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对策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2/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2—0068—13
伴随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原有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重组，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正视这一变化并切实加强党与各阶层群众的密切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按照全国党建研究会的统一部署，2011年5-7月，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等形式，就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课题组先后到湖北省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农村及社区等不同领域，走访座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共召开座谈会22场次，座谈500多人次，发放调查问卷1500多份，收回有效问卷1378份。
一、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及其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一)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及其新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大规模流动、职业身份的转换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固定格局，并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国内有的学者根据各阶层对组织、经济、文化三大资源的占有情况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十大阶层”；有的根据利益获得及受损状况划分为特殊获益者、普通获益者、利益相对受损和社会底层等“四个利益群体”；有的根据消费水平划分为最富裕、富裕、中上、中间、中下、贫困、最贫困等“七大阶层”；等等。本文重点分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变化及特点。
1.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就业渠道和方式多样化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格局的形成，导致工人阶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产业工人、雇佣工人、农民工、失业与半失业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人群体，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并频繁流动。在改革风浪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是改革的受益者。产业工人绝大部分收入较低，传统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由“老大”变成了“老八”。受雇于私营或外资企业的工人大多数属中低收入者，劳动条件、福利、保障较差。总量达24223万人的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普遍存在收入过低、社会保障差、职业安全隐患多等问题，其中60.9％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艰难过渡时期，基本不熟悉也不愿回到农村，而融入城市成本高、掣肘多，不少人面临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危险。失业和半失业工人是改革成本的垫付者，呈失业、转岗、就业的动态变化，处于弱势地位。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有547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同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08万，城镇登记失业率4.1％。工人阶级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调查发现，当前职工对企业关注度不断提高，他们希望企业稳定发展，个人收入提高，工作环境改善，对维护自身利益意识增强，对工资收入的关心特别强烈。对管理层与工人的收入悬殊以及企业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和侵犯工人利益现象不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党组织覆盖面、工人中的党员比例及对党的感情明显高于其他工人群体。整体来看，工人阶级出现结构多元、就业形式多样、规模数量扩张、内部分化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地位及对党的感情差异化等新情况。
2.农民阶级的新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成为自主权较高的市场经济主体，职业分化更加明显，已从过去从事劳动生产的单一群体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群体。有分析认为，每年约有1000万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领域，1000万人进城，数百万人转为个体，预计后30年，约有5亿农村人口进城。因职业不同和受地区差别影响，不同农民群体收入差距明显：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个体经营者、农村智力劳动者相对较高；农村管理者与农民工收入相当；东部农民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主，这支固守农村的被称之为“389961”部队的农业生产大军，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收入偏少。整体来看，受近几年党和政府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影响，广大农民由衷高兴赶上了“种地不交税，上学不缴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拖累”的好时代，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因征税收费导致长期激烈的干群矛盾得到缓解，农民对党的感情普遍加深，但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束缚下的农民，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对拓宽致富门路、加强农业科技、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看病养老政策保障力度、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问题非常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过程中，农民利益再次受损，大量失地甚至是遭到强征强拆的农民与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3.知识分子阶层的新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知识分子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素质明显提高，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内部结构分化加速。统计表明，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已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现在的8930人。用人体制的改革带来知识分子在不同领域、行业、地域、体制之间频繁流动，分化形成管理者阶层、从事精神生产和文化传播的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的知识分子、大专院校的学生等不同群体。其中，管理者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主要力量，整体素质较高，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但其作风、腐败问题常被群众诟病，是最容易脱离群众的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因单位所有制不同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有所差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容易受西方多元思想干扰，加之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享受改革成果相对较少等原因，对党的认识有逐步淡化倾向，其思想认同、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呈独立、自主、复杂、多变等特性，使党教育、引导、赢得和争取青年的任务更加艰巨。整体来看，知识分子阶层职业相对稳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高，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对党有较高的认同和较强的感情，但内部分化导致知识分子个体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较大差异。
