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影响的情境模拟实验研究

杜亚灵，柯 丹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均可归咎于合同中的控制条款不力，解决的有效途径即根据初始信任量身定制合同条款控制。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了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影响合同条款控制的概念模型；然后，模拟了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的四种情境类型，开发了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合同条款控制的测量量表，并采集到88份有效的实验数据；最后，采用方差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对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⑴能力信任与产出控制中私人部门承担的投资控制责任呈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初始信任与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均呈负相关关系；⑵能力信任对偏差控制的负向影响较微弱，而善意信任对偏差控制的影响不显著；⑶其他产出控制对能力信任更为敏感，行为控制对善意信任更为敏感。在此基础上，结合代表性案例给出了政府部门依据其对社会资本的初始信任合理拟定合同中控制条款的建议。

关键词：PPP项目；初始信任；合同条款控制；情景模拟实验

0 引言

PPP项目中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大幅增加了私人部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1]，而合理的合同可以有效降低这种风险^[2]，因此，精心设计的合同对于PPP项目成功至关重要。归纳总结国内PPP项目案例，其合同的形成主要有四种方式：①公共部门下发行政文件式的简短合同，其中仅列出参与方、出资额、项目范围及价格等核心条款，如刺桐大桥BOT项目中，泉州市政府仅下发一张说明项目负责人的“通知书”；②公私双方经过长期、艰难的谈判形成合同，如青岛海泊河和麦岛污水处理厂改建扩建项目谈判历时三年之久；③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等PPP操作相对成熟的行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合同范本，公私双方通过对该格式化合同“填空”形成某一项目的PPP合同；④公共部门将拟好的合同作为采购文件的一部分，并将私人部门的响应程度作为对其的评审标准之一，如在大连城市中心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中，公共部门将项目合同作为采购文件的一部分，供应商可以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且其修改意见会导致评审时被扣分。

然而，通过上述四种方式形成的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多问题，其本质上均为PPP合同中对私人部门进行控制的条款不力，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合同控制条款缺失，如刺桐大桥BOT项目中，由于项目前期的合同过于粗略，双方后期就收费期限划定等问题争执不下，最终导致该项目提前回收；②合同控制条款失效，如青岛海泊河和麦岛污水处理厂改建扩建项目中，私人部门为节约成本，将用于污水处理的回用水管直接接到自来水管道上，造成公众利益受损；③合同控制条款过于严苛，如纳入采购文件的合同条款可能会过分限制私人部门的行为，使其失去在管理和技术上的创新空间。究其原因，我国现阶段PPP合同中对私人部门的控制条款多是依据公共部门单方意愿设计的，而鲜少考虑私人部门的实际情况，现行的资格预审仅起到对供应商入门审查的作用，在合同条款设计过程中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已有研究证实合同条款应依据对交易对象的初始信任设定^[3]，然而，在PPP这一特定的关系背景下是否依然如此尚未得到证实，更别说如何依据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来设计PPP项目的合同条款控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情境模拟实验的方法揭示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的影响机理，其研究成果可用于指导公共部门根据私人部门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更为适当的控制条款。

1 文献分析与理论基础

1.1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合同条款控制

相关研究指出，组织间的控制维度按时间可分为缔约阶段的合同条款控制（contract term control）和履约阶段的合同执行控制（contract implementation control）^[4]，二者所包含的内容完全一致，但前者是静态的、全面的，后者的实施强度则是可以适时调整的、各种控制措施的落实是有时间先后的，本研究关注的仅为PPP项目的合同条款控制。关于PPP项目中控制的现有研究多围绕其具体措施或手段，主要包括详细的产出说明（output specifications）^[5]、项目绩效监测（performance monitoring）^[6]和抵押安排（hostage arrangement）^[7]等，此类研究呈碎片式，并未明确PPP合同中控制的整体框架。另有学者依据内容对控制进行维度划分，主要包括如下三种观点：①Liu等通过案例分析将工程项目的合同条款控制划分为输入控制（input control）、输出控制（output control）以及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三个维度，其中输入控制指选择正确的内部职员与外部交易对象，其发生于承发包关系形成之前，不属于交易关系中组织间的控制^[8]；②Badenfelt从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和产出控制（output control）两个方面对工程项目合同条款控制进行了研究^[9]；③杜亚灵等使用扎根理论得到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控制的三个结构维度为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和偏差控制^[10]。其中，前两种观点均以一般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得出，而第三种观点则是在分析PPP项目特殊性的基础上得出的，其针对性强且内容划分更为细致，有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和偏差控制的三维度概念框架。

