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40年前史学研究述评(下)_满族论文

建国40年前史学研究述评(下)_满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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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前史研究若干重大问题

建国40多年来,就整体清史研究的成就而言,可以用数字来显示。据统计,截止到1989年,已经出版清史著作和资料(不含近代部分)约1000多种,发表的论文约12000多篇(肖黎:《中国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自1989年到现在,又过去了6年,无论著作、论文、资料的发表肯定增加了很多。因为有很多成果是与研究入关后的成果混在一起的,不易分清,统计颇难。约而计之,可占清史成果的10%左右,特别是资料与满文老档的翻译占的比重要大些,约占1000多种的20%左右。

清前史是建国后新开辟的学术园地,难点多,争论大,岐见迭出。其难处首先是史料不足。后金建国前,女真文化落后,无法记“档子”;建国后,记史疏漏而简,且用满文记事,难免不准、不全;入关后,讳言他们的祖先曾隶属明朝,不惜将有关史料销毁,重新改写先世的历史,造成了一系列疑点,扑朔迷离,难见真象。还遇到理论上的困难,如,后金与明的关系,汉满矛盾渗透到各个方面,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又如如何认识后金的社会形态,怎样评价降后金(清)的汉官汉将,等等,都需要给予理论的回答。因此对入关前的每个重大 问题,即或一般问题,也常常是观点岐异,各持一端,很难达成共识。

以下,仅就其若干重大问题,略为推介。

(1)关于女真——满族史的研究。满族的由来与形成,是清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女真(满族),就没有清朝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真——满族史是清前史的“源头”。在后金创立前多少个世纪以来,满族的直接先世女真人——金代女真的后裔,早已散居在辽阔的东北大地。女真人怎样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探讨这一问题的文论,呈连篇累牍之盛况。王钟翰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清史新考》)、已故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徒》、莫东寅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均见《清史论文选集》,中国人大出版社,1979)、蒋秀松的《试论建州女真的集聚和组合》(白寿彝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等文,分别对建州女真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内部组织,及南迁诸问题做了探源式的考证,论定与满族形成的渊源关系。郑天挺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微集》),明确指出:“满州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结历史上宗族之一。”指斥“近世强以满族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而今还有人把满族视为中国之外的“异族”,比起此论,不知倒退了多少年!

对满族之兴及其来源的考证,孙文良的《论满族的崛起》(《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最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重大学术命题。此文与已往发表的见解不同之处,提出了“满族史的开端”的问题。已见的各个研究结果,或将信史与传说掺杂,或国家与民族并论,或先世与本体不分,“满族历史从何开始,还是没有明确答案。”该文认为,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约当17世纪之初,即明代末期。关于满族即满洲名称的来由,许多学者作过研究,颇似“哥德巴赫猜想”,提出许多说法,似是而非,无法确信。本文根据女真人以地为姓氏或部族名的传统,断论满洲本为一部族名,以共居地“蔓遮”而“演变为满洲的可能性极大”。这些见解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所作的分析却开启了新思路,新的视野,亦标志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2)关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研究。这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分岐就在于,清入关前的28年中,满族社会包括在后金(清)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地区,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社会。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之前,再向前追溯到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早在50年代,张维华发表《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一文(《文史哲》,54.10),认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即已由家族族长制向封建制转化,到皇太极时,已过渡到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莫东寅亦主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已飞跃到封建社会,(见《满族论丛》)。李洵(已故)进而说:清入关前的社会,既不是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也不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演进。(《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建州女真社会问题性质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78.4)。他们都否认后金前的社会有过奴隶制时期。王钟翰连续撰写两文:《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史杂考》),首次提出奴隶制说。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50年间,约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1621年(天命六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向封建化过渡而完成于黄太极时期。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79年1期、4期),也主奴隶制说,不过,他认为16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1587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进入辽沈地区,始向封建制过渡。李鸿彬的《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79.2)提出,其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真正的封建化,至康熙初年才完成。郑天挺于1962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一文(《历史研究》6期),与王钟翰等说法相同的是,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差别在于,他认为在努尔哈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4期,结论没有变。

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成果很多,分岐很大。即使看法相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时代断限,也存在分岐。但有一点大体一致,这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已开始或已经是封建化。该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3)关于八旗制度的研究。八旗制度为满族所独创,是清朝立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经济及民族的广泛内容和职能。这已为清前史学者所认同。首先是八旗制度创立的时间。清官书载:努尔哈赤于辛丑年(1601)始建四旗,至甲寅年(1615)增设为八旗(《大清会典事例》卷1110)。学术界多持此说,如周远廉的《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孙文良等《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84.4)等文,给予了论证。郭成康、李鸿彬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在《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刊》81.4)《也谈八旗旗纛》(《社会科学辑刊》82.1)与《八旗建立的年代考异》(同刊,84.1)诸文中认为,1622年2月以后,努尔哈赤才将八旗改为四正色与四镶边旗。又说,初建四旗,是为旗纛,不具有后来八旗组织固山的含义。关于八旗成立的时间,在日本,说法更多,亦成为国际争论的问题之一。

八旗之创,先有满洲,到天聪时续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王钟翰以《清初八旗蒙古考》为题(《清史杂考》),详考满蒙关系之确立及八旗创立的经过,确指其创立时间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郭成康发表《清初蒙古因山额真考》(《清史研究通讯》85.2),详考各旗主,详前人所略,多有填补空白之义。对八旗汉军的论证,当推陈佳的《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81.5),就汉军成立的时间及内部编制,所处地位,给予了详细考辨。全面论述八旗制度的,是李旭的《论八旗制度》。此文原作于1963年,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79年重载于《清史论文选集》。该文探讨了八旗的起源,与辽金元的兵制有“因袭沿革”的关系。文中所论,亦有前人所未及,或首次提出。

