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天朝观的破灭与主权观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朝论文,主权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现代史研究
历史发展到19世纪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已开始由兴盛滑向衰落。但清王朝对此认识不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不同层带有不同反应，而对天朝观的冲击力度最强，反应也最快。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大国”观念，由于鸦片战败，而遭到彻底破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的近代主权观念。
一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特别是由于缺乏地理知识和交通的不发达，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家”的放大，家与国一体，并形成了“天下一家”、“天下”即是“中国”的观念。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①]，“维秦始皇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②]。到了明代，中国人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诸多国家，才明白天下是个绝大的世界[③]。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没有形成近代国家的概念，而只有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因而，清王朝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国为中心的序列上，认为除了华人之外，其他民族的人都属于“夷狄”。这是天朝观地域中心论的观念。这种观念，严重地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
天朝观还包含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具有较深的历史根源。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长期处在人类文明的巅峰。当黄河、长江之畔已经产生了辉煌灿烂文明时，泰晤士、莱因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在东亚地区内，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文化发展类型上，属于“内源型”。周边国家与中国是落后学习先进的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
应该说，当时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优越地位，并不十分清楚。但对在东亚地区内所处先进地位的认识是明确的。也正因为只看到在东亚地区所处的优越地位，才形成了她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与地域上的中心观念，是天朝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致使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也成为天朝观者们盲目自大的物质条件。认为中国“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④]。到了乾隆晚年，中国社会呈明显由盛转衰的迹象，贪污风起，政治腐败。但乾隆仍为天朝大国的“尽善尽美”所陶醉，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国货物以通有无”[⑤]。这种盲目自大自信的心态，使清朝统治者们看不到中国外面的世界，不懂得只有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才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根本保证。误认为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以供中国人永世享用。
忧患意识淡薄，缺乏危机感，是天朝观的直接后果。忧患意识是仁人志士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种心理品质，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上的中心观念，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尽善尽美”心态的养成，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封建王朝当政者及整个国民的视野，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好局面，可以永远维持下去。
但是，就在中国清王朝政权建立不久，世界秩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西方各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更多的市场和原料，向全球大肆扩张。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各国生产力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念和世界秩序。在这世界性变局中，中国一些经世派学人，也积极提倡“实学”。“实学”与学以致用的知识价值观念正相吻合。然而，清朝统治者们仍然沉湎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梦幻中，继续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样，清政府与西方最强国英国的正面冲突就不可避免，终于爆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二
天朝观念，在鸦片战争之前已受到冲击。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9世纪初期，欧洲商人、冒险家、传教士等，就纷纷来到东南亚及中国沿海地区，并随之带来西方文化。传教士除了大量宣传宗教文化外，也介绍并夸耀西方的文化和科技，主要内容有西方历史、地理、政情、风俗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知识。
西人东来，西学东渐，中国被迫开始与近代西方世界接触。到184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中国人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当时这些书籍还仅仅限于介绍西方和世界的地理、历史知识。如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就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后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李兆济的《海国图记》、姚莹的《英吉利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等，都属于这类图书。这些介绍西方及世界地理、历史情况书籍的问世，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一直陶醉于“中央大国”、“中国即天下”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这些新书籍的问世，迫使中国人必须以现实的理性态度接受西方人对世界的解释。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中央大国”的华夏中心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天朝观念，还只是受到冲击，完全破灭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华战争，理应遭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然而，中英鸦片战争，是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英国与代表东方农业文明的中华帝国的“决斗”和“较量”，无论中国如何谴责，都无法改变必然失败的结果。1842年8月，在南京城下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政府被迫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南京条约》的签订，仅仅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开始。此后，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一个接着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国家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于是，变本加厉，频频挑起事端，不断要求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接连失败，也使大清帝国政府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在理论上被迫抛弃了“华夷之辨”的观念，在心理上由拒绝到接纳，由蔑视到恐惧。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等因素，使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逐步地扩大和深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识之士普遍都有“变局”的认识。首先是改变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姚莹就曾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魏源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应该称之为“夷狄”；西方国家不是入侵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而是比中国更为强大的文明国家。承认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具有优越于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先进性，主张向西方学习，是天朝观彻底破灭的根本标志。
魏源在其所编《海国图志》一书中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认为英国是最发达、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吉利“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⑦]，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五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和“船坚炮利不如夷”[⑧]。五不如夷说，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比中国封建制度先进，在当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表明，中国人千百年来以地域上的中心观念、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和地大物博尽善尽美心理为主要内容的天朝观，彻底地破灭了。在事实面前，中国人被迫接受新的世界观念。
