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移民论文,当代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3)02-0001-008
一、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背景
国际移民并不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人类历史早期，就有它的踪影，并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则始于二战之后、特别是全球化飞速发展的80年代。据联合国人口司于2002年10月发表的《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总数目前已经达到1.75亿，比1975年增长了一倍多。该报告称，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人中有1人是移民。目前欧洲有5600万移民，亚洲有5000万移民，北美有4100万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总数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40%。[1]
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正如戴维·赫尔德(D.Held)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2]随着商品与资金的流动，国际移民也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主角之一。大多数国家同时感受到了国际移民所带来的好处与压力：一方面，移民对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经合组织国家(OECD)而言，移民甚至是其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伴随移民而产生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的转移给诸多国家带来的好处也自不待言。比如，移民人口总数的增加使国际汇款数额不断上升。目前，每年外国移民向发展中国家汇去的款项约为500亿美元；[2]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与技术交流，也使得相对落后国家获得实行超越式发展战略的契机；另一方面，与移民伴生的种种难题亦使各国政府不胜烦恼。且不说非法移民、偷渡与难民等历来让人扰头的麻烦，仅仅是普遍存在的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就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政府揪心不已。特别是在全球人才争夺战的过程中，不发达国家无疑处于劣势。人才外流对不发达国家甚至是低度发达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教育程度高的青年外流增加，这使国家经济停滞，加剧了自身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欠缺。此外，尤为严重的是，90年代初以来，诸多国家出现了反移民的运动，有时甚至发展成为反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冲突。1992年洛杉矶的种族大骚乱，以及同年新纳粹分子在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攻击，都给各国人民和政府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使得不少国家对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本国产生忧虑，更使美国政府在惊魂未定之际不断调整、收紧移民政策。
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对移民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并未对国际移民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以零散的职能机构（如移民处、劳工局、福利与教育机构）来管理和处理移民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移民除了经济层面外，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移民与国际政治、移民与国际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各国纷纷设立高级别的专门机构和加强立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移民问题。当前，各国政府尤其关注其控制移民与处理文化多元性的能力，正如1995年《申根协定》正式生效、欧盟内部的边界消失后，德、法、荷、比、卢迅速制订条约加强对欧盟外部边界的控制，大多数国家都将移民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予以限制。人类跨国迁移的自由，现在已经逐渐受到日臻完善的各国移民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制约。在30年前，全球大约有6%的国家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3]
对于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对移民的研究，主要是移民历史的研究，包括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以及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4]，等等。其间，涌现了大量移民与殖民史研究的煌煌巨著（注：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即秉持如是观念，其出发点正是错误地认为外籍劳工抢了本地劳工的饭碗，影响本地劳工的生计。因此，它对美国政府基于经济需求而扩大移民、哪怕是引进专业移民的政策一贯持反对态度。彼得·邝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除服装、家务及农业等行业，包括墨西哥及中美洲非法移民、东南亚难民在内的最易受伤害的外国工人通常被雇佣在中西部牛肉、猪肉及家禽工厂做包装工人，从事着这个国家里最危险的工作。）。移民史的研究是移民研究的前提、养料与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当代国际移民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历史研究阶段则是远不够的。随着国际移民现象的飞速发展，移民研究也迅即升温。1885年，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发表《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首创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者。[5]但是，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是最近30年的事情了。7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已经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移民理论亦随之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研究的重点与成果集中在关于移民与定居的理论(Theories on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上，主要探讨下面五个与国际移民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人们为何移民？当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或环境产生何种变化时，人们才感到有移民的必要？
第二，在移民过程中，帮助移民向目的地进发的因素有哪些？社会网络和其他联系是如何在移入和移出国之间提供信息、旅行方式并帮助新移民进入目的国的？
第三，已经或将要对移民与定居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哪些？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对移民和定居各有什么作用？
第四，移民是怎样成为定居者的？为什么在有些地方由此导致了歧视、冲突和种族主义，而在多元文化主导的社会里，移民与原住民却能相安无事？
第五，对于移入国而言，移民的定居对其社会结构、文化与国家认同有何影响？移民对移出国又有何影响？移民在何种程度上促使移入与移出国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当前的国际移民研究基本按此思路展开，在国际移民的发生、持续、发展与生存等问题上都取得了相当的理论突破。本文即对这些理论作一基本介绍与评析，期以引起我们对移民理论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二、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理论
当代国际移民理论形态各异，旁支众多。一般认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四个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6]
