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基础研究到宏观基础研究：后瓦尔拉斯主义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尔论文,基础论文,微观论文,拉斯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分立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中，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思想居于支配地位；而在宏观经济学中，以失业非均衡理论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占主流地位。均衡观和非均衡观的这种对立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存在着不合理悖反。为此，经济学家力图在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构建相容的理论体系，实现二者的融合。
第一次融合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完成的，他们把价格作为微观分析工具，力图把凯恩斯经济学移植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去。显然，“这样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犹如油和水的融合一样”，（注：布赖恩·斯诺登，1998，《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中文版)，第23、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是不成功的。第二次融合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研究，其根源在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缺失。这一研究有两种思路：新古典思路是使宏观理论适应微观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思路则是使微观理论适应宏观理论。第三次综合是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研究，其主要倡导者是以科兰德为代表的后瓦尔拉斯学派。他们认为，只有拥有了宏观基础才能够建立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才能实现宏微观经济学的真正融合。
一、微观基础研究及其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缺失成为其他学派抨击的目标之一，因为凯恩斯宏观模型是通过工资—价格刚性假设和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构建的，而不是由微观行为推演出来的。以卢卡斯(R.Lucas)和巴罗(R.Barro)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这一攻击中尤显突出，引发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
新古典学派在市场出清的假定下，以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为前提，把代表性主体作为分析基础，将宏观预期引入到微观个体选择理论，试图使宏观分析适应微观理论，以此来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新古典学派认为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凯恩斯用工资—价格刚性解释失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工资—价格刚性存在的原因。他们主张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宏微观经济学的统一基础，认为价格和工资都能自由伸缩以致市场出清，经济在价格机制下能够自动达到均衡，从而趋于稳定。为了解释经济波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先后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前者以卢卡斯为代表，他认为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动对总需求的冲击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即货币供给变动的不完全信息使人们产生错误预期，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波动。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能迅速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并在新的预期下调整其行为，从而使产出和就业恢复到长期均衡水平。后者以巴罗为代表，他认为技术变化等实际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即实际因素的冲击通过改变生产函数引起相对价格的波动，相对价格变动会使理性的微观主体改变其预期，进而改变它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最终引起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总之，新古典宏观理论认为，经济主体根据其宏观预期来选择相应的最优行为，进而引起宏观总量的相应变化，因此预期形成机制理论便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微观基础的观点虽然为宏观经济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但其市场出清假定的不合理性、现实解释力的缺乏，以及经济政策的无为论使它并没有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带来革命。
新凯恩斯学派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最大化行为、理性预期以及代表性主体等假设，建立了一系列模型，试图使微观分析适应凯恩斯宏观理论，以此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该学派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思路称为“弱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从微观主体行为入手，着重分析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上名义的和真实的工资—价格粘性，以此来解释总需求冲击的数量调整效应，进而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关于劳动市场工资粘性的理论有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模型以及工资合同模型等；关于产品市场价格粘性的理论有菜单成本理论、顾客搜索模型、S-s状态依存模型以及交错合同模型等。