年增加223.30％和286.85％。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大面积、频繁发生，3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灾害每年要遇到好几种。由此导致粮食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加，国际粮农产品乃至石油等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加深，而国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增强。从国内来看，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经进入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粮食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较以前也有明显扩大。因此，发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也在显著增加。这种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影响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破坏，给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困难。
二、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
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总量增长平稳，口粮消费稳中有减，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增长；对稻谷和小麦的需求稳中略降，对玉米、大豆和杂粮的需求呈现规模和比重双增的态势。未来城乡居民人均口粮需求不断减少，饲料粮将会继续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工业用粮的需求仍将迅速扩张。预测表明，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分别达到53092万吨和56500万吨。
(一)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
1.消费需求总量增长平稳，年际之间的增量有一定起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5-2005年，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总量由45280万吨增加到49440万吨，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年均增加416万吨(见表7，下页)。尽管年际之间的增量有一定起伏，但粮食需求总量在总体上仍然呈现平稳的态势。近年来，由于粮食加工业发展加快，粮食需求的增幅有所扩大，如2006年粮食消费的增量略超过1000万吨，成为十余年来粮食需求量增幅最大的一年(见表8，下页)。
2.口粮消费稳中有减，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增长。迄今为止，在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中，口粮消费超过50％，仍是第一大用途。1995年以来，我国口粮消费占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种子用粮不足粮食需求总量的3％，其需求量及其占粮食需求总量的比重均呈稳中略降的趋势。工业用粮增长最快。饲料粮的增长居其次，但饲料粮仍是粮食消费的第二大用途，其规模仍远远大于工业用粮。1995-2005年10年间，全国口粮和种子用粮的消费量分别减少了0.5％和10.6％，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量分别增加了22.5％和40.4％。到2005年，全国口粮、饲料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分别达到27107万吨、15818万吨、5335万吨和1180万吨，分别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54.8％、32.0％、10.8％和2.4％(见表7)。
3.对稻谷和小麦的需求稳中略降，对玉米、大豆和杂粮的需求呈现规模和比重双增的态势。迄今为止，稻谷仍是我国粮食消费的第一大品种，玉米已超越小麦成为我国粮食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小麦是我国粮食消费的第三大品种。以2006年为例，在我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中，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杂粮的消费量仍然分别占35.4％、18.8％、27.8％、8.7％和11.3％。就总体而言，对稻谷和小麦的消费量稳中略降，对玉米、大豆和杂粮的消费量均有明显扩大。2003-2006年，我国稻谷和小麦的消费量分别下降了6.3个百分点和16.4个百分点，对玉米、大豆和杂粮的消费量分别增加了23.6个百分点、40.0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从粮食消费品种结构的变化来看，近年来，对稻谷和小麦消费的比重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对玉米消费的比重有明显上升，对大豆和杂粮消费的比重在总体上也呈提高趋势。如2003-2006年，在我国粮食的消费需求总量中，稻谷和小麦的比重分别下降了4.1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对玉米、大豆和杂粮的消费分别增加了4.3个百分点、2.2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我国粮食消费品种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前述粮食消费用途结构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吻合的。因为目前在我国，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玉米主要用作为工业用粮和饲料粮，大豆的主要用途也在工业和饲料方面，杂粮消费的扩张则是顺应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多元化的趋势。
(二)2020年前影响粮食需求变化的主要因素
根据粮食消费的主要用途，探讨中长期内影响我国粮食需求的主要因素，可重点围绕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来分析。近年来，国际上生物能源和国内粮食加工业都发展很快，作为粮食需求的新生长点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发展生物能源需求的粮食仍属工业用粮，但考虑到其规模较大、增长很快，本报告将就生物能源对粮食的需求进行专门分析。
