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作为一种长期方针，是一个总的努力方向。但在具体操作中，则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具体情况有区别、分步骤地实施。因此，就有必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出明确的战略定位。本文拟通过某种理论框架下的实证性分析，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定义及分析框架
定义1：经济增长是指人均实际收入的长期增长。
定义2：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总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构成、增长机制及其路径。
定义3：增长方式类型是指沿一定增长路径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投入—产出关系及其内部构成总体特征的型式。
按此定义来界定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其内涵就是产出水平中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所作贡献的主导地位问题，即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以主要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积聚来提高产出水平的增长方式，而集约型增长方式则是以主要依靠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提高产出水平的增长方式（宋则行，1996）。当然，在现实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与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此为衡量尺度从理论上将增长方式抽象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对基本概念作了定义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构建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即首先回答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变量这一问题。我认为，在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发展阶段、体制条件以及对外经济开放度是主要变量。
（1）经济发展阶段对增长方式的决定，主要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竞争比较优势不同，从而决定了增长源泉构成的不同形态，使其产出增长具有不同的支撑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竞争比较优势，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进而就会出现要素使用替代的竞争比较优势。例如当一国经济发展尚停留在满足人们温饱水平的情况下，由于这时候的劳动力、土地、其他初级资源等生产要素是比较廉价的，所以其竞争（比较）优势在于依靠廉价的生产资源投入。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这些初级要素投入的竞争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被技术、资金、管理等其他要素所取代。
二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进而经济系统的聚合要求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系统的经济总量尚小，且内部的结构关系程度不高，系统整体性功能的聚合要求相互较弱，技术进步（受制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规模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上升空间狭窄，所以其竞争优势在于扩大经济总量，增加参与交易活动的部门（即增加投入产出矩阵中的元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系统整体性功能的聚合要求越来越强烈，而要素投入增长的余地相对缩小，此时的竞争比较优势将体现在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上。
如果用竞争比较优势来解释经济发展阶段对增长方式的内生性，我们就不能简单采用现有文献对经济发展阶段流行的划分方法，例如按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的经济发展阶段、按产业发展形态划分的农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等，而要采纳波特（M.Porter,1990）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即第一阶段是“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初级资源）推动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描述中，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直观的反映，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增长源泉的结构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粗放型增长逐渐转变为集约型增长。
（2）经济体制对增长方式的决定，主要体现在不同制度框架的分工协调机能不同，从而使其增长机制内生出某种资源配置的偏好，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率。斯卡利（G.Suclly）比较了115个国家在1960—1980年间的增长率以检验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他发现“制度框架对经济效率和增长率有重大影响”，将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相比，有效率制度框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低效率制度框架的高两倍，效率上高一倍半（1988，P652）。贝克尔的增长模型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一样，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G.Becker,1992）。
社会生产分工协作的协调成本与参与分工的人数成正比，而与协调分工的效率成反比。这种协调分工的效率（由协调成本的弹性来表示），主要取决于制度框架设定的分工协调机能。如果我们以两种不同类型的体制框架作比较的话，那么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工协作生产实行行政性的垂直协调，构造了既无有效的激励，又无硬预算约束的增长机制，从而内生出追求速度、投资饥渴、数量扩张、效益低下等资源配置的偏好，其协调成本是极其昂贵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分工协作生产实行市场导向的横向协调，虽然这也有某种缺陷，有时会带来较高的协调成本，但其协调机能所构造的是既提供有效的激励，又有硬预算约束的增长机制，从而内生出使人们在利益机制驱动下通过市场开拓、提高质量、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加强管理等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偏好。因此，传统计划体制内在规定了其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促进集约型增长方式形成的。
（3）经济开放度对增长方式的影响，是通过其对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因素的作用而实现的。如果一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或严重贸易限制政策，其开放度很低，那么就不能得到大量的技术转让，而且还会影响对进口技术的选择。因为保护主义措施使相对价格遭到扭曲，往往使一些本来劳动力很充裕的国家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使投资的配置遭到扭曲。同时，一些限制进入市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增长方式将向粗放型倾斜。与此不同，在对外开放度较高，贸易数量较大的情况下，由于大量的技术引进，且尽最大的努力传播和发展这些技术，以及进口竞争一般可以有力地制止相互勾结或垄断，使企业不得不专注于技术方面的发展。而且经济越开放，个人和企业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和购买外国商品越自由，教育和有形投资的收益就越大。与此同时，出口竞争则促使企业通过市场扩大的机会增加创新活动的收益以采用新的技术。
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准集约型增长方式
按照上述的分析框架，我们暂时撇开体制因素，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及其目标定位。
在建国30年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已跨过了以“温饱”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进入到一个以满足小康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以大工业为手段、大规模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阶段，即全面工业化的历史时期（李京文，1995）。1979—199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3%，其中有一半以上直接来自工业增长的贡献。从工业化的内部构成看，80年代的全面工业化是以轻型化倾向为主导，轻工业发展一直快于重工业发展。进入9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转向了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重工业增长速度开始领先于轻工业，并且差幅逐渐拉大，出现了重化工业化势头。值得提出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的全面工业化进程，与改革前30年初步工业化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收入与生产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而在部门间产值结构变动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1978—1992年间就业结构变动速度几乎4倍于前25年。