4.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并呈不断扩大趋势。目前我国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从业人数已超过1.5亿，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收入普遍较高，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对改革开放政策普遍拥护，政治诉求逐步增强。新的社会阶层党员比例偏低，与党组织联系较少，对党的认识不尽相同，呈现出职业分布、利益主体、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等特征。整体来看，新的社会阶层广大成员在不同行业、以不同方式通过合法诚实劳动和工作，成为社会财富的贡献者、劳动就业的分流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我们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性、复杂性、差异性、流动性、利益性等明显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阶层构成多样化。随着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产业构成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迅速解构和分化了原有阶层，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户籍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形成了多阶层、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二是阶层成员动态化。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就业渠道、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的身份、职业经常变动，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是收入差距扩大化。总体上中等收入群体在日益崛起，但贫富差距正迅速扩大。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有资料表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比一线职工的收入高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比社会平均工资高128倍。四是利益诉求显性化。阶层分化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其主体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及表达利益诉求的要求更加直接、明显、公开。五是思想观念多元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各阶层成员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这些新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社会层面上的必然反映。导致这些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策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标志着我们党从过去单一强调人民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转变为兼顾个人利益的客观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形式的承包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变化，导致人民内部利益分化并带动社会阶层的分化。二是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让每个人都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平等、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和空间，因个人条件和拥有资源不同在利益获取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从而加剧了阶层的分化和重组。三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生产力迅猛发展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急速攀升，进而带动社会阶层的调整。四是所有制形式及分配方式多样化加剧的结果。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必然引发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化，并催生出新的社会阶层。应该看到，这种变化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现代社会的“橄榄型”快速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各阶层在国家和人民总体利益上的一致性，阶层之间的矛盾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追求具体利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阶层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办法加以解决。
(二)社会阶层构成新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党长期执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了多方面、持久的影响，反映在党群关系上尤为突出。
1.社会分化条件下的阶层成员价值取向更加多元，我们党能否获得广泛持久的政治认同面临考验。受改革开放、阶层分化带来的多种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成员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对党执政的期望值更高，其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更加复杂多元。如：新的社会阶层趋向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崇尚竞争和效率，表现出极强的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城乡失业者、半失业者等群体，则留恋传统计划经济的价值理念，更多主张人人均等、社会公平；知识分子作为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阶层，逐渐打破了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极力推崇“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经过相互激荡碰撞后变得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感到党的价值目标与其价值取向难以高度一致时，就会对执政党的价值目标认同或信仰发生动摇，甚至产生怀疑。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便捷渠道宣扬和传播其价值观念，直接导致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产生怀疑、困惑，并通过网络媒体将负面情绪、思潮扩大化。因此，能否获得各阶层成员广泛持久的政治认同，就成为决定党群关系好坏和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2.工农阶层地位下降，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尤显重要。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生存发展、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的根本条件。当前，工农阶层仍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且承担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要成本，作出了巨大牺牲，目前正处于固化和弱势状态，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处境更不乐观。因而这两个阶层的不少群众普遍存在社会挫折感较强、主人翁意识淡化、缺乏认同感等问题。调查中发现，过去国有企业的工人常常因企业改制，总是存在“替谁工作”、“为谁奉献”的困惑；不少80后、90后的年轻工人认为自己就是“打工挣钱”，经济利益成为主要价值取向。如何做好这两个阶层的群众工作，既是稳固党的阶级基础的需要，也是做好其他阶层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规模的扩大，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表达政治诉求的愿望日益强烈。因此，将新的社会阶层置于并凝聚在自己的执政基础范畴之内，就成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3.阶层界限日益模糊，社会成员流动频繁，以户籍、身份、隶属为主的群众管理模式受到挑战。过去，群众在比较固定的单位、区域和时空活动，有相对明确的主管单位或组织及身份，比较容易管理。现在，社会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人员流动频繁并且身份复杂多变，阶层界限不断模糊，传统的群众工作覆盖网络捉襟见肘，有的“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有的“家在乡里，人在城里，干在厂里，住在巷里(出租房)”。如：新的社会阶层常常游离于“体制”之外；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在区域和行业间频繁流动；一大批原来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机构无明确主管等等。对此，就需要我们党着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群众工作网络和管理模式。
