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与继续推进史学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历史科学，近年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喜人的繁荣景象。历史著作的出版，研究成果的发表，几乎使人目不暇接。中国古代史是我国历史学基础最厚实、大家辈出、成绩显著的一个领域。这些年来，在过去已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无论通史的编写、断代史的研究、古籍的整理，都取得了系统的成果。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活跃，从1999年到2003年这5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著作约2000种，发表的论文超过1万篇，涉及的方面很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也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成就。
世界史研究的进展有目共睹。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更加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了解它的今天，也了解它的历史。过去，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根据第一手资料写出的学术专著很少，这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如外文图书少、出国难等。现在，研究者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出国留学进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国外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取得，不少已有中文译本，研究世界史的队伍迅速壮大，因此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十分明显，已经出版一批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
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跨学科研究成为引人注目的突出现象。综合性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研究，又往往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制度史以至古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放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民众心理变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各种专题研究也成果累累。这样，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且加深了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认识。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日益成为史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史学信息的数字化正在有关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推动中，显示出网络在研究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成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初期，不少人曾担心史学队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现在，这一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制度的建立，起了有益的作用。史学工作者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支人数众多、学术上各有专长的中青年史学队伍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方方面面的业务骨干和一些新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大学校长、院长、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他们有着年长一代史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中外史学交流越来越活跃。这不仅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能在国际史坛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今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将日益加重。
史学普及工作，在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和政府加大了扶植史学研究的力度。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纂修，社科基金的大幅度提高，是大家都已看到的事实。
上面所说，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肯定有许多重要缺漏，远不能把近年来史学发展取得的成绩周全地反映出来。当然，中国的史学工作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特地发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文件，并不多见，值得我们十分重视。《意见》谈到指导方针时第一条就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写道：“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自然同样适合于史学领域。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也是那样做的。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深入人心的。譬如研究历史上某种事态、人物、现象，我们总是从把握其背景、包括物质背景立论，不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弄颠倒了；又譬如我们总是从全局中把握局部，从运动中和从普遍联系中认识事物，不孤立地作论断。”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做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那些理论思维能力极强的大师的论述，学习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多读一点他们的著作，用心领会，肯定会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汲取到丰富的营养。老一辈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概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有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不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似乎这些已经过时，不值一提了。这种状况在一些史学工作者中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对他们的成长和史学的发展十分不利。这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狭隘的宗派，从来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相反，倒是应该从其他学派那里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有用的具体分析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考虑他们提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应该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继承下来。
大家知道，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马克思没有抵制和排斥它们，而是充分肯定它们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又加以改造，把它推向前进，构成一个完备、严整、崭新的科学体系。摩尔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们做出的榜样。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又有了不少发展。这些年来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包含的合理因素，我们同样应该十分关心，把它吸收过来，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是那样做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自然也应该这样做。简单地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只能是阻碍自己的进步。
这样说，当然不是可以淡化以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十分陌生，没有根本的立足点，只醉心于搬用某些西方学者（有的甚至在国外也只是二、三流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式或论点，把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洋教条或“以论带史”。中共中央的《意见》中写道：“在扩大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照抄照搬、食洋不化的现象，抵制反动、腐朽的思想文化的侵蚀。”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二，培育优良、健康的学风
这是近年来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学风，看起来是无形的，却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一种风气一旦造成，就会在无形中左右人们的想法和做法，产生巨大的力量。因此，树立和培育怎样的学风，对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研究看重原创性的研究。它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原始资料，经过细心地鉴别和比较，理清事情的发展线索，分析并说清楚一些关键问题，把它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力求再现当年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从中领悟出可以发人深省的规律性知识。这是一项艰苦的探索性工作，又是一项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令人陶醉的工作。
大家高兴地看到，现在有一大批史学工作者，特别是许多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热爱自己的专业，在经济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的学风是优良的健康的。没有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就没有前面所说的近年来史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但这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隐忧的问题。
一个是不少同志多次批评过的“浮躁”：工夫没有下够而急于求成，不注意长期积累，没有刻苦钻研原始资料，对问题缺乏深入的周密的思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匆匆忙忙地发表，结果写成泛泛而论、平铺直叙或故意标新立异的作品，使人读后少有所得。这样的作品，讲得好听一些是浅尝辄止，讲得不好听一点是东拼西凑、粗制滥造。还有些作品，题目相似而大同小异，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将认识推进一步。经济工作上常讲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这种浮躁现象的产生，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包括有些并不科学的管理制度等。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把学风搞歪了，对自己、对后人都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论语·子路》中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对力戒浮躁，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至于剽窃他人成果之类的不端行为，那已不属于浮躁的范围之内了。
另一个是性质并不相同的问题。它是同一些可喜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少学者出于对以往某些“假大空”作品的反感，力求把研究工作做实做细，这是一项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一部分学者的题目越做越窄，以致在总体上流于碎和散。也许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可以为将来更高的综合创造条件，使步子走得更扎实。而且这类作品，今后仍然是需要的。但如果整体上或者占主流地位的趋势长期停留在这种状况，以为史学之能事尽于此矣，也会使史学的发展受到局限。看看近代的前辈史学大师，都是既有宏观的通览全局的眼光，又有微观的对关键问题剖析入微的本事，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正是他们，才足以带领历史学科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