1.城乡居民人均口粮需求不断减少，全国口粮需求总量不断下降。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不断下降，由此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总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减少。1995-2005年，全国人口由12.11亿人口增加到13.08亿人，年均递增0.8％；但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分别由257.6公斤下降到208.8公斤和由102.0公斤下降到77.0公斤(贸易粮)，年均分别减少4.88公斤和2.5公斤，由此导致全国每年的口粮消费量不增反减。
根据蓝海涛(2008)等的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13.45亿人和14.07亿人，2006-2010年和2006-2020年，我国人口将分别年均递增0.6％和0.5％，人口增速较以前有明显放慢。自2001年开始，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由此前的徘徊阶段转入快速下降阶段；自1994年开始，城市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由此前的快速下降转入平稳下降阶段。以2006年为例，农村和城市人均粮食消费量分别较上年减少3.2公斤和1.1公斤。今后，我国农村和城市人均粮食消费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将会继续显现，甚至会有所增强。考虑到国际经验和国内趋势的变化，情况更是如此。从国际经验看，相对于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欧美国家的消费结构具有高能量、高脂肪、高蛋白等特征，在食品消费结构中，对肉、奶和植物油的消费比重较高，对谷物等消费比重较低。而在以中国和日本、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食品消费中谷物的消费比重较高，对肉、奶和植物油的消费比重较低。这种差别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消费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消费模式在消费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从国内趋势看，今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将日益走向多元化，对营养和健康的进一步追求，将会驱使水果、蔬菜、肉、蛋、奶等非粮食类产品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形成对粮食消费的替代。今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欧美国家消费模式示范影响的增强，我国食品消费结构中谷物消费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对肉、奶和植物油的消费比重会逐步提高。但是，预计到2020年前，我国食物消费模式与欧美消费模式的差距仍将长期存在。因此，综合考虑今后的国内趋势、国际经验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等影响，可以预见，我国的口粮消费量仍将呈现加快减少的趋势。
2.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对畜产品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饲料粮将会继续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近年来，我国粮食消费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饲料粮的增长。如2000-2005年，在口粮和种子用粮减少的同时，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增量分别占粮食消费总增量的89.1％和47.3％。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今后促进和抑制我国饲料粮需求增长的因素都是存在的。
(1)促进我国饲料粮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1990-2006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猪牛羊肉、家禽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分别年均递增0.6％、5.7％和3.3％，农村居民人均猪牛羊肉、家禽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分别年均递增2.6％、6.4％和5.6％。今后，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动物性食品的需求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我国城乡居民扩大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仍有很大潜力。如2006-2007年度，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虽然略高于水产品消费较多的日本和韩国，但仅及欧盟和美国的69.9％和46.5％。城市消费的示范效应、城乡居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的悬殊差异、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约55％的事实，也决定了农村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将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养殖业将会继续呈现加快发展的格局，由此将会从需求上拉动我国饲料粮需求的增长。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是积极发展养殖业及其加工业，提高其比重。近年来，我国养殖业发展很快，导致饲料粮的需求加快增长。仍以1990-2006年为例，猪和羊的年末存栏头数分别年均递增2.0％和3.6％，肉类、禽蛋、奶类和水产品产量分别年均递增6.7％、8.5％、12.9％和9.5％。
当前，我国畜牧业、水产业养殖方式正处于从分散饲养向集中饲养、从小规模饲养向规模化饲养的转变阶段。这种养殖方式的变化已导致我国单位牲畜对青粗饲料的消费迅速下降，对精饲料的消费迅速增长，由此会推动饲料粮需求的迅速增长。近年来，精饲料费已成为支撑我国养猪业产品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因素。以2001-2006年为例，我国农户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增加154.81元，其中精饲料费增加占4/5。
