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视界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纵向观察一下70年代末开始的这2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从结束“十年动乱”到80年代前期的五六年间，文学批评主要是在对于极左思潮的清算中寻求一种回归的话，那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现代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大量引入带来的空前的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有着良好前景的建设时期。可是，也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对批评现状提出诘难，指出当时的文学批评大体只是对于文学创作的疲惫追踪。人们将这种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前导性的批评现状，称之为“批评的尴尬”。事实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关于批评的“尴尬”或“疲软”的话题，几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批评受到的更加严厉同时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指责，则是它在许多情况下出现的那种带有明显广告意味的“热点炒作”式运作。在许多情况下，批评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品格。
这是一种值得玩味也很值得思考的现象。这一现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正是我们在自身文学批评建构过程中应该解决，而实际上又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具有现代哲学思辨性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批评思维的建构问题。这是从理论上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时，应该给以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现代哲学阐释学意义上的“意义”追寻，从其思维目标来看，它既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学问式的考据，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应时性的现实问题的解答，而应该成为一种借助审美对象的形而上思考，深刻透析人类心灵、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反思形式。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批评思维建设对于批评实践的重要意义，而事实上也正是哲学思辨性和与此相联系的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使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的形成显得非常的艰难，以致于文学批评本身应该有的独立的话语方式都无法真正形成。批评在许多时候，实际上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正是在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基础上，笔者提出建立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以为，作为一种主体阐释背景的文化视界的确立，虽然绝不是建立和优化文学批评思维的唯一途径，但应该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途径之一。
二、文学的文化本质与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
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不是指一种与社会—历史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相类似的，有着自己独有的批评视角、批评范围以及具体批评操作手段的批评模式，而是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观照视野或“前结构”。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整体上说，也就是要求批评者建立起自觉的、更具有哲学涵摄力和思辨性的文化观照意识，形成一种多层面的整体观照视野，以求能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探寻作为个体文化创造的文学如何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为理解人类文化，并由此达于理解人类自身所作的特殊贡献，从而使文学批评既具有一种更为深邃的历史意识，又具有一种哲学的思辨性和理性精神。
建立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是文学自身的文化本质对文学批评提出的客观要求。
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文学与文化之间深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活动形式。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其作为一种创造活动，无论就其出发点或是就其活动方式来看，都与人类整体文化创造“同型同构”。如果我们将人类的文化创造，从本质上理解为是人类从自身需要和目的出发的一种对象化活动，是人类不断要求对象化自身的生命活动形式，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充分显示人的自我本质和全部人性的庄严的自我建构过程，那么，人类的文学艺术创造，也就是人类文化创造内在本质最充分也是最直观的体现。
文学艺术创造与人类文化创造的“同型同构”性，使文学艺术具有了两个鲜明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它使文学艺术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显现形式。从本质上看，文学艺术正是一种用文字、音符、图像、色彩等文化标记，将存在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定文化世界，在艺术审美的世界凝定下来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文化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区别于如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其他文化现象的特殊性，除了它艺术审美这一内在价值取向的规定之外，还突出体现在它总是某种人类文化形态的直接的、综合的表现，它是文化这一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泰勒语）的完整“肖像”和“模型”。因此，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所说的，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文学（以及其他表现艺术），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这种经验带有所需求的那类价值。……由于艺术在自身中创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这种揭示要么是通过反映，要么是通过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注：[英]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正是通过反映或者拒绝现存秩序而提出新的秩序，文学艺术集中显现着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走向，突出地体现出文学艺术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创造与文化创造的“同型同构”性，也内在地规定了文学艺术在人类文化大系统中的位置。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整个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这使文学艺术无论是其产品创造还是自身发展，都将以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整体为背景，并与这一背景中的其他文化因素构成一种复杂联系，它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特定民族、特定时代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在包括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主题乃至文学风格、体裁、技巧等在内的各个层次上体现出来；同时，文学艺术也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活动形式，通过对于特定文化深层内核的独特呈现，强烈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人们确定自己在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所处位置的精神坐标。
