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癌321例诊治及生存率分析

胰腺癌321例诊治及生存率分析

李启勇[1]2002年在《胰腺癌321例诊治及生存率分析》文中提出目的: 了解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胰腺癌诊治情况,探讨胰腺癌的不同治疗方法对其生存率的影响,总结胰腺癌的诊治经验。 方法: 收集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90年1月至2000年12月收治的较完整的321例胰腺癌资料,使用Access建立完善的胰腺癌病人数据库,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对所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所有病人进行随访研究(家访结合电话随访、信访)。其中生存分析主要采用乘积极限法(Kaplan-Meier method),并进行时序检验(log-rank test),同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本组资料获得早期诊断(Ⅰ、Ⅱ期)17例,根治性切除率为100%,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3.33%、40.00%、30.00%,明显高于其它各组病人(P<0.05)。 本组资料显示,胰头癌、胰体尾癌和全胰癌最常见的首发症状为上腹痛、腹胀不适。 本组手术切除率为37.70%(95/252),根治性切除率为23.81%(60/252)。手术时间与预后相关,回归系数为0.995(P<0.01)。 全组根治性切除术后的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55.77%、17.40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3.92%,根治性切除组分别与其它各组比较差别有显着统计意义 (P<0.of),其它各组之间比较差别无统计意义(P>0.05)。 结 论: 二.本组资料显示,提高早期诊断率能显着提高胰腺癌的长期生存率。 2 根据我国国情,我们认为,B超检查应是普查手段,所有40岁以上病人, 上腹痛及腹胀不适均应行B超检查以排除胰腺癌,对临床上怀疑胰腺癌 的病人,应常规行CT检查。 3.本组资料显示,组织专业的胰腺癌治疗队伍与手术操作规范化是改善胰 腺癌治疗效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4.根治性切除仍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姑息性治疗不能延长胰腺癌 病人生命;胰腺癌进行单一外科治疗的效果不容乐观,应寻求一种更为 有效的治疗模式。 5.我院胰腺癌的诊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赵萍[2]2017年在《胰腺良性和低度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诊治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胰腺同时具有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胰腺良性肿瘤可分为胰腺内分泌良性肿瘤和胰腺外分泌良性肿瘤[1]。胰腺良性肿瘤以往多被认为是完全无恶变倾向的良性疾病,而部分胰腺良性肿瘤后被证实有恶变倾向。例如,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T)之前被认为是一类良性肿瘤,而在2010年第4版消化系统肿瘤WHO新分类中,则认为所有实性假乳头状瘤均是低度恶性肿瘤[2]。以往认为胰腺浆液性囊腺瘤(SCN)多为良性,大多数学者建议对其保守观察,但近些年来国内外偶有浆液性囊腺癌的报道[2]。临床上常见的胰腺良性肿瘤主要包括:浆液性囊腺瘤、腺泡细胞囊腺瘤、成熟畸胎瘤、囊性淋巴管瘤、神经鞘瘤、血管瘤等,胰腺低度恶性肿瘤主要包括:高分化(低-中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实性假乳头状瘤、黏液性囊性肿瘤(MCN)、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IPMN)等。其中SPT、SCN、MCN、IPMN均属于胰腺囊性肿瘤(PCNs)[3]。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总体发病率相对较低、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又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方法,容易漏诊、误诊,贻误诊疗时机。随着近些年来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的临床检出率不断升高[4-5]。由于对肿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且部分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可发生侵袭、转移[6-7],甚至危及患者生命,此类疾病的存在造成很大程度上的焦虑。而准确及时的诊断对于避免过度治疗或错失治疗良机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对此类疾病的诊治经验不足,术前区分各种类型的病变,并确定病变是良性、恶性或潜在恶性是极具挑战性的。故有必要提高认识,重视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目的分析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的临床表现、病理特征、诊疗措施及预后,为该类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0年8月至2015年12月间收治的127例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所有病例均经我院病理科医师进行组织病理学诊断证实为胰腺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回顾性分析127例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特征、免疫组化、影像学检查、手术方式选择、术后并发症及预后,总结其临床病理特征、诊治及预后。数据经SPSS21.