另一种思路称为“强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不是着重分析工资—价格粘性，（注：这种研究思路认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即使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市场的不完全性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而是从不完全市场这一微观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为凯恩斯宏观理论寻找微观基础。该理论既包括哈特(A.Hart)的劳动市场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曼昆(N.G.Mankiw)的商品市场不完全竞争模型以及斯蒂格利茨(J.T.Stiglitz)等人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协调失灵学派的“协调失灵”理论。虽然新凯恩斯学派对其宏观理论的微观阐释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观点颇显庞杂，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除了上述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研究外，新增长理论也日益趋向于微观分析，而较少采用边际分析。这一理论逐步将研究重心从一般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研究转移到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研究，从而把传统的总量增长模型改造成为微观形式的增长模型。此外，演进经济学也从微观个体的差异性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及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微观分析，为分析微观行为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其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已经达成共识，争论的前沿阵地迅速缩小。但其局限性也突显出来，人们开始对其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提出了以下质疑。
其一，代表性主体假设及其加总问题。为了简化分析，两大学派的微观基础研究都运用了非限制的代表性主体假设，（注：代表性主体源于马歇尔的代表性企业这一概念。一个代表性企业可以看做是平均的企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两大学派所假定的都是缺乏宏观环境背景的不受约束的代表性主体。） 目的是要将微观分析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从而为宏观分析奠定微观基础，但这一假定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假定本身不合理。代表性主体只对同质主体具有代表意义，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异质主体，二者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用代表性主体分析替代异质性主体分析。另一方面，由这一假设导出的行为加总会引起总量问题。这就是说，通过代表性主体假设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而且微观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这就会使微观层面成立的个体行为，加总后在宏观层面上不一定成立。比如，依据理性的个体行为加总而成的宏观行为却不一定是理性的。
其二，完全理性与最大化原则问题。两大学派虽然修正了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等假设，但仍然坚持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原则。他们认为，微观主体具有完全理性，能够迅速地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从而选择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不可能使个体获得完全信息，而且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微观主体的理性不可能是完全理性，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按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
其三，一般均衡问题。两大学派都对一般均衡理论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引入了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结构以及策略行为等因素。协调失灵理论甚至还运用多重均衡概念来否定单一均衡概念。但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完全的，因为它仅对经济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而忽视经济的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动态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把价格调整作为经济的一种特殊协调机制而假定个体预期完全理性、决策和行为完全协调以及所有的微观主体都按最大化原则行事。因此，正如麦考林(P.Mehrling)所指出的：“将瓦尔拉斯均衡作为长期模型”是错误的。（注：Colander， David C.， 1996， Beyond Microfoundations： Post Walrasia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
其四，协调失灵问题。（注：协调问题是指，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必须协调，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协调微观主体之间的行为，从而经济体系无法达到高效率的最优均衡状态。） 理性主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协调问题会产生协调失灵，任何将微观分析转化为宏观理论的尝试都必须处理这一问题。新古典学派虽然在微观领域从垄断、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等方面分析了市场失灵，但在宏观领域却否定协调失灵的存在。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假定下，价格调整能够自动地协调理性行为并使市场出清，从而经济能自发地克服短期失衡并恢复到长期均衡水平。这种宏微观观点的相互对立使其理论缺乏说服力。新凯恩斯主义协调失灵学派则认为，单个微观主体的市场力量很小，其相互作用会引起“策略互补”、“溢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外部性等现象。在此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成功地协调总体的经济行动。经济出现多重均衡和乘数效应，从而出现协调失灵问题，经济体系可能持续地陷入低效率的失业均衡中。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为微观基础研究填补了空缺，但是它的分析基础却植根于理性选择理论，而且缺乏经验性证据，整个理论体系还较为零散，不能清晰地说明现实中微观主体的价格调整问题。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研究存在上述局限性，因而它很难实现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真正融合。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要实现宏微观的真正融合，就必须在进行微观分析之前考察宏观总体对微观活动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研究兴起了。