1.2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

相关研究指出，PPP项目涉及两种特质的信任：①在交易准备阶段，交易双方根据对彼此固有特征的判断而形成的静态初始信任；②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根据彼此之间交互行为形成的动态信任^[11]。本研究仅关注PPP项目采购阶段形成的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关于初始信任的维度划分，现有研究多采用以下两类：Jeffrey等的基于能力的信任（competence trust）、基于诚实的信任（integrity trust）和基于直觉的信任（Intuitive trust）三维度概念框架^[12]，以及Lui和Ngo的能力信任（competence trust）、善意信任（goodwill trust）二维度概念框架^[13]。由于PPP项目初始信任主要形成于资格预审阶段^[1]，此阶段公共部门的主要目的是依据采购标准来确认供应商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完成项目，而评审委员在对各指标打分时往往已融入主观因素（如直觉、信任倾向），因此，本研究采用具有明显区分度的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二维度概念框架。

关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私人部门，Zhang通过整理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BOT项目私人部门的选择方法，得到共计92条选择标准，并将其归纳为4个标准集，各标准集均涵盖了：①选择对象现阶段的能力水平，包括资产负债率、建设周期、管理制度以及安全制度等指标；②选择对象以往表现和经验，包括安全方面的事故率、管理经验、技术人员的资历以及内部收益率等指标^[14]。黄亚江和张水波则从公共部门角度识别出其选择私人部门的17个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基于财务、技术、管理和合作能力4个方面的私人部门选择评价模型，其中合作能力细分为信用水平和沟通能力等指标，技术能力则细分为同类项目经验和技术储备等指标^[15]。不同学者识别出来的私人部门选择标准虽然在范围和构成上存在差异，但其主要都集中考察私人部门的软硬两方面实力：硬实力体现在其财务、技术、管理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其实质是对私人部门有能力履行合同义务的预期，故对应于能力信任；软实力则体现在私人部门的信誉以及过往表现等方面，其实质是对私人部门有意愿履行合同义务的预期，故对应于善意信任。

1.3 初始信任与合同条款控制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PPP项目中信任对控制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①缔约过程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影响初始合同中控制条款的设置；②履约过程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实时信任影响其所实施控制的强度^[11]。本研究仅探讨采购阶段形成的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的影响。现有研究通常认为工程项目中的初始信任会对合同条款控制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Proverbs等通过质性研究发现，业主通常过低估计承包商的可信赖程度，当业主对承包商的信用评价为现实主义者（realist）时，其更倾向于采取控制引起的合作（control-induced co-operation）^[16]；但也有学者对该结论持怀疑态度，如Yang基于已有的业主信任能够降低合同控制水平的研究结果，提出业主对承包商的能力信任、直觉信任以及关系信任均与合同条款控制呈负相关关系的假设，但通过对来自中国建筑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假设并未得到支持^[4]。

显然，上述研究均将业主对承包商的合同条款控制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这可能是造成不同文献研究结论相悖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为了得出对实践中的合同条款拟定更具可操作性的研究结论，有必要在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影响的研究中将控制进行维度划分，该类研究如：刘学等以中国制药产业研发联盟为对象，发现能力信任与过程控制和自我保护控制正相关，但与结果控制负相关，善意信任则与过程控制、自我保护控制负相关，而与结果控制负相关^[17]；工程领域也有少数学者做过类似尝试，如佘志鹏和乐云构建了信任、控制及项目成功间关系的模型，研究显示，计算型信任正向影响合同控制和程序控制，而关系型信任则负向影响合同控制与程序控制^[18]。由此可见，信任对不同维度控制的作用方向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为全面揭示PPP项目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的影响机理，本研究拟将初始信任与合同条款控制均进行维度划分，并建立二者之间的全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如图1所示，其中，初始信任采用具有明显区分度的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两维度划分方式，合同条款控制采用适用于PPP特殊关系背景的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和偏差控制三维度划分方式。

图1 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影响的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2×2完全随机设计的情境模拟实验来检验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自变量为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的两个维度，即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每个维度分为高/低两个水平，以不同情境下的初始信任描述作为对自变量的操作处理；因变量为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合同条款控制，其分为产出控制、行为控制以及偏差控制三个维度。实验数据将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获取。

