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馨[1]2001年在《我国农村初级群体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在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结合个案访谈资料，运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了我国农村初级群体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首先研究的是我国农村初级群体对农业科技传播有何作用，接着分析了初级群体的作用机制，以意见地位为分层标准，揭示了初级群体内部的传播结构及互动关系，以及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间传播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初级群体是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和基础，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的重要来源和决策的重要参照体系；意见领袖是初级群体内部传播的核心，是外部信息进入群体的中介和把关人，也是其他成员决策的重要参照；次级群体对初级群体的影响主要通过意见领袖实现。目前我国农村初级群体传播农业科技的主要问题：一是传播活动过分依赖意见领袖，二是意见领袖发挥作用情况不尽人意，叁是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互动。为此，笔者提出要通过组织制度和利益机制加强对初级群体传播活动的控制，全面提高农民素质，重视和加强培养初级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为初级群体传播农业科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方子硕[2]2016年在《铁岭县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现状及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信息化时代,农业科技传播将有助于农村生产发展与农民素质提升,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进而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业科技传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助推器。本文旨在运用现代科技传播理论具体剖析铁岭市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状况,进而一定程度地揭示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总体特点,并提出有益于新台子镇的农业科技传播策略,以推动新台子镇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论文分六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原因及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概念界定及基础理论阐析。界定了科技传播、农业科技传播等基本概念,以及创新扩散理论、城乡传播互动理论、参与式农业传播理论等基础理论。第叁章介绍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的现状。具体介绍了新台子镇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城乡传播互动状况,并指出其具有行政型科技组织起主导作用、科技传播内容比较单一、农业推广空间较大的特点。第四章阐析了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尽管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依旧存在诸如:组织传播作用发挥不显着、大众媒介作用缺少针对性、意见领袖影响力不足、城乡互动机制欠缺、农村受众素质尚需提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体制原因、媒介原因和认知原因。第五章提出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的对策。基于对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科技组织、传者与受者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第一,高度重视农业科技传播。第二,逐步理顺农业科技传播机制。第叁,注重农业科技传播内容本土化。第四,实施“互联网+多种媒介联运工程”。第五,不断提升农业科技传者、受者素质。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指出农业科技传播是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农业科技传播的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传播理论的作用,遵循传播学规律,因地制宜,不断提高农业科技传播水平,切实发挥农业科技传播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努力。
郭习松[3]2015年在《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历了革命年代的萌芽与兴起,我国涉农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组织化大发展,并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真正的市场化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涉农媒体集体遭遇“寒冬”,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叁农”,此后又连续11年下发“一号文件”,由此引发一股涉农媒体复兴热。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涉农新媒体大量涌现,涉农媒体分化融合趋势明显。为寻求更好的发展之路,不少涉农媒体开始了艰苦的转型探索。其中,《南方农村报》开始了南农实验和媒体群整合,湖北涉农品牌电视频道——《垄上行》频道探索与涉农资本合作模式,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河北对农宣传协作体等涉农媒体以联盟形式展开探索,分化融合趋势明显。美国、新西兰、韩日等国家发展涉农媒体实践也呈现这一特点。只不过,这其中,既有硬件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有如何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等软性建设问题；涉农媒体是独立发展,还是借力官媒重新回归,都需要相关利益方作出博弈与让步。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智能手机有望成市场新宠的同时,怎样打造一套适合我国涉农媒体发展和涉农传播的有效机制,成为未来涉农媒体发展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本论文从媒介生态学、发展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选取当前最前沿的媒介探索为样本,从调查当前涉农媒体的传播现状与农村受众的使用状况入手,以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策性事件为逻辑起点,重点关注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新媒体在农村区域的发展,采用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与业界观察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一手资料揭示新媒体背景下涉农媒介发展的内在动因与转型逻辑,探究农村社会转型与涉农媒体发展的互动与关联,提炼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因子与机制,进而采用案例分析和策略研究,以媒体融合视角对涉农媒体的发展提出评估与预测,为业内和政府主管部门把握涉农传播新动向新趋势,更有效地把握新时期涉农传播的主要特点,以帮助改进新时期的涉农传播,打造更有效的涉农传播机制和更适合当前中国“叁农”发展现状的传播体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张文珍[4]2007年在《黎川县烤烟种植推广过程的传播学解读》文中指出本研究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个案访谈以及一些群体访谈。结合访谈资料,运用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了黎川县烤烟种植推广过程中,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烤烟种植迅速推广的影响。首先研究的是黎川县组织传播的存在状况及其对烤烟种植推广所起的作用;其次探讨了村干部作为村里的“头面人物”,他们在烤烟种植推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烤烟种植推广的影响；第叁考察了农村初级群体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农村,农民不仅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受众,更是作为农村成员的主要传播者,在烤烟种植的推广过程中,邻居、亲戚、朋友是烤烟种植信息传播的主体,是因为他们在不断从外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内部信息的传播,此时,他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后研究了大众传播在烤烟种植推广过程中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传播有其强大的权威性及其对内部成员的控制权,在烤烟种植的推广过程中起着组织保障的作用；村干部(包括乡干部)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在烤烟种植推广的第一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有“结晶效果”等。而农村初级群体内部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对于第二年的采纳者来说,邻居、亲戚、朋友是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也是其他成员决策的重要参照；在黎川县烤烟种植推广过程中也使用了大众传播媒介,经笔者研究,主要起到了广泛告知的作用且在第一年这种作用更为明显些。此外,烟技员对于烤烟种植能够迅速推广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总之,多种因素相辅相成,促使烤烟种植在黎川县取得了迅速的扩散。对于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总结出来的关于创新一决策过程五阶段的模式,本研究也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创新一决策过程中诚如罗杰斯所说,创新者大多数要经历认知、说服、决策、实施四个阶段,然而,本研究发现罗杰斯所说的第五阶段(即确认阶段)只在少数人中有所体现。