(2)抑制我国畜产品需求增长的因素。城乡居民对营养和健康要求的提高、城市肥胖人口的增加，将会形成对部分人口畜产品消费的抑制效应。养殖业、饲料加工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有利于提高牲畜的饲料转化率和饲料工业对粮食的利用效率。养殖业结构的加快调整，将会导致耗粮型的养猪业比重下降，节粮型的牛羊和草食型养殖业比重提高，由此会相对减少单位养殖业产值对饲料粮的需求。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饲料粮的生产将会逐步走向专用化，如发展饲用玉米，由此会提高玉米单位面积的载畜量。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其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拓展饲料生产的原料供给渠道，抑制对饲料粮的需求。秸秆、米糠、麦麸、豆粕、酒糟等是典型的农产品加工副产品，也是饲料生产的重要原料。
综合考虑2020年前的变化趋势，可以预料，今后促进我国饲料粮需求增长的因素，仍将明显强于抑制饲料粮需求增长的因素。今后，我国饲料粮需求仍将继续呈现增长的态势。
3.工业用粮的需求仍将迅速扩张，但最近三四年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长期维继。近年来，我国工业用粮迅速扩张，1995-2005年10年间年均递增3.5％。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粮食加工业的加快发展，工业用粮的需求扩张进一步加快。以玉米为例，2001年全国玉米加工业加工转化的玉米仅1250万吨，到2004年仅玉米深加工消耗的玉米就达1650万吨。2004-2006年，全国仅玉米深加工业消耗的玉米就由1650万吨增加到3589万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增长速度。玉米深加工能力的规模更大、扩张更快。到2006年底，全国玉米深加工能力已达7000万吨。同年，全国玉米第一主产省吉林省玉米深加工企业消化的玉米量，已经超过饲料加工企业，2008年全省约40％的玉米用于发展粮食加工。可以预见，到2020年前，我国粮食加工业仍将迅速增长，对工业用粮的需求仍将迅速扩张；但我国工业用粮的需求将很难在长期内再现最近几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2007年以来，粮食加工业的支持政策已经开始有所降温。
4.对利用粮食生产生物能源的政策限制难以根本放松，生物能源的发展难以根本影响我国粮食需求的大局。目前，我国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的生物能源主要是燃料乙醇。21世纪初，通过政府授权支持了4家利用粮食生产燃料乙醇的企业，旨在将支持生物能源的发展同消化陈化粮结合起来。2006年，我国利用粮食生产的燃料乙醇已达144万吨，按1∶3.3计算，大约消耗玉米475万吨，约占当年国内玉米产量的3.3％。可见，我国燃料乙醇生产消耗的玉米量，占玉米产量的比重较低，据此有些专家提出近年来我国玉米燃料乙醇的发展对玉米乃至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我国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都是最近几年投产的，由此引发的粮食需求属于最近几年的新增需求，它已占我国玉米产量年均波动幅度的1/3左右，因此导致的对近年来国内玉米乃至粮食价格的影响不可轻视。
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了支持生物能源的发展方向，今后这种支持力度可望不断加大，但我国政府也明确了支持生物能源要坚持以“非粮为主”，对已授权的四家燃料乙醇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扩大利用粮食生产燃料乙醇的规模。因此，按照现行政策，今后我国生物能源生产对粮食的需求将不会有明显增加。按照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粮食安全比能源安全问题更重要。近年来，美国等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产迅速发展，导致国际粮价暴涨和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危机，并进一步传导为部分国家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粮食价格比较平稳。这种事实进一步提醒：必须居安思危，始终把粮食安全放在比解决能源问题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预见，在2020年前，我国对利用粮食生产生物能源的政策限制不会明显放松，生物能源生产难以根本影响粮食需求的大局。
(三)2010年和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预测
对于我国未来的粮食需求，迄今为止，许多机构和研究者进行过预测。如对2010年和2020年的我国粮食需求量，朱希刚(2004)的预测结果分别是54575万吨和58655万吨；农业部课题组(2005)的预测结果分别是51750万吨和56500万吨；国家统计局(2006)的预测结果分别是51485万吨和55800万吨；姜长云(2008)的预测结果分别是53093万吨和55603万吨。此外，这些研究对粮食用途结构和品种结构的预测，也基本相似，见表9、表10(下页)。
进行中长期粮食需求的预测，改善预测方法固然重要，但由于不同的预测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如苛求不同机构和研究者的预测结果完全相同也未必合理。预测中长期的粮食需求，归根到底是为实现粮食供求平衡服务。而考虑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平衡应该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综合农业部课题组(2005)、国家统计局(2006)和姜长云(2008)的预测结果，取对应年份三者预测的最高值作为对2010年、2020年粮食需求量的预测值。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分别达到53092万吨和56500万吨。
在以上三种预测结果中，对于未来粮食需求的分用途预测相差不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基本上介于农业部课题组和姜长云(2008)之间。因此，在预测2010年和2020年的我国粮食分用途需求时，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分用途比重数，则到2010、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的分用途构成见表11(下页)。
