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当前许多国家面临的艰难课题。中国在这个过渡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俄国东欧近年来激进改革带来的经济灾难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找到一条中国式渐进改革的道路，并对这条道路的特点作了概述。但中国式渐进改革并非是有利无弊的道路，而只是利大弊小的一种选择，既要充分肯定改革的巨大成就，又要正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对这些成就和问题都需要放到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中来加以分析。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改革 激进 渐进 中国式 成就 问题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取得了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与苏东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有的问题解决起来还相当棘手，有的问题还使不少人感到困惑。这些都需要放到中国通过什么道路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以分析。
一、激进改革、渐进改革、中国式渐进改革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不再坚持社会主义，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式和道路叫做“渐进改革”，把它同俄国、东欧近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改革”方式相对照。
1989年，当苏东发生剧变之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改革必须采用激进方式，大规模的私有化，立即放开物价，通过“休克疗法”，企图从计划经济一步跳到市场经济。但这种激进改革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大多数居民生活下降，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欧洲战后最大的经济灾难”。倒是没有搞激进改革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苏东激进改革之所以遭到严重挫折，恐怕并不在于某项措施、甚至是某项关键措施不当，而在于这种改革路子具有根本性的缺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延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天。因此，新旧体制必将有一个逐步交替的过程。某些旧体制的组织和功能，即使在改革的终点必须加以消灭，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往往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试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消灭旧体制的一切特点，只能带来破坏，而不可能建设起新体制。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是改革的操纵杆，在培育市场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苏联解体以前，戈尔巴乔夫的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烂了政府这个改革的操纵杆，造成了政治动荡，导致改革的失败；苏联解体以后，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又使得政府两手空空，失去了培育市场、调控经济的能力，同样归于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激进改革把实施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预定的终点，设计一条通往这一目标的详细蓝图，其各个要点实施得越多越快越好。但是人们不可能预先完全弄清这个终点究竟在哪里，也不可能预先完全弄清通过什么战略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对原有的经济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最小的伤害；因为人们的知识受到种种制约，不可能事先描绘出这一社会变革的完整过程。就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来说，人们的知识首先受到在一定时代产生的旧体制的制约，因为人们在开始改革时的知识是在这种体制中获得的。这种旧体制的制约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受旧体制造成的观念的束缚，在改革中迈不出步子；一种是对旧体制的反动，企图同旧体制的一切对着干。前者在苏东剧变以前普遍存在，即使是在东欧国家中改革的理论准备最充分、改革步子迈得最大的匈牙利也有明显的表现。1965年初匈牙利集中了135名经济学家、 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理论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案。经过长期的准备，到1968年1月1日全国开始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虽然一度有所成就，但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在于改革的思路仍受苏联模式的局限，把“间接的行政控制”作为目标，试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结果是把两者的缺点结合起来了。后者则在苏东剧变以后有明显的表现。过去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后来则连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必要调控统统加以反对；过去是所有制的过分国有化，后来则主张尽快的财产私有化；过去对外经济关系过分强调经互会的作用，后来在激进改革思想指导下，1991年初经互会突然解体，由此给东欧贸易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人们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来自西方。但是人们关于东西方市场经济会有怎样的差别，特别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有怎样的差别，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激进改革所以失败，就是忽视这方面知识所受到的制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照抄照搬西方的道路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经济政策。例如：人们以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要实行私有化，就可以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可是俄国和东欧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没有使它们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以为东欧经济转轨只需推行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幼稚的。”诺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路径依赖”，它指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条件及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如果不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不知道我们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乃至文化的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制度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1〕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中国改革的成功，不仅是因为采取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苏东国家也曾经采取过渐进改革，由于这种改革的失败，转而采取渐进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此应当把它叫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
二、中国式的渐进改革
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从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的改革起源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到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要目标等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深深地打上苏联模式的烙印。它以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70年代末，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超重的经济结构，加快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降低过高的积累率，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从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使产业结构走向合理，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29.10%上升到1983 年的34.90%，在这以后开始逐步下降，进入工业化的常规过程。 轻重工业内部结构也有明显变化，轻工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7年的48.2%，重工业比重从1978年的56.9%下降到51.8%。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迅速改善。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真正采取了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措施。