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右派论文,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有人(例如罗稷南)想到鲁迅生前多写批判现实的文字，就在 考虑：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不会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问题真不好回答，谁知道 假如他活着，在整风鸣放期间是怎样的表现呢?是继续写他的乎?抑一句话也不说乎?不 知道。人们不是常常听说“重在表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类宣告 吗?一个已经死去二十一年了的人，能有什么表现，能有什么事实呢。历史是不容假设 的啊。
我们无法知道，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我们确实 知道的是，在他的交游中，确实有一些人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像冯雪峰、丁玲、聂绀 弩、黄源、徐懋庸、施蛰存等人，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现在就我接触到的材料中 再提出十一人，供读者参考。由于我接触到的材料非常有限，这远不是鲁迅交游中的全 部右派分子。
陶冶公(1886-1962) 名铸，字冶公，后以字行，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 陶成章的族叔。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在日本留学，又是同乡，就认识了。1907年他 邀了六个人从玛理亚孔特夫人学俄文，这六个人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 公权和他自己。同鲁迅可说是同学的关系。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时候，陶在北京陆 军部参事处为办事员，他们两人每年总要见一两次面。1929年鲁迅从上海赴北平省母， 在北平期间，陶去看望了他，鲁迅也回访了。陶要请鲁迅吃饭，鲁迅回信说：“明日已 约定赴北大讲演，后日须赴西山，此后便须南返，盛意只得谨以心领矣。”
陶冶公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职。解放后即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陶冶公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11月20日《浙江日报》刊出 的民革浙江省委反右派斗争的报道中说：
右派分子杜伟在群众的压力下，他开始向人民交代了他的反动言行，交代出右派集团 打击左派、企图夺取民革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杜伟在交代中说，右派集团的成员有 何柱国、叶芳、马文车、江天蔚、陶冶公、王思本、黄云山、项雄霁、张卓如等。
叶恭绰(1881-1968) 字裕甫，又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担任过交通总长、交通大学校 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鲁迅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有“寄叶誉虎信”。在这前后 没有得叶誉虎信的记载，不知道是为什么事要写信给他。
195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9月16日文物界反右派会上的发言，批判 了文物界右派分子叶恭绰、宋云彬等人。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2 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 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 潘光旦、浦熙修、向达等等。
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出版家。“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 ，为新潮社成员。后参与创办《语丝》周刊。1925年3月，在北京开设北新书局。鲁迅 的大部分著译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1927年北新书局被张作霖封闭，迁移上海后，鲁 迅又为北新书局编辑《奔流》文学月刊。后来因为长期拖欠版税，1929年鲁迅曾请律师 追索。但在这以后鲁迅仍将所著《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交北新书局出 版。他同鲁迅可以说是关系甚深。
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新书局和另外几家私营出版社合组为上海 文化出版社，李小峰也就连人带店进了这个社。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为社里 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委员。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习平、季音合写的报道《从一个支部看农工 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一开头就说：“上海文化出版社农工民主党支部，是农工民 主党组织中忠实执行章伯钧反动路线的基层支部之一。”这篇报道说：“去年12月，文 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 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 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 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
