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达靼族属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达靼族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达靼的族属，最早提到它的是北宋初的宋白。《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胡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稍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达靼》中说：“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当唐末，以名见中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中也记：“达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于阴山。”上引三大家，于达靼族属，言之凿凿。宋、元诸家，例多从之。方勺《泊宅篇》卷一○引富弼语，直谓“黑水达靼”。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达靼者之先与女真同种，盖皆靺鞨之后也。其国在元魏、齐、周之时称勿吉，至隋称靺鞨。其地直长安东北六千里，东濒海。离为数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丽，唐灭高丽，其遗人并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后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遗种也。其居阴山者，自唐末、五代常通中国。”〔1〕《两朝纲目录要》〔2〕、《大金国志》行文皆同。王应麟的《玉海》、李攸的《宋朝事实》、黄震《古今纪要逸编》、郑所南《心史》、梁寅《石门集》皆称其本靺鞨部。熟谙东北夷情的洪迈也同意宋白的“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的说法，说：“蕃语以华言译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语转而为捐笃、身毒；秃发语转而为吐蕃。达靼乃靺鞨也。”〔3〕所有这些说法，矛盾、桎碍之点甚多，已难于取证，然其基本点达靼出靺鞨，则除赵珙之外，均无异词〔4〕。
晚近的史家对千年以前，以宋白、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达靼出靺鞨说”则采取了根本的否定。较早之吴廷燮就倡阻卜、鞑靼恐悉室韦之种类。日本的岩佑氏、我国的王静如都认为九姓鞑靼殆即九姓室韦。方壮猷认为达靼即柔然之大檀，突厥灭柔然，柔然余众奔室韦，两部混合，其自称曰室韦；然突厥人“对之则或称之为大檀室韦（即大室韦），或仍单称之曰大檀。音讹而为檀檀，又讹而为达怛”〔5〕。岑仲勉晚年的著作与上引诸家的结论有同有不同，认为“达靼”一词，语源于突厥语的tāt，犹“突厥地方所包含之外族”。故同名达怛者，如果其冠称不同，即不定为同种。他认为三十姓鞑靼才是指室韦。至若九姓鞑靼，“原与沙陀有种落关系”，殆为突厥种。岑仲勉明指《新五代史》“显误混靺鞨与西边之达旦为一部”，又责其臆改宋白之文。对宋白的说法也从初起地、种族、徙阴山、名称四点进行了驳斥〔6〕。亦邻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7〕中指达怛是靺鞨说是“常识所不容”。他认为：“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称为室韦——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在叙述蒙古的族源时，就是接受“室韦——达怛人”这一创说立论的。
我从开始研究蒙古史时起，对于鞑靼的族属问题，也一直犹疑难决。宋白的说法，确是疑点很多，它的原来居地究竟是东北方哪里？什么时候、取什么路线而远徙于阴山？这个靺鞨分部的原来的名字是什么？怎么样因“语讹”而被称为达靼？这些恐怕都是无文献可征，将永远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然而，关于达靼是靺鞨这一基本点，似乎又不可能简单予以否定。理由至少可举出以下三点。
首先是关于作者宋白的问题。宋白，《宋史·文苑》有传〔8〕，字太素，大名人，生当后唐亡国之年（935年），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享年七十七。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举进士第， 累官礼部侍郎、修国史，户部侍郎兼秘书监，吏部侍郎、判昭文馆，刑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曾预修《太宗实录》，又与李昉同纂《文苑英华》。史称其“学问宏博”，“聚书数万卷，图画亦多奇古者”。“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唐贤编集遗落者，白多缵缀之。”所著有文集百卷、《续通典》二百卷〔9〕，皆佚。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大量引用宋说，有关达靼的这段论述，很可能就是从他的《续通典》中摘引而来。可证宋白其人，并非俗儒之昧于掌故者，达靼系靺鞨之说，亦当非讹传耳食之游谈。岑仲勉指“宋云‘盖靺鞨之部’，乃存疑之言。”“盖”在古文中作传疑之词，但也在原因子句中作发语词使用，有溯源推因之义。细味宋文，此处所表述的正就是这一层意思。