倪俊鹏[5]2018年在《城镇化进程中西北农村意见领袖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土地征收是农村地区实现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土地征收中,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本研究以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W村的土地征收活动为背景,研究在土地征收的不同阶段,农村意见领袖的发展变化,总结意见领袖变化背后的形成动力、构成类型与社会影响力,通过研究探讨土地征收中,农村意见领袖的发展变化,以期为农村社会的信息传播建言献策。W村的土地征收分为叁个不同的阶段。土地征收前的农业生产时期,村庄中的意见领袖是基于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形成的,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是综合性的,村庄中最具权威的意见领袖是村长出任者、家庭中的老年人与农业信息经纪人,意见领袖具备着极高的个人权威、社会地位与个人影响力,村民对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极其信任。土地征收展开的最初时期,源于利益的纠葛、信息渠道的单一、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意见领袖---村长出任者、家庭中的老年人与农业信息经纪人,在村庄信息传播中的权威性迅速降低,村民对传统的意见领袖不再绝对的信任。村长出任者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威性迅速瓦解、老年人传播的信息受到家庭成员的质疑,年轻人逐步取代老年人成为家庭新的意见领袖、被征收土地的村民成为村庄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这些村民成为村庄新的意见领袖,村庄中的意见领袖开始走向分化,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领袖。土地征收全面展开后,在政府的强力塑造、信息渠道的日趋多元、村民生产方式的转变、村庄内外信息沟通的现实需求下,村长出任者再次成为成为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权威意见领袖,老年人在家庭信息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地位逐步恢复,外出的村民成为村庄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村庄中的意见领袖日趋多元,传统的意见领袖开始复苏,新兴的意见领袖日趋成熟。总之,W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可以看出,村庄的意见领袖的正日趋多元与分化。传统的意见领袖正由衰落走向复苏,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出现不同的意见领袖,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传统与新兴的意见领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论文认为,在农村信息传播中要发挥好意见领袖的作用:第一,相关部门要积极培育政策信息的解读者,化解群体事件的风险;第二,主动引导,形成良好的信息素养;第叁,意见领袖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升村民的信任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
谢祥[6]2008年在《乡镇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因素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农业科技传播是指运用传播手段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笔者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的农业科技传播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分析得出农民认为影响乡镇农业科技传播的因素,并对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传播信息等四个传播要素与传播效果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最后,根据本研究的成果,提出一些搞好乡镇农业科技传播的对策及建议,以便为乡镇农业科技传播制定有效和科学的传播策略提供参考,从而为促进乡镇农业科技传播工作的开展,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首先,调查农业科技传播现状。包括调查地农业科技传播系统的队伍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调查地农业科技传播的主要模式,并分析农民认为调查地农业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传播要素与传播效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传播者(信息源)的可信度和人际传播关系、受传者的素质和态度、传播媒介、农业科技传播的信息内容的选择、对农业科技传播效果的影响是比较大。最后,针对如何搞好乡镇农业科技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主体建设,建设以镇农业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农技推广新体系;加强乡镇农业科技传播体系队伍的建设;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二是要健全乡镇农业科技传播服务体系。叁是要扩大职业教育和加强农业科技培训。四是要搞好媒介建设,改善传播媒介。五是要选择正确的农业科技传播内容。六是发挥人际传播的重要作用。
丁晓蕾[7]2008年在《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代,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陆续得到阐明和运用,实验科学逐步取代经验科学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农业科技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蔬菜科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芽,并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或快或缓地向前发展。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蔬菜科技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萌芽,民国时期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与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历程。在以育种和农业化学为主体的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以及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农业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国蔬菜科技取得了重要进步,并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蔬菜的综合生产供应能力。到20世纪末,我国的蔬菜科技赶上并在部分领域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首先在回顾中国传统蔬菜科技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历程,并依据其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发展进程分为萌芽(晚清-1911)、初创(1911-1949)、繁荣发展(1949-1966)、曲折发展(1966-1977)、快速发展(1978-2000)五个阶段；然后对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科研推广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以及百年中我国在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蔬菜作物遗传育种、蔬菜作物栽培、蔬菜作物保护、蔬菜贮藏加工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国家政策、制度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资源与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蔬菜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结语部分对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对21世纪的蔬菜科技发展进行了展望。研究认为：20世纪我国的蔬菜科技完成了由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转型。中国蔬菜科技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曾受到多个国家的影响,如20世纪前20年的日本、1920至1940年代的美国及西欧、1950年代的苏联等,1970年代后,基本形成了我国自己的蔬菜科技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步过程中,相关学科的发展,国家政策、科研投入的大力扶持,科研组织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协作研究的广泛开展,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决定了蔬菜科技在20世纪后20年及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李庆堂[8]2014年在《东莞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可以很好的推进农业科技成果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转化,是科教兴农这一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手段。