这篇报道还说到了右派分子许君远，说“他又积极鼓动别人离开文化出版社，去搞所 谓‘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鼓动曹冰严恢复广益书店，鼓动李小峰去恢复北 新书店，甚至已拟出了同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名单”。
王捷三(1899-1966) 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 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前往讲学，同时应邀的还有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 、孙伏园等多人。王捷三负责接待，陪同鲁迅等一行从北京直到西安。回京后，鲁迅和 孙伏园在中兴楼宴请他，显然有答谢之意。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书信往 来(1925年2月18日、20日)，这信没有保存下来。
1957年，王捷三是西安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授，民革陕西省委常委。5月11日，陕西 日报编辑部邀请该院部分教授座谈整风问题。15日的《陕西日报》刊出了座谈会上的发 言，王捷三说了这样一通话：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吸收了 中国治国平天下的哲理，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接触现实不深不广， 但这一政策鼓励了我，我要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就一般的教育问题，西安师范学院的教 学工作和党群关系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各级学校的行政领导由党员担任，在政治上来个大翻身，这是十分必要的，几年来已 显示出一定的成绩。至于学术领导究竟和行政领导性质不同。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 。我觉得由于各学科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无疑是(影响)各级 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领导之所以借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靠拢组织紧，能 听指挥，其实他们的品质是否好，思想是否进步，还成问题。一般说来，学术水平高的 老教授老教员不受尊重，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限制，也就影响了课业传授和学术研究 。而且，刚起来的青年人迎合领导，为了自己上进往往打击别人制造纠纷。这样的结果 ，当然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党吸收新党员的问题。有些人说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与民主党 派的长期共存有矛盾。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要扩大党的队伍应该吸收高级知识分 子入党，但吸收时要注意质量。1949年以前党与敌人作血肉斗争时所吸收的党员，我认 识的，我都佩服。但现在却有些人品质和思想并不怎样好，他们申请入党的动机就不纯 ，他们往往立意在运动中表现为积极分子。因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 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而领导 者尚懵然不知。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校更厉害。本来，领导者就易于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 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再加上一些人的蒙蔽，对人处 事自然难得平允，没矛盾会生出矛盾，小矛盾会变成大矛盾，原因在此。所以，我希望 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应当格外慎重。
西安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受到主观主义的害处不少。尤其是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到 处是，生搬硬套更甚。例如口试制，五分制，工作量制，全面教育的体会等等，(引者 按：这些都是“苏联先进经验”的内容。)人们把大部精力用在模仿形式上，前几年， 讲授只是照本宣科，很少独立思考气氛。我有一次在授课时因为作了古今对比和评价秦 政权性质问题，我所采取的其实是很普通的方法和极流行的见解，仅仅两句话不合教条 主义的胃口，便戴过唯心主义和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事关学术不容辩论。亏的有“ 放”、“鸣”的方针，不然，学术气氛是不会有的。北京有人提出要改革学校管理制度 ，甚至取消教研组等等，我不赞同。但是西安师范学院中国文学教研组从来很少讨论过 真正有关学术的问题。像这样的教研组取消了也没甚损失，至少应该改变作风。语文系 和历史系的学生很用功，但直至毕业，苦于阅读中国古籍的程度提不高，至于学外国文 学和外国史，一门外文工具都不掌握。像这样严重的大问题却从未引起办学者的注意。 长此以往，那确实是一种教育的危机。
官僚主义在西安师范学院也不是空白的。要克服它，我以为应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 精神。大学院校学科繁多，行政领导不可能门门都懂，最好，信任专家的意见，发挥大 众的智慧，把党与非党人士间的墙推倒，沟填平，矛盾随发随解决，领导也将更有效， 更顺利了。