2.1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的情境设计与预试验

（1）对于综合实力雄厚、诚实守信的社会资本，政府部门应制定较市场平均水平高的产出标准、让其承担更多的投资控制责任，同时，涉及项目计划与调整（产出、投融资、价格、时间等方面）、社会资本行为监控（直接监管、信息披露、制度保障、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其他合同条款不宜过于苛刻和呆板。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活管理”的合同条款控制有利于激发社会资本的潜能，为其进行技术与管理创新预留更大空间，从而在有效实现项目目标的同时，帮助社会资本提升实力、促进成长。代表性案例如：南宁市那考河流域治理PPP项目是财政部第二批示范项目之一，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选定的社会资本——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独资，且为中国排水业的领军企业，具备很高的综合能力和良好的企业信誉；“项目标准高、项目内容多”是本项目的显著特点，但由南宁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公示的该PPP项目协议可知，其对各阶段工作应达到的要求约定较详细，但对其计划与调整、监管措施等约定较为简略。

情境设计的有效性需通过情境预试验进行检验。为避免趋中，并有效区分被试者的态度，预试验采用Likert四级量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由被试者针对每一种情境描述，在善意信任和能力信任两个维度上进行信任程度的选择。为了排除顺序效应带来的影响，对四种情境的排列进行拉丁方式处理并选择其中四种序列（ABCD，CABD，BDAC，DCBA），每名被试者随机接受一个序列，并对各类情境下善意信任、能力信任的信任程度进行选择，预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被试者对高能力信任和低能力信任两种情境下的初始信任状况判断差异较为明显（F=219.83，P＜0.001，h ²=0.72）；被试者对高善意信任和低善意信任两种情境下的初始信任状况判断差异较为明显（F=151.98.83，P＜0.001，h ²=0.64）。由此可见，本研究对自变量的操作处理是有效的。

表1 情境模拟预试验统计结果

注：***表示P＜0.001；h ²表示由组间差异所解释的因变量的方差的比例

2.2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合同条款控制的测量量表

此前，课题组已完成了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构念建立^[10]，并开发了一套包含29个题项的量表。考虑到本研究需要每名被试者在四种不同初始信任情境类型下分别就相同的合同条款控制相关题项作答，为了提高本实验的可行性，须对量表中的29个题项进行必要的删减或合并：①删除那些实践中公私双方签订的合同在其上无明显差异的题项，其可能的原因为，该方面合同条款的拟定通常遵循相关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即已近乎形成格式化条款，例如，“相关保险的购买与维持义务”方面的规定通常都是依照156号文② 156号文全称“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14〕156号）”。 的附件“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②简化并合并同一维度下，内容相近且答案选项相同的题项，例如，“产出控制”维度下的政府付费扣减事宜、超额利润限制机制以及公共产品或（和服务）的调价机制均属“价格机制”一类，且均可通过其相关规定的详细程度来表征控制强度，故可将控制量表中的3个独立题项在本研究中合而为一。

表2 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测量量表及题项来源

精简后得到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合同条款控制的11个题项，每个题项提供4个答案供被试者根据其丰富的PPP项目操作经验进行选择，这些答案通过权责配置比例、相关合同条款规定的详细程度或惩罚力度来将控制力度区分为四个不同的级别。初始问卷形成后，首先在PPP实务工作者中进行小范围问卷预测试，结果显示：在初始信任的4种不同情境下，超过半数的被试者在题项“合同中对于因社会资本撤资或转让股权而导致项目公司股权变更的规定”（简称“项目公司股权变更”）上选择了“详细规定，较难操作”，几乎全部被试者在题项“合同规定该项目产出的公共资产、公共产品或（和）服务须达到的标准”（简称“项目产出标准”）上选择了“符合国家或地方政府发布的标准（如果有的话），若没有则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有鉴于此，将上述两个题项删除，最终得到包括表2所示共计9个题项的情境模拟实验问卷合同条款控制部分。

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2.3.1 问卷设计与实验控制

本研究模拟了PPP项目中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的四种情境类型：高能力信任、高善意信任（CG），高能力信任、低善意信任（Cg），低能力信任、高善意信任（cG），低能力信任、低善意信任（cg），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实验数据，并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显示：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能力信任与其对私人部门提出的产出标准、私人部门承担的投资控制责任呈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初始信任的各维度与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均呈负相关关系，而能力信任对偏差控制的负向影响很微弱，善意信任对偏差控制无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PPP合同条款设计工作的管理启示为，无论与怎样的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均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及其应对事宜进行细致、周全的约定，并且，产出控制与行为控制的相关条款应依据社会资本的初始信任状况而定：