二、宏观基础研究的演进
宏观基础是指微观主体所处的宏观环境。经济系统是由具有自身目标和行为规则的微观主体构成，这些主体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能够通过与环境及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不同的宏观环境使微观主体之间以及微观主体与环境之间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这种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宏观性质便形成了微观主体行为的宏观环境。宏观环境对微观主体的预期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只要能够恰当地描述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就可分析经济系统的演化行为，从而为微观主体行为提供宏观分析背景。
事实上，宏观基础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宏微观经济理论分立之初，凯恩斯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其主要贡献可以归纳如下：(1)指出宏观总量具有客观性的特点。他认为，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联紧密的宏观总量，并不依赖于特定个体的心理状态，微观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因此宏观总量不能还原为微观个体行为的总和。(2)提出总量心理数据准则。他认为微观主体的预期直接表现为总量心理数据的形式，是主观心理对客观总量的预测。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是缺乏宏观基础的。(3)将惯例和协调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他认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往往遵循常规惯例，惯例是经济个体实现其理性目标的重要手段，人们必须依照惯例在经济活动中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西蒙(H.Simon)提出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将宏观基础研究引入新境界。他认为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个体决策者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其后果，因此微观主体不可能把所有信息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个体理性是有限的。正因为理性的有限性，决策过程中人们遵循的并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意原则，即在惯例的约束下，制定易于把握和遵循的决策规则，并根据规则和可获取的信息选择行为方案。这就是说，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最大化效用而是适度效用，厂商追求的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适度利润。
新凯恩斯学派在研究微观基础的同时，对宏观基础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他们从制度角度来寻求并确定一个适宜的宏观基础。该学派认为在开始讨论市场各部分如何运转时，需要一套市场理论，并说明市场建立的原因和市场的作用。他们放弃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单一均衡概念，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依存性构建出多重均衡模型。他们认为，经济个体是根据现存制度结构，通过经验观察这一惟一途径在经济的多重均衡中作出选择的。新凯恩斯主义“协调失灵”学派还讨论了市场协调失灵的问题，提出了协调失灵理论。
以科兰德(D.Colander)、莱荣霍夫德(A.Leijionhufvud)为代表的后瓦尔拉斯学派将上述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并予以补充，形成较为系统的宏观基础观点。他们认为，在进行有意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微观个体决策赖以进行的宏观环境，并以此考察宏观行为对微观活动的影响。其宏观基础观点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分析之上，并摒弃了主流学派所使用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一分析基础。其中心思想是，经济是有规律的，它处于充满多重均衡和混沌的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环境中，但同时经济又是相对稳定的，原因在于习惯和制度对个体行为起约束作用。
三、后瓦尔拉斯主义的主要思想
后瓦尔拉斯主义首先从方法论方面对主流学派的微观基础研究进行批判，认为其非限制的代表性主体假设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而宏观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 两种方法论的分歧，因此主张将其改造成限制性的代表性主体假设，即受宏观环境约束的代表性主体假设。他们认为，经济中存在许多相互作用的代表性主体，这些主体因受到现存制度结构的约束而必须分析经济制度的理性选择，将其与自身行为的目标结合起来，确定可选择的方案并进行决策。这样，代表性主体假设就与制度约束相结合，成为限制性的代表性主体假设。在此假设基础上，他们总结、归纳和补充已有的宏观基础研究的观点，提出了以下主题。
1.有限理性和适应性行为
后瓦尔拉斯学派没有放弃理性人的假定，但是却抛弃了超越个人实际分析能力的完全理性，坚持理性是有约束的有限理性。他们认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目标设定，而且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受到其他决策者策略行为的约束；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即不同的宏观环境下，经济主体会有不同的反应，也就是有不同的理性。因此，个体理性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在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而只能在惯例的约束下制定可行的决策规则，并据以选择自己满意的行为方案。人们实施的行为通常是适应性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
2.依存性、复杂性和多重均衡
