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和日常话语由，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光是老百姓，还有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一谈到中国的人口，总是皱起眉头，甚至不少入会说，中国的千问题、万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口过多的问题。其实，人口多少到底如何评判？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互动关系怎样？这些问题远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今天的中国在加入WTO的契机下意欲成为“世界工厂”，却又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对此，我们是否还应该用过去的、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人口问题？除了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降低人口增长率还有哪些渠道？本期《观察家》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陶然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董先安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对话，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更大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观察中国的历史，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董先安：我们还是从回顾马尔萨斯影响广泛的论文《人口原理》开始吧！在马尔萨斯眼里，经济因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但是，他的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甚微。这可能是因为他预测持久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递增的人口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却表明，除极贫穷的国家以外，人均收入的增加往往趋向于降低出生率。
陶然：我感觉，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理解，更多地是考虑了上述逻辑的后半部分，即人口增长会带来边际回报递减、人均收入下降等现象，从而人口威胁论大行其道。但马尔萨斯的结论，不管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还是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是否适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董先安：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马尔萨斯当时的分析，主要是对他之前的历史现象的一个规律性总结，因为那时非农产业相对比例比较小，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都在有限而且基本固定的土地上找饭吃，所以人口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和人均收入减少。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丹·乌什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朝代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周期性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剩余减少和财政无法持续的问题，这些压力必须要通过战争和人口衰减来释放。这个观点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并构成很多人论证中国当今人口过剩会带来问题的一个根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比如费正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是商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而到19世纪，土地与人口的平衡就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了。
陶然：其实，马尔萨斯观点对于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关系方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博瑟普就发现，即使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也住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密集的劳动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人口增加也未必降低人均产出和剩余。
董先安：如你所说，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人口压力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明清之前在全球一直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较大这个事实，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来自于具有天资者的分散和孤立创新的时代。所以人口增长对食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确实没有定论。
陶然：事实上，美国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默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人口数目和技术创新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除了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上述机制外，克莱默还指出，给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口规模越大，该技术发明的收益就越大。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历史上朝代变迁的人口机制，我一直持有怀疑。如果观察中国的历史，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人口密度非常大，但很快人口增长率就下降，并在20-30年后反而发现劳动力缺乏呢？”
董先安：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涉及到人口增长的内生性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包括威尔、贝尔曼、巴罗还有舒尔茨等人。在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增长，而进入现代之后，一方面，率先发展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伴随出生率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但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口增长率迅速增加，确实构成了比较大的人口压力。
陶然：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由传统多代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变为两代人的所谓的“原子家庭”。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化使得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养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人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下降。
董先安：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指出的，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即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也在提高，要培养子女成才，住住需要支付到大学毕业之前的学费，这也使得父母倾向于少生和优育。
陶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人口增加很快，并使得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问题，也使得人们对人口增加的威胁更加担心。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口密度很大、资源也非常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却发展起来了呢？
董先安：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压力大。而那些经济发展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人均资源拥有非常少，反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感觉劳动力非常缺乏。
陶然：这方面日本和台湾是非常好的例子。日本整个国土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2/3是山地；而台湾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平原面积只有一万多。这两个地区都缺乏资源，人口却高度密集。日本和台湾的人口分别在1亿左右和2000多万，即使在其经济起飞的20世纪50和60年代，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但由于经济发展策略对头，经济模式成功，现在台湾和日本反而是缺乏劳工，日本人口开始老龄化的趋势使得政府甚至希望增加生育率。而恰恰是非洲、印度这些经济发展不良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无法为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感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
董先安：这提示我们，经济发展能否顺利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尤其是在以城市为主导的二、三产业就业是问题的关键。而怎样才能够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充分放松管制，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使国家的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台湾和日本起飞时期的主导产业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比如纺织业等。这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创造利润，而同时又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于是人口可以很快城市化，然后上述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转型，即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就会很快出现。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说法，这也就是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会存在什么人口过多的说法。
陶然：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再看看印度和非洲，甚至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往往采取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就是发展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自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也无法实现人口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大部分人都被压抑在农村，或涌入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导致所谓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贫民窟，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自然会认为人口过多。