最近党提出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真伟大极了!定出制度，认真贯彻，由党推及非党的知 识分子，这便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次座谈会以后一个月，王捷三就在反右派斗争中挨斗了。7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 的《西安师院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这篇报道中说：“从6月中旬以来，全院师生员工 ，即投入反右派斗争，目前大部右派分子已经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被击溃，他们在群众中 已经孤立。一些主要的右派分子如王捷三、梁益堂等，在群众的正义声讨和说理斗争面 前，不得不低头认罪。……该院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的标志是，通过多次的说理，群众 把右派分子所散播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恶毒 诬蔑，驳斥得体无完肤，使他们彻底破产。右派分子王捷三对党进攻中说‘解放后学校 中吸收的新党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在学校人事部门摆出的调查统计材料的铁证 面前，王捷三被质问得哑口无声，只好承认他是胡说。”8月5日《陕西日报》在《西安 各高校反右派斗争获巨大胜利》的报道中说：“这些右派分子中，有的是一些长期在国 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身居要职，一贯反共，并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家伙。如西北大学的右派 分子小集团头子刘不同，西安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王捷三等”。
傅筑夫(1902-1985) 字作揖，河北省永年县人。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 学生。1924年12月14日，他跟同学梁绳祎一道拜访鲁迅，请教有关收辑中国神话的事。翌年3月15日鲁迅写了一信给梁绳祎，详谈此事，实际上是回答他们两人的问题。后来傅改治经济学，著有《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等多种。
1957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8月6日《人民日报》以《天 津扩大反右派的战线，若干教授的反动面貌被揭露》为题，刊出了新华社天津四日电， 说：
南开大学共开辟了五个反右派斗争的战场。右派分子、经济学教授李宝震，利用南开 大学民盟支部副主委的职务，在教师中进行了一系列恶意挑拨和煽动……在这个小集团 中有副教授任振威，教授杨敬年、傅筑夫等人。
8月8日《天津日报》更以《攻破傅筑夫杨敬年等右派集团》的大字标题，作了突出报 道。这篇报道中说：
据初步揭发的材料，杨敬年和刘君煌并且拟定了一个名单，准备篡夺目前的领导，这 个名单是：经济研究所所长傅筑夫、经济系主任鲍觉民、经济研究所秘书长任振威…… 傅筑夫等还曾商定，如果这次的阴谋不能实现，他们就裹胁在他们影响下的老教师全部 离开南开大学，把南大经济系搞垮。
这篇报道还公开了傅筑夫的档案材料：
右派分子傅筑夫早在1928年即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在天津解放以前的一段时 期内，他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伪天津民国日报的总主笔，并兼任天津伪市府的 名誉顾问和典试委员。
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编辑家，文史学家。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 教后不久，宋云彬在《国民新闻》的副刊《新时代》上发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一文 ，希望鲁迅“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多写些文章。鲁迅将他这篇摘引在《三闲集· 在钟楼上》里，表示明白这是他对于自己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说自己看见此文的时候 还“颇为感动”。这以后，宋云彬还给鲁迅写过一次信。抗日战争期间，他编了一本《 鲁迅语录》。
1949年新政协开幕。宋云彬以救国会十代表之一的身份出席。随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 出版总署工作。不久调回浙江，为省人民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文联的负责人和中国民 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反右派斗争的锋芒首先是对准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 同盟)的。在浙江，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姜震中和宋云彬，就被称为姜宋联盟而加以打击 了。8月15日《光明日报》以《民盟浙江省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姜震中、宋云彬 右派集团阴谋败露》为题，发表“本报讯”，说；
姜震中和宋云彬多年来始终闹不团结，直到去年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章罗进 一步合作之后，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总目标下携起手来，“化敌为友”了。在大会期 间，罗隆基曾和姜震中作了一次谈话，要求他在浙江搞好和宋的关系。他们两人从北京 回来之后，对盟务开始积极起来。此后右派小集团每两周在宋云彬家里“座谈”一次， 讨论政治问题。宋云彬还把从北京带回去的秘密文件在小集团内传观抄录，作为反动宣 传的材料。……
从5月21日至6月27日，民盟省委打破惯例，一连召开了四次“办公会议”，宋云彬说 ，“过去民主党派是摆摆样子的，今后大有可为了”。……
在浙江省文联，宋云彬除了自己亲自放火外，也和某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勾勾搭搭。