近年来，我国口粮和主要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占粮食需求总量的比重已经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今后这种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综合考虑农业部课题组(2005)、国家统计局(2006)和姜长云(2008)对今后我国粮食分品种需求比例的预测，假设到2010年在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中，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杂粮的比例分别为33.0％、18.0％、30.0％、8.0％和11％；2020年分别为30.0％、17.0％、34.0％、8.0％和11％，则2010年和2020年在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中，对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杂粮的需求量及其比重见表12(下页)。
三、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
我国粮食主产中心逐步北移，全国社会商品粮总体规模小，且有逐步集中到少数地区的趋势。与10年前相比，传统主产区粮食供求状况发生重要分化，主销区粮食产销缺口扩大，平衡区大多数缺粮。全国粮食区域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粮北调”格局发生逆转。
(一)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总体格局
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分布广，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粮食生产活动。但由于耕地面积、农业人口、自然气候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各地区粮食生产的规模、品种、结构差异很大。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以旱地为主，是小麦、玉米等各种作物的主产区。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和华南区，耕地以水田为主，是水稻为主的粮食产区。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粮食生产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主，粮食增产主要依靠稻谷，粮食产销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南粮北调，以满足人们的口粮需求。80年代以后至今，南方粮食生产在全国的比重下降，北方粮食呈增长趋势，全国粮食中心逐步北移，同时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东北地区和黄淮地区共同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的增长主要靠小麦和玉米。东北地区由于结构调整，在水稻种植上发展较快，替代了传统的春小麦种植，由于水稻单产水平大大高于春小麦，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其粮食总产量水平，而且改善了其粮食的构成。
(二)不同类型地区粮食产销状况的变化
1.13个传统主产区粮食供求状况发生重要分化。我国粮食和农业主管部门一般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四川13个省区作为粮食主产区，主要依据是按其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这13个省区是全国产量规模前13名的地区，其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74％，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4％，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0％。但从商品粮情况来看，这13个省区中细粮和粗粮均能调出的只有黑龙江1个省，其余能调出细粮的为7个省(同时需要调入粗粮)，能调出粗粮的只有3个省(同时需要调入细粮)，共有9个省区粮食总量有净剩余。山东的粮食虽然还有净剩余，但商品量呈现出大幅递减的趋势，剩余量很微小，并存在结构性矛盾，粗粮不足矛盾凸显。4个省(四川、湖南、河北和辽宁)粮食总量已经出现净缺口，占主产区总个数的1/3，变化最大的是四川，从粮食总量全国第一、第二下降到第五，细粮和粗粮均不能自给，从粮食剩余区变成了粮食短缺区。河北省由于畜牧业发展快，从粮食剩余区也变成了粮食短缺区，细粮和粗粮均不能自给(见表13，下页)。
与10年前的1996年相比，这13个地区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45.15万公顷，减少了8％，占全国的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减少305万吨，减0.8％，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不变。河南、吉林和黑龙江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提高比较大，分别提高2.5个、0.9个和0.7个百分点，占10.7％、5.47％和6.73％；四川、江苏、湖北和山东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降低比较大，分别降低3.1个、0.8个、0.5个和0.4个百分点，占5.82％、6.11％、4.44％和8.14％(见图四、图五)。这些省粮食供求形势的演变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单产，耕地面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也与农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一地区粮食面积和产量发生重大变化，是某些特殊因素造成的，具有不可逆性，如四川和内蒙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减少了其粮食产量。
2.7个传统主销区粮食产销缺口扩大。粮食主销区是指粮食产需缺口较大的省份。我国粮食和农业主管部门一般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以及海南7个省市作为粮食主销区。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这7个省区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7％，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的6％。这些地区全部为粮食净调入区，2006年粮食净缺口3503.4万吨；而且粗粮和细粮均需要调入，2006年需要调入的细粮为2247.4万吨，占全国细粮可调出数量的37％；需要调入的粗粮为1256万吨，占全国粗粮可调出数量的26％。其中需要调入饲料谷物的数量为1399.6万吨，占全国可调用量的42％。