4.以利益诉求为主的群众问题和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叠加频发，群众工作难度更加凸现。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已由传统的思想工作、简单的资料分配和纠纷化解延伸到了解利益要求、协调利益冲突、比较复杂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内涵更加丰富，领域不断拓宽，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高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导致预防和处置各阶层群众问题的难度不断加大：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物质利益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交织；教育、物价、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与个人具体诉求叠加；不同群体和个体往往都从各自的利益要求出发，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以及涉法涉诉等突出问题，稍不注意就会激化升级等等。这些，都对我们党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
5.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日益突出，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的任务紧迫而又艰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必然导致各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此消彼长，以各自利益摩擦为核心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人人有需求，个个有要求”，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利益诉求显性化和碎片化更加明显。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党如何代表群众利益，兼顾具体利益，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虽然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阶层、群体、地域、成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何缩小差距，让各阶层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挑战。
6.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和社会公平正义愿景迅速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策略、方式、机制都亟待改进。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话语权、自主权急速膨胀，过去那种对党和政府完全信任服从的现象不复存在，对权威和体制的依赖性、依附性大大减弱，“发财不靠你，吃穿不求你，一有问题就找你，稍不满意就闹你”，基层组织可控功能弱化与群众极强的独立自主形成了鲜明对立。各阶层群众不再乐意处于被说教、被指挥的地位，而是希望平等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不再满足于既得的物质利益，更加注重享有各项政治权利；不再纠结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人人享有“国民待遇”等等。在对“个人最重要的需求”问卷调查中，认为是“政治信仰”、“物质利益”、“民主权利”、“精神生活”的分别占27％、19％、24％、26％。对此，我们党就要把扩大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方略，更加注重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群众意愿相一致，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配套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7.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主体不断增多，需要更加注重整合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力量。随着社会群体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单位、村(居)委会等传统组织对公民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解决群众诉求的能力也相对削弱，加之普遍存在权责主体不清、诉求渠道不畅、问责处理不力等情况，群众一遇到问题往往会直接找政府，“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政府该管的事；你错，他错，谁有错，都是干部应担的错”，“不找企业找政府，政府不管堵公路”，群众问题往往集中投射于各级政府和官员。有的习惯于进行社会“自组织”，以集体上访、静坐、网上发帖、微博直播等，以求得社会广泛关注来施压于问题的解决，常常引来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同样对自身境遇不满的群众参与，极易导致事态扩大化。同乡会、商会等各类非规范性、非政府类组织团体，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和维护团体利益的愿望更加强烈。问卷调查显示，有37％的认为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及其他组织和自己关系最密切。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党不仅要充分发挥党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更要通过嵌入、吸纳、参与、整合等方式，使各类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成为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
二、新时期党加强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的基本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新时期党加强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的基本经验
问卷调查表明，各阶层群众对党群关系总体状况比较肯定，认为当前党群关系“很好”和“较好”的占到50％；60％的调查对象对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很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积极顺应社会不同阶层群众的新期待，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党与各阶层群众的血肉联系。
1.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制定并坚持代表各阶层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总是把代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惠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重大发展战略。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国家扶贫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着力解决因改革和利益关系调整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搞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实现、维护和发展了各阶层群众的根本利益。问卷调查显示，对中央政策落实“非常满意”和“满意”的达63％。