其次，就唐末至宋初所保存的有关达靼活动的资料来看。与一般频年入贡的边部有所不同，达靼部不但先后有过较大规模部众诣边入附，而且曾多次作为一股势力，附从北方的封建军阀，角逐中原。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起义，返师河南。唐政府以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进讨。承训奏乞以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遂平之〔10〕。朱邪赤心以功赐姓李，名国昌，拜振武军节度使。僖宗广明元年（880年）， 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为李琢、赫连铎所逼，北走砂碛，依居于达靼部。黄巢攻破长安，僖宗诏赦李国昌，使讨贼自赎。克用于是“募达靼万人”〔11〕，南下太原。嗣后李克用参与平定黄巢，与后梁朱温逐鹿中原，至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其所借之军队主力，一直是由所谓“北边五部之众”〔12〕组成的。五部当即沙陀三部、吐（谷）浑、达靼、契苾、奚。它们当时都被称为“杂虏”，傍塞而居，与汉地原保有密切的联系。这部分达靼人成了后唐的新贵，他们大概留居内地，人数也一定是不少的。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明宗讨王都于定州，王都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靼入契丹界以张军势，乃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靼。这表明后唐与达靼间紧密的役属关系。后晋时期，驻守代北的安重荣在天福六年（941年）杀掉了契丹的使者，并移檄诸道讨石敬瑭，“云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同起兵”。然达靼诸军莫之赴，重荣以此失败〔13〕。除此之外，达靼还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塞。一次是在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云州节度使李敬文奏：达勒首领涝撒于于越族帐先在碛北，去年契丹攻破背阴达勒，因相掩击。涝撒于于越率领步（部）族羊马三万逃遁来降，已到金月南界。”〔14〕另一次是长兴三年（932年），首领颉哥率其族四百余人来附〔15〕。所有这些材料，都说明在从唐末到宋初间，达靼人是曾深入内地，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密切关系的。因此，当时社会上对他们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处在蒙昧时期的北边部族尚无文字，关于其族属、世次、发源地与迁徙过程等等，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由于语言的隔阂，年岁的久远，乃至于渗杂入神话的成分，使这些传说既无法稽考，也难于相信。但其中族属这一点，却是部人内部，尊崇惟谨；部族之间，也是区别森严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宋初社会上对达靼人的族属，绝不是什么秘闻，至少在中国北方人中，有关达靼军的情况，犹可得之于亲受其威胁的父老。而入居内地的达靼人子孙，也应仍为世人所共知。《旧五代史·晋书》有白奉进者，“父曰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我怀疑他便是达靼人。
第三，就我所见到的资料，鞑靼部在北宋初仍和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山堂考索》卷六四《财赋门·四夷方贡》载：“宋朝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寅，其国天王娘子及宰相违于无越来贡。太宗兴国六年八月来贡。”该书在所列“鞑靼国”一目下，说明：“本东方鞑靼之别部，音讹谓之鞑靼”。可以肯定，前一个“鞑靼”原是“靺鞨”之刊误。《续资治通鉴长编》除记有乾德四年之贡外，还记有开宝二年“塔坦国天王娘子之子策卜迪来贡”。《宋会要辑稿》一九七册《蕃夷四·高昌下》也载“其使安骨卢与达靼使来贡”。据《长编》，鞑靼使者名唐特墨。当他们返还时，“骨卢复道夏州以还，特墨请道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诏许之。”〔16〕有关鞑靼入贡北宋的记载，亦见于《玉海》、《宋朝事实》诸书。
总之，从当时达靼的活动与宋白的地位而言，这个部族源自靺鞨似乎应是当时社会的通识，宋白既不是道听途说的满足者，欧阳修、司马光也不是盲目抄袭的誊文公。我这样说，决不是乐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而只是认为，宋说无论如何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要推倒它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创一个新说来代替它更应该慎之又慎。
主张达靼出室韦的主要证据有两点。一是李德裕《赐回鹘嗢没斯特勒（勤）等诏书》：“秋热，卿及诸部下诸官并左厢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比平安好。”方壮猷以“黑车子达怛”连读，并拟之当《辽史·兵卫志·属国军》之“黑车子室韦”，认为即“同一国名之二称”。然室韦与阻卜、亦即达靼，在《辽史》中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属国军》所列，既有“阻卜”，又分别“黑车子室韦”、“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四种室韦分部。《百官志·北面属国官》所列，既有“阻卜国大王府”（所统有阻卜扎剌部节度使司、阻卜诸部节度使司、阻卜别部节度使司）、“西阻卜国大王府”、“北阻卜国大王府”、“西北阻卜国大王府”、“术不姑国大王府”；又有“室韦国王府”、“黑车子室韦国王府”。完全得不出“黑车子室韦”即达靼的结论。王国维作过《黑车子室韦考》，精到地指明“黑车子殆即和解室韦之异名”。他是把李德裕致回鹘书中的“黑车子达怛”分读为二部，推定它们居地相近，同属回鹘左厢部落〔17〕。看起来，王国维的句读比方壮猷是更为近实的。
