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群体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作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远远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在1900年以前，以机械印刷取代手工印刷为标志，中国近代出版业即已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并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演进。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整个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并导致了从作家写作、作品的发表与出版到文学流通和接受等各个流程与环节特定的运行机制的建立。正因为此，有学者提出应以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标志。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以“五四”前后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着重考量的是文学内在的蕴含；而以现代出版业的成型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则更注重考察文学外在的表现形态。
同时，现代出版在与现代文学产生关系时即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它对现代作家的职业化、群体性生存以及文学社团的聚散流变，对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作用。现代出版兴起以后，对于现代作家的生存状态而言，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刊物兴则群体兴，刊物散则群体散”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青年》兴，则“新青年作家群”生，《新青年》改向，则新文化统一阵线不存。
一、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的群体生存
晚清的文学团体不多，但作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利用文学刊物宣传文学主张；“五四”以后，作家群体组成的文学社团流派蜂起，茅盾在考察20年代初的文坛时曾说：“从民国11年(1922)到14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②”。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个社团都与一种报刊相对应，有的是因为某报刊的需要，有的则是社团主动寻求出版业的支持，最终都以报刊为阵地形成紧密的或松散的作家群体，如郭沫若等人在筹划创造社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群、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之间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复杂联系，但都以期刊为纽带，且刊物、出版机构、社团、流派诸多因素常常纠结在一起。从新文学倡导时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到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文学周报》)、《诗》月刊、《晨报副刊》等及其出版的近百种丛书，再到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及其出版的十数种丛书，都显示出这样的特点。以刊物为核心阵地的有组织的文学社团，是“五四”时期凝聚文学力量的常见形式。当时，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使同人作家们保持着相对稳固的立场，使刊物凝聚成一个坚定的声音，各个杂志的主编或灵魂式人物往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者的身份和地位，并成为刊物巨大的召唤性和凝聚性力量。于是分散在不同角落里不同团体的声音汇成了“众声喧哗”的景象，20年代初中期涌现了“不下一百余”④个文学社团和刊物，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在杭州有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天津有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未名社(先与原狂飙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新月社(先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1926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等等。尽管这些文学团体和刊物中有不少产生之后不久就消失了，但大多数社团都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并有意识地利用刊物“呼唤同道，造成风气”⑤，或繁盛一时，或坚持甚久，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性作用，显示着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⑥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大群”作家的出现是新文学开创之初即形成的一个重要局面，而这与现代出版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作家这种集团性的运作方式，又是与当时文坛各方之间尖锐的斗争现状分不开的。“历史上的陈独秀何曾真正‘独秀’？没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兄弟的勉力加盟，同气相求，‘新青年’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号召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在‘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中黯然败北。