（一）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鼻祖是莱文斯坦。在莱氏的研究基础上，此后的人口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创造出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他们认为，“推”和“拉”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推”的因素，如人口增长、生活水准低、缺乏就业机会、政治压力等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良好与充足的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但是，正如后来诸多学者所批评的，“推拉理论”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违背历史的；它把移民纯粹看作是个人对收支成本理性比较的结果，忽略了外部强制因素如国家对移民的限制，反而将之视为移民过程中扭曲、失真的环节，因而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与“推拉理论”极为相似，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根源；移民将使得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进而也会消弭移民现象。按波尔雅斯(G.J.Borjas)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与“推拉理论”一样，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终将寻求能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定居……此寻求受制于个人经济能力和移入与移出国的相关法律、政策。在国际移民市场，各种信息得到不断交换，各式买卖亦得以左右权衡……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后，有的人得出留在国内仍较划算的结论；相反，有的人则认为出国更为有利可图。”[7]因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足以引发移民的浪潮，从长远看，移民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趋于相同，从而获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随着对移民问题的深入研究，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愈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其理论过于简化和片面，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国际移民的真实状况并预测其发展。
首先，研究表明，移民并非尽人皆可。成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口。其次，和“推拉理论”一样，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预言人口将由人口稠密地区迁往人口稀疏地区，这在解释部分地区的移民现实是有效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容易碰壁，很可能与当地国际移民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荷兰与德国，两国均是人口稠密国家，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最后，该理论无法解释，何以在相同的国家，人口流出或流入的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即移民的地区倾向性问题。比如：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通常移向法国而非德国？为什么土耳其人更多的是移向德国而非法国？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无视政治因素对移民的影响。相反，它通常将政治因素，比如国家，视作移民过程的非正常干扰因素。波尔雅斯甚至因此建议美国政府解除对移民市场的管制，通过对出价最高者出售护照使得移民市场完全自由化。[8]但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国家，特别是移民接收国，在移民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招募工人以及人口和人道主义的考虑，都是国家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历史上，鼓励移民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从现实看，各国的难民与庇护政策则是造成当代跨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因此，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即个人依据自由意志和“最大效用原则”进行移民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也无助于解释国际移民的现实。移民是集体行为，对它的研究须从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框架出发。
1991年斯塔克(Oded Stark)提出的“劳工移民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作出重要修正。斯塔克认为，市场极少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运作。移民的出现不能简单归因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他认为，获得资金和安全就业的机会，以及对付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需要也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9]比如，尽管墨西哥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但是由于缺乏开发的资金，因此，向美国移民仍是墨西哥人重要的选择。斯塔克的理论，或多或少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缺乏政治底蕴的缺陷，但因为影响不大，因此对其理论整体于事无补。正如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所讽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从骨子里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10]
（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The 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在解释早期自由移民上还有一定价值的话，那么对于解释7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则显得无能为力了。而且，正如索尔伯格(A.R.Zolberg)所言，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所假设的个人自由选择是不现实的；相反，国与国之间资源与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移入国政策的限制，已经极大地压缩了移民自由选择的空间。[11]针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不足，出现了历史——结构主义理论。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波赫底(Alejandro Portes)还是萨森(Saskia Sassen)都特别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并将移民主要看作是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认为，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劳工移民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与军事霸权、对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推拉理论”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个人的自愿移民（如1914年前横跨大西洋的欧洲向美国的移民）上，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移民的宏观过程，并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量流入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上。
历史—结构主义认为，历史上，为降低生产成本、攫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资本不断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和扩张，引发了边缘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剧变，传统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于是，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无根无系、随时准备漂洋过海的无产者阶层，他们随时被吸引到核心国家的经济部门从事廉价劳动，让人赚取高额利润，就这样，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全球劳动力供应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运转不停。[12]