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部分不满足χ2检验条件者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27例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患者年龄为10~79(42.6±16.3)岁,男女患者比例1:1.82。PNEN最常见(55%),其次为SPT(26%)。临床表现以上腹痛及上腹不适为主(32%),无症状体检发现者占22%,41例胰岛素瘤均表现为Whipple叁联症。16例(12.6%)上腹部压痛阳性,5例(3.9%)可触及腹部包块。9例(7%)术前肿瘤标志物、转氨酶轻度升高,37例(90.2%)胰岛素瘤术前胰岛素释放指数(IRI/G)>0.3。超声、CT及MRI对肿瘤的检出率分别为73%、93%、92.3%,且CT检出7例转移病灶(7/8)。肿瘤多单发,胰尾及胰体尾部最多见(46.5%),其次为胰头部(33.1%)。肿瘤直径0.2~12(4.25±2.93)cm,胰腺囊性肿瘤(PCNs)平均直径大于PNEN的平均直径。免疫组化标志物中,CK、Syn、CgA、CD56、CD10、Vimentin、AAT在SPT与PNEN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SE、PR、β-Catenin、CD34在SPT与PNEN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6例行手术治疗,最常用的是胰腺肿瘤剜除术(61.2%)。术后27例出现并发症(23.3%),最主要的术后并发症是胰漏(44.4%)。本组共9例(7.1%)术前被误诊,其中8例为胰岛素瘤,被误诊为癫痫或精神病,1例SPT误诊为胰腺假性囊肿。随访96例,1例SPT术后复发转移至胸椎、腰椎,1例浆液性囊腺瘤(SCN)术后新发糖尿病,其余患者均无肿瘤复发、转移或因疾病而死亡的证据。结论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是一类好发于女性的肿瘤,临床症状不典型或无症状,其中胰岛素瘤最易漏诊、误诊。CT是主要的术前诊断手段。手术切除是首选治疗方法,胰腺肿瘤剜除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免疫组化有助于SPT与PNEN的鉴别诊断。胰腺良性及低度恶性肿瘤总体预后较好,但部分肿瘤可发生侵袭、转移,影响患者预后。

罗振国, 杨萍, 何晓璞, 周逸婵, 朱国琴[3]2017年在《胰腺导管内乳头状肿瘤37例诊治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IPMN)的临床及病理特征,提高其临床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0年8月至2015年9月收治的37例IPMN病人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结果 37例IPMN病人中,男24例,女13例,平均年龄(64.13±11.62)岁;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上腹部疼痛,共22例(59.5%);其中主胰管型16例(43.2%),分支胰管型13例(35.1%),混合型8例(21.6%);胰腺磁共振/磁共振胆胰管造影(MR/MRCP)的诊断符合率最高,为68.7%(11/16),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超声内镜(EUS)的诊断符合率均为50.0%(15/30,2/4);病理诊断轻度不典型增生9例(24.3%),中度不典型增生20例(54.1%),重度不典型增生6例(16.2%),浸润癌2例(5.4%)。不同恶性程度IPMN病人血清糖类抗原19-9(CA19-9)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所有病人均接受手术治疗,术后中位随访时间33月(3~72月),死亡2例,失访13例,5年生存率达94.6%。结论 IPMN在老年人多见,主要表现为非特异性消化道症状,影像学检查阳性率有待提高,手术治疗有效,预后良好。

赵向前[4]2010年在《影响Vater壶腹癌切除术后远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研究影响壶腹癌切除术后远期疗效的临床病理因素;2、探讨壶腹癌局部切除的指征;3、判定免疫组织分型的可行性及适用性,研究骨桥蛋白(OPN)、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Artemin的表达对壶腹癌术后远期疗效的影响。方法:1、对解放军总医院1993年1月1日—2008年12月30日间接受手术治疗的壶腹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将手术方式、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与生存状况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影响壶腹癌患者术后远期疗效的主要因素。2、将行局部切除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总结,对两组的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程度及生存期进行对比,探讨局部切除的指征。3、应用免疫组化SP法,对150例壶腹癌患者标本进行CK7、CK20、OPN、MMP-2、Artemin蛋白的检测;根据CK7、CK20的表达进行组织分型,研究组织分型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并将分型结果联合OPN、MMP-2、Artemin的表达进行生存分析。结果:(一)、1、局部切除组的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胰十二指肠切除组;局部切除手术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相比,两种术式的总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2、胰十二指肠切除组中高、中分化患者及T2期患者与局部切除组中高、中分化患者及T2期患者各自对比,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3、T1期患者中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者生存期明显长于行局部切除手术者。4、单因素分析表明,肿瘤分化情况、浸润程度、淋巴结有无转移与患者的生存期关系密切,而肿瘤大小则与生存期无关。5、多因素分析表明,肿瘤分化程度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是影响生存的最重要的危险因子。(二)、1、根据CK7/CK20染色结果可以将壶腹癌分为肠型、胰胆管型和混合型;其中以混合型为主,肠型次之。