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21世纪的哲学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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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哲学观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这决非出于偶然,而 是与哲学观在哲学问题系列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关,它预示着哲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到来。 那么,21世纪的哲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的把握来揭示这一点。

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这两个词就 是多元化和个性化。多元化与个性化并不是两个特点,而是一个特点的不同方面:有个 性才有多元,多元化是个性化的表现,个性化是多元化的内在支撑。

这个特点当然是在与80年代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在整个80年代,虽然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领域新观点、新思想不断涌现,但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没 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每一个新思想似乎都是集体的创作,很少打上学者个人的印记 :一方面,研究的问题似乎都是学界的热点,大家都是“追星族”,一个新观念或者一 个新研究领域出现后,学者们都参与其中讨论,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人道主义、主 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均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也 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体系的看法。这是整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个比 较明晰的发展阶段和逻辑线索的重要原因。而在90年代,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比较明确的 问题研究的线索,学者们的兴趣分散了、多元了,学者们的个性意识增强了,有的学者 甚至直接打出了个性化研究的旗号,明确提出哲学研究应当走个性化研究之路(注:参 见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90年代以来哲学研究的 多元化、个性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多元化了。80年代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是“纵向的”,即从马克思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来解读 马克思哲学;另一种可称之为“经典式的”,即返回到马克思的几本经典哲学著作来解 读马克思。到了90年代,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式则多元化了。首先,通过马克思的“ 非经典哲学文本”来解读马克思哲学。如果说80年代“返本”主要局限于几本公认的原 著上,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那么,90 年代研究的文本则相当宽泛了,经济学著作、手稿、书信、札记等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 视野。近年来文本研究比较深入的当数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他的《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其次,把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 哲学家进行比较研究。作为同一时代的哲学家,虽然提出问题的角度或关注问题的方面 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哲学家必然面对相似的语境和共同的时代问题,必 然具有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必然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把马克思与其同时代 的哲学家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哲学。赵修义、童世骏的《马克思恩 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研究 的空白。再次,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马克思是一位现代 哲学家,他必然与现代西方的其他哲学家分享共同的时代精神;马克思是一位处于近代 向现代转折时期或者说过渡时期的哲学家,在一定意义上,他身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他 的哲学的某种展开,他的思想的现代性只有在把他的哲学与现代其他哲学家的哲学的比 较中才能凸显出来。这样一种对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 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它掀起了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热潮,并使之成为 9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流。由刘放桐、俞吾金、吴晓明等组成的“复旦派”是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其标志性的成果是他们(前面提到的3人和王德峰)发表于《天津社 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上的笔谈。

2.研究领域或内容多元化了。从研究内容看,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 于马克思哲学本身,试图建构一个新版本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取代原有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到了90年代,构建体系热情大大衰退,以下问题 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现实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 ,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问题一起涌来,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的诱惑,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使得学者无法稳坐于象牙塔之中,“迫使”他们走出来,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 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讨论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改革问题、市场经济问题、文化转 型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信息化和网络问题、人与环境 的关系问题等等。第二,哲学观问题。之所以转向哲学观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逐 渐认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所以深入不下去,新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之所以难以建构 起来,根本在于哲学观念没有发生转换,所以,必须首先研究哲学观问题,在这个基础 上,才能完成马克思哲学新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转向哲学的一般问题,因为,从一 般的哲学问题出发,就容易摆脱传统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制约,客观地看待古今中外 的其他哲学,吸取其他哲学的精华。另外,转向一般哲学也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超越马 克思哲学,建构自己哲学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观问题是这一时期学界的一个 贯穿始终的热点问题。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的哲学观念逐渐出现,哲学观研究 有愈来愈热的趋势。这一阶段提出哲学观理论主要有:类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 范式理论等。第三,“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问题。部门哲学之所以进入学者们的 视野,一方面与现实意识的增强有关,因为部门哲学与现实更为接近;另一方面是在思 维方式上反宏大叙事的结果,是哲学研究的个性化的表现。这一阶段先后出现的部门哲 学有:社会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等。