张孟闻(1903-) 浙江宁波人，笔名西屏。1928年的时候，他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 和私立春晖中学教书，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个半月刊《山雨》，因为其中编入了他写的一 篇《偶像与奴才》，印刷所不敢承印，刊物也就未能出版。3月28日，他把这事写信向 鲁迅诉说，并将“犯忌”的原文寄出，希望在《语丝》发表。鲁迅复信说，“我极愿意 将文稿和信刊出，一则，自然是替《山雨》留一个纪念，二则，也给近年的内地的情形 留一个纪念，而给人家看看印刷所老板的哲学和那环境，也是很有‘趣味’的。”于是 鲁迅就把张的来信和这封复信以及《偶像与奴才》这篇，一齐发表在《语丝》周刊第四 卷第十七期(4月23日)上。
鲁迅给他的复信不长，却有很精彩的意见：他“以为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 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和尚喝酒养婆娘 ，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 的”。
1957年，张孟闻在上海复旦大学任生物系教授。7月18日的《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吴 培恭写的《复旦人站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列》一文，其中说：
右派分子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杨兆龙、张孟闻、王恒守是发动这次进攻的“急 先锋”。
张孟闻在生物系第一次教职员大会上还以进步面目出现，说自己是受了孙大雨等右派 分子的利用，极力为自己过去的反动罪行开脱。
生物系老教授孙宗彭，过去从不在公开场合讲话的，这次也在全系大会上严肃的批判 张孟闻反对党的领导的荒谬主张。
8月2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陈大燮的文章，说他“参加了上海科技界对右派分子王恒 守、张孟闻、范日新的斗争”。
董每戡(1907-1980) 浙江温州人。鲁迅1928年5月2日日记：“午后金溟若、杨每戡来 。”这里的“杨每戡”就是“董每戡”。他在这里为什么用杨姓呢?他曾经说给我听过 ，我把它写到《董每戡同志二三事》里面了。他说，那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 ，8月间，他奉命回到家乡温州重建党组织。不久，上级机关被破坏。在一个冬天的夜 晚，敌人逮捕了到温州和他联系的同志，并且立刻围住他的住处，被他脱出，在邻居的 帮助下，逃到温州深山中的寺庙里躲藏了几个月，第二年春天逃到上海。有人说他曾经 做过和尚，就是由于这一段经历的讹传。被捕的同志是被敌人斩杀了，他自己遭到了通 缉。真实姓名不能用了，因为他们董家某世祖曾用杨姓，又想到自己受到通缉，成了大 元帅，于是有时就用“杨大元”这个假姓名。那天去访问鲁迅，就用了这杨姓。
他去拜访鲁迅，是因为同乡金溟若翻译了日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找不到地方出 版，董每戡就陪他去请求鲁迅帮助。鲁迅就把这译稿在《奔流》上陆续刊出了。
1931年末，董每戡编的三幕剧《C夫人肖像》由美专剧团演出，他听郁达夫说鲁迅愿意 看这戏，就托郁达夫送票去请鲁迅来看了。
1957年，董每戡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又是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的委员 。5月1日，中共中央公开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 整风。5月14日，中共中央又秘密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 指示》，开始部署反右派斗争，特别提出报纸上“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右 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5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同教授们作 了六小时的座谈，会上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 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 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拼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 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 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 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 看待的。座谈会结束的时候，陶铸表示，党组织是不会报复谁的，要大家不要怕。(5月 21日《广东日报》)
6月8日，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受到集中火力的批判。6月 15日，民盟广东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章、罗的问题。董每戡在会上发言说：章 伯钧、罗隆基的言论不是凭一时灵感而发的，而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又是民盟的领导 人，在盟内外都有影响，因此要他们进行检查。但是，他认为，直到现在，报上对他们 的错误都没有具体分析，不能说服人。……对章伯钧等的错误，不是要处分他们或是把 他们拉下来，而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6月15日《南方日报》)
不久，董每戡被打成了右派分子。9月4日《广州日报》在《全市高等学校深入开展反 右派斗争》这篇报道中说：“董每戡经常向学生灌输卑鄙的名利思想，并诽谤党的文艺 方针和文艺工作领导干部。”
魏猛克(1911-1984) 湖南长沙人，作家，画家。他同鲁迅的交往的开始，颇有一点特 别。1933年6月出版的《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上刊出了他的漫画，画中身材矮小的鲁 迅，站在高大的高尔基身旁，画上有题字：“俨然”。这就给人产生一种有点对鲁迅不 敬的印象。他就写了封信向鲁迅解释一下，说这画是别人拿到《论语》去发表的，那人 并且“无端加上‘俨然’两字”，“这与作者的原意是相反的，为了责任，只好在这儿 来一个声明”。鲁迅以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写了回信，这信是一篇写得极其精彩，极 其漂亮的文章，鲁迅的读者大都是读过的，这里就不摘引了。