天朝观彻底破灭的直接后果，是民族忧患意识的增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为倪宏文欠英商款一案明降谕旨：“着查产变抵偿还以昭国体”。就此事，乾隆还联想很多，他说：“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⑨]。应当说，乾隆的深虑是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在自信基础上的一种防微杜渐，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危机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变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这首先体现在在清政府官僚阶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洋务派多是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官僚，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则徐等进了一大步，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现实。李鸿章承认“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几千年都没有碰到的新变局[⑩]。同时，一些人还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普遍认为“国体弱则外侮生”(11)。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冯桂芬对外国侵略者的罪行愤慨万分，呼吁自强雪耻，认为中国“受制于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12)。这种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生成的民族危机感、奋发自强意识，虽然显得十分被动，但却十分强烈而普遍。
三
普遍的民族危机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的形成，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之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过千百年分与合的交替，经过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壮等50多个民族的大家庭。与政治上的统一相一致，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爱国意识也经历了一次次变革，最终从狭隘民族主义转化为把中华民族看作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体的近代民族主义。这样，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主权受到侵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中国近代主权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中国近代主权观，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中华民族要有奋发自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东亚最古老而又强大的文明国家，周边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因此，中国没有外患的威胁，中国人防止外患的思想自然也很淡薄。至明中叶以后，中国与欧洲和日本的侵略者开始发生冲突，但这时只是局部的。鸦片战争之后，才使中华民族真正感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危险，纷纷发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的呼喊(13)。有许多人提出，“今天下第一要政”为抵制外国侵略，并提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在于富国强兵，“富强在，则无外患矣”(14)。就如何富国强兵问题，仁人志士纷纷上书朝廷，发表文章，认为应当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与各国通商，大力发展实业，学习先进技术，制利器、造大船，训练军队，培养人才等等，总之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如果真正做到了富国强兵，“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王韬在其所著《练水师》一文中还提出，捍卫国家主权，可百年而不用兵，但不可一日撤防(15)。
运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思想。鸦片战败，说明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特别是“五十年来，每一用兵，即国家多损一分元气”的事实(16)，进一步证明，对中国来说，不宜言战。自古中外用兵，都存有理、势二重因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进行抵制，自然理在我方，而我却势不足。郭嵩焘分析中外冲突时指出：“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17)。恃理以折之，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
当时，世界各国均以《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各国间关系的准绳。而中国人初与西方国家发生关系时，竟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因此西方把中国视为公法外之国，致使“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而“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18)。因为不懂国际法，而被排斥在国际法外；因不能运用国际法，而不能享其利，却尽受其害。当中国人弄清这一事实后，开始注重培养专攻西学的人才，在行政上设立“总理衙门”专事洋务，积极在各国设立领事官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全面了解西方，利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即“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19)。
应该说，由不懂和排斥国际法，到承认和努力了解国际法，力争运用国际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表明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法律意识增强，已经懂得了运用法来维护国家主权。
法律意识的增强，使中国人在依法与外国交往的同时，也开始运用法律的观念来审视中国与各国已经订立的条约。认为两国议和不能无约，但“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订期修改，以剂其平”(20)。依国际惯例，订期修约的呼喊，其实质是以和缓的方式，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薛福成在1879年，针对使用何种法律对外人治罪一事，提出：“近闻美国与日本议立新约，许归复其内治之权，外人皆归地方官管辖。中国宜于此时商之各国，议定条约”(21)。这些主张，虽然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实现，但它表明中国人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形成。
近代主权观另一重要内容，是保护关税自主权的思想。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始终持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一口通商还是四口通商，都是在清政府严密监督下进行的。从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内容中看到，清政府对外商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不仅其经济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和管束，甚至连外商的日常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扰。此外，还有中国的关税不对外商公开，海关人员贪污舞弊等随机因素，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中外贸易中积累下来的所有问题，尤其是鸦片贸易问题，导致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商得到了自由贸易所需要的一切权利：取消了“公行”制度，实现了自由通商；将关税变成了税率很低的协定关锐；获得了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以及内地通商权；取得了商埠、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这实际上是主权国家丧失了主权。
关税不能自主，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损失。面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肆意掠夺，仁人志士纷纷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郑观应说：“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修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22)。马建忠针对《南京条约》中“各货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经过税关不得重加税则”一款，指出：“厘金并非关卡，不过仿照英法美军需之际各种用物加厘尽征之意，惟中国未有如西人征取之法，设立厘卡……。此乃我自有之捐，废立由我”(23)。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抽厘之法，指出中国税额，与各国比较，轻至四五倍、七八倍，“故与洋人立约如此耳。厥后天下多故，饷无所出，始创为抽厘之法”(24)。中国的抽厘与西方国家由众商捐集巨饷，是名异实同。因此抽厘是中国自主之权，外国无权干涉。
为维护关税自主权，郑观应、郭嵩焘、马建忠等人，就如何使中国与外国税率剂平，如何防止外商偷税漏税，建全中国关税体制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和办法，有些主张和办法被清政府采纳，变成了政府行为，为维护国家主权发挥了作用。
近代主权观的形成，为中华民族抵制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人由天朝观转换成主权观的这一变化，应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它表明中华民族已经从以我为中心的梦幻中醒来，开始正视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格局。这一变化，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现代化观念的形成。
注释：
① 《论语·宪问》。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18) (20) (21) (24)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19、157、55、57、82页。
④ ⑧ (12) (13) (23) 冯桂芬：《采西学议》，第75、74、95、79、214页。
⑤ 《乾隆五十八年敕谕》，见《掌故丛编》第3辑。
⑥ 《康輶纪行》卷十六。
⑦ 《海国图志》卷三十七。
⑨ (16) (17) 郭嵩焘：《使西纪程》，第114、105、117页。
⑩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
(11) (14)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04、333页。
(15) (19)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105、129页。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