正是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从对象上给我们提出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客观要求。文学在文化大系统中绝不是一个可以被孤立起来加以观察的对象。当然，相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我们自然也可以将文学从它赖以获得自己存在方式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剥离开来，例如，我们可以像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家们通常所作的那样，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封闭、自在自足的符号化的客观存在物，由此将文学批评视点限定在文学作品语言形式、内部结构的考察；而且，实践证明，这种将文学批评的视点限定在作品本身的考察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只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种角度选择，并不意味着文化产品本身可以脱离自身文化背景而存在。特别是对于类似文学艺术这种独特的精神产品来说，更是如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注：[英]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绝不能没有自己必要的文化视界。
三、批评的哲学出发点与批评的文化视界
如果说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从对象上为建立批评的文化视界提出了客观要求，那么，文学批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出发点，则从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起点上规定了建立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文学艺术活动以人为中心的出发点，合理规定了文学批评的人的出发点。“人始终是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关于人的深刻命题。这一命题的深刻性在于，它从实践上规定了人、人的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起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为我们揭示了人的本质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即客观经济基础制约的全部复杂性。“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人作为主体，事实上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他所面对的一切，而是在历史可能提供的条件下进行自觉自由的创造。“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懂得如何在所有人的生命活动中运用“内在的固有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因此，“自觉自由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本质。”人类所有的创造活动都是人的自我构成手段，人类历史的进程，也就是一个人不断对象化自身的，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不用说，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的自我构成手段，是人类从其“内在的固有尺度”出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所从事的以人为中心的自觉自由的创造，因而它也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内容的领域。
文学批评必须以人，以体现在文学创造之中的人的本质内容及其实现程度，以及批评家对于人的生活、人的本质的全面深刻的理解为自己的出发点。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人的出发点向文学批评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当然，由于文学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文学批评应该而且必须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因此，它也应该有对于文学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寻和发现，也即美的尺度。但是，在批评的哲学出发点上，人的尺度和美的尺度并不是矛盾的和对立的。从本质上说，美的尺度本身即包容于人的尺度之中，它是人的尺度在艺术活动中的具体化。人类对于美的认识，人类审美的艺术创造，无疑都深深根植于人类从自身需要出发的有目的的生命活动之中，深深根植于人自身的生存、生活之中。“自然，并非任何有用的事物在社会的人看来都是美的；但毫无疑问，只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在向自然界或者别的社会的人进行的生存斗争中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才是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是人为了美而存在，而是美为了人而存在。”（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8页。）美的尺度是人的尺度的派生，而不是相反。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必然是一种审美活动，但它所包含的丰富的人的内容，又绝不是仅仅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所能全面认识的。而美的尺度也只有最终使自己体现出人的本质，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从实践的角度看，也只有以人为出发点，文学批评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视点上，真正获得能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文学艺术的内在本质和全部奥秘的有效门径。
文学批评的人的出发点向我们提示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于，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内在生命力的跃动都反映在人类文化创造之中。因此，文化成为了我们认识人、认识人类所有创造物的不可替代的背景。
