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16年。对16年的改革究竟如何评价？成败得失的原因又是什么？今后深化改革必须着重解决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概括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原因
（一）改革的主要成就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长期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突破，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平等竞争和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新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尽管目前仍存在双轨运行的特点，但市场运行的范围越来越大，正逐步取代计划指令运行方式，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出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体制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检测体改成就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年增长约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6.8%，分别高于前26年间（1953——1978年）平均增长6%、6.4%和3.2%的幅度。可以看出，改革以来的16年是中国经济生机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
（二）改革成就取得的原因分析
如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与苏东原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做对比分析，便不难发现，中国改革所以取得很大成就，以下几方面原因起了重要作用。
1、改革选择比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推进策略
在苏东原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孰先孰后，抑或同时并行，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与前苏东各国的改革策略不同，中国是先以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就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为以后一系列经济改革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尽管人们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搞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政治改革。这是思想先行，是必要的，但这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二者哪个先行，不应机械地下结论，应视一国的国情来决定，并最终由实践检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情况都较复杂的大国，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是较为稳妥的。正如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的：“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16年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可以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配合，或者把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抛在脑后而不顾。这里讲的仅仅是指哪个先行一步的问题。
另外，与前苏东各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体制“转型”方式上没有采取“大震荡”式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换方式。选择这个方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客观的内在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只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和改良，而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从一种运行模式转为另一种运行模式，这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既然是一场革命，首先就需要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过程，并且这场革命由于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因而只能循序渐进，甚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能冒然激进；同时，由于这场根本性变革要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一切都要求妥善地处理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以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决定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只能采取稳妥的渐进式方式。
从表面上看，这种温和的变革方式与激进式改革相比，无论是在前进的步伐方面，还是采取的政策措施方面，似乎都是很慢的，但从实践结果看，起码以中国与原苏联相比，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还是颇有成效的。实际上，变化的速度不是慢了，反倒是快了。
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入手，同时先从计划经济体制外放开，这是取得重大成效的另一重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俗话说“无农不稳”，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首先解决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就很难持续地迅速发展，社会也不易稳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必要性。同时，也由于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较为单纯划一，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容易见效。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安徽凤阳县农村为发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迅猛开展起来。除了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农业生产过程的决策权以及剩余农产品的处置权等，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都由生产队转移到农户手中，通过这种变革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使农户成为农村生产中的主要层面。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84年农村粮食生产取得了4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
农村改革的成功，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以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开始由农村移向城市。正如有人形象地把这场“第二次革命”比喻为当年的“第一次革命”一样，说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特点是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对体制外采取了更加放开的战略。即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对于在国有经济外围自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城市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方针。这种在国有经济外围作战的“外线战略”，极大地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据统计，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已由1981年的74.8%下降到1992年的48.1%，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则由24.6%上升到38%，城乡个体和其它经济成份的产值也由6.2%上升到13.9%。在各种经济成份中，发展最快的还是乡镇企业。据统计，1993年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71%，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6%；它创造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7%，出口创汇占全国的45%，累计上缴国家税金4059亿元，充分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可否这么说，在作为原计划经济体制主体部分的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尚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的16年中，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崛起。同时，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崛起，才有可能在国有经济外围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群体，并把市场和竞争机制渗入到国有经济领域中去，对国有经济形成了巨大压力，促使国有经济进行变革。
3、实行对外对内两个开放，发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压缩指令性计划的控制范围，扩大市场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扩展流通，推动生产，吸引海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以及实现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了极为重要的窗口、桥梁和推动的作用，这一点在经济特区如深圳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完善的市场体系与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是构成新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部分。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没有实现商品价值的场所，就没有灵活自主地选择生产要素的机会，国家也失去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和依据。在16年的改革中，我们对市场的培育基本上伴随着价格的改革同步进行，试图通过逐步削减指令性计划对生产和产品流通的控制，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最终把各种市场培育起来。到目前为止，通过改革国家只保留了33种重要商品和劳务的定价权（《经济文摘》1994年3月5日）。现在各种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已初具规模，要素市场也进入了起步阶段。
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培育，不仅疏通了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渠道，方便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原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变革，使整个国民经济由过去基本上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逐步转移到越来越多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在市场机制的“洗礼”下，各种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都有了明显增强。