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对历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也可以说，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在移民研究上的一个变种。虽说历史—结构理论与沃勒斯坦有诸多不同，但两者都认为正是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才导致了跨国移民和地区形势的动荡；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扩张，使得边缘国家日益融入到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对于理解某些类型的移民以及某些造成移民的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劳工移民的形成、发展历史也是有独到的见地的，也进一步探讨了移民由前殖民地向宗主国流动的原因。但是，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一样，都过于片面而无法去解释极其复杂的当代国际移民现象。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忽视了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因素、同时也低估了国家的作用的话，那么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高估了资本的作用，把资本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反而重视不够。因此，历史——结构主义理论遭到诸多移民研究学者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既然资本是如此渴求廉价的劳工移民、在劳工移民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从落后向发达国家的进程就应该是连续、不间断的；但事实上，移民的进程经常被种种因素所打断，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也通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其政策需要而不断调整的。其次，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对解释移民类型多样性问题也束手无策。它对解释劳工移民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其他众多类型的移民则显得勉为其难，而这恰恰成了这个理论的硬伤。最后，对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更为挑战的是，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很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而且，移民路线也与所谓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的方向并不吻合。
（三）双重劳动市场理论(The dual-labour market theory)
正如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已经揭示的那样，从劳动力迁移的角度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也是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1979年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提出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正是从这个方向对国际移民做了另外一番探索，对理解当代国际移民颇有帮助。
双重劳动市场理论也被称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这种划分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却不屑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移民接受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
与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比较而言，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很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虽然没有提出国际移民的普遍规律。但是，它首次从移民接受国内在机制的角度探索国际移民的成因。这样，这个理论就较好地解释了当代发达国家的一个看似荒唐的矛盾现象，即为什么一方面经济生活不断膨胀、对劳工的需求日盛一日；另一方面本国的失业率却任你采取何种刺激措施仍居高不下。此外，在发达国家社会一贯存在诸如“外籍劳工接受低工资，和本地工人竞争就业机会，影响了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这样的陈词滥调，（注：关于东南亚华人的著作也不少，如Victor Purcell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Mary F.Somers Heidhues于1974年出版的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篇幅不长，言简意赅，以颇有新意著称，被誉为继Purcell之后最好的一本东南亚华人通史。）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对此进行了有力地驳斥，认为外籍劳工的产生是发达国家的内需所致，外籍劳工的存在并不影响和挑战本地劳工就业机会。
当然，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对现实的诠释都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出发点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此，与斯塔克的“劳工移民的新经济学”只从移民输出国寻找移民的原因正好相反，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则只从移民接受国寻找移民的原因，故而该理论单纯从需求的一方，而不从供给的一方来看待所有跨国移民，注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其次，该理论专注于劳动力市场和劳工移民，对于解释20世纪上半叶的移民现象是有效的，对于70年代石油危机后中东地区吸引了大量石油工人这一重要的移民现象也可说言之有理，但是当代国际移民的诱因，决非仅有发达国家的市场召唤一途；引发人口跨国迁移的因素，已经不胜枚举。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作用，既是不恰当的，也显得不合时宜。最后，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显然忽略了网络移民(Network Migration)或者说移民链(Migration Chain)在当代国际移民中的重要作用。移民一旦产生，往往自成一体，本身形成了供给，创造了需求，正如彼得·邝在研究福州非法移民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蛇头’需要新的顾客来创造更丰厚的利润，他就同那些已经定居的福州移民有了一致的利益关系，因为这些移民也需要其他村民来充当廉价劳动力”，[13]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显然没有预见到，在全球化特征日益显著的今日国际移民中，移民链竟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四）移民系统理论(The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
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一样，移民系统理论也强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集体行为和制度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和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修正，它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
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使得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源自19世纪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没有60年代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事占领，也就很难出现如今多米尼加人向美国的移民；而朝鲜与越南对美国的移民，更是美国在当地长期军事卷入的直接结果；[14]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英国的移民则与历史上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与此相似，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也倾向于流向各自的前宗主国：牙买加人移往英国，马提尼克人流往法国，而苏里南人则选择荷兰；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的移民源自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土耳其人向德国的移民则与60和70年代德国大量招募土耳其劳工密切相关。