人类创造了文化，因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也就是一个人类在不断地对象化过程中实现人的本质的自我建构过程。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正是通过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人类走出自然界而进入为自己独有的文化的世界，从而也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注：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应该说，这里卡西尔确实给我们指出了人类文化的一个本质的方面，即人类文化正是一个显示人的整体面貌以及人的本质的有机整体。人并不是单纯的生存者，他同时还是意识到自我生存性存在的存在者。为了生存，人必须劳动（劳作），而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人为着生存所从事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创造过程。凭着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语言、神话、科学、艺术等具体文化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而这一“文化的世界”的创造过程也必然地成为一个将人塑造成“文化的人”的过程，因此，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形式，都“各自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人与文化是那样的不可分离地重合叠印在一起，以致于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往往也就是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人总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文化，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特征，以及由之而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人的构塑的强制性，也使我们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群体中人的理解，往往必须通过某种文化模式的理解来实现。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文学批评文化视界与文学批评的人的出发点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建立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在一个宏阔的文化背景上对于文学进行自觉的文化观照，将使文学批评获得一种超越某种文学批评方法模式单一视角的哲学涵摄力，而得以从对于作为个体创造物的独特文化成果的透析，达到对于人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以及文化特征的历史的、整体的把握，进而达到对于作为文化存在的人自身的把握。这正是文学批评通过对于文学这一人类文化创造物的观察，达于对人、对人的本质的发现的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途径。
四、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论意义
具体说来，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从下面三个层面上观察到。
1.文化观照的整体性
建立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也就是要求批评家在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于文学现象进行一种整体的观照。以文化作为参照系，使文学批评获得一个整体的、更具有开放性的阐释学意义上的“视野”，获得一个全方位的透视文学现象的观察视界，使文学批评具有一种整体观、系统观，进而获得一种更加深厚的历史意识。无论是从批评理论的建构来看，还是从批评实践的发展来看，这都将是文学批评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前景，因而也是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最具方法论意义的一个方面。
文化视界中文学批评文化观照的整体性，来自文化本身的整体性和其功能上的整合性。文化本身即是一个由各种元素构合而成的多维多向的有机整体。人类文化中各种表面看来根本不相同的异质事物，都是人类文化整体“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这些异质的文化创造物，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哲学乃至政治、法律、道德等等，都“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注：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而且，正如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已经证明了的，整体并不是它的所有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独特的组合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联结而成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功能齐全的“生命体”。整体本身就具有一种整合功能，具有一种构成性。人类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整合功能的“生命体”。因此，一种文化或多或少都是整合行为的成功的实现，“文化在其繁简度的每一个层次上，甚至在最简单的层次上，都达到了这种整合。”（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0页。）
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要求文化研究必须具有一种整体观和系统观，一种文化理论，或者说一种关于人的文化哲学，由于它所关注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的所有方面，它必须是一种整体、全面、系统的透视。而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批评也同样需要取得与其文化哲学相一致的整体、全面、系统的方法论倾向。因而这种文学批评必须要将文学纳入一个整体的，包含了自然、社会、政治、历史、语言、心理诸变量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文化背景之中，它才能有效地打破已有的仅仅从社会政治或文本特征的单一视角观照文学的单一性，形成一种开放的、整体的、更具有哲学涵摄性的全方位观照，在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物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等的结合中，深入透视文学现象。由此，文学批评也必将获得对于具体批评方法的超越性，并据以获得一种令人神往的纵深感和广博感。
2.理性观照的批判性
所谓理性观照的批判性，是指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建立，必然地将把一种怀疑性、批判性思维方式引入批评思维，由此使我们的文学批评真正建立起一种反思性观照态度，获得一种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正是文学批评在不断发展的文学面前保持自己的前导性和内在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学批评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活动方式，文学批评具有的前导性和独立品格，突出表现在其作为一种自觉的理性活动方式，对于已有的文学现象和既定的文学观念的超越。而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实践的怀疑性、批判性反思，以及以此为起点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正是文学批评获得自己的超越性和独立品格的必要条件。与具体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比较，文学批评更具有科学体系的性质，而这一性质，也正是来自于它超越文学实践形态，在一个更高的哲学的层次上对于文学进行理性反思，而使自己具有了一种科学抽象和哲学思辨的特征。这种理性反思的核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因此，正如文学批评的历史已经证明的，怀疑性、批判性思维本身就是批评思维必须具有的重要特征，它是产生新的批评观念并由此建构新的批评方法体系的杠杆，是文学批评从自己的特殊视点出发，去获得关于文学乃至社会、历史、人生的真理性发现在思想方法上的必要保证。从实践上看，怀疑性、批判性思维的形成，理性精神的确立，也正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真正获得一种独立品格的保证。