水权实时监管信息化系统是一个以GPS为信息定位手段，GSM、GPRS为信息传递手段，实时采集单井用水情况，进行水权落实精准化管理的系统。该系统从结构上分为系统管理、属性库管理、图形库管理、统计与报表、用水管理与决策支持等五部分。主要设计：GIS地图显示模块、GSM\GPRS数据通讯模块、监控调度模块、数据库管理模块。

为确保获取信息的真实性，问卷通过实验指导语告诉被试者：只需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经验认真作答即可，本研究不记姓名，答案无分好坏、对错，其所提供的相关数据仅供研究使用。由于问卷是在同一时间点发放的，所有被试者在填答问卷时所处的市场环境完全相同，这就排除了市场成熟度等其他干扰因素对被试者的影响，从而保证本研究中因变量的变化仅源于自变量的影响。此外，为了保证被试者确实受到初始信任各个模拟情境的诱导，且被试者对于合同条款控制题项的填答确实是在受到指定诱导后做出的，本研究在描述完情境后即采用情境预试验的题项，要求被试者对该情境中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状况进行评价，若所得评价与给定的情境极为不符，则说明该被试者并未进入该模拟情境，其所填答的合同条款控制题项无效，须舍弃这一组样本数据。

2.3.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根据调查检测分析，河道自然淤积速率为5~15 cm/a，必须严格按照沿江沙土地区5年左右一次、太湖圩区8年左右一次、县乡河道10~15年一次的轮浚要求，做好轮浚。整治的同时，要配合做好河道绿化工作，加快生态河道建设，恢复河道自然状态，尽量杜绝钢筋混凝土等不透水护坡的建设。各地政府还要划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河道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积极探索高科技生物、生态技术，维护河道健康生命，使苏州天更蓝、地更绿、山更清、水更秀。

为使被试者方便填答，并提高问卷的回收率，本研究在“问卷星”网站上注册并发布调查问卷（为了避免误导被试者，将表2中的9个题项进行随机排序）。为了保证本研究结论的真实可靠，被试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或较高的专业素养，他们应该能对PPP合同的合理设计给出指导性意见，有鉴于此，课题组在中国PPP专家交流群中发放了本问卷，该微信群中汇集了国内各大高校的PPP学者以及国内多家PPP咨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收回的问卷将依据被试者所选答案的不同进行打分，控制力度越大则分值越高，最高为4分，最低则为1分。

本研究共收回数据27份，每份问卷包含4组数据（初始信任4种类型的情境），剔除无效数据组后，剩余有效数据88份（每组22份），有效率为81.48%，通过SPSS21.0对收回的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值为0.737，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38，可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可靠性较强。对被试者背景信息进行统计得出：被试者14.82%来自政府部门或PPP项目公司、18.52%来自咨询机构、51.85%来自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中高层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比66.67%；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00%；参与过PPP项目或（和）研究过PPP合同总数3个以上的占比48.15%。由此可知，被试者具有相当的PPP专业知识储备或（和）较为丰富的PPP实践工作经验，以此确保本研究通过问卷收回的数据相对准确、可靠。

3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其目的是对全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善意信任与能力信任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产出控制影响不显著（F=0.974，P=0.327＞0.05；F=0.014，P=0.905＞0.05）、对行为控制影响不显著（F=3.046，P=0.085＞0.05）、对偏差控制影响不显著（F=1.357，P=0.247＞0.05）。有鉴于此，将善意信任和能力信任间的交互效应项删除，得到非饱和模型，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由表可知能力信任主效应对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及偏差控制影响显著（P＜0.05）；善意信任主效应对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影响显著（P＜0.05），对偏差控制影响不显著（P＞0.05）。