在大力培育国内市场的同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不失时机地开拓国际市场，是中国16年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在传统体制下，由于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忽视甚至排斥国际经济交流，结果导致信息不灵，技术和管理落后，与国际的差距越来越大。自改革以来，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过十多年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内地等不同层次的开放格局。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万家“三资”企业在中国落户，引进和利用了1千亿美元的外资与技术设备。特别是1993和1994两年，到位的外资达到了新高峰，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都开始放弃原来的观望态度，纷纷来中国投资寻求合作。
对外开放的结果，使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94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达2367亿美元，是1979年的9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11.4%上升到45%，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巨大推动力。
总之，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抓住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视市场取向的改革，放松指令性计划的控制，扩大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指导作用，是16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改革中的缺陷、问题及其原因
（一）改革中的缺陷和问题
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16年了，迄今还没有完成，这一方面说明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改革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改革的进度。概括地说，就是改革仍未到位，离要达到的目标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是：双轨运行的矛盾继续存在，各个环节改革不配套，影响到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同时滋生出贪污腐化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微观方面，由于产权不明晰，政企迟迟不能分开，企业不能完全面对市场，经营管理落后，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仍然不足，经济效益不高。目前，真正走出困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足1/3，多数企业仍处于明亏或潜亏之中。特别是近两年无论企业的亏损面还是亏损额都呈上升趋势（见下表），即是说在这方面改革的成效还不够明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有关资料整理。这里不包括潜亏数。）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亏损状况使其自身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流动资金短缺，技术改造受阻，有的甚至不能正常支付工人工资。长期下去，不仅会影响当前社会安定，而且还将直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乡镇企业所受的约束虽较国有企业小些，但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产业结构雷同，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为社区性）等现象也很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实行后，乡镇企业失去原有优惠条件，其亏损面和亏损额也在增加，已成为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其次，市场发育不平衡，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严重滞后。据有关方面分析，目前我国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不足40%，而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则低于30%（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改革》1995年第1期）。并且，市场机制也不完善，特别是一些主要产品或生产要素，仍然存在着价格“双轨制”现象。尽管这些商品和要素的种类已很少，但这部分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对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却很大，导致价格扭曲、信号失真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权钱交易和“权力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市场秩序的某种混乱。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某些权力机构在一定领域内还起着垄断作用，甚至利用权力来“强占”市场，阻碍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这些都导致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正常发挥。
最后，在宏观经济领域，由于实行“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原有靠行政指令直接干预的计划管理功能正在弱化，政府原有职能部分减退，而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既无国家指令性计划管制，也无间接宏观调控的“真空”地带。近几年，各地出现的“开发区热”、金融部门的资金乱拆借等，都与投资管理中的“真空”有关。这都是在双重体制并存条件下，宏观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
财税、利率、汇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从1980年财税包干制推广，到1994利税分流制实施，财税改革已有了实质性进展，但却不能说“轻舟已过万重山”。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直接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在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既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仍是财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1994年新税制运行情况看，主要问题之一是事权与财权难以划分清楚。首钢公司与唐山市资源税交纳问题的争执，就是典型例证。此外，政府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债务负担日益沉重，中央财力比重下降过大，也是当前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汇率在1994年实现由三重汇率到单一汇率的并轨，使外汇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仍相对滞后，特别是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进展缓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金融改革的滞后，制约着其它改革的进展，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瓶颈”。金融改革的滞后，使双轨价差在金融领域中表现得最严重，“寻租”现象颇为惊人。
总之，由于体制转轨中“真空”的存在，及各种经济杠杆的不完善或改革滞后，难以适应市场运行条件下灵活调控的要求。所以，行政手段尽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在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却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985年和1989年的两次“急刹车”及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软着陆”，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行政手段的影子。近几年尽管已注意到“一刀切”的弊端，并作了局部改进，但由于它毕竟是一种与市场经济运行不协调的管理手段，很难起到防止经济过渡波动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经济一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怪圈。
由于改革目标不能较快地到位，使旧体制的积弊不易根除，而双轨运行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矛盾。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却同时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效益不高、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等消极现象。例如衡量经济效益重要指标之一的资金利税率，自80年代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1984年为24.2%，1985-1988年为20.7%-20.6%，1989年下降为17.2%，1992年则降至9.7%。通货膨胀自1985年以来却日趋严重，1994年竟高达21.7%。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给改革带来了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改革的正面效应。（二）妨碍改革顺利进展的几个重要原因
1、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较晚，到1992年才将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和目标取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造成人们思想封闭，观念陈旧，对任何事物都囤于姓“资”姓“社”，在进行中也时常发生摇摆。十多年来，中央决策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也多次改变提法。如最初提法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后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但人们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却不尽一致，有的强调“商品经济”方面，有的则强调“有计划”方面，主张按计划经济的规则进行改革。在同一命题下，同一时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主张，除原有认识分歧的影响外，理论提法的不够清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统一的体制”，同时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调控模式，实际上这已指明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点是向市场方面倾斜，甚至可以说已经蕴涵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但1989年之后，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却再次占了上风，就这一提法的基本内容来看，与80年初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没有多大区别。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才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体”或基础性的作用。上述提法的演变，说明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正因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长时期内不够明确、稳定，影响了改革进程的推进速度。
2、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经济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协调进行，以期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我国前一阶段改革基本上是单项推进，这也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在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这也使各部门、各环节之间互不配套，甚至互相碰撞成为在所难免。