后瓦尔拉斯学派认为，由于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而且经济现象是复杂的，任何总量结果都是可能的，因此描述经济的方程系统具有多重均衡解。这就是说，经济既可能处于高水平均衡点，也可能处于低水平均衡点，各均衡点之间的转换就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在多重均衡中，非均衡调整路径会影响均衡结果，在个体决策和均衡结果之间不是单一联系，而是多层次的复杂联系，单一均衡模型是更一般的多重均衡模型的一个特例。为了证明这种观点，该学派学者们使用了复杂的数学工具。例如，沃德福德(M.Wordford)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多重均衡的可能性，罗塞尔(Rosser)和哈威特(Howitt)使用非线性动态分析法证明了从一种均衡向另一均衡转换的可能性，戴蒙德(Diamond)运用搜索理论证明，即使价格具有完全弹性，额外的市场交易也会有正的外在性，因而能改变总体均衡。
3.制度与非价格协调机制
后瓦尔拉斯宏观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是通过价格和非价格两种协调机制来运行的。经济系统的方程具有多重均衡解，多重均衡解的存在使得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宏观经济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来源于多层次的惯性和制度，因为这些惯例和制度制约并协调个体之间行为，从而使经济总体不至于在各均衡点之间频繁转换。这就是说，惯例和制度是经济平稳运行所需要的一种重要协调机制。因此，制度协调成为后瓦尔拉斯学派宏观基础研究的中心主题。
综合上述观点，科兰德提出了后瓦尔拉斯主义的总量生产函数，函数表达式为Y=F(L，K，C)，其中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C则是一个反映经济系统协调程度的变量，称为协调变量。协调因素是指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垄断行为、信息不完全、工资和价格粘性、预期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偏好的产生、人口和厂商数目的变动以及新产品的出现等。协调变量具有普遍的一般化形式，是受协调性制度影响的因子，而制度协调是后瓦尔拉斯学派宏观基础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协调变量就成为这一函数形式的分析中心。
提出总量生产函数，后瓦尔拉斯学派采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如混沌理论、非线性动态理论以及博弈论等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个体处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微观主体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由于受到惯例和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具有有限理性的微观主体的行为是适应性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由于各经济主体适应性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的方程系统具有多重均衡解，并且非均衡调整路径能够影响均衡结果，在个体决策和均衡结果之间存在多层次的复杂联系。经济在各均衡点之间的转换使得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如果经济从高水平均衡点向低水平均衡点转换，经济就会衰退；而经济从低水平均衡点向高水平均衡点转换，经济就会高涨。但是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制度和惯例等宏观环境作为协调因素必然会约束微观主体行为，从而使得经济不会在均衡点之间频繁转换，而是按照比较平稳的路线滑动。因此，协调性制度就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
那么如何确定这种协调性的制度，即如何构建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呢？后瓦尔拉斯学派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基础所体现的具有力学特征的乘数概念和修正的IS-LM模型是幼稚而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论否定了制度结构的重要性。该学派有三种构建宏观基础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科兰德倡导的“演绎制度思路”。在此思路中，按布坎南(Buchanan)所提出的制宪方法对经济制度的理性选择进行分析，这些演绎得出的制度成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宏观基础。这意味着那些加于个体之上的制度约束构成了微观理论的宏观基础。第二种思路是莱荣霍夫德提倡的“模仿思路”。（注：1957年，美国学者奥卡特(Orcutt)提出了微观模拟模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该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0年代莱荣霍夫德提倡将其运用于宏观基础研究。） 他认为，在其他科学中，当不能获取分析性的解决办法时，科学家使用计算机模拟得到其解，这一方法对宏观经济学家也同样有意义。按莱荣霍夫德的思路，微观理论的宏观基础能通过模拟得以解决，微观决策将有条件地在模拟—决定的制度结构中得到分析。第三种思路是惯例思路或后凯恩斯思路。这一思路使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关系去模拟简化形式的联系，它认为，既然这些真实世界的个体决策是在现存制度结构之下有条件地制定的，经验观察是决定受宏观制约的微观决策的惟一方法。后来人们用制度约束的微观分析补充经验观察来对此思路进行修正，认为观察到的现实决定制度约束，但仍将在那种观察—决定的环境下实施分析性的选择理论的实践。
后瓦尔拉斯学派没有像主流学派那样提出明确而机械的政策主张，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政策规则。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个体不可能完全掌握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信息，从而不可能对真实世界进行描述而得出任何确切的政策含义。他们认为，现代经济要通过价格和非价格两种机制来共同运行，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因此，后瓦尔拉斯学派的政策致力于制定一种便于理解并能改进市场和非市场协调机制的指导方针，从而减少经济主体的不确定性并增加对经济行为的预测稳定性。
总之，后瓦尔拉斯学派的宏观基础研究，从理论分析到其模型构建，再到经济政策的设计和运用，都对传统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的关注。但严格地讲，迄今为止，后瓦尔拉斯宏观经济学尚不成熟。其一，其理论大多是对已有观点的归纳，缺少理论创新；其二，只注重协调问题，而没有进一步考虑激励这一当代经济学的主题；其三，其思想观点还散落于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它能否实现宏微观经济学的融合，并发展成为主流经济学说，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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