2.始终坚持抓好发展，千方百计改善民生。新时期，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宏观调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连续多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为做好群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兼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探索建立健全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着眼“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我们党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国家用于民生设施、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逐年增长，受惠的群体不断扩大。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就学、就业、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正在通过集中治理、加大立法、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健全机制等办法进行解决。我们党高度重视民生及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得到各阶层群众的普遍认可。
3.始终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注重加强与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密切联系。新的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从理论政策转化为实践形态。无论是贯彻落实改革和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还是战胜“非典”、“5·12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成功举办2008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胜利。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进工厂、下矿井、到学校、入农家，带头深入群众特别是经常到“老少边穷”地方看望困难群众。在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危急关头，中央领导同志总是身处第一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风，带动全党大兴亲民爱民之风，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问卷调查中，认为“非常信任”和“信任”的占到52％。
4.始终坚持继承创新，积极拓宽党联系各阶层群众的渠道。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既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又积极探索总结新的群众工作方法。比如，在畅通民意方面，充分发挥人大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关注民生的主渠道作用。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反映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经常听取各类群众团体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健全信访制度，构建了遍布全国各地、覆盖各个阶层群众的信访网络。一些地方通过开通热线电话，公开领导干部电话，建立领导信访接待日，开展市、县委书记及公检法长大接访活动，组织大规模的“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听民声、接地气活动等形式，更加广泛地听取、解决各阶层群众的意愿和诉求。高度重视运用信息技术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如建立党建网站、网页；开通网上举报，运用网络征求民意，开设官方与群众交流互动的网上留言、论坛、意见箱、微博等联系通道；利用手机群发技术，向群众传递党的信息；等等。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普遍推行党务、政务、厂务、村务公开，依法推进村民、居民自治，探索将海选、直选、“两推一选”、“公推竞选”等干部选拔方式延伸到乡镇一级。在做群众工作方面，把教育引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成效更加明显。
5.始终坚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巩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为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党群关系建设环境的新变化，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并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提升各级党员干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着力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在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的力度，注重整合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党内教育活动，并始终把群众路线教育和干部作风建设贯穿每次教育活动始终。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作风要求，大力倡导“两个务必”，着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和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二)新时期党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在调研中，很多同志谈到，在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不仅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特别突出。这些问题，往往表现为一种群众问题、群众诉求或群众情绪，但反映的却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国际、国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党群双方自身原因；既有党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与群众需求失衡，改革发展中的负面效应不断消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调研中，很多同志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现在经济发展加快了，民生投入加大了，做群众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了，但群众总不满意，不少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此，不少同志认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目中有数，胸中无人”，在GDP第一的发展导向下，群众创造、群众情绪、群众意愿、群众利益常常被置之度外，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负面效应，直接影响群众对我们党一系列改革政策及发展成就的认同；另一方面，群众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更加期待社会资源共有、发展机会均等、上升通道畅达、地位认同平等，这种物质、政治、文化多重需求又因阶层利益取向而各有侧重。在此种情况下，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民生投入空前，但群众的满意度并没有因此而提升，反而因自身利益难以满足以及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保障不力、就业困难等问题滋生出不满情绪。调研中各地反映最普遍的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够和发展不好，一些地方基层财力有限，民生欠账太多，“入托难、上大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和就业、社会保障、养老、安全饮水、交通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群众对此意见很大。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单一，破坏生态环境、低水平重复建设、大搞“土地财政”抬高房价、劳民伤财式的开发建设等问题层出不穷；以追求地方形象、自身政绩、政府利益为目的强拆强征、“GDP”大跃进、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等现象客观存在，这些都时刻挑战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底线，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在关于“密切党群关系，党和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的问卷调查中，有26％的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收入”；36％的认为要“改善民生”。