文学研究会如果不以旗帜鲜明的社团形象出现，很难想象会在旧文学和市民文学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且冲杀得威风凛凛。相对于敌对的一方文艺家们固然要组成自己的社团采用群体战术克敌制胜，面对同一阵营要想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别致的精神诉求，也必须借助社团的形式，发挥团队优势，才能免于被淹没、被覆盖的遭际。……”⑦这段话切中要害，揭示出了“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社团现象发生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显然，作家们已经注意到了群体性力量在斗争中的不同效果，并主张以刊物集合作者群和读者群，有规模地与文艺道路上的各种阻碍性力量抗衡，在这里，文学社团的运作同样可以归结为作家为了生存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可以说在现代文学运行机制下，作家的群体性生存不管是否与社团发生直接的联系，都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或心理的现实。
随着新文学的逐步发展和成熟，文学社团这种形式开始被更为松散的作家联谊形式所取代，刊物而不是社团更多地成为维系作家群体生存的方式，如成立于20年代初中期的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未名社等，就不像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关，新月社原本只是一个作家的俱乐部。虽然松散，但这些作家一般都由共同的刊物维系而成为一个群体，从而印证了现代出版特别是现代报刊对文学社团、作家群体形成所产生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体现出新文学在发展中进一步走向成熟。
有学者概括出了流派“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构成”一般可能具备的五个要素，即“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⑧。对于这五个要素，虽然各流派的情况互有差异，但掌握一定的报刊媒体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有了刊物不一定能形成流派，但流派的发生和发展如果离开了刊物则举步维艰，不论是同人刊物，同人与商业相互依存的刊物，还是纯粹的商业性刊物，编辑的编辑思想和艺术主张都决定着流派发生、发展和嬗变的空间。他们“如果拥有刊物或报纸副刊来联络、培植和发现意气相投的一群作者，沿着大体相近的文学方向和审美情趣进行探索和开拓，那么一个文学流派的发育成形已经是可以指望的事情了”⑨。京派的形成和发生影响，即与沈从文、萧乾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废名、冯至编辑的《骆驼草》，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的《水星》以及朱光潜编辑的《文学杂志》等大致一贯的美学主张有深刻的因缘；而从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创办的《新文艺》月刊，到施蛰存、杜衡等编辑的《现代》杂志，同样可以找到某种30年代现代派萌芽和生长的潜在线索。
应该注意的是，群体性的生存方式对于现代作家的创作和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也会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或者某一时期形成一种引导和鼓励，在另一时期就会成为一种排斥和束缚。如“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是“左联”培养出的青年诗人，胡风作为“七月”派的精神领袖，又帮助鲁藜、绿原、阿垅、曾卓、芦甸、牛汉、杜谷等一批初涉文坛的青年成长起来，显示出社团培养作家的实绩，然而，“七月”作家后来的荣辱恩怨也离不开这个群体的关系。还有，作家的群体性和刊物的同人性，可能对新作家尽快掌握某种写作路数，尽早凸显自己的艺术个性有所帮助，但前辈作家对后辈作家的引导也难免会有不少的误导和误铸，特别是前辈作家或共有刊物由对新生作家的作品的规约或修改转而成为“对写作人的修改”⑩时，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新生作家不是为自己而写作，也不是为读者而写作，而为某个刊物、某些编辑而写作，甚至为了追随某些前辈作家而丧失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再有，身处集团之中的作家还常常要受到来自集团利益的压迫。《新青年》群体在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以协同作战的姿态而展开与传统势力的应对，但当新文化站稳脚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新文化阵营内部分化了。新文化阵营的分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不堪各自集团利益惯性的压力，张扬个人才情的潜在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被忽视了的原因。陈独秀坚持《新青年》左倾的编辑方针，与很多同人产生了分歧，对于其他人来说，此时的《新青年》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一种令人难以忍耐的压力，于是他们纷纷调整方向，选择自己的路。
二、现代出版与文学社团的聚散流变
文学史上同一个作家群的聚散流变或不同社团流派之间的矛盾论争，其中的复杂因素不仅是研究者的难题，就是当时的作家本人也常常会说不清楚。其中的难点之一，就是出版活动(包括出版方针、经济因素等)与“同一个作家群的聚散流变”以及“不同社团流派之间的矛盾论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前面提到当年《新青年》阵营的分化，除了其成员个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编辑们的编辑思想产生了根本分歧。“‘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几乎都是同人刊物。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11)。如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登出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正式宣布由商业性刊物转变为同人刊物，成为中国新文学同人刊物风气的起点。但这些为某种艺术理想而生存的作家群体往往都有着短暂的命运，因为“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12)。