魏猛克又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同志。他同鲁迅相识之后，交往颇多，这里只说两件 事。一是斯诺的《阿Q正传》英译本要插画，鲁迅就是请魏猛克画的。1934年4月3日鲁 迅致姚克的信中评论这些画，说：“总算用毛笔而带中国画风的，但尚幼稚，器具衣服 ，亦有误处(如衣皆左衽等)，不过还不庸俗，而且比欧洲人所作，错误总可较少。”肯 定了这些作品。
《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来是答魏猛克的信，曹聚仁看了很 喜欢，就要求写信人和收信人同意，作为给他的信，拿去登在《社会月报》(大众语特 辑)上了。
就从这两件事也可见他同鲁迅有颇深的关系了。
1957年，魏猛克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湖南省文联的负责人，又是中国民主 同盟湖南省委代理主任委员。反右派斗争开始，民盟湖南省委第一个目标是秘书长杜迈 之。6月14日，民盟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这时，《人民日报》已 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等好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了，座谈会上好些人都谈了对这些社 论的看法。魏猛克是这样说的：“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自己想了一下，自己在政协会上 的发言是不是有问题呢?幸好，我没有谈这些根本问题。大家又有了些顾虑，这是个客 观存在。社论发表得对，我同意。但是是不是人民日报的每篇文章都完全对呢?那不一 定。我们应该学习、重视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要独立思考。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的文章 ，又不表示态度，还不是搞错了。现在这些社论是不是对的呢?也很难说。我考虑基本 精神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在大量刊载了储安平等人的意见之后不表示态度，那就会犯 很大的错误。是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每句话每个措辞都完全对呢?人民日报的全部具体 做法是不是都对呢?也许不一定。我们可以有考虑的馀地。”(6月16日《新湖南报》)魏 猛克检查了自己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幸好，没有错误。可是今天说人民日报这些反右派 的社论也不一定完全对，这却是完全错了，有人对他提出了批评。在下一次的座谈上， 他说：“杜迈之对我有时影响很大，很危险。前次我在省市委扩大会议上讲的话是错误 的，但在会后杜却鼓舞我，说我讲得好，很欣赏我关于‘独立思考’的说法。现在想来 真是很危险，不划清界限，就会掉下去!”(6月21日《新湖南报》)
真是很危险。他虽然努力划清界限，却并没有能够避免掉下去的结局，不久之后他还 是被划为右派分子。
许杰(1901-1993) 浙江天台人，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1936年9月他写信给鲁迅， 请鲁迅写纪念蒋径三的文章。蒋径三是鲁迅在中山大学的同事，当时任中大图书馆馆员 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鲁迅编《唐宋传奇集》，他曾帮助代借资料。两人先后 离开中山大学之后仍不断往来。在鲁迅的相片集里保存了有蒋径三的合影。1936年7月 蒋在杭州坠马而死，鲁迅闻讣，和许广平同署名送奠仪十元。他的生前好友要在杭州《 晨光》周刊刊出《蒋径三先生纪念专号》，许杰就写信请鲁迅为专号写稿，鲁迅回信说 ：
许杰先生：
来信收到。径三兄的纪念文，我是应该做的，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只因为久病，怕写 不出什么来，但无论如何，我一定写一点，于十月底以前寄上。
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 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九一八
重病中的鲁迅已经无力写这一篇亡友的纪念文章了。《晨光》周刊的纪念专号于10月2 5日出版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了。
1957年，许杰在华东师范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 记处书记。5月1日，全国各大报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 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同时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 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9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许杰的《墙是怎样形 成的》一文，谈的是怎样改善党群关系这问题。其中谈到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 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肃反运动”，只说有些党员“希望在运动中争取立功， 在政策的执行上，可能还有宁‘左’毋右的思想，这就容易形成不够和谐的地方了”。 他没有说对人的伤害，只说是“不够和谐”，这也就够温和，够委婉了。当然，也说了 一些有刺激性的话：“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时常露出解放者的面孔，如说‘要是他们再 噜苏，我就叫他们没有饭吃’，如说‘我们是靠革命吃饭不靠业务吃饭的’等等，那完 全是功臣自居、居功自傲的态度，说是不要在党群之间，筑成一垛高墙，这又那里可能 呢?”