2、壶腹癌的组织分型与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程度、淋巴结有无转移无关。3、肠型中OPN表达阴性者生存期优于胰胆管型中OPN表达阳性者。4、MMP-2表达阴性者中,肠型壶腹癌的生存期优于胰胆管型,而MMP-2表达阳性者中,叁种组织类型间的生存期无明显差异。5、Artemin的表达与壶腹癌的生存无关。结论:1、局部切除术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相比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两者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2、T1期患者应尽可能选择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根据壶腹癌局部扩展的程度进行的T分级并不能真正代表肿瘤的进展情况。3.肿瘤分化程度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可以作为选择手术方式的依据。4、运用CK7,CK20对壶腹癌分型对判定壶腹癌患者预后有一定帮助,但应结合OPN进行分析。5、OPN在壶腹癌的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但还需进一步研究。6、可能有别的因素与MMP-2共同参与影响了壶腹癌的发生、发展。

方焕松[5]2015年在《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研究及机制探讨》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以参桃软肝方为基本方辨证加减与索拉非尼联合应用,观察其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同时采用国际公认的生存质量评分量表EORTC QLQ-C30对患者生存质量进行随访观察评价其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采用NCI不良反应事件标准评价其安全性。通过动物实验方法,构建裸鼠肝癌移植瘤模型,探索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的抑瘤作用及其相关的作用机制,以为中医药联合索拉非尼等靶向药物治疗原发性肝癌提供一定的实验参考依据。方法:1.临床研究部分: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病例60例,其中中药联合组30例,对照组30例。中药联合组给予口服索拉非尼400mg,每日2次,同时给予参桃软肝方为基本方的辨证中药汤剂口服。对照组给予口服索拉非尼400mg,每日2次。每月对入组患者进行随访,评价肿瘤控制情况,记录患者疾病进展时间及生存时间,同时随访监测患者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βIL)、白蛋白(ALB)等肝功能指标,评价患者肝功能分级情况。并采用国际公认的生存质量评分量表EORTC QLQ-C30对患者生存质量进行随访观察评价患者生存质量情况。采用NCI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记录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以评价药物安全性。2.实验研究部分:构建裸鼠HepG2肝癌移植瘤模型,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参桃软肝方组、索拉非尼组和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组,然后进行灌胃给药。给药期间每3天测量瘤体体积和小鼠体重。给药结束后,取瘤体测量瘤重,计算抑瘤率。应用Western blot方法检测瘤体组织PI3K、AKT及其磷酸化表达水平以及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表达,以探索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的抑瘤机制。结果:1.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在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中,患者的肿瘤客观缓解率(ORR)与对照组无明显无差异(13.3% VS 10.0%,P>0.05);而在肿瘤的疾病控制率(DCR)方面,联合组的疗效高于对照组(66.6% VS 46.6%,P<0.05),提示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不能提高对肝癌患者的客观缓解率,但可提高其疾病控制率。两组的生存率比较结果显示,在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中,患者的3个月生存率、6个月生存率与索拉非尼单药组无明显差异(51.0% VS 46.6%,43.7% VS 34.3%,均P>0.05);而对比两组1年生存率发现,中药联合组患者的1年生存率优于对照组(38.3% VS 21.7%,P<0.05),提示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不能提高肝癌患者的的近期生存率,但可以提高患者远期的1年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对两组的疾病进展时间和生存时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肝癌患者的中位疾病进展时间(mTTP)与索拉非尼单药组相比无差异(4.3个月VS 3.6个月,Z=0.858,P=0.354),提示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较索拉非尼单药组,两者在延长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方面无明显差别。患者生存曲线显示,联合组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时间(mOS)为7.7个月,索拉非尼单药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6.1个月,联合组较对照组延长1.