表3 不同初始信任水平下各题项得分情况

将二维度初始信任分为高低两个水平进行研究，此时自变量属于类别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19]。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目的是观察不同初始信任水平影响下，合同条款控制各题项得分高低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能力信任水平增高，a2得分增加，而其他题项则得分减少；善意信任水平增高，各题项得分均减少。有鉴于此，将产出控制分劈为投资控制责任（包含题项a2）和其他产出控制（包含题项a1、a3），并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如：利用一些节日布置幼儿纸艺作品展，让幼儿的作品在全园交流；在教室布置幼儿作品展台，教师根据所开展的活动不定时展示幼儿作品，这样，既可让幼儿和家长欣赏，又可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强幼儿创作的兴趣；在走廊悬挂有关纸艺作品的挂饰、在大环境布置以纸艺为主的环境创设等等。多样的表现形式，让幼儿感受艺术的表现美和创造美。

表4 非饱和模型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表5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分析结果

进一步采用一元方差分析（ANOVA）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5所示，高能力信任情境下私人部门应承担的投资控制责任高于低能力信任的情况（_高=3.230，_低=2.890）；高能力信任情境下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其他产出控制（_高=2.932，_低=3.398）、行为控制（_高=2.901，_低=3.068）以及偏差控制（_高=3.083，_低=3.318）弱于低能力信任的情况，其中能力信任对其他产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P＜0.001），行为控制次之（P=0.039），偏差控制最弱（P=0.045）。高善意信任情境下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产出控制（_高=2.930，_低=3.180；_高=3.057，_低=3.273）、行为控制（_高=2.833，_低=3.136）弱于低善意信任的情况，其中善意信任对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P＜0.001），产出控制次之（P=0.041；P=0.045），而善意信任高低的不同对偏差控制没有显著影响（_高=3.114，_低=3.288，P＞0.05）。

3.2 结果讨论

3.2.1 对初始问卷中被删除的两个题项的讨论

自《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创刊伊始，慕容慎行教授即一直关心并支持我刊工作，为我刊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人已去，风范长存，我刊在深切缅怀慕容慎行教授的同时，将以他严谨治学的精神激励自己，奋勇进取。慕容慎行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课题组将“项目公司股权变更”、“项目产出标准”两个题项所获取的数据反馈给经验丰富的PPP实务工作者，并与其探讨它们被删除的原因，最终形成共识如下：

（2）对于综合实力雄厚但不确定其能否全力以赴的社会资本，政府部门应制定较市场平均水平略高的产出标准、让社会资本承担更多的投资控制责任，同时，涉及项目计划与调整的其他合同条款不宜过于苛刻和呆板，社会资本行为监控相关的合同条款应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细。这是因为以社会资本的能力是足以“高标准、严要求”地完成PPP项目的，但需要政府部门通过有效地规范与监督履约过程来确保其全力以赴，同时防止其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做出机会主义行为。代表性案例如：合肥市王小郢污水处理厂资产权益转让项目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遴选的13个PPP典型案例之一，其社会资本为柏林水务牵头的企业联合体，柏林水务是世界七大水务集团之一，拥有130多年运营管理城市给排水系统的经验，然而，政府招商引资往往以外资撤离告终的经历使得政府部门对柏林水务的诚意不得不心存疑虑，且柏林水务联合体以4.8亿元高溢价中标（是底价的近1.8倍）也饱受争议；该PPP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当时规范和详细的合同”，社会资本方代表甚至认为在德国也没有这么严厉的监管条款、也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要求，并且柏林水务在谈判时提出一系列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很多内容当时政府并没有概念。

韩国于1973年2月公布了专门的《少额案件审判法》，该法的立法宗旨是“在妥当性与迅速性当中注重民事诉讼的迅速性，从而更简易、经济地处理案件。注重迅速性能够给诉讼当事人带来利益，而且在处理轻微的案件时不会造成太多的因牺牲妥当性而带来的损害”，“从而使一般国民能够方便、迅速地解决私人间的民事纠纷。”［9］

3.2.2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与产出控制、行为控制的关系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能力信任与私人部门承担的投资控制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这显然符合“能者多劳”或者“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的基本逻辑，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对高能力信任的私人部门有着高预期，故而会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初始信任与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均呈负相关关系，且其他产出控制对能力信任更为敏感，行为控制对善意信任更为敏感，这与Das和Teng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信任与控制是负相关的，应在维度划分基础上联合采用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战略联盟中的风险，其中，能力信任（competence trust）与产出控制（output control）均能够有效降低联盟感知到的绩效风险（performance risk），而善意信任（goodwill trust）与行为控制（behaviour control）均能够有效降低联盟感知到的关系风险（relational risk）^[21]。由此可见，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能力信任越高，对项目结果的预期就越积极，故而会向对方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降低描述产出要求及其变更的精细程度；而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善意信任越高，对双方关系发展的预期就越积极，故而会减少合同中对于私人部门行为进行约束的规定。