新文化运动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以后，《新青年》两大旗手陈独秀、胡适对新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他们都想通过《新青年》传播和实践自己的主张，从而导致了《新青年》内部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的重大分歧。据茅盾回忆，陈独秀1919年夏被捕以前，“因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与胡适为首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的右派发生冲突。陈独秀、李大钊主张《新青年》谈政治，而胡适及其追随者主张不谈政治，甚至要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而把《新青年》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性刊物。当然此所谓‘哲’是指19世纪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胡适所崇拜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而所谓研究文、史的方法，亦无非是‘大胆假说，多方求证’。陈独秀一怒之下，说《新青年》本来是他创办的，他要带到上海去。陈独秀被捕又释放后，他在北京不能存身，及至秘密来沪，《新青年》在上海出版，已成定局”(13)。这很典型地演示了“五四”时期一个同人刊物和同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分化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及其所包含的有关现代出版方面的意蕴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
除了《新青年》作家群，“五四”时期大量涌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在其后的发展中，如果要说有什么共同的趋势和特点，那就是从“同人性”到“商业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是现代文学传播方式和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必然结果。
20年代末，中国不少新文学社团都发生了分化和重组，这与当时文学刊物从北京到上海的转移，从“同人性”到“商业性”的转变有潜在的关联。随着20年代末北京作家的南迁，北新书局、《语丝》和《现代评论》等新文化的阵地也如影随形地迁到了上海，离开了原来支持刊物的同人，杂志不得不进入市场，由同人刊物转化为商业性刊物。《语丝》杂志及语丝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24年11月，初创于北京的《语丝》是严格的同人刊物，作者主要是北大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不但不取稿酬，在最初的时期还要自付印费。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禁，在北京编好的第155、156两期于同年11月迁往上海的北新书局印行。《语丝》南迁上海后，鲁迅、柔石、李小峰先后担任编辑，但从鲁迅接编开始，“《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14)。分析其原因，鲁迅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遭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这样一来，“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15)。
鲁迅的这段回忆如果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恰好给“同人刊物”在商业化都市上海的“无地自容”做出了最好的注脚。《语丝》南迁上海后，原来聚集在刊物周围的作家群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流变，如周作人、废名等继续留在北方的作家又新办了同人性刊物《骆驼草》，而“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没有了刊物同人的经济和稿件的支持而要继续生存下去，《语丝》只能向商业性刊物转变，于是便有了“医生的诊例”、“袜厂的广告”、“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这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广告的杂乱”，但对负责《语丝》出版发行的北新书局负责人李小峰来说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呢！有广告登载的时候，虽然杂乱不堪，《语丝》尚可艰难维持；经过鲁迅的几次当面或是写信的质问之后，“广告却也不见了”，但在这以后没多久，《语丝》也终于迎来了停刊的厄运。可以说，以《语丝》为标志，刊物的南迁上海，宣告了“五四”时期大量存在的“同人刊物”时代的终结，文学刊物的商业化运作和经营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时代的选择；而“‘同人刊物’的昙花一现，也给中国期刊更全面认识文化市场提供了一次机会”(16)。这种刊物性质的变化所带来的作家群体的聚散变化和文学性质的根本转变，已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本体结构系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其生存方式是否能够经受市场经济的变化，文学群体的统帅核心人物、期刊、丛书等生命形式，都必须与出版家联系，群体的起落和聚散，冲突与融合许多直接产生于此”(17)。