这种互不配套的改革本身就难以收到理想效果，再加上双轨并存，又引发出新的摩擦和碰撞。既得利益者不愿在改革中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往往会利用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拖延了改革的进展。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要求也日益突出。
3、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处理欠佳，是影响改革顺利进展的又一重要原因。改革与发展本是统一的和相互促进的，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但是，如果二者两张皮，要么改革脱离发展，起不到推动发展的作用；要么发展不顾改革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独自盲目发展，其结果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如供应紧张或市场积压，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又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展。我国改革以来所经历的三次大起大落，都与二者关系处理不当有关，即没有掌握好二者之间的恰当结合点。最近这一次我们有可能吸取经验教训，实现“软着陆”，避免又一次大滑坡，但目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能否安全着陆仍不可掉以轻心。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由现行双重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为促进转轨顺利实现，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弄清转变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及应选择的思路和对策。
前一段的改革可以认为是扫除体制外围障碍的阶段，而现在则已到了瞄准中心、进行攻坚的阶段。应该注意到，改革到了现阶段，不排除各种阻力，扫清障碍，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而要消除这些障碍和阻力，难度也是很大的。以下先谈改革的重点：
（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点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为这一新体制勾画了总体框架，即现代企业制度、统一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再加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支柱环节。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进行整体配套改革。既要理顺产权关系，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结合、组织合理、管理科学的独立企业法人实体为重点；又要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培育要素市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企业能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自主发展。这里要求突出重点与整体配套齐头并进。
（二）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就目前来看，突出的问题和难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发展和农村土地制度都面临着进一步改革创新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80年代初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在实际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近几年粮食产量的低速增长、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等。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历史最好水平，在这年政府废除了实行30年之久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政策。但恰好从这年起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徘徊阶段。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维持在350—380公斤之间并且从1985年起，伴随着整个经济的非农产业化，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差距逐步拉开的趋势（1989、1990年的治理整顿期除外）。见下表：
1981-1993年工业农业发展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整理）
工农比例关系的这种增长速度失调，意味着农产品的供给日益不能适应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需要。1994年超过20%的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后果积累的集中反映。可见，起源于80年代初，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土地制度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变化，正日益显现出它本身的局限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完成，使农业生产再跃上新台阶，还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大问题。但同时也应指出，制度创新只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
2、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并为改革的推进创造宽松的环境，这也是多年来颇为棘手的一大难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总是要经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而不得不停下来进行治理整顿的波动。这不仅使发展本身受到挫折，而且也为改革制造了障碍。这其中涉及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投资体制、企业改革和改革的配套以及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总结历史经验应该坚决摒弃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倾向，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个合理可行的范围内，以便为改革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此，一方面要实现指导思想的真正转变，把追求低效、粗放的高经济增长思想，转变到以调整结构、改进技术、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则要抓紧建立新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预防经济大起大落，并通过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必要的约束机制，最终实现无严重通货膨胀的增长或效益型增长。然而，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种因素，因而必须通过综合治理克服这一难题。
3、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安置，是我国社会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也是影响改革深化的一大障碍。由于我国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强大的就业压力。从近期看，压力集中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每年约1500-1600万人；二是由于农业部门所需劳动力减少，由此剥离出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其它部门转移，估计到本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达2.5亿以上；三是国营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存在的富余人员，约有2000-3000万人之多。如此庞大的剩余人口所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尽管可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建设数以万计的小城镇，以及广开大农业内部的就业门路和组织劳务输出等多种渠道加以吸纳和安置，但从总量上估算，上述渠道尚不足以解决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
向社会每个成员提供就业机会，不仅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保证，而且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因此，政府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增加就业岗位的职能，尽可能地采取有效措施，广开就业门路。考虑到在短期内政府尚无力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就业，而为了减轻某些职工和家庭由于失业和半失业所承受的压力，尽快地建立失业救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4、从当前来看，最大的难点还在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最大沟壑。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体改革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十多年来，我国先后通过放权让利、利改税和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多种方式的改革，在改革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活力仍然不足，亏损面甚至有逐步加大的趋势。当前推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国有大中型企业真正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实体，能否建立一套有法律保障的优胜劣汰的平等竞争机制，从而使企业在竞争风浪中提高效益。
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明晰和理顺产权关系；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和分散化；约束政府行政机构的权力，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改进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领导者的素质。要实现上述目标，特别是前两个目标，则有相当大的难度，更何况还必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前提。
另外，如何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权力侵入市场而滋生的腐败现象和权力资本化现象，也是今后由“双轨”到“并轨”的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些年来，有些部门、有些人借助于手中掌握的部分权力，利用“并轨并存”产生的利差大肆进行“寻租”活动，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存在，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市场秩序呈现无序状态，已成为由“双轨”到“并轨”变革中的强大阻力。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摆上议程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一定限度内。
但也应看到，在向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改革的正确目标已经明确，而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设计出来，为配套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实施方针也已确定，为今后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准则。在具备了上述各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上述诸多困难、问题便不是不可克服。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敢于解放思想，排除阻力，实事求是地对待当前的困难，所有的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决的。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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