它使改革一开始得到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使人民在改革中能得到比较多的实惠，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只需指出，农村的住宅建设和城市的家电普及这两大消费需求，是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中国改革之初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加速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仍以速度为核心，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的结果，苏联甲类工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4.8%上升到1986年的75.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越来越集中在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但由于苏联在这方面的个人消费量少，市场极其有限，新的支柱产业发展不起来。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导致食品短缺和市场供应极度紧张。到1990年7月，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正式宣布该战略的实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底子薄主要是11亿人9亿搞饭吃。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经济建设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突出地表现在：1952—197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3.1%上升到75.2%，26年间上升了32.1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仅仅从87.54%下降到82.08%，26年间下降了5.4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下降0.2个百分点。80 %以上的人口搞饭吃，这是中国贫穷、农民贫穷的根子。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放宽农村政策、发展农业。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为突破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在改革理论的没有地位到占有重要地位的过程；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起初，我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主要是从农业本身着眼的。出乎意料的是，它促使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不仅是推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力量，而且推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在体制外的发展，因而中国的改革具有自我推动的特点，农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革的自我推动中起了先锋作用。我们党及时地总结了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形成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是根据中国国情闯出来的。这条道路未必能照搬到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俄国和东欧。
第三，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改革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如果说，中国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农村；那么，第二推动力则来自对外开放。东亚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几千万华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心和支持，给中国提供了特殊的机遇。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形成了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的战略。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空前提高。 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从1978年的9.9%，提高到1984年的17.3%，提高到1990年的34.7%， 再提高到1995年的40.9%左右。无怪乎有人说：“以此来衡量，中国是所有大国中最开放的国家，其参与外资的程度为印度、巴西、美国或日本的二倍以上。”〔2〕当然，由于汇率等关系， 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实际比重并没有那样大。与此同时，创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经济开发区，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沿边和内地的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这种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是同地区推进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的。实践证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中国，选择某些城市和地区，首先选择与港澳台邻近的、过去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允许部分地区先活先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已成为市场发育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改革从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总体来说，不是靠伤害国有经济，而是靠发展非国有企业带动的。它们在计划体制外发展起来，一开始就同市场经济相适应， 它们的发展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到1994年，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已达38202亿元， 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上升到61.5%，已超过半壁江山。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迅速走向市场取向的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市场经济首先在传统体制之外成长起来，改革由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之所以是代价最小、人民实惠最多的改革，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办法，较短时间内造就了一批具有活力的企业，推动了这十几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化解了改革中不可避免的经济震荡，使大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得益。与此同时，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这些贡献，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非国有企业的活力来自同市场的紧密联系，它们从各个方面对国有经济的强力冲击，又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一点同苏东改革有根本的不同。苏东在发生剧变以前，始终围绕着国有经济做文章，没有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发生剧变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工业产值中仍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迈不出步子，终于使改革陷入困境。在苏东剧变以后转而又把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了极大的经济震荡，在需要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时刻，政府却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这一经验教训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中国的经验。美国学者杰拉德·亚当斯说：“从理论上说，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要比其它已经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要困难得多。”但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成功。“那些国家大多认为，改革需要私有化；而中国却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经济仍占大多数。”“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经济，监视着增长，通货膨胀到目前一直被合理地控制着。”“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的作用很重要。东欧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府好象‘被掏光了的口袋’，什么也没有了。”〔3 〕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把这一点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第一位原因。他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损害国有部门，而是通过改变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途径达到的。”“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不是因为像俄罗斯那样使国有部门倒闭或者私有化而产生的，而是由于非国有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产生的。中国的投资增加也不是靠降低国有部门投资比重，而是由于非国有部门的投资从1978年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7.8 %，增加到1989年的10.2%而得以增加的。”〔4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陈康、美国布郎登斯大学经济学家加·杰弗逊和世界银行专家英·辛格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的改革历程表明，国营企业私有化并不是中国改革近中期成功的必需条件。扩大经营自主权和积极性，结束国家对工业的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国营企业私有化。”〔5〕