30年代以后，有的商业性刊物还直接打出“非同人”的旗号，标榜其商业性和开放性的编辑方针，登载各类作家的作品，扩大刊物的传播范围，增加销量。《现代》杂志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现代》上发表作品的近200位作家中，既有海派文人张资平、叶灵凤，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也有京派作家周作人、沈从文、废名，还有老舍、巴金等自由作家；在上面发表评论的作家既有鲁迅、冯雪峰、周扬、茅盾、瞿秋白等左翼作家，也有韩侍桁等“中间派”作家以及胡秋原等“自由人”；文艺理论方面，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有《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创作上，既有穆时英的《公墓》、《上海的狐步舞》一类现代主义作品，也有茅盾的《春蚕》、张天翼的《丰年》等现实主义作品……出版《现代》杂志的现代书局，在淞沪战争以前，曾发行《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刊物，因遭到当局查禁而停刊；后来迫于官方的压力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反响并不好，并最终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消散。淞沪战争后，“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有的文艺刊物，几乎都停止了”(18)，现代书局正是抓住了当时文化出版事业有待复兴的时机，吸取前面数次波折的教训，决定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刊物，“以发展书局的营业”(19)。出于这样的出版动机和编辑思想，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选择了施蛰存担任主编。施蛰存在当时既不属于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立场中立，并曾创办过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和《无轨列车》等杂志，在编辑文艺刊物方面颇富经验，这些恰好符合现代书局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施蛰存在《现代》的《创刊宣言》(20)中明确指出：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而在后来的回忆中，施蛰存也坦言，“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21)；宣言中的“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22)。
由于施蛰存的努力，《现代》的发行量创下了当时期刊之最。据张静庐回忆，“《现代》——纯文艺月刊出版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连带提高了。……第一年度的营业总额从六万五千元到十三万元”(23)。可见，《现代》杂志对于“非同人”性质的标榜，更多地并不是出于书局文化理想的追求，而是商业利润的目标。《现代》的成功也表明：在30年代，“非同人”出版物与当时作家松散的群体性生存状态达成了某种契合。
三、文学论争背后的出版利益之争
现代文坛上各社团流派之间的论争，表面上看主要是思想的碰撞与对峙，但背后也常常会隐藏着一定的功利性因素。而不同作家群所依托的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则是其中一个非常直接却又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创造社对于文学研究会所谓“垄断”新文艺的批判，除了出于对生存危机的精神压迫的一种宣泄，同时也含有若干出版企业商业竞争的驱动。
创造社虽然诞生于留日学生中间，但始终与上海出版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经济方面来说，创造社成员都是一些“穷文士”(24)，从一开始就被称作“上海滩上的诗人”(25)。但也正因此，他们比文学研究会作家显示出更为鲜明的职业作家的群体性特征。他们在经济生活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出版业，因而当对外开展“营业竞争”时常常与其依托的泰东图书局形成共同的名利场，而对内——在创造社与泰东之间，又有着种种的矛盾与摩擦，其成员与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创造社作家群体性存在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创造社通常被称为“异军突起”的社团，是“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26)。”当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们大部分已经成为北大教授，享有高度的社会声誉和丰厚的教职薪水而衣食无忧地决定“取消稿费”时，晚出的青年作家包括创造社成员在内，却被抛到了经济上十分窘迫的地位。1919年，郭沫若的新诗已经开始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民铎》等刊物上发表，并渐渐走红文坛，但他当时的经济生活状况却连中层都算不上。据统计，1919年时，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依靠的官费“增加到每月48元”，而这个津贴，“只是周作人工资的1/4，胡适和鲁迅的1/6，陈独秀的1/8”(27)。每月的48元既要读书又要养家糊口，拮据的程度可想而知。看来郁达夫不断发出的有关穷困的自白，并非强作愁态，而是较为真实地代表了初期创造社同人某种共同的心声。
窘迫的经济生活使创造社作家虽然“愿意竭力于新文学的建筑”(28)，但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了创办一个纯文艺刊物的计划后，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的支持，在实现文学理想和抱负的同时，使拮据的生活得以改善。据郭沫若回忆，当时田汉曾托人在上海联系出版社，但得到的结果是“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29)。最后，凭借着一个偶然的机遇，一个小书局——泰东图书局接受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并应允承印。这应该说是导致创造社与商务印书馆等其他大书局和文学研究会素有成见的一个重要的症结所在。
创造社在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鼎足而三之后，依然底气不足，“文学研究会有商务印书馆为他们做出版后台，语丝社有北新书局做他们的出版后台，创造社虽然由泰东书局做他们的出版后台，可是泰东书局却经营的非常不合理，老板赵南公糊涂，经理人换了好几个都是揩油圣手，一个人只要做上半年泰东经理，马上自己去开书店了。同时外埠的烂账亦放得可惊，很少收得回来。因之，泰东书局出版创造社旧著作，名气做得很大，钱亦赚的不少，实在书店方面却是越做越空，作家方面的报酬便根本谈不到，郭、成、郁等人到了上海，在‘北京同兴楼’喝酒吃饭可以挂账，临走旅费可以有着，但是谈到稿费版税的话便无法兑现，只好用言语支吾过去了。文学研究会靠商务印书馆生活的人很多，语丝社靠北新书局生活的人也不少，可是创造社靠泰东书局生活的人便一个也没有，连一点小小的贴补也没有，作家们在生活上与书店毫无关系”(30)。这样环境的对比不能不加重创造社同人内心的不平，加深与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等掌控着强势话语权的作家群体之间的鸿沟。