方壮猷的证据之二是《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史愿《亡辽录》所记：“保大四年，天祚得大石林牙，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得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辽史·天祚纪》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石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契丹国志》卷一二《天祚皇帝下》则作：“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室韦毛割石兵，自谓天助中兴，再谋出兵收复燕云。”他认为这里，“阴山鞑靼毛割石”与“阴山室韦谟葛石”互用，“此达靼与室韦混称之一显例”。从词面上讲，方说也许是无可指责的，但事实却并不这样简单。
达靼这一名字，初见于汉籍，只是从上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嗢没斯特勒（勤）等诏书》、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意》中首次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近代发现的两种突厥碑文则分别记有Otuz Tatar 三十姓达靼、Toquz Tatar 九姓达靼，时间上溯到了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由于碑文语焉不详，诸家对此达靼之研究很难得到要领。一般来讲，唐朝政府对漠北诸部的了解是并不陌生的。它对所有漠北的强部都迫于实际需要加以羁縻和利用，所有漠北诸部在相互竞争中亦以与唐政府发展交通为自强制敌的要图。由此似可推知，当时的达靼部还只是一个由突厥牢固控制的小部落，故于唐人文献中无可稽考。有一点，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达靼这一名字，当时确实是一个部族的专名。这个部族在840年回鹘破亡之后，乘虚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崛起在漠北，与同时在东南方寖寖壮大起来的契丹互争雄长的势力。王延德《使高昌记》所云：“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怛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去甘州，契丹、达怛遂各争长攻战。”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内容。辽代的达靼，索之于《辽史》，多作阻卜，分部有阻卜、西阻卜、北阻卜、西北阻卜、姑不固之名，然多是确定的部族；北宋人所了解的达靼，亦为特定部族之专名。辽道宗的后期，达靼（阻卜）诸部频年叛乱。大安八年（1092年）北阻卜酋长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二室韦曳剌与六院部特满、群牧宫分俱陷，漠北大震。辽累遣大军进击，寿昌六年（1100年）始告平定。由于国力衰弱，无力对漠北进行控御，所以开始将边防内缩。寿昌二年九月，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冲。四年正月，徙阻卜等贫民于山前，都是从漠北收缩的例证。随之，女真亡辽。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必然地引起漠北部族政治形势图的重新编绘。其中盛极一时的就是长期来已构成辽重大威胁的阻卜（达靼）诸部。譬如，进据肥美的呼伦池、贝尔池一带草原的，便是曾经叛辽而引起辽在漠北统治彻底动摇的北阻卜，它在元史里便是以塔塔儿而著名的强大部族〔18〕。另外一些阻卜（达靼）分部、别部迁徙、嬗变的情况我们虽不清楚，但它们在脱离了辽的控御后据地自雄的情况，肯定是一度发生过的〔19〕。剌失德丁在提及塔塔儿人的历史时，说：“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鞑靼〕。”〔20〕这正是说明，在辽末至金末这段时期里，在漠北称雄的是一些达靼部落。只是从这个时候起，“达靼”这个名字，逐渐脱离了本来专部的性质，开始成了包容草原甚多部族的统称，进而变化成为漠北诸部的泛称。这种状况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上述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也还由于金在政策、疆域上的变化，它对漠北诸部的了解与记录，已远非辽比。至于隔在南中国的南宋，所知就更为模糊。习惯上，他们已或迟或早，把金朝的北方诸部泛称为鞑人、鞑靼，而以“生”、“熟”、“黑”、“白”等词来区分他们去境远近与开化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上文关于辽天祚帝与大石林牙引达靼兵南攻，谋复燕云的事实，除方壮猷所引《亡辽录》、《契丹国志》、《辽史·天祚纪》的三条材料外，在其他的史籍里，也多记载。为便于讨论，我把它们尽可能地加以胪列。
（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马扩《茅斋自序》：“天祚驱达靼众三万余骑，乘粘罕归国，山后空虚，直抵云中府。”