2.现行分配方式与共同富裕道路相悖，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调查发现，公共资源占有及社会财富分配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群体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许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者长期处于失衡、疑惑和焦虑状态，对党的不满情绪积累蔓延。对此，很多同志认为，阶层利益之争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杜绝利益冲突，正常的贫富差距也可以理解，但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冲突矛盾进一步加剧。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22％的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党和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1378名调查对象中有587人认为当前党群矛盾与“收入差距过大”有关。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标准。调研中群众普遍希望“藏富于民”，各级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中低收入者应从高速增长的GDP中得到更多实惠。不少同志反映，分配不公有时更多地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很多政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如户籍、入学、医疗、保险等政策，就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融入；还有的政策把国家利益部门化，把社会财富倾向既得利益群体。很多同志谈到，石油、电力等国有垄断企业，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但实际是“涨价接轨、降价不接轨”。有的同志直言，国企高管一年年薪6千万，普通工人一月600元，如此差距咋不让人心寒!同时，频频爆出的天价酒、高价烟、公款游及官员花天酒地等问题，更让这种现实收入差距转化成为一种强烈的思想情绪对立。还有的同志反映，中央的一些惠民政策常常被基层截留、贪污，“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中央下大雨，省里下小雨，县里毛毛雨，村庄太阳照”，群众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中央是‘善人’，省市是‘好人’，县乡是‘恶人’，村(社区)是‘仇人’。”党和政府的形象、公信力大打折扣。问卷调查中，有高达40％的认为“中央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
3.民主法治滞后导致公平正义缺失，群众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感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社会越多元，对民主法治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就越强。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但调查发现，群众反映诉求陷入“信访不信法”、“信网络不信干部”的怪圈，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基层同志反映最突出、最难办的就是群众上访问题。不管是何种矛盾，群众都把信访当作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和行为，由此导致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及时处置并积压。同时，因时间长、费用高“打不起官司”和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打不赢官司”等因素的影响，更加剧了“不信法”的程度。“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不找县，不找乡，要找就找党中央”，有的一有问题直接赴京上访甚至是“非访”。在信访考核体制高压之下，法治环境尚不健全的当今阶段，基层不惜花钱买“平安”，花钱买“和谐”，最终导致了“信访不信法”愈发加剧，上访闹事现象更加频繁发生，甚至催生出“上访专业户”。有的群众把网络发帖作为表达诉求或不满的主要渠道，由此引发出系列网络群体事件，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关键是民主协商、科学决策，但一些地方民主决策和权力制约普遍缺失，政府或部门决策比较盲目或草率，有的政策严重偏离群众意愿，或是政府、部门利益至上；或是顾此失彼，“富人叫好，穷人叫苦”。有的干部长官意识积习难改，被群众称之为“决策拍脑袋、表态拍巴掌、许诺拍胸脯、搞砸了拍屁股(走人)”的“四拍”干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一句话就决定一条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行为。在对“本地党委政府作决策征求意见情况”的问卷调查中，39％的认为“偶尔征求多数群众意见”或“只征求少数人意见”。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政府部门的基本准则，但调研中反映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或干部公权滥用、与民争利，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除动用警力、城管之外，甚至是默许或借助黑恶势力强拆强征，经常酿成群体性维权事件。司法部门同样存在权大于法、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突出问题，让一些诉求无果的群众长叹“公理何在”。公权滥用、“权力暴力”、“权力通吃”和“潜规则”等现象的长期存在，让群众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公平感长期缺失，不满情绪日益积累，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诉求对象以跳楼、自焚、服毒、爆炸等极端方式对抗不公平、不合理的恶性事件，再经迅速广泛传播，不断被复制效仿，冲突事件常常被放大成一种社会不满情绪，更加剧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4.向上通道不畅加剧阶层对立，“仇官”、“仇富”情绪常常转化为党群干群矛盾。调查发现，当今社会“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更加突出，不少民众总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官员富人常常被“坏人”、被“恶人”，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充分反映了群众“仇官”、“仇富”心态不断加剧。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是群众对难以向“上”流动不满情绪的集中反映。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减少阶层对立和矛盾的“润滑剂”。但在调研中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反响最强烈的莫过于打破了“出身论”，让很多人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现今虽然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但是公平、公正与合理性却受到挑战。很多人反映：过去平民或农家子弟可以通过发奋读书、考上大学、参加工作，来改变家境，如今却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费用大幅攀升，导致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岗职工、无业居民的子女因高额学费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寒门难再出贵子”。从“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从“欺实马”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到“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撞人案；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大学生举报“官二代”被警方跨省拘捕等事件中不难看出，现今年轻人的上升进步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一些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成为“潜规则”，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拼搏不如拼爹”、“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的无奈，其中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由于正常的社会流动受制于背景、权力、关系、“潜规则”等制约，阶层之间的壁垒不断加深，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对立骤然加剧。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和放大利益，千方百计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出现了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资本与官员相互勾结聚敛财富，权贵市场经济和既得利益集团更加强势，社会分化异变和畸形发展的倾向；处于弱势的群体则抱怨社会不公，并且这种不公平感在长期无处宣泄的情况下，常常被转嫁到政府或官员身上，就使党群干群矛盾最容易产生并被放大。