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998,P=0.014),提示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对比较索拉非尼单药组可以提高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组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血清AFP水平比较显示,联合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血清AFP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P<0.01);两组间的血清AFP水平治疗前后差值(AFP治疗前后差值=治疗前血清AFP-治疗后血清AFP)比较显示,联合组血清AFP水平的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359.83ng/ml VS 266.23ng/ml, P<0.05)。提示,经治疗后,两组肝癌患者的血清AFP水平均出现明显下降,且联合组血清AFP水平的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内治疗前与治疗后血清ALT、TBIL及ALB水平统计学比较显示,联合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血清ALT和TBIL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而两组治疗后的血清ALB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提示,治疗后两组的肝功能均有不程度的好转。两组间治疗前后血清ALT、TBIL及ALB差值(治疗前后差值=治疗前数值-治疗后数值的绝对值)比较显示,联合组患者ALT和ALB的差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而两组患者的TBI治疗前后差值无明显差异(P>0.05),提示联合组对患者ALT和ALB等肝功能指标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而对TBIL的改善方面两组无差异。治疗后两组肝功能分级的稳定好转率分别为76.7%和56.7%,联合组肝功能分级的稳定好转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联合组对肝功能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可增加对肝癌患者肝功能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中,患者在功能领域各项评分及总体健康状况领域评分较治疗前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症状领域的疲倦、恶心与呕吐、气促、失眠、食欲丧失、疼痛、便秘和腹泻评分均较治疗前减少,差异显着(均P<0.05),在经济困难领域评分较治疗前升高(P<0.05)(见表11)。依据EORTC QLQ-C30(V3.0)中文版计分规则:功能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领域得分越高,说明功能状况和生命质量越好;而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命质量越差),提示治疗后联合用药组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经济困难领域出现恶化,而在其余各项领域均得到改善。在对照组中,患者功能领域各项评分及总体健康状况领域评分均亦较治疗前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症状领域的气促、恶心与呕吐、失眠、疼痛和便秘评分均较治疗前减少,差异显着(均P<0.05),而在疲倦、食欲丧失、腹泻和经济困难领域的评分均较治疗前增加(均P<0.05)(见表12)。依据EORTC QLQ-C30(V3.0)中文版计分规则:提示治疗后索拉非尼单药组的生存质量总体上有一定提高,但在疲倦、食欲丧失、腹泻和经济困难等领域出现恶化。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质量评分差值(生存质量评分差值=治疗后生存质量评分-治疗前生存质量评分)结果显示,在功能领域方面,联合组在躯体和情绪功能方面的评分优于对照组(均P<0.05),而在角色、认知和社会功能方面的评分两组无明显差异(均P>0.05);在症状领域,联合组在疲倦、恶心与呕吐、气促、食欲丧失和腹泻方面的评分优于对照组(均P<0.05),在便秘、失眠、疼痛和经济困难领域等方面的评分两组间无明显差异(均P>0.05);在总体健康状况领域,联合用药组的评分亦高于对照组(均P<0.05)。提示治疗后联合用药组的生存质量总体上优于索拉非尼单药组,尤其在躯体、情绪功能领域以及在疲倦、恶心与呕吐、气促、食欲丧失和腹泻等症状领域中,联合组对生存质量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研究过程中,两组患者发生的不良反应情况如表,对比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的手足综合征、腹泻、疲劳、皮疹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而两组患者骨髓抑制和高血压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均P>0.05)。提示索拉非尼与参桃软肝方联合应用,可明显降低索拉非尼的手足综合征、腹泻、疲劳、皮疹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但对索拉非尼骨髓抑制和高血压不良反应的发生无明显影响。2.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中药组,索拉非尼组以及联合组的瘤体体积均小于对照组(均P<0.05),索拉非尼组的瘤体体积小于中药组(P<0.05),而联合组的瘤体体积小于索拉非尼组(P<0.05),提示参桃软肝方对肿瘤的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其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不及索拉非尼,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应用时,可增强索拉非尼的肿瘤抑制作用。各组瘤重的比较结果显示,中药组,索拉非尼组以及联合组的瘤重均小于对照组(P<0.05),索拉非尼组的抑瘤率优于参桃软肝方组(44.5% VS 31.9%,P<0.05),而联合组的抑瘤率高于索拉非尼组(68.7% VS 44.5%,P<0.05),提示参桃软肝方和索拉非尼体内均对肝癌瘤体有一定抑制作用,其中索拉非尼对肿瘤的抑制作用高于参桃软肝方,而两者联合应用时,可进一步增强对肝癌的抑制作用。