（2）同上引《北征纪实》：“遂以宣和六年之冬末，领契丹、鞑靼众五万人骑，并掳其后妃、二子秦、赵王及宗室南来，如履无人之境。”
（3）《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余骑，又阴结鞑靼毛褐室韦三万骑助之，延禧谓中兴有日，欲捣山后之虚，复燕云地。”
（4）《释氏稽古略》卷四：“辽甲辰秋七月，天祚率鞑靼诸军五万，携其后妃、二子曰秦王、赵王及宗属南来，越渔阳岭。”
（5）《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三：“遂领所得契丹、 鞑靼等众，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赵王及宗属南来，如入无人之境。”
（4）、（5）两条，从行文上看，明显的是出于（2）。值得讨论的是《辽史·天祚纪》的“阴山室韦谟葛失”、《契丹国志》的“阴山室韦毛割石”和《东都事略》的“鞑靼毛褐室韦”这三种提法。“谟褐失”即“毛割石”也即是“毛褐”，《长编纪事本末》作“毛揭室”，《金史·太祖纪》则作“谋曷失”。“谟褐失”在《辽史·天祚纪》中虽含糊地称之为“北部”，但从下文“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金史·太祖纪》亦作“谋曷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以文义度之，明系人名，是阴山达靼部的酋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六、《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三引兀室、杨璞致宋使赵良嗣语时，就明确肯定：“毛褐室，谓鞑靼也。”至若当时的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作“萌古子”；卷二一《亡辽录》作“蒙骨”，不应该两相混淆。这时的“室韦”与鞑靼各为其部，当时一些人是区分很清楚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九引范仲熊《北记》：“丙午岁十一月，粘罕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大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这里，达靼与室韦并提。准此，上引《辽史》与《契丹国志》的两则材料，“室韦”与“谟曷失”当分断为两部。由于“室韦”之名，到辽末金初，已逐渐从文献中消失，辽人对它是仍清楚的，所以在叙这次行动中，详列了“阴山室韦、谟曷石兵”。在宋人的记载中，则多略“室韦”而专著“阴山达靼毛割石”或“达怛”，惟《东都事略》则作“阴山鞑靼毛褐室韦”。这里可能在“褐”下脱复出之“室”字。然则《辽史·天祚纪》之“阴山室韦谟曷石”，在《东都事略》中成了“鞑靼毛褐〔室〕室韦”，两名先后倒置，这就进一步证明，“谟曷石”或“达靼谟曷石”与“室韦”是并列的两部，不应该混为一名。
以上，我们就方壮猷所提出的“阴山达靼与阴山室韦混称”、“黑车子达靼与黑车子室韦混称”两个论断进行辩驳，证明了“达靼与室韦混称”，还并不“是可信之史实”。至若王静如所提出的：“九姓鞑靼盖即九姓室韦”之说，岑仲勉曾设六点以质疑〔21〕。箭内亘三十姓鞑靼即“兴安岭西达靼”，我也曾在《鞑靼杂考》一文中进行过辩论。要把它们逐一等同起来，至少迄今尚无明证，至此，我们就不能不遗憾地认为，亦邻真所创设的“室韦—鞑靼人”这一概念是并无实据的成见，是不值得盲目相信的。
室韦说之外，还有以达靼源出于突厥者。南宋末的赵珙，出使蒙古，撰《蒙鞑备录》，其记《立国》云：“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沙陀别种，故于历代无问焉。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
其面而哭。尝与之联辔，每见貌不丑恶而腮面有刀痕者，问曰：白鞑靼否？曰：然。凡掠中国子女，教成却弱之。与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后，其国乃鞑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权管国事。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鞑靼也。……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如前所述，“鞑靼”一词在南宋人中，已转变成为漠南北民族的泛称。李心传所谓：“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远者谓之生鞑靼”。此处之“白鞑靼”，则阴山后之汪古部之专称也，前人考之详矣！元代汪古部的统治者“自称晋王克用裔孙”〔22〕。李克用所部沙陀，《新唐书》谓“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此部辗转东迁经过，史书斑斑可考。唐中后期，其首领朱邪执宜始居晋北神武川之黄花堆。以其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服，文宗任之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23〕。朱邪执宜便是李克用的祖父。沙陀与达靼，在唐末五代的记载中是判然有别，不可混淆的，上文已有详述，无烦赘复。于此足见南宋之“达靼”，确已早失初涵，流于泛滥。因此，赵珙的达靼源自突厥说明显地不确切，无烦多论。附带指出一点，赵珙以面为沙陀突厥之特征，也是不确切的。突厥风俗：“有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以刀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24〕然此风流行极广，非独突厥为然。回鹘毗伽阙可汗死，唐下嫁之宁国公主“亦为之面而哭”〔25〕。证明回鹘同有此风俗。唐太宗死，“四夷入仕及来朝者皆恸哭，剪发、面、割耳，流血洒地”。玄宗死，蕃官、割耳者四百余人。来俊臣诬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面诉冤者数千人。天宝十载，朝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面请留己。可见此风实当时“群胡”之共俗，既以表情之哀恸，亦以表情之急切，甚至吐蕃也流行。会昌二年，吐蕃酋长达磨死，其佞臣立达磨妃兄之子代为赞普。首相结都那见之不拜，愤然拔刀面，恸哭而去〔26〕。此种风俗，亦可上溯至元魏、匈奴时代。孝明帝正光元年，杀河清文献王怿，“胡夷为之面者数百人”〔27〕。《后汉书·耿秉传》：秉卒，匈奴举国号哭，至梨面流血者。梨、，古字通。足见面风俗在两汉至唐时期，曾广泛流行在漠北至吐蕃诸少数民族中。到元代已再见不到这种风俗，岂白鞑靼为最后奉行之一部族耶？