9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之所以会走上个性化研究之路,一方面与学者们的学术积 累和成熟有关。在80年代,大多数学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除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和 几个经典哲学文本外,再就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式”的了解(即通过几本通论 式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那时进行个性化研究还缺乏相应的知 识底蕴。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学者们的思维 更加成熟和理性化了,学术视野更为开阔了,学者们的自主、自立意识也增强了,于是 就有了个性化研究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看,80年代的学术研究基 本上是围绕着“解构传统教科书——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样一种思 路进行的,此种思路的最高成就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诸如什么是实践、以实践为 基础的马克思哲学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等难题使得实践唯物主义难以深入下去,所 以,必须超越原有的研究,这样一种客观要求驱使学者们去探寻新的哲学进路。

有的学者曾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李泽厚语)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意即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都转向对文本、资料的纯学术研究,思想性的东西少了。笔 者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看法。就马克思哲学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的学术性的确大大增强 了,主要表现在文本研究愈益被重视、学术观点有学术史的底蕴、论文形式更为规范等 。但是,学术性的增强并不是以思想的浅薄为代价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思想上也有很 大推进,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更为现代了,普遍摒弃了传统教科书式的思维;研究视 野大大拓宽了,如对哲学观问题的讨论、部门哲学的兴起;对马克思哲学的看法更为客 观、科学、合理了,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哲学具有人文向度等。而以上成就的取得是与研究的个性化方式密切相关的, 它们其实就是个性化研究的结果,正是学者们对研究方式或学术观点的个性、“我性” 的追求,才有了思想的深刻、问题的深入,才有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因此,个性化研究 既是9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条件,也是新世纪马克思哲学走向繁荣的基 础,相信沿着个性化之路走下去,中国也会产生自己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既然个性化研究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使此种研究持续下去呢?个性化是一种研究 的意识、状态和方式,它取决于哲学观,是哲学观决定着哲学研究的方式和内容,通俗 地讲,你怎样看待哲学,你就会怎样研究哲学。近年来,哲学观问题之所以愈来愈热,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哲学的个性化研究扫清障碍、寻找支撑。既然如此,我们现在要追问 的是,个性化研究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观念,或者说什么样的哲学观念能够支撑哲学的个 性化研究呢?笔者以为,90年代以来支撑着哲学的个性化研究的哲学观就是一种生活哲 学观。

生活哲学不像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指哲学的一个部门、分支,而是指一种哲学观 ,是对哲学的总体性看法或观念。它所揭示的是如下一些观念:

1.哲学:一种存在样式。哲学与哲学家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实际是哲学的首要问题, 它决定着哲学的内容和研究方式。这也是所有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论是否自觉 意识到,每一位哲学家事实上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表面观之,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明了,当我们真的要回答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 一个多项选择,它可以有多种含义,如“思考的结果”、“活动”、“存在方式”等等 ,不同的哲学家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对于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生命,是哲学家的生活样式或存在方式。 人生在世,当然首先必须生存,即满足肉体存在的需要,但是,生存却非人生的价值和 意义之所在,不然,人与动物无异。从人类生活史看,人类世世代代所追求的无非是自 身价值的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对象化活动作为人的 存在方式、“类生活”、“生活本身”,因为在此种活动中,人能动地“复现”了(理 智地或现实地)自己、实现了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96-97页。)。而人的对象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实在的和象征性 的。而哲学就属于人的象征性的对象化方式,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哲学家的对象化活动, 就是他们的价值实现方式,就是他们的自由自觉的生活本身。

提出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这样一种观念有何意义?真正有成就的哲学家不都是把哲学视 为他们的生命吗?不容否认,任何在哲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哲学家事实上都是这 样来看待哲学的,但问题在于,传统哲学家并没有把这样一种观念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 去。我们从他们的哲学思想里根本看不出这种观念,我们只是从他们的哲学成就“推测 ”他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一种“分离”就使得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神化了。哲学 是生活的观念正是要把被神化的哲学拉回人间。