3.2.3 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初始信任与偏差控制的关系

（2）PPP项目根据其产出衡量的难易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诸如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等产出易于衡量的PPP项目，又因其直接关系着公众的切身利益及社会安定，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通常明文规定其产出标准，如我国城市供水PPP合同中对于供水水质的要求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包括海绵城市、产业新城等在内的产出不易衡量的PPP项目，此类项目或因不同项目间的差异较大而难以实现产出标准化（需要因地制宜或考虑阶段性与动态性），或因实操较少尚未实现产出标准化。目前，我国PPP实务工作者大多曾经参与过且非常熟悉前者，而熟悉后者甚至是有机会参与后者的却较少，这可能就是问卷预测试中几乎全部被试者在题项“项目产出标准”上选择了同一答案的原因，即绝大部分被试者都是根据他们更熟悉的前一类PPP项目做出合同条款控制选择的。事实上，接受访谈的PPP实务工作者表示，实践中后一类PPP项目的产出标准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合同中对它的规定通常取决于政府部门对该PPP项目的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也会考虑社会资本的能力，如南宁市那考河流域治理PPP项目要求河道断面、污水处理水质达到地表四类水，河道补水量不低于污水量的80%，河道行洪按50年一遇洪水标准，其产出标准明显高于其他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本研究实验结果显示，能力信任对偏差控制虽有负向影响，但其显著性非常低，明显弱于对其他维度控制的影响；善意信任对偏差控制的影响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的高低程度基本不影响合同中偏差控制相关内容的约定。这与刘学等针对制药产业研发联盟的研究结论类似，即出资方对研发方善意信任负向影响自我保护控制，能力信任则正向影响自我保护控制，其中自我保护控制为合作双方对违约、泄密等意外情况的处理^[17]。究其原因，偏差控制的相关合同条款本就是在其中一方辜负了另一方的信任之后使用的，且PPP项目产出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直接关乎公众利益，一旦出现差错，都会使政府部门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7]，因此，无论私人部门的能力高低、过往表现好坏，合同中都会详细描述甚至罗列违约行为或违约事实及其发生后的应对事宜，将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的几率降到最低。

4 管理启示

在物流企业中作业成本法下，成本核算结果更加准确。但在物流企业中这一成本法还没有广泛的运用，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企业在核算过程中应注意自身的人员素质和作业活动，保证作业成本法准确的实施。在一成本法下得出的结论，给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为区分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初始信任二维度的作用效果，首先对各个维度初始信任的不同状态（高能力信任C/低能力信任c；高善意信任G/低善意信任g）进行描述。基于公共部门选择私人部门所需考虑因素的文献分析^[14]，以及实践中部分PPP项目资格预审文件的案例分析，课题组经反复讨论对每一种情境进行简略而精准的描述，并组合成四种初始信任情境类型（CG，Cg，cG，cg① cg情境表示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都很低，课题组就此情境与PPP项目实务工作者（主要是就职于咨询机构和公共部门的）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理论上讲，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都很低的社会资本是不会被公共部门或其代理机构选中进行合作的，然而，由于我国目前PPP市场并不成熟，同时实践中推进的PPP项目数量巨大，致使实践中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即虽然公共部门对某社会资本的能力和善意均不满意，但考虑到其已经是为数不多的供应商中最佳的，依然会选择与其合作以便展开该PPP项目。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将保留cg情境，若该情境下收回的数据无效，再考虑删除此情境。 ）。如对CG情境下的初始信任描述为：PPP项目资格预审资料显示，该社会资本企业资质和内部人员资质等级都很高；银行开具的企业资信证明为AAA级，企业近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严重负债，企业拥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专门技术且技术水平很高，该社会资本提交的有效证明材料显示，其同类项目组织管理经验丰富；同时，该社会资本在其所属领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社会资本在参加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前3年内，没有被公开披露或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且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诚信承诺书编写详实，言辞诚恳真实。