董先安：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人口密度非常大，但很快人口增长率就下降，并在20-30年后反而发现劳动力缺乏呢？其关键是该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路线，如何影响企业所做出的技术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数量决不是那些认为自己人口过多的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而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走错了，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带来人口的迅速城市化和出生率下降，从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问题。
“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未必适用于一切条件，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
陶然：让我们回到中国人口问题上来。1957年，北京大学前任校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然而，1982年他百岁辞世时，中国的人口形势却比过去更为严峻。马寅初先生确有洞见，他看到了解放后死亡率迅速下降，生育率仍很高，就业机会明显不足的情况。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已有6亿人，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年增长率达2.2%。1957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阐述了著名的“新人口论”，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判。而批判“新人口论”不过一年多，亩产万斤等造假破产，人、粮矛盾就暴露出来。
董先安：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战略，把资源集中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体系。这其实与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由于赶超战略对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政府就必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全面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满足自身的政策需要。另外，政府在城市扶持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禀赋结构，结果城市不仅无法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连自身的就业也无法保证。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其对城市的经济结构造成冲击。
陶然：当然，闲置劳动力问题并非在赶超战略推行伊始就十分严重，而是在60年代末期才凸现出来。但是，问题一旦显现，单靠户籍制度就不能奏效了。因此，中央从70年代初，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便从根本上抑制闲置劳动力的进一步增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与改革开放前的政府重化工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解决就业方面的因素。我们确实看到，随着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断发挥，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虽然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中心则不太为过。而且，由于中国还有一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制造业中，劳动力就业仍然有巨大的潜力。这种入世效应在今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加加速方面已经显现。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过于悲观。
董先安：进入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也开始起步。看看北京或其他城市的基建工地，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在工作。再看看城市的餐饮业和各种零售业，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小的餐馆可能就雇佣三到四个服务员。你会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也相当廉价。倒是目前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歧视政策和一些对中小型服务业乱收费的政策限制了这样的人口迁移，减少了就业机会。
陶然：所以，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换句话说，只要政府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我倒是觉得中国的就业问题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如果你调查北京郊区或附近河北地区一个小餐馆，发现服务员的工资往往是300-400元一个月，工资非常低廉，而大部分外出寻找工作的人，只要愿意，一般都能很快找到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这样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市场比较容易出清。
董先安：现在人们谈到城市失业问题，总是拿下岗职工增加来举例。但下岗职工问题是一个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问题。这些职工往往年龄偏大，适应市场的能力偏弱，他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资金要求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历史欠账，政府自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实际上，也有不少下岗职工在领取国家补助的同时，也在外打工。所以，虽然下岗职工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客观地讲，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未必如统计数字表现的那样严重。
陶然：总之，改革开放带来的就业机会来自于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和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未必适用于一切条件，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是否过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我们接受中国人口过多的说法，要降低生育率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外，也还应有许多必要的辅助政策措施。”
陶然：我国新近推出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全世界来看，仅针对生育政策进行单项立法的其实不多。墨西哥有，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曾有过。但后来都改掉了。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许多国家因为经济的发达，到后来是出现了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使得国家不得不取消或改变法律来促使人口出生。
关于人口是否过多的问题，我想，我们前面的讨论可以说明，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经济机制理顺了，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就业机会自然增加，那么不会嫌人口多。我们现在采取的人口政策，虽然在控制人口总数方面非常有效，但也是有很多成本和隐患的。比如说，严格的人口政策导致大量“超生游击队”，甚至进行精确的人口普查也非常困难，很多孩子上不了户口，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对其自身的发展和以后的社会繁荣稳定，无疑都有负面的影响。又比如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现行人口政策住往导致人们、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在生育前使用B超，虽然在法律上不允许，但在实际中花点钱却很容易做到。于是男女出生比例大大超过正常水平。一个最近的研究甚至说已经达到了117:100的水平。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会带来很多光棍，后果很难想象。
董先安：计划生育还可能带来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问题。目前政策所导致的未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将给现在出生的这代人在其工作之后带来很大的养老负担和交纳社会保障税的负担。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已经出现，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陶然：即使我们接受中国人口过多的说法，要降低生育率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外，也还应有许多必要的辅助政策措施。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逊就认为，全面解除户口管制，推进城市化；提高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等对于人口增长速度降低的作用非常大。他指出，与其花这么大的力量去推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如在上述几个方面大力推进。
董先安：显然，上述措施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们生育的欲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非农就业水平提高，而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有助于妇女就业水平的提高，它不仅能够提升妇女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地位，也使得妇女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自然会带来生育欲望的下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将使得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改变，也会降低生育率，并最终降低人口增长率。
陶然：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考虑推行上述政策。这里的关键是，上述政策措施不仅对实现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有正面的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城市化、妇女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并迈向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带来人口增长在非强制条件下的顺利转型，又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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