7个主销区的粮食面积和产量近年来都是大幅下降的。与10年前的1996年相比，这7个地区的耕地面积减少了93.32万公顷，减少了11％，占全国的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减少1654万吨，减31.9％。1992年这7个省市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为12％，到1996年时下降到10％，2001年下降到9％，2002年下降到8％，2004年以后下降到7％，目前为7.1％；2006年与10年前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见图六、图七，下页)。这些地区粮食自给率下降，粮食缺口大，粮食供给的对外依存度高，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和流动人口增加增大了粮食安全的压力，其粮食自给率还会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
3.11个传统平衡区大多数缺粮。粮食平衡区是指具有一定粮食生产能力，产需基本平衡及略有缺口或略有剩余的省份。我国粮食和农业主管部门一般把山西、重庆、广西、宁夏、新疆、青海、陕西、西藏、云南、贵州、甘肃11个省(区、市)作为平衡区。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这11个省区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19％，耕地面积占全国的29％，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的24％。这11个地区粮食总量净剩余的有3个省区，占27％左右；其中细粮和粗粮均能调出的有新疆和宁夏2个地区，甘肃属于结构性余粮区；粮食总量短缺的有8个省(区、市)，占73％，其中细粮和粗粮均需要调入的有重庆和青海2个地区，其余的6个地区属于结构性缺粮区。这11个地区中，需要调入细粮的有8个省市区，需要调入粗粮的有3个省市区。
近年来11个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有所扩大。11个省区中有5个粮食面积和产量是增加的，有6个是下降的。与10年的1996年相比，这11个地区的耕地面积减少了312.07万公顷，减少了8％，占全国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增加345万吨，增15.4％，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8个百分点(见图八、图九，下页)。这些地区粮食产量增长最显著的是云南、贵州、新疆和宁夏，其中新疆和宁夏已经成为西北地区稳定的商品粮剩余区。其它大部分地区处于缺粮状态，陕西和重庆粮食产量明显减少，其中也有执行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影响。由于这些缺粮地区多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粮食增产潜力小，粮食供求缺口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三)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有关问题
1.全国粮食区域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综合对各省(区、市)粮食余缺情况的分析表明，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十分特殊而复杂，全国粮食区域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按照粮食余缺的总体情况和结构特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粮食剩余区。这类地区粮食总量属于剩余，不仅细粮有剩余，而且粗粮也有不同程度剩余。全国这类地区有3个，主要位于北方边疆地区，即黑龙江、新疆和宁夏。这类地区的特点是耕地资源丰富，人少地多，粮食生产发达，粮食商品率高，容易出现卖粮难，在本省区范围内缺乏市场自发调节的余地。新疆地区由于距离内地遥远，近年来社会人口增多和工业发展快，粮食供求保持略有剩余是有利的。
我国粮食剩余区的省区数量极为稀少。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只有黑龙江、新疆和宁夏三个省区属于这种类型，占全部省(区、市)个数的10％。2006年三个省区的耕地面积达到1703.77万公顷，占全国的14％。与10年前相比，三个省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有两个省区(黑龙江和新疆)耕地面积不减反增，使其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宁夏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见图十，下页)。
图十 粮食剩余区2006年粮食产量及与1996年的变化(万吨)
这三个省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的4％，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11％，生产了全国9％的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875公斤、515公斤和440公斤，平均为610.1公斤，大大高于全国平均的385公斤的水平，在全国分别居第2位、第5位和第7位，平均高58％。三个省区农业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商品粮为3639.1万吨，占全国的14％；用于本地消费后，可供跨省区调出的商品粮达到2298.7万吨。分品种看，三个省区细粮(水稻和小麦)有782.1万吨的调出能力，饲料谷物、大豆和薯类等粗粮有1516.6万吨的调出能力。
与10年前的1996年相比，2006年这三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都是增长的，黑龙江省增产量最多。今后三个省区的粮食发展还有进一步增产的重要潜力。
第二类，结构性余粮区。这类地区粮食总量有剩余，但是有结构性缺粮，余粮的数量大于缺粮的数量。全国这类地区有9个，主要位于黄淮海及偏北地区，包括吉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内蒙古、山东、甘肃。这类地区具体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剩余粗粮、缺细粮，有吉林、内蒙古、甘肃3个省区；另一类是剩余细粮、缺粗粮，有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山东6个省。这些地区的特点是耕地资源较多，粮食生产发达，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较大，多数地区畜牧业也比较发达，规模养殖业快速发展。这类地区中甘肃、山东2个省粮食剩余数量相对较小，基本可以自求平衡；其余7个省粮食剩余数量超过300万吨以上，容易出现卖粮难问题。
结构性余粮区是我国商品粮供应的重要地区。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全国有吉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内蒙古、山东、甘肃九个省区，属于这种类型，占全部省(区、市)个数的29％。2006年这九个省区的耕地面积达到50753.2千公顷，占全国的42％。与10年前相比，所有省区耕地面积均减少，减5％，其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上升了1个百分点(见图十一，下页)。