借助热力学平衡方法和工艺模拟，可更为方便、经济地获得生物质化学链气化系统的运行参数和可能限度。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 Fe2O3为载氧体的生物质化学链气化系统开展热力学平衡分析，并在燃料反应器中加入CaO，模拟捕集固体气化产生的CO2，提高合成气中H2和CO含量。研究燃料反应器主要操作参数-温度（TFR）、载氧体Fe2O3与生物质碳摩尔比（Fe2O3/C）、水蒸气与生物质碳摩尔比（Steam/C）、CaO与生物质碳摩尔比（CaO/C）等条件对合成气制备性能的影响，从而得到该CLG系统运行的优化平衡条件，为实验研究和工程放大提供基本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1）PPP项目合作周期长（一般为8-30年），且往往包括建设（或改扩建）和特许经营两大阶段，这就要求社会资本（即理论上所谓的私人部门）既要有丰富的建设经验又要有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然而，现阶段在我国满足上述条件的社会资本非常少。自2014年我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广PPP模式以来，建筑业企业大量承接PPP项目，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与丰富的建设经验保障了PPP项目建设阶段的顺利开展，但这些企业往往不具备运营经验（如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尴尬），因此，社会资本倾向于在实现施工利润后通过撤资或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PPP项目^[20]；但是，项目公司自身或其母公司（即社会资本）股权结构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不合适的主体成为PPP项目投资人或实际控制人，进而影响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由此可见，“项目公司股权变更”是由我国PPP市场培育欠佳导致的，已成为当下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本的初始信任程度如何，为保障公众利益，对社会资本撤资或股权转让进行详细约定已成为PPP合同的必备条款。

（3）对于工作能力有限但诚意十足、规矩本分的社会资本，政府部门不应对其提出过高的产出标准、让其承担过多的投资控制责任，应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项目计划与调整的合同条款拟定，可适当降低对社会资本监控相关合同条款的精细程度。这是因为无需怀疑这一类社会资本的诚信，政府部门只要致力于促使社会资本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为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等工作进行提前准备并引起其高度重视即可，从而通过引导与督促在实现项目目标的同时助力社会资本自我成长。代表性案例如：固安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项目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遴选的13个PPP典型案例之一，其社会资本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夏幸福公司”）创立于1998年，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是在2002年借助该PPP项目的中标才成功转型做综合性园区开发、建设与运营的，也就是说，华夏幸福公司在竞标该PPP项目时公司规模不大，也并不具备相关项目经验，但作出的承诺显示了其对该项目高度重视、倾力以赴；而固安县人民政府按照工业园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求，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思路与华夏幸福公司签署了PPP协议，政府部门的引导与督促保证了该PPP项目的成功，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4）“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14〕215号）强制规定，“PPP项目采购应当实行资格预审，以验证项目能否获得社会资本响应和实现充分竞争”，同时指出“项目通过资格预审的社会资本不足3家的，项目实施机构应当在调整资格预审公告内容后重新组织资格预审；项目经重新资格预审后合格社会资本仍不够3家的，可以依法变更采购方式”，本研究强调，当通过资格预审的社会资本过少时，对于资格预审公告内容的调整应适当，不能为了采购工作的继续开展而突破底线。现阶段我国PPP项目数量呈“井喷”状，而实力雄厚、诚实守信的社会资本数量及其精力均有限，实践中极有可能发生社会资本响应不力、无法实现充分竞争的情况，此时暂缓项目准备或采用传统模式实施也许是政府部门更为明智的选择；若政府部门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决定与通过资格预审但能力欠佳、诚信不足的社会资本签订PPP合同，则政府部门不应对其提出过高的产出标准、让其承担过多的投资控制责任，而应投入尽量多的时间与精力来拟定详细、周全的合同条款（包括项目的计划与调整、社会资本行为的监控），从而通过加强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与监督来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以经验丰富的PPP实务工作者作为研究样本，理论上应以实践中成功的PPP项目作为研究样本来揭示初始信任对合同条款控制的影响规律，然而，由于PPP项目周期长，目前实践中完整履约的PPP项目极少，若勉强以处于顺利履约状态的PPP项目为样本，则即便能够获取足够的样本量，也因它们签约时间、所属行业等不同而无法排除市场成熟度之类因素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干扰，由此可见，很难获取足够数量的样本专门针对初始信任和合同条款控制进行实证研究，故以经验丰富的PPP实务工作者为样本进行情境模拟实验研究，而这对被试者的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要求很高，未来研究可引入PPP市场成熟度这一权变因素，考察其在初始信任影响合同条款控制中的调节效应；其次，用于方差分析的有效数据仅22份，为了保证所有被试者都是能够依据初始信任科学、合理地决定合同条款控制的，本研究问卷发放的对象仅限于中国PPP专家交流群中的实务工作者和学者，进而导致样本量不够大，事实上，满足方差分析时的最低样本观察规模的确定是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明确样本量最小值或扩大问卷发放范围。