6月8日，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许杰很快就被宣布为右派分子。6月27日《光明日报》 以《上海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波澜壮阔》为题刊出本报专电，其中说：“华东师大师生 还揭发和批驳了中文系主任许杰的谬论，许杰主张整风要狂风暴雨，开小会谈心会不够 热火朝天，口口声声说党整风无诚意，有顾虑。在学生出了大字报后，他大加赞赏说， 学生也应该大放大鸣。人们责问他为什么要打乱师大的整风步骤，唯恐天下不乱。”
7月12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本报上海专电，说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开的座谈上揭露了许 杰的历史问题：说他“解放前就为蒋介石的最高国策服务了。他到上饶集中营对政治犯 做过报告，反对暴露国民党黑暗的进步文学。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许杰曾到 处宣扬这本反动的书”。
7月27日《新闻日报》在《上海各高等学校正气昂扬反右派斗争初步胜利》这篇报道中 说：“华东师大右派分子许杰，在6月初还在积极煽动放火；当揭发许杰是右派分子的 大字报贴出时，有一部分认识糊涂的人还提出责问，有的人还张贴大字报要为许杰‘申 冤’，有的被许杰的‘进步作家’、‘进步教授’的外貌所迷惑，认为把他说为右派分 子是对‘老教授的不敬’。后来，师大各民主党派揭发了许杰一贯的反党言行和丑恶的 政治面目，报上也刊载了右派分子陆诒对上海右派集团的揭发，人们就看清楚了，许杰 原来是有计划地在师大放火，并且阴谋把火烧向上海各高等学校。华东师大全校师生在 6月底到7月初的几次批判许杰的大会上，纷纷进一步揭发和怒斥许杰的反动言行，要求 他具体交代和章罗联盟及右派分子顾执中等的关系。”
李世军(1901-) 甘肃静宁人。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当时是国民 党北京市城南区党部工作人员，因参加三一八学生运动遭到通缉，被调往甘肃工作。离 京前曾向鲁迅辞行。鲁迅1926年5月25日的日记有“李世军来”的记载。
解放以后，李世军以民革成员的身分被安排为南京市民政局局长。反右派斗争中，他 成了江苏省民革的第一名右派分子。他有些怎样的右派言论呢?1957年7月10日《新华日 报》社论《论李世军的三恨》说：
右派分子李世军最仇恨三个东西：第一是公安机关，第二是人事部门，第三是共产党 员的党性。……
李世军首先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他说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又说“ 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
李世军还仇恨我们的人事部门。他说我们的人事部门是“阎王殿”，“阎王殿里有大 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
李世军还有第三个仇恨，那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仇恨。他说“共产党员对非党人 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共产党冷冰冰的”，“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并说这 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公安人员和人事干部尤其如此，尤其需要反 掉。在这里，李世军之害怕阶级分析，真是跃然纸上。
10月11日的《新华日报》以《省民革反右派获决定性胜利》为题，报道了历时五天的 省民革扩大会议的情况，说：“李世军已基本上认识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和 这些事实的罪恶性质，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代或交代的不彻底，对他的罪恶的严重性 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今后应继续进行深入的检查和彻底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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