第五，先试验，后推广，从点和局部做起，逐渐推开。中国的改革把目标放在首位。这个目标不是激进改革的那种缺乏足够信息而制定的详尽的改革蓝图，而是完全有足够信息可以判断的基本要求，即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把这两大目标放在首位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地试”。试验要大胆，推开要谨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错误赶快改。渐进改革主张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在探索新体制的过程中，大量的东西需要学习，大量的错误不可避免。先进行试点，可以使人们迅速地学到在旧体制下无法学到的、从西方国家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经验中无法借鉴到的新知识，可以避免激进改革由于不可能事前掌握改革过程的全部信息就去制定详细蓝图的致命缺陷。先进行试点，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而激进的快速改革使社会无法通过逆转来避免巨大的风险。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通过大胆地试，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例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经济特区，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承认局部改革。过去，许多理论家反对试点和局部改革。他们往往说：经济体制改革就如交通规则改革，汽车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放几部汽车出去试点，或进行交通规则的局部改革，都必然造成撞车。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如此，试点和局部改革必然造成严重的摩擦而归于失败。中国的经验则表明，不仅试点是必要的，而且局部改革是可行的。尽管局部改革存在种种弊端，但是在旧体制及其组织、行为中那些最终要被消除的东西，往往不可能一下子消亡，而有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不仅如此，它们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需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价格的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以市场价格销售其超计划的部分产品，它既带来了腐败现象的滋生等弊病，但在改革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实现继续供应的基本保证，又提供了学习适应市场经济技能的条件，还有力地推动两种价格的并轨，推动价格改革的完成。
第六，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相配合。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恐怕都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的最重大、最困难、也是层次最深的一个课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要取得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没有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取向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迈不开市场取向改革的步子，仍然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这种改革不仅不能推动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甚至不可能成功地实现经济上的分权。因为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就必然要求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未搞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改革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而寸步难行。戈尔巴乔夫又脱离经济体制改革，大搞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控，造成政治动荡，最终以苏联解体而惨败。中国改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正是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果断地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正是这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突出地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反覆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由于民主建设存在着紧迫性和长期性的尖锐矛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走快了，会造成动荡，是要翻船的；走慢了，会失去时机，也是要翻船的。要把握好度，关键是要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三、中国式渐进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这一艰难的过渡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和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并不多见。主要工业品中，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等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钢、化纤和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年均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75 元提高到1994年的173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两倍以上。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大大加快，1991—1994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达到9%。 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食品消费比重下降， 1993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由56.7%下降到49.9%，农村由67.3%下降到58.8%；住房、交通通讯和用品支出比重上升，城镇居民从1982年的16.7%上升到1994年的32.6%，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9.6%上升到1994年的31.2%。尽管中国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水平仍未摆脱落后状态，但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每一个基本方面几乎都是利弊共存，它并非是有利无弊的道路，只是利大弊小的一种选择。例如：渐进改革必然造成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有效的运作，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就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行的混乱，使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时间拖得越长代价将越大；但如果采取激进改革，在中国的条件下必将带来比苏东更大的混乱，而且将一发不可收拾，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将是一场大灾难。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是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体制外运作的成本是很高的，同时它既保留了大锅饭，又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是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它带来了东西差距的拉大。如果不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如果收入差距的拉大不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将带来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特别是这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存在着两个老大难问题，这就是国有企业尚未搞好搞活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但是，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又将创造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
在体制改革中没有有利无弊的道路，我们只能对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利弊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前者有助于正确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坚定我们继续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后者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第11、12章。
〔2〕彼得·哈罗德等：《中国：90 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1 月版，第62页。
〔3〕《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3月16日。
〔4〕约翰·罗斯：《为什么东欧和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 而中国却取得了成功？》，原文载于俄国《经济学问题》杂志1992年第11期，《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1 月版，第253页。
〔5〕陈康、加·杰弗逊、英·辛格：《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 同上书，第27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