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类的本性就在于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求着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时时刻刻都在寻求着自我的超越。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文化，在对于自身文化的理性反思中获得对于自我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自身命运的理性观照。这种理性的反思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人类富于自我意识的自觉以及人类要求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化追求，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因此，建立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在整体的人类文化图景上对文学活动包括批评自身作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在打破某种凝固不变的观念和单一视角，形成一种整体观、系统观的同时，文学批评也必将获得一种理性的文化批判意识、自我解剖意识，获得一种更加深邃的历史意识，文学批评将更具有一种哲学的思辨性和理性精神，因而就会获得一种更高的、更完整的也更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和意义。
3.面向未来的前导性原则
文学批评从其功能上，担负着从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上规范文学发展的任务。一方面，它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规律，通过建构起系统的符合艺术规律的观念体系设置方向，引导并规范文学向着符合某种艺术理想的道路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艺术理想同时也必须是符合和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理想，必须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要求的理想。文学批评必须担负起这一任务，否则的话，它必将游离于人类文化活动之外，丧失自己作为一种独特文化活动方式的独立性和前导性，而仅仅成为文学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确立，本身即要求批评主体在批评实践中始终保持一种前瞻意识。
从现代阐释学观点看，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解阐释活动，实际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对话和交流。从主体方面看，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发生，是以对象本身与批评主体历史—文化视野的契合和交融为基础的。一般说来，只有当对象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与主体历史—文化视野相契合时，批评对象才容易被理解，批评主体也能更加充分地感悟对象包含的文化蕴含和文化价值。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文学批评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相互对称的，也就是说，对象本身并不是以迎合和满足主体的历史—文化视野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批评对象的文化本质与批评主体的历史—文化视野之间总是发生错位，总是由这种错位形成一种差距和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激烈而深刻的，它甚至会引起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惊”效应。
这种主体历史—文化视野与客体文化本质之间的差距和冲突，不仅存在于分属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的批评对象和批评家之间，即使同处于一个历史文化时空中的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这种差距和冲突也仍然存在。从根本上看，这是由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个体独特性、独创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的超越性功能所决定的。正如德国文学接受理论的开创者赫伯特·姚斯指出的，文学创造总是以打破读者既定的期待视野为前提的。确实，一个优秀的作家，决不会拘囿于自己既定的文化意识，决不会拘囿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既定的文化规范和原则，让这些既定的规范和原则来限定和制约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相反，他们总是以一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和超前性态势，力求冲破既定的文化束缚，力求传达出自己独特的对于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感受、理解和认识，使自己的创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性质，并体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指向性，由此也使艺术的生命得以向未来延伸。从文学价值实现的角度看，接受对象文化特征与接受主体历史—文化视野之间的这种差距乃至深刻冲突，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的。由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和冲突造成的主体“文化震惊”效应，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引起主体对于自己既定的历史文化视野的怀疑与否定，引来主体历史文化视野的重建。这种对于既定历史—文化视野的怀疑和否定，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既成的文化规范和原则的怀疑和否定，因此，新的历史—文化视野的重建，也就意味着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和原则。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必须建立起文学观照的历史意识，要完成一种历史的回溯，达到历史的重建，因为艺术正是在文化建构和文化发展的时间维度中构造着自己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历史文化的重建，文学将不可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历史的重建又必须具有指向未来的前导性，从而使文学批评应合人类艺术创造、文化创造充分体现人类要求不断对象化自身的内在生命跃动的本质。无论如何，批评作为一种对话与交流，毕竟是在主客体之间发生某种契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文学批评过程中，主体也必须具有与文学本身的超前性相应合的适应度和亲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批评主体必须具有比对象本身更为超前性和超越的文化眼光。而一种具有哲学涵摄力和包容性的文化视界的确立，本身就要求批评家不断怀疑并且不断调整、更新自己的历史—文化视野，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历史—文化视野，不断拓展自己对于不同历史时空中产生的文学产品和具有新的文化创造因素的文学产品的接纳空间。它最终将使批评家自觉保持自己与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文化体系以及不断变更演进的文化进程的适应性和亲和性，保持自己对文化发展趋势预测的敏锐度和活跃的文化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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