二是夯实基础，着力构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考核指标体系。明确纳污红线管理所需考核、评估指标，以及相应的总体和阶段控制目标，使纳污红线管理的依据更充分，标准更明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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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enario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itial trust on contract term control in PPP projects

DU Ya-ling, KE Dan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re are 4 ways to form PPP contracts in China: (1) the public sector issues a short contract just like 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2) the two parties research a contract through a long and difficult negotiation, (3) the two parties fill in the blanks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 contract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4) the public sector makes the unchangeable contract terms as a part of the purchase file. However, a lot of problem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se PPP projects, and most of them are caused by the ineffectiveness of its contract terms to control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deficiency, invalidation and unrealistically strict terms. 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it is that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design the contract term control according to its own initial trust in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ly.

First, regarding the contract term control as a simple concept with only one dimension is pointed out to be the reason that the conclusion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ite in 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itial trust and contract term control. Accordingly, through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itial trust, including competence trust and goodwill trust, is selected due to its obvious discriminati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ntract term control, including output control, behavior control, and deviation control, is selected due to its applicability to PPP relationship. On this basis, a conceptual model about initial trust and contract term control in PPP project is proposed.

Second,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scenario simulation about the initial trust of the public sector to the private sector are designed, including high competence trust and high goodwill trust (CG), high competence trust and low goodwill trust (Cg), low competence trust and high goodwill trust (cG), low competence trust and low goodwill trust (cg). Then a scale for the contract term control, including 9 items, is developed through deleting and merging. On this basis, PPP scholars working in several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senior management staffs working in several PPP consultant firms in China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xperiment. At last, 88 valid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犊牛肉肉质细嫩，色泽一般。嫩度反映肉的质地和老嫩，是消费者在购买时品质评价的常用指标[5]。pH值直接反映糖原酵解的强度，是测定肉品质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pH值不仅直接影响肉的适口性、嫩度，还与牛肉的系水力和肉色等相关[5]。由于环境条件和基因选择的不同，不同肌纤维的特性也不同。食品风味是消费者在购买时最直观感受的品质之一。在确定产品的特征风味时，不仅要依靠仪器分析检测，还需要标样核对和感观评定[5]。

Third, output control is divided into investment contro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n the statist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to test the conceptual model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ompetence trus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vestment contro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the private sector in output control, in addition, initial trust, including competence trust and goodwill trust, both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output control and behavior control; (2) Competence trust has a weakly negative effect on deviation control, and the effect of goodwill trust on deviation control is not significant; and (3) Output control except investment contro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the private sector reacts more sensitively to competence trust, and behavior control reacts more sensitively to goodwill trust.

Fourth, we provide the research results as feedback to a part of participants in our experiment and discuss with them to get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mechanism of initial trust's effect on contract term control and obtain the reason why the two items ofstock right variation of the project company and output standard of the project are deleted in the primary questionnaire. On this basis, four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how to design contract terms to control the private sector according to its initial trust properly combining the successful cases. First, high standard, strict requirement, and flexible management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with high competence and good reputation. Second, high standard, strict requirement, and strong supervision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with high competence but not very good reputation. Third, not too high standard and more guide and encourage are needed to help the private sector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and develop itself in the private sector with not very high competence but a good reputation. Fourth,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qualification,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roject should be delayed, or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metho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 private sectors' response is poor and complete competition is unable to realize. If no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time and energy to reach a more detailed and thorough contract.

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或整合政策资源，建立健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参与和指导工作机制，助力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发展。服务标准化的质量水平，已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信誉、质量的代名词，是顾客满意度和服务效率的重要内容，是扩大市场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涵，为引领服务业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南。此外，政府应充分发挥典型和示范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引领全行业整体提升。

Key word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 Initial trust; Contract term control; Scenario simulation experiment

收稿日期：2017-02-08

修回日期：2017-05-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721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5YJC630082）

作者简介：杜亚灵（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项目投资与管理、项目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62(2019)03-0188-008

DOI：10.13587/j.cnki.jieem.2019.03.022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标签：ppp项目论文;  初始信任论文;  合同条款控制论文;  情景模拟实验论文;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