所谓传统哲学家是指现代之前的哲学家,即罗蒂所批判的把哲学看做“大写的哲学” 的哲学家。在哲学与哲学家关系问题上,传统哲学家有两个特点:其一,他们是基于知 识论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是一种客体性思维。柏拉图首先确立了这一立场和思 维,他认为哲学知识即逻各斯本身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凭借辩证的力量达到的那 种知识,哲学知识是最高知识,把握的是绝对原理,它以可知世界为对象(注:柏拉图 :《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0页。)。黑格尔是这一立场和思维的集大成 者,他说:“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 识,它不是意见,也不是意见的产物。”(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 印书馆1959年版,第17~18页。)它所把握的是内蕴于事物中的绝对理念。也就是说, 传统哲学家只是从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知识的性质来规定哲学的,因此,严格说来,哲学 与哲学家的关系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对于生活哲学来说,哲学首先不是知识,而是人 的活动,有了哲学活动,然后才有作为活动结果的知识。从这样一种“活动论立场”出 发,哲学才能与作为哲学活动主体的哲学家联系起来,才能达于主体性思维。其二,他 们根本否认、也力图避免哲学与哲学家个人或者说哲学家的个性有任何关联。既然哲学 要把握的是绝对原理、绝对理念,那么,哲学家就成为神,哲学活动就成为神类的活动 ,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完全把握绝对。柏拉图就曾明确说过:“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 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注:柏拉图:《理想国》,第2 48页。)既然哲学是神物,当然就要排除一切非神的东西,比如人的欲望、情感、个性 等等。“因此,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 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 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 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于自由的思想或人 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 得愈好”(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康德对此也有论述:“道 德形而上学不能植根于人类学,但可以应用于人类学。”(注:康德:《康德文集》, 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327页。)与此相反,生活哲学则主张,既然哲学是哲学 家的生活,哲学首先就是哲学家个人的“私事”,哲学活动不是什么神类的活动,而是 现实的人的活动。不仅哲学活动是一种个体性行为(即个人选择的价值实现方式),而且 哲学思考也无法排除欲望、情感和个性的参与,作为哲学思考之结果的哲学知识就不是 永恒的绝对真理,而只能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与传统哲学家贬损意见不同,生活 哲学家要为意见“正名”,明确宣称哲学知识就是意见。这样一种对哲学的态度就为哲 学家个性的发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哲学是生活的观念不仅针对的是传统哲学家,而且鄙视“庸俗哲学家”。如果说传统 哲学家把哲学所包含的崇高性(即哲学内容的非个体性)提高为“神性”,那么,庸俗哲 学家则把哲学所蕴含的“世俗性”(即哲学活动的个体性)贬低为庸俗(注:这里崇高性 和世俗性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所谓理想主义是指只从“应当”或者抽象的理念 出发,而不问现实的可能性;现实主义则只考虑现实,而失去了理想的维度。)。所谓 庸俗哲学家是指那些把哲学这种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手段的人,是 指那些以工具理性眼光看待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哲学活动的异化人。这种人是不会以严肃 、认真的态度对待哲学的,因为既然是工具,那么合用则上手,不合用则弃之如敝屣。 所以,庸俗地对待哲学的人是不会成为“家”的,他们是哲学界的投机主义者,他们至 多只能做“哲学匠”。与这些“匠们”不同,生活哲学家并不因剔除了哲学的神性而否 认或降低哲学的崇高性,恰恰相反,生活哲学要激励的正是学者们的崇高感,它所倡导 的正是一种对哲学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它所高扬的正是视哲学为自己的生命。一个视 哲学为生命的人如何能不精心地呵护、培育、提升哲学呢?因此,生活哲学为哲学家个 性的施展提供了恒久的动力。