图十一 结构性余粮区2006年粮食产量及与1996年的变化(万吨)
这九个省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的42％，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44％，生产了全国49％的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19.5公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35％。九个省区农业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商品粮为15512万吨，占全国的58％；用于本地消费后，可供净调出的商品粮达到6216.6万吨。分品种看，3个地区(吉林、蒙古和甘肃)剩余粗粮，累计调出粗粮能力为2331.6万吨，但需要调入一定的细粮360.9万吨；6个省(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剩余细粮，累计调出细粮能力为5141万吨，但需要调入一定的粗粮895.1万吨。
与1996年相比，2006年这九个地区中有5个粮食产量都是增长的，河南省增产量最高；有4个粮食产量是下降的，江苏、山东和湖北粮食产量下降较多。今后九个省区粮食发展还有进一步增产的重要潜力，对这类地区要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并注重解决部分粮食增产带来的卖粮难矛盾和部分粮食品种的短缺矛盾，加大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力度。
第三类，结构性缺粮区。这类地区粮食总量为短缺，但有结构性剩余，缺粮的数量大于余粮的数量。全国这类地区有8个，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及经济转型大省，包括湖南、贵州、辽宁、广西、云南、山西、陕西、西藏。这类地区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剩余粗粮、缺细粮，有陕西、西藏、山西、云南、辽宁、贵州5个省；另一类是剩余细粮、缺粗粮，有湖南、广西2个省。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粮食生产能力，但粮食生产的发展受到资源条件、经济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的重要影响，市场风险加大。这类地区中湖南和贵州2个省区粮食净短缺数量较大，均超过100万吨；其余有6个省区粮食短缺数量相对较小，基本可以自求平衡。由于这些省多数人口较少以及处于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结构性粮食短缺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结构性缺粮区是我国粮食供给形势总体偏紧，但又具有一定商品粮生产能力、供求品种矛盾突出的地区。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全国有湖南、贵州、辽宁、广西、云南、山西、陕西、西藏八个省区属于这种类型，占全部省(区、市)个数的26％。2006年这8个省区的人口为3.1亿人，占全国的24％；耕地面积达到3113.22万公顷，占全国的26％。与10年前相比，所有省区耕地面积均减，减少8％，其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降低了0.5个百分点。
这八个省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的29％，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24％，生产了全国22％的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340.2公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12％。八个省区农业生产提供的社会商品粮为4350.9万吨，占全国的16％；用于本地消费后，粮食总量净短缺537.6万吨。分品种看，6个地区(贵州、辽宁、云南、山西、陕西、西藏)需要调入细粮1236.2万吨，可调出一定粗粮938.6万吨；2个省地区(湖南、广西)需要调入粗粮571.1万吨，可调出一定细粮514.9万吨。
与10年前的1996年相比，2006年这八个地区中有5个粮食产量都是增长的，云南省增产量较多；有3个粮食产量是下降的，陕西粮食产量下降较多。今后八个省区的粮食发展还有一定增产的重要潜力(见图十二)。
图十二 结构性缺粮区2006年粮食产量及与1996年的变化(万吨)
第四类，粮食短缺区。这类地区不仅粮食总量属于短缺，而且细粮和粗粮都短缺。全国这类地区有11个，主要位于四大直辖市和东南、华南地区，包括广东、浙江、福建、四川、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海南、青海。这类地区的主要特点是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粮食生产资源不足，粮食增产潜力小，粮食供给的对外依存度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增加增大粮食供给的压力，粮食产需缺口较大，容易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在本省市范围内缺乏市场自发调节余地。
我国粮食短缺区覆盖面积大，数量多。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全国有广东、浙江、福建、四川、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海南、青海11个省市，属于这种类型，占全部省(区、市)个数的约35％。2006年这11个省市的人口为4.16亿人，占全国的32％；耕地面积达到2285.28万公顷，占全国的19％。与10年前相比，所有省区市耕地面积均减，减少10％，其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降低了1个百分点。这11个省市的农业人口占全国的25％，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21％，生产了全国20％的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203.7公斤，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47％。11个省市农村提供的社会商品粮为3443.2万吨，占全国的13％；用于本地消费后，粮食总量短缺4656.2万吨。分品种看，需要调入的细粮为3256.7万吨，粗粮为1399.5万吨。与10年前的1996年相比，2006年这11个省市播种面积呈不断减少态势，粮食产量都是下降的，浙江和四川(含重庆)粮食产量下降较多，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滑(见图十三，下页)。在这11个省市中，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海南7个长期以来被称为主销区，重庆、四川、河北和青海属于新增的全面缺粮区，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今后这11个省市的粮食增产潜力不大。
