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对策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6-0029-06 意识形态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如果出问题，不会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也不会首先出现在政治领域，极有可能会首先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或思想领域。因为，一个政府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面对颜色革命的现实威胁，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我们必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与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安全的斗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高强度的斗争，如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另一类是和平的、隐蔽的斗争，如文化领域、信息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然较量无声，但影响深远。能否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 (一)意识形态事关社会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及要求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P580随着苏联的建立，“一球两制”成为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护自身的制度安全，无不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并否定和排斥对方意识形态。列宁曾言，“我们应当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2]P342列宁所说的“教育”，除了包括要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外，还包括要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47年3月，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政府炮制出“联邦忠诚法”，规定由司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对全国250万名公务员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对不忠诚者立即解除公职。后来，这种政治审查还扩大到军队、私人企业，结果有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极争霸局面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在“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蛊惑下，一些国人也信以为真，不愿意提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总认为那样太“左”，不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西方政治决策者们对此毫不隐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就职演讲中，仍然把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放在一起，视它们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当前，美国之所以要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鼓噪周边小国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在作怪外，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决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我们越是发展壮大，他们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横亘在东西方国家之间一条看不见却难以逾越的屏障，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终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3]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理所当然地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新的安全观，强调要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这11个国家安全要素中，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安全，但意识形态安全却深深渗透到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具体安全要素之中。比如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渗透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安全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安全；再比如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政治安全既包括执政党执政安全、政治制度安全，但也有政治思想、政治纲领的安全，而政治思想、政治纲领恰恰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其虽然不在总体国家安全范畴之内，却贯穿于各个具体安全要素之中。 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深层次的安全要素，所以美国历来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和推动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支撑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分别是“维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全球拓展美国式民主”“制定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这里，美国仍然把推行美国的民主视为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最新出炉的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推广“普世价值观”视为当前美国“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认为必须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尊重普世价值观。如同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不可能轻易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一样，我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也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 (三)意识形态事关执政党执政安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是一定阶级集团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没有条件的，既要有物质基础、组织基础、阶级基础，也要有思想基础。从逻辑上讲，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不仅“主义型政党”如此，“选举型政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主张或自己的思想、理论、主张受到社会怀疑，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就意味着失去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如果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出了问题，对外是老百姓不认同，对党内是导致凝聚力下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物质生活好了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最后也要出问题。”[3]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物质贫乏的年代，但我们决不能再掉进精神贫乏的陷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民众民主权力意识的提升，政党以强制或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执政地位的空间正在不断缩小，民众自我选择的空间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必须把加强意识形态调控、增加社会民众对自身的价值认同作为维护自身执政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清醒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做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冷战阶段，我国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是总体严峻但问题相对单一，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国外；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是总体稳定但问题趋于复杂，风险和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 (一)“颜色革命”是最大的威胁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仍很不太平。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策动“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1世纪以来一系列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策划发动的，由国内反对派组织实施的，以建立亲西方政权为目的的政权更迭事件。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世界已经发生了三个波次的“颜色革命”：第一个波次是“中亚波”；第二个波次是“西亚北非波”；现在是第三个波次——“远东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亚波”，还是“西亚北非波”，每一轮“颜色革命”都指向特定国家。第一波次是俄罗斯，第二波次是伊朗，第三次则是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放言，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入中国。事实已经证明，2008年西藏发生的“3.14”事件，2011年2月20日下午，发生在北京王府井所谓的“茉莉花革命”，2014年在香港爆发的“占中”事件，实际上就是中国版“颜色革命”。可以说，因为从中亚、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中尝到了甜头，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将“颜色革命”作为它们优先的战略选项和长期坚持的战略手段。在美国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以“颜色革命”的手段阻挠、阻碍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成为其战略选项之一。 (二)反主流社会思潮是最紧迫的威胁 反主流社会思潮，就是与我们党和政府主张相违背的社会思潮。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思潮多元化发展的衍生性产物。多元文化思潮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发展之幸，它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但多元文化思潮的衍生物——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存在，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主导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从而构成了影响主导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内源性风险。例如，一些人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用西方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这些错误思潮往往打着学术研究、探究人性、还原历史的幌子，采取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的方式，歪曲现行制度，抹黑党的历史，试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合法性。社会思潮对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理想信念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文化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同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大量涌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党内消极腐败是最根本的威胁 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比党员干部消极腐败对主导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更大威胁的事情了。