1921年郭沫若在泰东任编辑时，商务的元老之一高梦旦曾亲自邀请郭沫若到商务编译所工作，郭沫若虽然也知道“在上海的书业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地方”，但还是拒绝了。他说“假如在我和泰东发生关系之前，商务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费俄顷的迟疑，或许早就惟命是听了；但我不幸一回国后，便和泰东发生了关系。我要想‘朝高枝飞’吗？这个行为是something like‘革命’的”(31)。“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我们出马的时候假使是亚东，是群益，它们都一样地可以做我们的主子的”(32)。在此前后，郭沫若等同人也同样拒绝了文学研究会多次的入会邀请。直到1924年《创造周报》行将停刊时，成仿吾还不无愤恨地说：“有人利用丰厚的资本，拉人组织研究会，以人生主义相标榜，而以颓废派的名称加在别人头上”(33)，这里既感慨于文坛无是非可论，又道出了经济利益对决定社团流派命运的重要性。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曾经互相攻击，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其中有的出于文学主张的不同，有的出于审美追求的不同，但也有的是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如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出版预告中用激愤的言辞指责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34)，这当然引来了创造社后来与文学研究会及文坛的深度“隔阂”和许多麻烦。
该如何解读当时郁达夫此话背后的含义呢？郑伯奇发表于1959年的《忆创造社》(35)一文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值得关注：
所谓“垄断文坛”，当然指的是文学研究会。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还在初期阶段，除鲁迅先生外，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还都初露头角，“文”还不盛，“坛”于何有？文学研究会像茅盾同志所说的，“只是一块空招牌，没有办事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团体，“垄断”云云，从何谈起？但当时达夫在预告中的影射恐怕也不是“无的放矢”。至少在达夫或者和他同感的人总有这种感觉。现在推想起来，问题可能在于发表作品和出版方面。茅盾同志不是说过吗：“当文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三年间，不但从一九二一年起革新的《小说月报》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而且还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而且，特别引人注目，好几个地方还有分会，分会也有它的机关刊物。”(引文均见《文艺月报》1959年五月号，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和这种情况相比，创造社为了编印自己的刊物就不得不忍受泰东书局老板的剥削，未免感觉到太委屈。特别是达夫，他的《银灰色的死》，一直在编辑部压了半年之久，难怪他要发出“垄断文坛”的牢骚了。
在《创造》季刊第2期上，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又因为指摘了“不良的翻译”，“触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权威者胡适之先生”，季刊一问世，就招来了强烈批评。郭沫若和成仿吾连环出马应战，给予了猛烈的回击，“论战虽然由于对方的自尊心而未能发展下去，可是创造社和《创造》季刊的地位却因此得到了较高的评价”(36)，创造社在读者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对于创造社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在报刊等媒体发达的时代，“夸张的语调，杂文的笔法，‘挑战权威’与‘过激之词’”都已经成为媒介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必不可少的佐料”(37)。创造社同人有意地或无意地对这些媒体策略的运用，其不与权威合作的“异军”姿态，以无名作家身份而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38)的激烈之语，在客观上都成为一种“佐料”，对读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其后，创造社出版物的发行量不断增加。《创造》季刊出版二三个月，就卖出1500份，“这在当时已经要算是很好的成绩了”(39)，1923年5月创刊的《创造周报》更是达到了前期创造社的出版高峰。《创造周报》初版时每版三千，后增印至六千，还要屡次地再版(40)。当时，“《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徒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41)同时，由郭沫若的《女神》、《星空》，朱谦之的《革命哲学》、《无元哲学》，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爱之焦点》等组成的“创造社丛书”；郭沫若、钱君胥译德国作家施笃谟的《茵梦湖》，郭沫若译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译法国作家葛尔孟的《鲁森堡之一夜》等组成的“世界名家小说”丛书；穆木天译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王尔德童话集》等组成的“世界儿童文学选集”也一下子风靡整个文坛。这些书有的当年或第二年即再版、三版发行，创造社也在1923年2月1日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上发出启示：“本丛书自发行以来，一时如狂飚突起，颇为南北文人所推重，新文学史上因此而不得不划一时代。各书之已出者，皆将三版，未出者亦已多有订购。余书无几，购者从速。”一时之间，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社作家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品牌意识，如创造社系列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不管是在泰东出版还是作为《中华新报》的副刊，均以“创造”冠名(42)，除了代表同人要努力创造新世界、新文学的理想以外，也包含着要打出一个“创造”品牌，充分利用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刊物带动新创刊物的商业性动机和市场策划。