图十三 粮食短缺区2006年粮食产量及与1996年的变化(万吨)
2.全国粮食“南粮北调”格局发生逆转。历史上，中国粮食供应一直是“南粮北调”格局。江浙、两广、两湖一带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区。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江浙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些民谣深刻地记录了千百年来“南粮北调”的历史。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地域重心发生了由南向北、由东向中的逐步转移，“北粮南运”、“中粮西运”的态势日趋明显。目前黄淮海地区保持着商品小麦的主体供给地位，东北地区已成为主要的粳稻、玉米等商品粮供应地。造成大逆转的成因，一是北方生产供给增强。这得益于北方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以及水利设施的改善等因素；二是南方市场需求增加。南方畜牧业、饲料工业发展，拉动了北方粮食南下；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南方经济增长拉动消费水平提高，对东北优质大米(粳稻)需求增加；四是粮食种植区域变化。南方水稻面积减少，北方水稻地位越来越高；五是人口向南方流动。东南沿海一带汇集了大量农民工，其粮食消费增加了“北粮南运”量。
如今，伴随着北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酝酿变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各地粮食供求平衡形势发生重要变化，造成区域矛盾和品种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30个省(区、市)，有21个是粮食输出区(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在内)，到90年代初中期，只有9个省份粮食可以外销，另有4个省份大体自给，其他17个省都缺粮。到2006年缺粮省份再增加2个，达到19个。发生这种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直接原因看，是农业投入不足，种粮比较利益低。深层原因则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省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中沿海省份的重工轻农倾向，导致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粮食的比较优势远不及非农产业发展带来的利润丰厚。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膳食结构更加多样化、营养化、科学化，饲料用粮将成为粮食消费增量中的最主要部分，虽然我国饲料粮增长很快，但由于畜牧业的加快发展和受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的影响，全国饲料粮发生短缺的趋势日益明显。
3.加强对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与机制建设日益急迫。影响我国粮食区域格局和品种格局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因素是基础性条件。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和市场经营风险是重要引致变量。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与膳食结构不断改善，粮食需求量将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的负效应将抵销土地生产力提高的正效应。我国主产区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环境污染和农民的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耕地质量也在下降；水资源短缺且水质恶化；主产区的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将加剧粮食供求矛盾。世界上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了这种趋势。全国可调出商品粮的范围将越来越少，东北地区成为我国最大的粮食流出地；库存大多集中在主产区，主销区库存比较薄弱，粮食主销区范围越来越大，多数省(区、市)需要调入社会商品粮满足需求，东南沿海成为最大的粮食流入地；粮食供应品种存在结构性短缺。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区域矛盾和品种矛盾的直接后果是跨地区调粮数量增加，尤其是以“北粮南运”、“中粮西运”为代表的粮食跨省调运数量日趋庞大，将增大市场流通压力和市场波动风险，加强对全国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与机制建设刻不容缓。主要问题，一是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尚待健全，铁路运力紧张，水路潜力开发不足。散粮配套差，部分资源还被闲置。二是主产区粮库的建设水平普遍滞后，一些地方粮食还存储在由简易器材制成的简易露天粮囤里。地区之间粮食产销衔接层次低，产加销利益关系不合理，各产区之间、销区之间以及产销区之间还存在区域分割的问题，粮食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建立。一般的企业难于购到质优价廉的粮食。随着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参与粮食收购的群体增多，粮食流通环节在减少；农户对收获的粮食不愿花更多的精力进行除杂去水整理，坐观粮价上涨后再出售。三是地方粮食波动大，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口总量多，储备粮规模偏小。主产区粮食储备多，成本高，不仅增加了中央储备成本，同时也对当地政府的财政增加了不少压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尚需时日，这也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不断出现状况。
注释：
①1978-1984年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期间不包括1978年)，后文按此类推。
②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扶持方式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③2007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约2/3为粮食播种面积。
④农业部：《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取得四方面成效》，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