晚近研究鞑靼之最见功力者推岑仲勉，他搜集了几乎所有关于鞑靼之资料，分别论述了诸以鞑靼为名的各部，推定达旦之名，乃源出于突厥语之tāt，“犹突厥地方所包含之外族”，犹汉文之“蕃”，故达旦之名，可通用于不同的异族，包括沙陀突厥，也包括室韦，以及于明显地与靺鞨同源之“水鞑靼”〔28〕。但他明显地是把后期“达旦名义之应用者”与早期一部专名之达靼混为一谈。鄂尔浑碑文中，突厥遍举其外族莫离人、中国人、吐蕃人、Apar人、Apourum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契丹人、Tatabi人、骨利干人、乌护人，何独于Tatar人则独以“突厥地方所包之外族”即蕃族称之？达怛既为突厥之外族，则自有其本身之族属，又何可以置《新五代史》所记于不顾，采刻舟寻剑之态度，而断言“显误混靺鞨与西边之达旦为一部”？足见达怛源于突厥文之Tāt，也不过是姑具一说而已，问题同样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同样，Howorth据Wolff之说，认为Tatar 之名源出于通古斯语tartar或tata，义为“拖”、“推”，疑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游牧民”（nomad）； 一些早期的西方学者则认为这一名字源于流经其最早居地的一河流名Tar或Tartar者。另一些人推想为得其名于其国境之一岛名 Taraconta，还有人推想系得名于“Tharsi之广袤国土”〔29〕。方壮猷则倡鞑靼为柔然大檀之异译。类似的推测，如沈曾植谓阻卜汉义为“流沙”、“沙洲”、“沙滩”。王静如谓阻卜源出于藏语Sogpo （蒙古），余大钧谓阻卜为蒙语主不儿djübür（川，即原野）之异议。各以所知进行训译，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都只是推测之一种而已。族名所自得，诚如恩格斯所云：“部落的名称，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似乎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自觉地选择的。随着时代的进展，往往有这种情况发生，即邻近部落给一个部落取的名字，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字不同，如克勒特人给德意志人所取的他们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一样。”〔30〕要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中作出正确的推测，是太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语讹”而称鞑靼的迷雾中，就是正常的推理也恐怕难免于失真了。
所有这些纷纭众说，都对来源于对欧阳史“鞑靼，靺鞨之遗种”一说的不屑置信。我以为，今人的常识有许多地方肯定高出千年以前的宋白、欧阳修，但对于鞑靼的常识，却又肯定很难超出与鞑靼人先后同时的宋白、欧阳修。今人关于鞑靼族属的论证皆纰缪四出，难成定论就是证明。在这样情况下，与其抹杀古人而强创新说，还不如姑从古说，并从中窥探消息，找寻启示。
古代中国北方，包括东北民族，在唐、宋以前，其分布地图大致可描述为在漠南北是突厥种，大兴安岭地区南及辽西是东胡种，长白山及其迤东则为通古斯。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东胡最早是半定居的森林狩猎民，通古斯则是营定居的渔猎民，兼有少量的农业。东胡与突厥的混杂、融合是常见的历史事实。但是，关于通古斯部，传统的理解，除了它与南面的中原王朝、东邻的高丽之外，其与西邻的关系，则因为文献不足征，很少涉及，也不被人们所注意。事实上，它们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很密切的。以黑水靺鞨而论，它同时臣附于隋、唐和突厥。“其酋曰大莫拂瞒咄”。此“莫拂瞒咄”，显即室韦之“莫贺咄”，即baqatur，是突厥官名。《新唐书·北狄·渤海传》中，武艺云：“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云云，明证其曾充突厥之属部。畜豕是通古斯的一个特征。与靺鞨紧为西邻的室韦畜豕的习惯，当是从靺鞨人那里学来的。《隋书》记室韦“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北史》则作“与靺鞨同俗”，《通典》作“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同俗”，《唐会要》作“语言与靺鞨相通”，《新唐书》作“其语言，靺鞨也。”过去，我也认为这些文字是对《魏书·失韦传》的“不严肃的率尔增删，是不可信的”〔31〕。现在看来，这种否定是过于自信了。《旧唐书·北狄·乌罗浑国》，东与靺鞨邻，西与突厥邻，“风俗与靺鞨同。”（《通典》文同）乌罗浑，即《新唐书·室韦传》所记室韦分部之一的乌罗護，《魏书》作“乌洛侯”。