2012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至今,党和国家明确了农业信息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农业技术的迫切需求,始终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与推广体系建设作为首要重要的工作任务。东莞市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典型城市,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是非常迫切和有用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含义、类别、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系统的概括了与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的公共品理论、结构原理、系统原理、农业科技传播理论等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的现状及农业技术推广六大典型模式,包括农业技术推广站模式、农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技术推广模式、“公司+农户”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科技特派员模式等；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机构、队伍、运行机制、经费保障等维度,分析东莞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原因,明确了东莞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构建的整体思路、目标、内容和具体举措。
穆焕焕[9]2016年在《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示范效应评价与传播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品。随着技术进步,世界农业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其中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彰显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国家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就“叁农”问题进行扶持和帮助,为实现农业快速平稳的发展和促进农民的增收。农业既是支撑兵团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也是其优势产业。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发展现代化农业,需要发挥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的示范作用,提高农户对先进技术的获取能力,带动农民增收。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相关理论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首先对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进行研究,通过对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具体的农业生产力比较分析以及采用DEA模型对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比较分析,判定兵团农业生产力的先进性,为示范效应做支撑。其次,根据示范效应理论与技术扩散理论,对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的示范效应进行评价分析;文章分别从宏观的整体示范和微观的具体示范进行描述,进一步构建示范效应评价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玛纳斯县域内兵团团场农业先进生产力对地方乡镇农业的“示范效应”进行评价,得出其中6个乡镇的示范效应相对比较显着,3个乡镇不显着,并且示范效应随地理距离衰减越近、随兵地关系增强的趋势。本文借鉴技术扩散模型和传播学理论,分析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传播路径,根据传播路径的时空特征将示范效应的传播路径分为经地理势差传播的路径和经兵地关系传播的路径,并对不同路径的示范效应简要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示范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即对地方农户获得并采用兵团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去团场参观次数”、“政府补贴”、“参与培训次数”、“对传播渠道评价”对农户获得并采用兵团新技术有显着影响。最后,文章通过调研及统计分析,总结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完善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传播路径、提高传播效率与示范效应、促进新疆兵团与地方农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肖树忠[10]2006年在《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项研究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以及对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不足的现状确立的,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提出我国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案,为政府优化配置农业技术创新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项研究采用系统分析、跨学科研究、比较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据技术创新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对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建立理论基础;二是通过对国外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成和运行情况的考察,总结出了可借鉴的经验;叁是分析了我国宏观管理体制及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架对于地市级的影响;四是以唐山市为例对目前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五是依据上述研究,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框架与重点任务。 本项研究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强调区域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把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纳入国家创新战略,进行协同建设的观点。二是认为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经济转型期政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平稳过渡,促进行政区域型经济向经济区域型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提出立足行政区域,着眼于经济区域,充分依据农业资源区划进行体系建设的思路。叁是提出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核心任务是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四是从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角度提出了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益事业、协会组织、农业企业、科技示范户、政策支撑六个子体系。五是提出当前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行政管理的统一,打破行业分割,重新设置相关机构,重新划分机构职能,鼓励农民协会组织和各类农业企业发展,培植科技示范户,完善建立财政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政策,优化创新环境等。 本项研究对于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加速行政管理及科研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地市级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农民整体素质提高,保证国家创新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我国农村初级群体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研究[D]. 李馨. 华中农业大学. 2001
[2]. 铁岭县新台子镇农业科技传播现状及问题研究[D]. 方子硕. 吉林大学. 2016
[3]. 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D]. 郭习松. 武汉大学. 2015
[4]. 黎川县烤烟种植推广过程的传播学解读[D]. 张文珍. 江西师范大学. 2007
[5]. 城镇化进程中西北农村意见领袖的变迁研究[D]. 倪俊鹏. 兰州大学. 2018
[6]. 乡镇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因素与对策[D]. 谢祥.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7].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D]. 丁晓蕾.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8]. 东莞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D]. 李庆堂.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9]. 兵团农业先进生产力示范效应评价与传播路径研究[D]. 穆焕焕. 石河子大学. 2016
[10]. 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D]. 肖树忠.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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