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体系中存在宏观与微观结构(macro-and micro-structures)双重结构。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状况、国与国关系，以及移入与移出国为控制移民与定居所制订的法律与各项制度，它对现代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移民链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在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当新移民到达目的地后尽快找到工作并适应环境等方面，移民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家庭与社区在移民链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移民链一旦建立，便将生生不息的运作下去。移民系统理论还认为，对亚裔移民的研究表明，移民的决定通常是由家庭而非个人所作出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使得移民得以发生和继续。因此，移民运动的产生就是宏观与微观结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系统理论对于移民与定居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结合移民与定居的实际情况而概括出一系列比较有价值的移民－定居模式，比如，波恩(W.R.B·hning)就曾经提出移民与定居的“四阶段说”，他认为，移民从发生、定居到生存、发展，主要是按以下四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新移民（主要是年轻的客工）到达移入国；此时该批移民有两个主要特点，即向家乡汇款和预期在工期结束后启程回国；
第二阶段，一部分移民留了下来，并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发展出对其在新环境生存有帮助作用的社会网络；
第三阶段，家庭团聚，长期定居意识的产生，对移入国的向往和与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区的形成、发展，使得移民日益倾向于在移入国永久定居下来；
第四阶段，移民的生存与争取公民权与其他社会权利、法律地位的阶段。此时，移民输入国政府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移民是最终取得平等的公民地位还是遭到排斥，悉数与该国政策及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5]
应当说，目前来讲，移民系统理论是对移民及定居现象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毫无疑问，移民系统理论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的不足。但是，在目前，移民的系统研究仍然停留在对国际移民的简单描述上，研究对象也往往只是集中在移民输入国一边，因此，“移民系统研究的潜力尚待开掘，目前它还只是徒有宏图”。[10]
三、国际移民研究的趋势
上述四种主要的移民理论，应该说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移民发生、持续、发展与生存的机制与途径。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其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是严重缺陷，对国际移民的五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并不总是令我们满意。从当前的情况看，国际移民的研究将具有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理论形态将进一步趋于完善
从逻辑上讲，移民理论应该包括两大部分，即移民与定居的理论(Theories on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和移民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的理论(Theories o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移民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的理论形态（如移民网络理论和积累因果理论）因种种影响而尚不完备；研究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如何持续的较多，研究移民的后果以及移民融合与转型的相对较少。上述四种主要的移民理论，在移民发生论上重墨叠彩，但都不甚关心移民为何留下来和如何留下来的问题，诸多精力放在了琢磨“娜拉为何出走”，却几乎毫不理会“出走后的娜拉该怎么办”。因此，在今后的移民理论研究中，加强移民社会本身的研究，自是大潮和趋势，移民的社会结构分析和文化适应等以往被忽略的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
第二，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论的改进势在必行
当前的国际移民研究从手段和方法论上讲是贫乏的。多数研究是分别从历史、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单个视角来进行，从而形成移民历史、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政治和社会等众多的研究领域，缺乏从整体的视野来进行宏观研究，尤其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这一点在目前的华人华侨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的移民理论往往只是从常识和经验出发，再以现成的各门类理论生搬硬套一番，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的狭隘性，也不能为移民理论提供知识的积累。
国际移民研究从本质上讲是跨学科的，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民族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和法律，都为移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灵感。因此，移民理论的深入研究，既需要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注意详尽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文献，又应该尝试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力求拓宽视野，把宏观的理论概括与微观的具体阐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对跨国人口迁移这一重要课题进行考察和论述，力求从理论的层次较为深刻地揭示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发展、演变进程和趋势。
第三，研究对象的拓展无可阻挡
当代国际移民现象过于复杂和难于从整体把握，也导致了移民理论的研究对象至今还有很多薄弱甚至空白之处：首先，非法移民、难民和被迫移民在当代跨国人口的迁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已是不争事实；另外，新的移民类型不断出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移民回流的势头，对这些类型的移民进行研究，是当前国际移民研究无可回避的一大要务；其次，在当代国际移民中，政府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什么因素比准入政策更影响移民的流向和规模了；历来的移民研究大都偏重经济动因，往往忽视了政府和政治的作用，这个倾向理应得到纠正。因此，对各国移民政策和移民之政治层面的研究，应成为移民理论今后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最后，当代国际移民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即女性在所有地区和所有类型移民中的比例不断增长；60年代之前移民呈现的是男性主导的特色，而当今随着大量女性走上跨国迁移之路（如菲佣流向中东地区，泰国女性则在日本寻求就业机会），女性已经日益成为和男性平起平坐的移民主流了，国际移民理论再也不能对之视若无睹了。
综上所述，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处于理论的重要成长期。中国是移民大国，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和传统，海外华人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国际移民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掌握作为中国人“亲戚”的海外华人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使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大潮的冲击下，能够抓住机遇，回应挑战，最终增进安全，加强国力。
［收稿日期］ 200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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