这主要是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所决定的。普通公民对执政党的了解和判断，以及心理上的认同、进而理想上和信仰上的追随，主要是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接触实现的。革命年代，人民群众之所以相信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走，既在于它有感人的社会理想，更在于有无数真诚信仰并为之奋斗牺牲的践行者。现在，之所以出现信仰危机，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社会心理学上有个正效应递减、负效应递增现象。所谓正效应递减，就是领导层和下属的每一阶层，由于职责、视野、经验、信息量的不同，他们在执行某项任务时，活动效应会呈现层级递减现象；所谓负效应递增，就是如果领导层执行任务走样，那么每下一层，就会走样得更厉害。领导干部不讲党性原则，不信马列主义，怎么给人民群众讲马克思主义，怎么给下属讲崇高信仰？ 可以说，消极腐败是最严重的信仰雾霾。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消极腐败文化所激起的社会的情绪反应和对信仰的挑战，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分化”的力量。社科院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调查报告中，在回答“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时，有76.03％的人认为是由于干部腐败问题造成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排在第二位。有56.81％的人选择了“西方主流思想理论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积极面对党内存在消极腐败的问题。 (四)理论创新力不强是最深层次的威胁 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种政治纲领，还是一种社会情绪。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多种存在形式中，理论学说深刻影响着政治纲领，有力引领着社会大众的情绪，发挥着灵魂作用。正因如此，理论和学术领域历来是各种思想观念“交流与交锋”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持久的场所。谁在理论学术领域拥有话语权，就具有影响政策主张、引领社会大众的主导权。与这种客观现实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存在理论储备不足、创新力不强的问题。 表现之一是“西式教条主义”盛行。所谓“西式教条主义”，就是一些人把理论创新变成了对西方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的复制和传播，将西方学者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言必称“西方范式”、文必行“西方话语”已经成为这些人对“理论研究”的另类解读。大多数时间，我们是跟在西方学术界的后面进行理论解释，干的是为西方思想做理论普及的活。表现之二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从院士到硕士，从教授到助教每一个群体，都出现过学术腐败问题。学术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时有发生，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少了，一年磨十剑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作品的数量并不等于作品的质量，文化的平庸必然带来文化的危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所创造出来的研究成果根本抵制不住西方的话语霸权。现在高校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听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喜欢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说明不是马克思主义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解读太缺乏“阐释力”。理论没有阐释力，就不会有吸引力、感召力。 三、掌握工作主导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长期工程。我们要在强化认识、加强领导、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更主动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 (一)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力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我们常讲西方文化、美国文化，到底什么是美国文化？用《独立宣言》的概括，美国的文化就是“平等、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观，这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标志，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志。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明确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欠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苏联都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20世纪上中叶的苏联理论界，甚至还制造了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科学论”的人为对立，认为只能从科学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从价值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这种论调，首先从思想上主观地排除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考量和价值追求，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对立起来。这样的认识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使人们缺乏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信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产生茫然和困惑；二是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提供了空间和可乘之机。你不去占领，别人就去占领。 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还有人认为，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概括，主体层次太多、内容范畴太多，既不利于传播，也不利于践行。但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的历史进步性，我们已经从过去长期概括不出来，到现在提出了基本内容供大家研究，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讲，在同大学生、小学生见面时讲。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予了高度关注。就目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宣传、积极践行。 (二)切实践行政治理念，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力 现在我们之所以出现意识形态工作不好做的问题，既有意识形态工作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政治实践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政策给人民群众描绘的图景太美好，而现实有时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两者之间的背离，只能让人民群众怀疑理论的正义性。历史表明，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需要政治实践的先进性来印证。如果不能把我们理论所蕴含的先进性原则顺利转化为社会实践，不能转化为政策制度安排和执政行为；如果仅仅在党章、文件和领导讲话里宣传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而不注重把执政实践及其后果作为衡量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标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即使被说得天花乱坠，也仍然不能起到凝聚人心、引领人民的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更需要政治实践的纠偏。所谓政治实践的纠偏，就是通过从严治党让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行为彻底消失，而让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追求，真正转化为我们的执政行为，让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行为彻底消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提升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召力。 (三)关注百姓生活，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力 列宁曾指出：“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谈。”[4]P374大量事实也说明，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理论的支持程度，也取决于生活的支持程度。而这恰恰是我们失分的地方。我们光注意了生产，没注意生活。我们在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在生活领域，在老百姓认同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忽视百姓生活，就难以有效引领大众思想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很好的成效。”[3]今天的老百姓最关注公平正义怎么保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环境恶化怎么扭转、食品安全怎么监管、教育质量怎么提高、养老难题怎么破解、道德失范怎么治理、铺张浪费怎么杜绝、干部作风怎么改进等问题。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回避这些人民群众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无论怎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人民群众都不会相信，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四)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出去，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是一场持久战，要打好这场持久战，既需要提高内力，打好防御战，也需要积极作为，打好主动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曾指出，与他国人民进行文化交往是实施政治影响的一种途径，也是加速向其他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催化剂。当前，我们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走向世界都无异议，但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能否“走出去”的问题上，大都讳莫如深。这就使得我们在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对内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对外讲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背后就是缺乏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伴随着国家的积贫积弱，中国人的精神也垮了，始终对自己的价值观缺乏信心。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物质贫乏的年代，国人的足迹也已经遍布世界，但在价值观方面，仍然感觉矮人一等，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冲击下，疲于防守。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提价值观自信，他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5]在世界文化大交流、不同价值观大碰撞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出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6]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冲击，真正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收稿日期]2015-10-16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习近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