5.群众工作手段与社会分化、利益多元、高度信息化新形势不相适应，科学、有效、配套的群众工作体系尚未形成。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和群众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都还不完全适应，干群联系渠道不畅，干群矛盾依然凸现。对1378名调查对象的问卷显示，有457人认为“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导致产生干群矛盾；有851人认为“干部缺少与群众交流沟通、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因素。过去，社会群体之间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群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多更广，一些局部的小冲突很容易被传播并迅速感染放大成一种社会情绪。面对新的情况，由于缺乏有序的引导管理和及时的回应、公开、问责机制，一方面是任由臆断甚至是虚假信息肆意传播；一方面是官方反应迟缓、遮遮掩掩、真相如“雾里看花”，甚至是出现错误压制、打击、跨省拘捕发帖人等突出问题。调查发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不够科学、有效、配套，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预见性不强，哪里出了窟窿就往哪里堵，常常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组织凡事包办代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导致一切社会矛盾都演化为党群矛盾。因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部门和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矛盾拖、躲或是“踢皮球”，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对“本单位党员干部遇到群众利益受损时怎么做”的问卷调查中，有23％的认为干部常常是“想办法躲开矛盾，不管不问”或是“不了了之”。群众工作导向偏差，如评价群众工作没有注重对群众幸福指数的考察，常常是把群众上访、突发事件的多少作为评价群众工作的主要指标。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依然落后：“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式的思想工作方法仍然被广泛运用。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解决具体事务上，更多还是“为民作主”，不敢或不善于“让民作主”。问卷调查中，有31％的认为自己应当享受的民主权利“大部分得到尊重”，有18％的认为“少部分或没有得到尊重”。对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众，更多地是送温暖以解燃眉之急，没有从总体上思考如何让困难群体有更多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
6.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现行社会组织架构及管理水平难以承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的重负。当前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矛盾凸现期的特殊阶段，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带来的农民失地问题，因企业改革而引发的工人下岗问题，因分配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因腐败现象带来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心理认同问题，还有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等等。这些新问题和矛盾，使本来就点多、面广、线长的群众工作更加艰巨和复杂。同时，这些问题往往具有普遍性，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存利益，容易激起人们的对抗心理并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这种社会分化中的社会断裂和利益冲突，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不够，社会管理体制陈旧，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和可控机制尚未建立，常常陷入“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蛮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境地，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无序状态。调研中，不少同志认为，应着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没有“小”、社会没有“大”，特别是社会组织尚不健全，社会工作人才数量少、薪酬低、队伍不稳定，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重视不够，社会管理已成为和谐社会系统要素中最突出的“短板”。
7.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依然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原因。调节利益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降低矛盾冲突，是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但调查发现，受体制机制、观念方法、自身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基层组织功能弱化，不少同志反映基层组织责大权小、人少事多、钱少开支大，常常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调研中了解到：不少党员干部对群众地位、作用和关系的正确认识仅仅停留于口头上，内心深处仍然把群众当成局外人、被领导者，甚至把爱出头、爱找事、不听“话”的群众称之为“刁民”、“钉子户”。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工作的理解片面，有的认为做群众工作就是做思想工作，送温暖，扶贫帮困，多下基层；有的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用人民币解决”，只要加大民生投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少人反映，干部依然存在深入群众不够的问题，特别是干部“走读”成为一种常态，有的干部生活圈几乎与老百姓绝缘，被基层群众称之为沉湎于“会上、网上、车上”的“三上”干部，用“键对键”代替“面对面”，用“线连线”代替“情连情”，用“空对空”代替“实打实”。这些干部常常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调研中发现，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及作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最不满意。对1378名调查对象的问卷显示，593人认为“干部贪污腐败、作风败坏”是当前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原因；388人认为“干部作风差，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产生干群矛盾的主要问题；在对当前干部队伍存在最突出问题的问卷调查中，认为是“脱离群众”、“作风差”、“服务群众意识不强”的分别占17％、18％、42％。干部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与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失业压力增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等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就使许多矛盾更容易激化，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出现。