与此同时，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致，还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1993）指出，用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二元结构强度，1978年我国达到6.08，改革开放以后曾一度缩小至1984年的3.58，但到1988年又上升到3.89，1991年则进一步上升到4.14。而日本在工业化初期，其差距只有2.94（1955年），台湾只有2.03（1965年）。在这种强烈的二元结构背景下，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重化工业增长势头，是由只占全体人口22%的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所引发的，而占全体人口78%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远未到足以引起工业增长向重化工业方式转换的时期。再加上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从总体上讲，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按波特的划分只是进入了“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与那种以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信息积累速度加快，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已经完成，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产品多样化、高质量和小批量发展等为特征的“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竞争比较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分工和专业化提供了规模收益（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单位的总产出率和随累积的生产时间而降低）的可能。而规模收益的获得要靠资本（人力的和物质的）积累，以大规模的“机器”形式，或以长时间的“培训”形式出现。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收益降低了单位成本，从而使给定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这就扩大了市场规模，产生了更大规模的需求，进而引致更大规模的投资及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化。因此，在我国今后一个时期中，大规模投资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这并不排斥在一些经济发展较低水平的地区，仍处于波特所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之中，其竞争比较优势依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其初级资源的投入。也就是，在我国经济总体上进入“投资推动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各地区的竞争比较优势因其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
对于我国总体上进入投资推动发展阶段这一判断也许是没有什么疑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理论上来看待投资推动发展阶段的增长方式。目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其理由无非是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要素大量投入来支撑。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从要素投入角度讲，“投资推动”与“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初级资源推动”有类似之处，但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生产函数关系中，资本要素的投入与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初级资源要素的投入有重大区别。首先大规模投资使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即使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人均占有资本额越大，人均产量越高。更何况，在现实经济中，增加资本密集性与不断开发新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联系。若没有新的技术加入，企业将耗尽采用资本更密集的技术来提高利润的可能性。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资本—劳动比率的进一步提高也将不再是可盈利的（L.舒尔茨，1994）。另外，按照新增长理论，资本投资，无论是对机器还是对人，都形成“正的外部性”。就是说，投资不仅提高被投资企业和工人的生产能力，也提高相关的其他企业和工人的生产能力。按此观点，以往的研究，都低估了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据罗切斯特大学的罗默（Paul Romer,1987）估计，资本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产出增长全部的实际贡献接近于1而不是0.25（对此尚有争议）。当投资外部性足够大时，就不存在资本报酬递减问题。其结果是，储蓄率的上升导致增长的“永久性”提高。经验性观察表明，在工业化国家，每一工人较高资本积累率会促进生产力更快增长，基本上是每一工人平均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会提高1个百分点。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讲，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具有集约型特征。
但由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是以大量资本投入为前提的，而且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斜率为负，故人均产量较小幅度的提高要以人均占有资本额较大幅度提高为条件。另外，尽管部分新技术是包含在新的投资之中，但假如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加快或技术存量不多，那么通过追加投资而以资本为体现的新技术在随后几年将很难增长。虽然投资的回报暂时仍会上升，但紧随其后的则是一段低回报期。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又有别于“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具有一定的粗放型色彩。
因此，“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既不同于“初级资源推动”的粗放型增长，也不同于“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具有过渡形态的特征。我们将该发展阶段的增长方式称之为准集约型增长方式。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从“初级资源推动”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而不是直接进入“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
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泛泛而论，这也不能算错。但置于一个特定阶段性空间环境来说，准集约型增长这一目标定位意味着，我们将把“投资推动”放在一个头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则是溶合于大规模投资之中的，即通过较多投资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如果脱离“投资推动”来谈技术进步，超阶段地将“创新推动”置于首位，有点似是而非的味道。当然，通过投资形成以资本为体现的新技术，是有一定条件的，即要有较庞大的待开发的技术存量。这对于那些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起发展国家来说，只要有较大的对外经济开放度，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鸿沟越大，大量可盈利的投资机会就越多（只需对代表先进技术的新设备大量投资即可）。当存在大量投资机会时，从国外借入大量资本投资以及引进技术仍可望获利。这样，年投资率越大，新技术和生产率的跃进也就越大。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现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投资形成的资本来体现的，特别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的投资得以实现。如果没有这种引进性的大规模投资，技术进步的发展空间是很小的。事实上，这正是后起发展国家发挥其后发优势的有效途径。
当然，在转向“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方式过程中，不能笼统地谈大规模、高强度投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要对“投资推动”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