以往，研究者较多地从创造社的文艺主张、封建帮派意识及其成员的青春性品格方面对郁达夫“预告”中的不逊之辞以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做出阐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认为两者之间的论争核心在文学建设观念上，但为什么郭沫若、郁达夫挑起论战的三篇文章《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艺文私见》和《海外归鸿(二)》竟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反而大讲“垄断”、“天才”、“假批评家”、“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等等？而茅盾的答辩文章《〈创造〉给我的印象》(43)中，也是开篇就在“天才”、“木头”、“批评家”等字眼上纠缠不休。这其中除了一定程度的帮派意识和宗派主义倾向之外，不能否认的是，前述郑伯奇对创造社成员潜在心理的解读的确说出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郑伯奇提示我们从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面”，从现实经济生活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生活感受方面，去理解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是是非非，无疑会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注释：
①王建辉：《“五四”和新出版》，收入《中国编辑研究(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④⑥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③刘纳：《社团、势力及其它——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⑤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⑦朱寿桐：《论创造社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收入朱寿桐、武继平主编《创造社作家研究》，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99年版，第4页。
⑧⑨杨义：《京派海派研究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⑩罗岗、摩罗、梁展：《几重山外从头说——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1)(12)(18)(19)(22)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现代》第1卷，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13)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14)(1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170～171页。
(16)陈定家：《作为文学阵地的文学期刊》，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9卷第1期。
(17)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学》，安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0)(21)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第1卷第1期，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2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第150～151页。
(24)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载1927年3月19日《新消息》周刊创刊号。
(25)(29)(31)(32)(39)(40)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2、118、137、127、156～157页。
(26)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载1930年4月10日《文艺讲座》第1册。
(27)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28)成仿吾：《一年的回顾》，载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30)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载1945年5月16日《申报月刊》复刊第3卷第5期。
(33)成仿吾：《文学界的现形》，载1924年4月27日《创造周报》。
(34)(38)郁达夫：《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载1921年9月29～30日《时事新报》。
(35)郑伯奇：《忆创造社》，载1959年5、6、8、9月《文艺月报》第5、6、8、9号。
(36)(41)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原载1942年3、4、5、6月及1943年4月重庆《文坛》半月刊第1、2、3、4、5期及第2卷第1期；收入郑伯奇：《参差集》，西安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1946年版。
(37)(42)陈平原：《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载《书城》，2004年2月号。
(43)损：《〈创造〉给我的印象》，载1922年5月11、21、6月1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7、38、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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