三、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党与各阶层群众联系的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必然持久多元动态，对党群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复杂。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进一步密切与各阶层群众的联系，不断夯实执政基础，就必须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社会阶层分化新趋向，自觉适应阶层变化新特点和各阶层群众的新期待，高度重视做好团结凝聚群众的工作。
(一)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发展导向，创造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以消解群众的社会焦虑。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变革导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人生不确定、职业不稳定、未来不可预期等潜在社会风险让社会成员常常生活在焦虑之中，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更加剧了这种现实焦虑，并积累蔓延成一种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直接影响群众对党的执政策略、执政能力和执政成就的认同。为此，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不偏离、民生优先不动摇的发展导向，着力解决好民盼、民急、民需、民想、民忧、民怨问题，才能不断消解社会焦虑，理顺群众情绪，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一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二是要坚持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优先解决好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让人民群众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生活得更加殷实、更加安康、更有尊严。当前最要紧的是：下决心搬掉压在群众头上“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新三座大山”；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突出抓好食品安全问题的整治；着力解决物价过高问题，确保低收入者也吃得上肉、蛋、菜。三是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着力提高老百姓在市场和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要制定并执行公平的入学、就业、户籍、社保等政策，保证所有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实现公平的就业。四是要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干部任用机制以及民生建设倒逼机制等，确保民生优先真正落到实处。
(二)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让人民群众在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增强对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我们党执政的任务，不仅包括做大“蛋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包括分好“蛋糕”，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是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要在增加财政收入、充当宏观调控工具、承担公共设施建设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先行者”和“主力军”作用。努力探索有利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解决就业问题、增加财税收入、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创业带就业、促创富，促使更多群众拥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二是要探索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适当集中和有效运用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和办法，着力纠正政策过于向电力、石油、金融、保险、电信等垄断行业倾斜的偏向，严格规范垄断行业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防止国有企业成为少数人、少数利益群体牟利的工具。三是要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大力提高普通职工的劳动所得；完善以税收、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增加财政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效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四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加强、腐败治理、“灰色收入”规范、“黑色收入”取缔等方面，对分配不公进行系统治理。特别是要优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群众受益，防止既得利益群体利用自己掌握的垄断权力和资源等影响党的政策和攫取利益，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五是要从劳动关系和谐、利润共享、代际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业进入公平化、规范和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构建“先富带后富”的长效机制。六是要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镇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互补。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阳光下心情舒畅地生活。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遏制权力滥用、权力“暴力”、权力异化以及腐败等现象，从根本上减少阶层对立和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道必须迈过的坎。温家宝同志曾多次指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根本途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腐败。一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二是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构建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三是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证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不受任何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要下大气力解决司法部门存在的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权大于法、人情执法和关系执法等问题，让司法部门真正成为群众最可信赖的“包青天”。四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以落实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为重点，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权益；不断扩大民主形式，积极探索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要特别注重加快选举制度和干部任用制度方面的改革，让群众对干部的使用、升迁、政绩等有充分的发言权，切实解决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题。五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要突出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用法律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堵住诱发腐败的制度漏洞；要突出对公共权力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尽快出台党员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强制申报和公开制度，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要以公开“三公”经费为突破口，推动更广、更深层次的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等。