此部之最早居地当在呼伦贝尔湖区，“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迨至唐代，已明显南移，参考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可知〔32〕。这里，我们看到，在乌罗浑居地南移中，同时又有了风俗靺鞨化的过程。《通典》记契丹，亦有“其俗颇与靺鞨同”语。这都说明，在东胡部族中，除突厥影响之外，其东邻靺鞨所给予的通古斯文化影响，同样是巨大的。靺鞨的遗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巨大的历史爆发，一是女真人建立金朝，一是满洲人建立清朝。固然此种营定居的渔猎兼农业民迁徙的可能性较游牧民小，但也绝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征服等而造成一些部族的被迫迁移。西方学者中，如沙畹引Théophyla-cte 说：“昔视真阿哇尔Avares为粟特Scythe诸民族中之第一民族，此族败于突厥以后，其余众或避于Taugast城居民之中，或逃于MouKri民族之内。案：Taugast 或Tangate乃突厥称华人之称；至若MouKri，似即中国载籍所称之勿吉或靺鞨。”〔33〕据此，他们主张鞑靼不出于靺鞨，而认为是“六世纪中叶逃于靺鞨的一部分柔然的后人，等到契丹破灭靺鞨之时，重新与靺鞨分开。”〔34〕这种弥缝假设的背后，也是不承认历史上有靺鞨之一部西迁漠南北，并且一度强大的可能性。我曾经也是宋白说的怀疑者，但在考察了迄今所有的新说以后，觉得并没有任何说法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信服。于是我转而暂时成为宋白说的追随者，并且试图从中再找到一些新的启示，进行新的探索。这就是撰写这篇短文的用意。
注释：
〔1〕乙集卷十九《达靼款塞》。
〔2〕《永乐大典》册一二九六三，嘉定四年。
〔3〕《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七月胡注引。
〔4〕赵珙：《蒙鞑备录》谓达靼出沙陀突厥，其详见下文。
〔5〕方壮猷：《鞑靼起源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 卷2号，1932年6月。
〔6〕岑仲勉：《达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7〕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合刊。
〔8〕《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一。
〔9〕《宋史·艺文志》。《四库提要》引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白以咸平三年奉诏编纂《续通典》，四年九月书成。起唐至德初，迄周显德末。
〔10〕《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咸通九年。
〔11〕《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
〔12〕《旧五代史》第二五《唐书一·武皇纪上》。
〔13〕《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14〕《册府元龟》册九七七外臣部降服，《旧五代史》卷三二《唐书八·庄宗纪六》。有关年代与“达勒”之名，考具拙著《鞑靼杂考》，载《文史》第8辑。
〔15〕《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达靼》。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17〕《观堂集林》卷一四。
〔18〕参看拙作《鞑靼杂考》，载《文史》第八辑。
〔19〕附天祚帝抗金之阴山鞑靼即其一部。
〔20〕《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6 页。
〔21〕《突厥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5页。 王静如文载《辅仁学志》第七卷。
〔22〕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铭》，《元文类》卷五五。
〔23〕《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四年。这里的“九姓”，很可能就是王延德所称之“九姓鞑靼”。
〔24〕《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25〕《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26〕《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27〕《资治通鉴》卷一四九。
〔28〕《达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29〕Journey of Willian Rubruck第113页注①。
〔30〕《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7页。
〔31〕《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32〕《唐会要》谓此部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啜河当即今淖尔河。
〔33〕《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4、220页。
〔34〕伯希和：《库蛮》，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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