首先是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我们过去一讲“投资”，通常仅限于实物资本投资。如果把“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理解为实物资本投资推动，是非常错误的。上面已经指出，增加资本密集性与不断的技术开发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只要是溶入新技术的实物资本投资，必定伴随着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蕴含于劳动者身上的技能不能与新投资形成的实物资本中蕴含的新技术相匹配，实物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将大大降低。另外，投资产生的“正的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因此“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是通过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有机配合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其次是增量资本与存量资本的关系。“投资推动”是一个过程，是过程性积累的资本推动。我们不能将“投资推动”仅看作新增投资的推动，拼命增加新投资。如果存量资本不能有效地重组和充分利用，新增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大大削弱。同时，也难以形成和发挥这一发展阶段特有的竞争比较优势（即规模效益）。因此，“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是通过增量资本带动存量资本且共同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另外，从实物形态上讲，资本的形成可分为三种：对工厂、设备及库存的经营投资，居民住房建筑投资，以及对道路、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在资本形成的结构中，总体上是经营投资占较大的比重，而且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其增量的比重会更高。这是从投资结构上体现的“投资推动”形态。但在我国二元结构矛盾较大及城市化长期滞后的情况下，现阶段的资本形成结构将有所侧重和倾斜，从而使其在结构上体现的“投资推动”具有特殊性。我国城市人均GNP水平约是农村人均水平的3倍。这与日本和“亚洲四小”在高速增长起步阶段，城市人口占50—6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倍左右的情况极不相同。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重任务，而全面工业化中又具有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内容。无疑，这将形成强大的投资需求。为实现全面工业化，经营投资的需求是巨大的，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预示着社会单位产品中资金含量的上升，需要有高强度的资本投入，但同时又得兼顾轻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又将成为调节工业发展阶段的重叠性，实现大规模过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环节，进而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新的增长轴心（周振华，1995），更需要有大规模的居民住房建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阶段的投资应向城市化发展方面倾斜，适当加大居民住宅投资与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比重。因此在投资结构上体现的“投资推动”形态，应通过促进城市化发展来推动全面工业化。
三、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体制变革要求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制度变量来考察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开始对分工协作生产实行横向协调，其协调效率相对提高，对增长方式已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中，传统体制内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特征依然顽强地存在。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增长方式转向“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与之不相适应。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改变体制因素内生的粗放型增长偏好，否则，就难以形成“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
在“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高积累基础上的高投资。应该讲，我国国民储蓄率是很高的。“八五”期间社会总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然而，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资本积累主体已由政府转变为居民。伴随着资金总量的快速增长，在全社会资金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1年的68.9%逐步提高到1995年的70.37%。但由于资本信用发育滞后，直接融资规模偏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循环不畅，而间接融资过程中金融部门高成本的信贷投入无法产生相应的高产出，其结果形成了社会资金环流越来越呈现出质量低下的信贷资产增长、居民硬债权和企业软债务增长三极分化的运动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性投资回报率低下，且风险大，筹资成本高，客观上促使了全社会非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扩大，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货币流动性不断减弱。伴随着M[，2]在总量上的迅速增长并在1992年超过GDP总量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持续下降，1995年末为39.5%，比上年末下降了4.3个百分点；1996年一季度为37.1%，已降到历史最低点。货币流动性减弱表明资金不愿意进入生产领域，而偏好于转化为生息资金。这对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长期稳定提高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首先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
在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资金合理投向的问题。目前我们在产业发展导向、投资决策体制，乃至融资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往往造成投资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进而形成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最终导致大量的产品滞销压库，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并带来资金占用，企业互相拖欠等问题。从短期来看，高投资能带来高速度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则会因结构恶化、经济大波动而带来萎缩增长。因此，“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必须要有资金合理投向的制度性保证，特别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城市化的发展来推进全面工业化的情况下，更需如此。
此外，在“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中，为保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能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通过改变体制因素内生的粗放型增长偏好来提高投资效益。国际经验表明，伴随着较高的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或逐步接近于投资增长率是基本趋势。但我国长时间以来，投资增长率却高于经济增长率，且两者差距不断拉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体制因素造成的投资效益低下。国际经验表明，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并创造出一个使企业能对价格作出反应的环境，就能使投资收益率提高1／2。在价格扭曲特别严重的地方，这种制度改善甚至能使投资收益率提高1倍。当然，仅此还不够。如果企业要对恰当的信号作出反应，他们需要得到信息和进入市场的渠道，以及按可接受的成本进行交易的能力。这就要求有一个竞争性的全国统一市场，以及相应的法律和契约框架。因此，“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要求形成一个不断促进投资效益提高的制度安排，争取以较低的投资率带动较高的增长率。
还有，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不仅是增量投资的推动，而且也包括存量资本的推动。但我国目前的状况则表现为，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高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有的约2.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中，闲置和利用率不高的就占1／3左右，即相当于7000多亿之巨。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工业系统中，由于资产使用效率提高所增加的净产值占全部新增产的比率即“效益贡献率”，只有20%左右，而德国等12个经济发达国家达到50%左右，阿根廷等20个发展中国家也在30%左右。这种固定资产增量投入不断扩张，不断加速，而技术更新、技术改造步履迟缓，资产存量的利用率十分低下，损失浪费严重同时并存的状况，正是我国传统体制内生的粗放型增长偏好长期延续的结果。显然，“投资推动”的准集约型增长要求有促进存量资本有效运作，提高其使用效率的制度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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