(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阶层成员的不同特点，更加注重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管用和体制机制的配套。在社会阶层成员利益需求多元、信息传播及沟通方式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群众工作必须根除“一刀切”、“一锅煮”的弊端，力求形式更加多样、方法更加灵活、内涵更加丰富、个性更加突出、效果更加明显。一是要紧紧把握群众需求和特点开展群众工作。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情感、认知、需求各不相同，因而做群众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就要因人而异、分类指导、突出个性、有的放矢。二是要激活下基层的传统，让党员干部多接地气。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希望干部常下基层，与群众心贴心、面对面地交流。激活干部下基层的传统并使之常态化，把下基层的路子走得更加坚实和宽广，是新形势下密切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管用之法。三是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要适应信息化、法治化社会的要求。要积极运用网络、微博问政等新手段，进一步拓宽党联系各阶层群众的渠道。要特别注意加强对网络问政、网络批评和监督的有效引导和管理。一方面要以广开言路、闻过则喜的态度积极引导鼓励网民进行批评监督，并建立相应的处理、问责、公开机制，给网民以满意答复；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管理，对那些恶意中伤、扭曲事实、制造混乱，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坚决查处。但要特别注意的是，绝不能把网民说过头话、无主观过错过失的虚假消息传播、不明真相的网上围观与攻击党和政府混为一谈。要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把增加工作透明度，健全完善群众监督批评机制作为治本之策。要注意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纷争，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诉求，着力解决“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四是要健全完善群众工作体系。着力解决责任部门各自为战、群众工作部门单打独斗、上层与基层脱节、封闭和半封闭运行等问题，构建上下联动、整体配合、责权明晰、开放透明、有效管用的群众工作体系。
(五)坚持思想引领和文化感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矫正价值多元中的价值扭曲。在日益明晰的社会分化和日见增多的利益博弈中，不同的社会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创造力的解放，但是价值多元中伴生出的价值扭曲、价值沦落，破坏了社会价值底线，加剧了阶层对立，影响了社会包容，并对整个社会乃至党的长期执政产生深刻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注重用普遍的价值认同和科学的价值体系引领群众。一是要理直气壮地讲好“大道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对群众的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普遍弱化，对党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讨论研究教育大多限于党内，群众思想困惑和理论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对党的认识和社会主义的信心难免受到影响。为此，就必须紧密联系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广大群众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和信心。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与整合作用。要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脉搏，针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价值观念的新标准等及时做出科学回答。要对各种消极落后思潮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深刻批判。要紧紧抓住社会热点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加大专题宣传和引领力度，增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三是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越是在思想多元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越是重要。要坚持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引领生活、陶冶情操，寓思想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要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主线，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要突出抓好法纪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
(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构建群众工作可靠的“桥头堡”和“生力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依然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决定性力量。建设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所在。一是要建强基层组织。以健全基本组织、建强基本队伍、开展基本活动、完善基本制度、落实基本保障为重点，确保基层组织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要赋予基层更多的职权和人财物的保障，让基层强起来、立起来、活起来、转起来。二是要发挥党员干部作用。要从加强教育、激励引导、健全机制等方面入手，把党员干部下基层常态化、做群众工作情况绩效化、解决群众诉求责任化。三是要充分整合群众工作资源。在社会发展进步的条件下，人人都是群众工作对象，人人都可以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基层党组织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注重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做好群众工作。要积极推进区域化党建，充分整合区域力量。要注意运用部门资源、社会资源、文化科技教育等资源用于做群众工作。
(七)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群众解愁、为社会减压的作用。面对社会经济转型期矛盾多发、利益关系调处难度加大、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过多过杂的新情况，必须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来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力量，不断延伸党的群众工作触角，拓宽党群联系渠道，使社会组织成为党做群众工作的“好帮手”、各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帮助群众的“热心人”、社会和谐稳定的“减压阀”。一是要加强以《社会组织法》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法律体系建设，放手鼓励合法、有利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如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拓宽社会组织准入领域。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扩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要注意鼓励农村、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国内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联谊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放大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把具有市场特征的公共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减轻政府公共服务压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三是要加大在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的力度，减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保证社会组织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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