2.哲学:一种思维方式。表面看来,哲学是由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命题组成的,但概 念、命题只是哲学的躯壳,思维方式才是哲学的灵魂。我们常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 华,而思维方式就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实际就是思维方式 。哲学的功能和作用也正在于破除旧的思维方式,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历史上伟大的哲 学家发挥的正是这种作用。

生活哲学也内蕴着一种思维方式,笔者称之为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有以下特点:其 一,把人的生成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生活”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让人感 到亲切、贴近人的概念,之所以用这个词来称谓一种新的哲学观,就是为了标明此种哲 学观的宗旨,即为了人,确切地说,是为了人的生活或生成。其二,生成性的视野。所 谓生成性视野就是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 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 31页。),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永恒流动的,人的生成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人活着,他就 在不断追求价值实现,就会不断超越自己。其三,直面生活本身。即“不是从人们所说 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 象出来的人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而是要按照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认识生活,实事求是。

生成性思维与传统本质主义和现代相对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本质主义是传统哲学的思 维方式,它把事物看做是本质既定的实体,认为发展不过是事物固有本质的展开;本质 主义是一种客观主义,它把世界看做独立自存的自在世界,视人为旁观者,因而抹杀了 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本质主义把人当做孤立自存、自我封闭、千篇一律的实体性单子 ,由此既陷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又走向泯灭个性的群体主义。现代相对主义是现代 的一股思潮,它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发展到极致。它是以解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基 础主义、中心主义的面目粉墨登场的,然而,在解构种种“主义”的同时,它把“主义 ”前面的诸如绝对、本质、基础、同一等等也全都消解掉了,一切都被拉回到平面,一 切都具体化、个别化、边缘化,深度、崇高感、神圣感荡然无存。生成性思维当然不能 同意此种极端立场,生成性思维虽然反本质主义,重视过程、历史、创造、关系、具体 、差异、个性、反常、边缘和偶然,但它同时承认本质、共性、必然、基础、中心的存 在,它既反对客观主义,也不赞成主观主义,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既然重视个性、差异和创造,赋予反常、边缘与正常和中心 同等的地位,这就为个性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既然哲学是思维方式,那么 ,除了思维方式和承载思维方式的必要的概念、命题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枝节性的,都 不应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障碍。

3.哲学:一种问题意识。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意味着哲学的活动是个体性的,哲学思 考无法摆脱个性的参与,但是,哲学思考的问题却不是关于哲学家个人的,既不是他的 情感的宣泄和梦呓,也不是他的茶余饭后的消遣,更不是他的谋生、升迁之道。哲学是 社会分工一个特定的领域,它必须承担社会所赋予它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哲学之所以能 够存在几千年的根本原因。而哲学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思考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类所 遭遇到的生成问题,是对文化的总体性的反思,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哲学问题的超个 人性实际就是它的超功利性,就是哲学的崇高性。哲学之所以是崇高的就在于,从事它 的人选择了一条在很多情况与自己的生存无关、甚至相冲突的价值实现方式,或者说, 选择了一种精神性、自娱性、自甘边缘化的生活方式。

哲学的问题意识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牢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 页。),也就是说,哲学家必须走出象牙塔,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关心他的时代,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哲学对时代的把握必须是总体性的 、抽象的、思辨的,是以以往的全部哲学为基础的,否则,哲学就会堕落为日常话语, 就会与其他学科无法分别,更为重要的是,就无法达致哲学思考应有的高度和水平。因 此,黑格尔的下述思想对于当代学者仍有意义:“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 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 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 识或科学的生成。”(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页。)对此,恩格斯也 有论述:“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 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 演奏第一小提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3~704页。)所以,中国 的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充满信心。

哲学的问题意识昭示,哲学虽然不是“大写的”,不再是神学,但它同样不是“儿戏 ”,虽然它包括游戏的成分,但我们却不能以“嬉皮士”的态度对待它。这是个性化研 究能够有成就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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