与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土地制度,如旗地、王庄、皇庄等土地性质和经营状况等,均有专文讨论。值得推重的是韦庆远等合编《清代的旗地》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9),内含清入关前旗地形成等内容。此书据现存档案撰成,弥足珍贵。刁树仁著《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社,1993),内辟一编,首论“清入关前旗地设置与发展”,至为详备,足以弥补以往诸书之缺略。

(4)关于明清战争问题研究。自后金天命三年(1618)与明首次交锋于抚顺、清河、拉开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迄至1644年入关,双方战争连绵,势力消长,为明清兴亡所系,满族发展之关键,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著论颇丰。孙文良等所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其中涉及问题不少,但争议最大的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进关后),从根本上说,是双方为领有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不能说是什么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民族征服战争。李鸿彬是研究明清战争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对萨尔浒、宁远、松锦、宁锦等重大战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阐述其战事起因、战略战术及对明清(后金)的影响,强调清为夺取政权、族学明为维持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详见《中央民院学报》79.1—2、《北大学报》83.5、《史学集刊》87.2、《清史研究通讯》89.1)。刘建新在《论明清之际的松锦决战》一文中指出:此次决战为一个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历史道路(《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张玉兴以萨尔浒之战为例,阐明此役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关于萨尔浒战役性质的商榷》,《北大学报》81.4)。薛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坚持民族原则问题》(《史学集刊》84.4),论证八旗满洲对明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

(5)关于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清前史研究的主题之一。1985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1994年恰逢清军入关350年,在沈阳举行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王思治等所论《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85.3),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1994年,孙文良等推出新著《1644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系统地表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清朝统一以充分肯定,也批判清朝的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陈生玺的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社,1991)对清军入关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深刻的论证,肯定清朝入关,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与此结论相反,李洵发表《40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85.1)。所说40天,是指农民军进北京到被迫撤离,让位给清朝(1644年3月19日——5月1日),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文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不多,但却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6)关于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前已举例,对清入关前人物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多。这里,既涉及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标准,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王思治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83.4)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其主旨是,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他举例说,多尔衮有功于国家重新统一,但所行政策不能肯定。史可法是个肯定的人物,并不是从明朝的立场出发,而是肯定他至死不出屈的精神,含有“爱国主义”的内容。王宏志的《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88.5),是针对被清朝定为“贰臣”的人即降清的汉官汉将做出评价。她指出,清朝是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他们划入“贰臣”之列,我们不加分析,甚至岐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应具体分析。如,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不值得称道”(《中国史学四十年》)。

对吴三桂的评价而引发出激烈地争论,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1986——1987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北方论丛》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断论吴氏始终没有降清,时刻准备反清复明。实际是为吴氏翻案。此文一发,迅速引发一场大讨论。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吴氏降清与否,不值一辨,重要的问题是,吴氏降清如何评价。在吴氏降清之前,早有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一批重要人物加入清政权。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把他们统统定为“汉奸”,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其中最受批判的要数吴三桂。还在建国初,已对吴氏展开批判。(详见前述),至今还在继续,香港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对这些人物也持否定态度。如前已提到李治亭、王宏志,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明确地说,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陈生玺指出,不能“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明清易代史独见》)。吴三桂等人降清各有原因,不能以降清与否做为评价的根据。至于吴氏反复无常,是个人品质问题,固然不足取,也须分清主次和功过。归根到底,还是如何看待清朝与满族的崛起。40多年过去了,尤其在新时期,还坚持300年前故明部分士大夫的观点,未免落后于时代。

四、清前史研究的展望

过去40多年来我们对清前史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还须努力开拓,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高理论素养。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教条主义泛滥,把马克思、列宁的话当标戳,现在已不时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理论对于我们仍然是指南,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旧的史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前史。理论要上去,研究才能深入。对于一个史实清楚而又简单的问题,往往看法不同,乃至尖锐对立,实际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差别。如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人物评价等,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很难解释清楚,更不用说破了。尤其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总的来看,理论素养不高,加强学习理论,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二,基础研究,有待继续加强。上面提到的若干问题,仍然是清前史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而未知的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应循着已走过的路,继续探索,必有发现。

第三,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清前史尚有空白领域,诸多薄弱环节,未被重视。清前史文化即是其一。近年来,我们已做过满族文化的少量研究,但并不等于清前史的文化,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10余年,我们重视对其社会性质的研究,却忽略对后金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然是个偏差。女真史的研究,我们只研究了建州女真,对于海西和“野人”女真研究甚少。再追溯到元明之际东北女真人的状况,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女真人演变为满族,不搞清女真的社会,就无法阐述满族的形成史。清入关前的民族关系,相互融事,以及它的民族政策和策略,与明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清前史的宗教、艺术、风俗等,也甚少研究。类似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开辟新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

第四,古籍发掘、整理与实地调查。此项对今后清前史研究关系极大。在新时期,已整理出现的这方面典籍不下百种。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掘文献资料,搞史迹调查,不失为一途径。清前时期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地面上留下大量遗迹,还有世族家传的口稗及文字资料(如家谱)仍然不少,散布民间,通过调查,不难获得,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证明此一途径可行。日本满族研究会一行数人花费近10年的时间,对东北的“满洲实迹”做了普查,有关清前史遗迹尽在掌握之中。日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既重视古籍的整理,挖掘新史料,也重视实地调查,会有助于我们做开拓性研究。(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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