Western blot结果显示,正常的肝癌HepG2细胞瘤体组织中,其PI3K和AKT蛋白呈高表达,而中药组,索拉非尼组以及联合组的PI3K和AKT蛋白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均P<0.05),以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的PI3K和AKT蛋白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下降最明显(VS.中药组和索拉非尼组,均P<0.05),而索拉非尼组与中药组的PI3K和AKT蛋白表达及其磷酸化水平无明显差异(均P>0.05),提示索拉非尼和参桃软肝方均可抑制PI3K、AKT蛋白的活性,两者对PI3K、AKT的抑制作用基本相同,而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应用时,可增强对PI3K、AKT蛋白活性的抑制作用。Western blot结果还显示,正常组的VEGF和PDGF蛋白呈高表达,而中药组,索拉非尼组以及联合组的VEGF和PDGF蛋白表达均较正常组明显下降(均P<0.05),其中索拉非尼组中VEGF和PDGF的表达均低于中药组(均P<0.05),而索拉非尼联合参桃软肝方组的VEGF和PDGF蛋白表达下降最明显(VS.中药组和索拉非尼组,均P<0.05),提示索拉非尼和参桃软肝方均可抑制VEGF和PDGF蛋白的表达,索拉非尼对VEGF和PDGF的抑制作用优于参桃软肝方,而两者联合应用时,可进一步增强对VEGF和PDGF蛋白表达的抑制作用。结论:1.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较单药索拉非尼可提高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疾病控制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2.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应用可改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生存质量,其对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程度优于单药索拉非尼。3.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时,可改善患者肝功能情况,并可降低索拉非尼不良反应的发生。4.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应用,可增强对肝癌瘤体生长的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协同抑制PI3K/AKT信号通路以及抑制VEGF和PDGF等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有关。

佚名[6]2008年在《肿瘤学》文中研究指明20080706CT引导下125I放射粒子种植治疗恶性肿瘤24例/杨斌…∥实用临床医学.-2008,9(4).-61~6224例术前均经病理细胞学诊断、35~86岁。在CT引导下经皮穿刺微创方法种植125I放射粒子治疗。术后1、2、4w观察血象变化及疗效

蒋敦科[7]2008年在《消化系统类癌41例的诊断和治疗》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消化系统类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方法回顾分析我院1977年12月~2007年5月收治的消化系统类癌41例的诊治经过。按类癌浸润深度分粘膜及粘膜下层、肌层、全层叁组;按类癌直径大小分叁组,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探讨类癌浸润、转移与年龄、病程、肿瘤直径大小与的关系。结果本组共41例,直肠多见,20例,其次为胃6例,胰腺4例,阑尾3例,十二指肠、结肠各2例,食管、肛管、肝、后腹腔各1例。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以腹痛、消化道出血、腹泻为主要表现。有远处及淋巴结转移共9例。行胃肠镜检查确诊18例;CT诊断2例;MRI诊断1例;B超引导穿刺诊断1例,手术探查确诊19例。类癌直径大小在浸润粘膜及粘膜下层与肌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浸润全层与浸润粘膜及粘膜下层、肌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类癌转移在浸润粘膜及粘膜下层与肌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浸润全层与浸润粘膜及粘膜下层、肌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类癌直径的增大,转移发生率增高。治疗:内镜下肿瘤粘膜下切除1例,手术切除37例,拒绝治疗3例。结论对消化系统类癌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对直肠、肛管的类癌行直肠指诊尤为必要;内镜检查和手术探查是确诊的主要手段。对消化系类癌的治疗,首选手术切除,内镜下治疗是一种微创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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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Vater壶腹癌切除术后远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D]. 赵向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 2010

[5]. 参桃软肝方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研究及机制探讨[D]. 方焕松.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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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化系统类癌41例的诊断和治疗[D]. 蒋敦科. 广西医科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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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321例诊治及生存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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