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代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国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我国在9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近来又有“第二次文化热”的说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评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中国文化或特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学（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三者的关系。我们希望本院师生和学术界的朋友们能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探讨，本刊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为学者们精湛的短评和深刻的专论提供发表园地。
国学与时代
前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大型杂志《国学研究》，《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学在燕园兴起的文章，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此之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学丛书”，已出十几种；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印了“国学大师丛书”；同时有关单位分别拟定了编印“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传世藏书”的规划；同时学术界又出版了研究传统文化的刊物，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研究》、《东方》、《寻根》等等多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人认为出现了“国学热”。更有的同志认为出现了复古思想倾向。从事实上看，全国研究国学的人其实只是少数愿坐冷板凳的人，这些坐冷板凳的人，虽有些历史兴趣，但是大多数并无提倡复古之想。对于复古主义的苗头加以迎头痛击是必要的，提出警告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客观上大多数人与国学有点关系的学者尚无复古的意向。
关于国学，首先应了解所谓国学的意义。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国学即本国学术，亦即中国学术之意。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学。《孙子兵法》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要知彼知己，在文化问题上也应知彼知己。一方面要研究域外之学，一方面也要研究本国之学。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典籍繁多，因而中国学术在世界上颇引人注目。西方英法德诸国都有所谓汉学家，即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中国人研究中国学术，也无可非议，同时中国也应有人专门研究西学或东方学。当然最重要的是有所创新，发现新问题，注意新现象，提出新观点。但是创新不可能从零开始，必须了解已有的成就，才能有新的创获。
中国学术，在古代与西方学术交相辉映，到了十五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逐渐落后了。中国学者一个重要任务是了解近代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在今天，如果专门用宋学的方法，以宋学为宗；或者专门用汉学的方法，以汉学为宗，都显然落后于时代了。但是，研究汉学或宋学的实际内容，加以分析批判，却还是重要的。
今天讲国学，所谓国指民族而言，不限于过去时代的学术。国是指地域而言，不是指时代。百花洲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有《鲁迅评传》、《胡适评传》等，即表示国学的范围不限于古代。本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故专指六典而言。在今天，所谓国学不等于国故。国学不等于旧学。
今天研究国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这都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国外的汉学家却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研究国学，应注意时代的需要。现在的时代需要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研究国学，应有益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研究国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一个文明民族必须具有自知之明，既要了解本民族文化之所长，也要了解本民族文化之所短。国学研究有助于民族的自我认识。
近几年来，“天人合一”的问题引起了讨论。“天人合一”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但历史情况是复杂的，不同的思想家所谓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含义。董仲舒所讲的天人合一指天人感应，与《易传》所谓“大人与天地合其德”意谓并不相同。宋代理学家所谓天人合一，又与董仲舒不同。理学家中，张载所讲与二程所讲亦不完全相同。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受到二程的称赞，但程颢强调“与万物为一体”，程颐强调“天道与人道只是一个道”。董仲舒所谓天指世界的最高主宰，即“百神之大君”；张载所谓天指广大的太虚，“由太虚，有天之名”；二程所谓天指最高的原理，“天者理也”。其中张载所谓天含有广大自然界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中，也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就是荀卿与刘禹锡。荀卿强调“天人之分”；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也都具有深刻的含义。中国哲学中也有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思想，如《管子·心术上》即分别了“所知”与“所以知”，孟子也尝以心与物对举。不能说中国没有主客对立的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论法》中曾深刻地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恩格斯没有研究过中国哲学，并不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天人合一，但是他们所讲的“人类与自然界的一致”都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合理内核相一致。《自然辩证法》中又有一条“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①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近年来关于“斗争哲学”的问题也引起了讨论。宋哲张载论斗争与和解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在国内七十年代的哲学史著作中引进此说大都加以批判。已故冯友兰先生晚年特别赞扬张子此说，从而批评了所谓“仇必仇到底”。事实上，所谓“仇必仇到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斗争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流行一时，专讲“一分为二”，不允许讲“合二而一”，其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仇必和而解”也不一定正确，客观情况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化。对于这类问题进行讨论还是有意义的。
关于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前途的问题，我赞同文化多元论。在历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特色，相互辉映。中国曾经是东亚文化区的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以后，曾经起了促进西方近代文化飞速发展的作用。但中国落后了。十九世纪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刻苦奋斗，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渐赶上世界文化前进的步伐。我们现在努力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哲学和艺术则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在西方，英法德意等国各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何况东方与西方之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许多普遍真理，但是普遍真理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语言文字更具有民族性，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独立的象征，不同的民族必须保持各自的语言文字。到二十一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必将更加方便，但是东方与西方的界限不可能消失。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可能对于西方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西方也可能对于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但是中国与西方仍将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是必然的。
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将是众多具有特色的文化共同繁荣的集合体。中国学术必将随时代的前进而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