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在中国1926—1927年政治问题上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仲其 译
译者按：这是一篇原苏联学者撰写的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关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后期对中国政治问题展开多次争论的情况和观点的评介，对国内有关研究者多方面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应该指出，译者对作者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 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布哈林和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这个决议的准备；决议涉及到对中国各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以及这些力量在国民党中的情况的评价，这就意味着修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6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的观点， 决议与众不同地强调指出，非常重要的是目前中国革命的方式不同于俄国1905年的革命，首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况。与现实接近的革命说明了中国地方资本主义发展微弱，存在大量半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分化极不充分。在决议中指出，国民党目前被看作不是三个而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它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它的政府的实际权力一开始就掌握在右翼手里。但是，来自中国每一个能断定各方面力量在革命时期的分布情况的文件都是非常矛盾的，而评价国民党的未来情况和任务时，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到国民党内重要的“左”派。
中国革命运动现在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文件中说，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动力之一，他们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寻求支持。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联盟，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决议认为，现在的时机——是运动处在第三阶段前夕，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成为联盟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运动之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离开民族解放的斗争，除了小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甚至连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一定时期内也可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但是，该阶段运动的领导权愈来愈明显地应由无产阶级掌握。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大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文件中说，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带领他们面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斗争。
在决议中分析了运动有三个可能的结局：在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打击下，国民革命失败，在革命中为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取得了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估计了这个前景，争取国家的独立性失败，这如果发生，文件中说，国家政权实际上会又一次落到帝国主义手里，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说考虑“不同表现形式的基马尔主义”不仅从共产主义者的使命和利益的观点来看是不适宜的，而且连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来看也是不适宜的。晚些时，1927年5月斯大林提出， 关于“基马尔主义的革命”在中国一般来说不可能，这在许多方面确定了共产国际以后对国民党制度的评价。
第三，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实现革命发展前途的方向，他们将建立的政权乃是有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而其领导机关——革命的反帝政府，将是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
实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 次全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方针有两条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要赢得领导地位，就要推动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地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开展土地革命，提出实现这个任务在决议中占首要的地位。同时，在决议中尽量地强调指出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依照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这样彻底的口号，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在有可能的时候实行），在当前是与温和的要求相结合，这些要求包括降低租金、调整课税等等；提出了通过国民党政权机构实行从上而下的改革方法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方法”，经过这种过渡的方法达到成熟的土地革命阶段。另一条路线是反对派的意见。斯大林拒绝了反对派在全会的中国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的提议，他决不做反对派米夫的附议者，他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即中国农民运动水平不能令人满意和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控制农民的创造这个理由；斯大林另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不使向内地进攻的中国国民军队动摇，因为这些军队的军官们同农村的上层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通过“接近农民”的方法增强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有重大作用；决议起草人认为深入到农民中是国民党政府机构、它的地方机关在解放的省份实现他们的计划的方法。深入到农民中的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军队的影响的方法。
总的来说，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企望暂时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从上而下采取行动的立场。这种立场符合中国农村现实情况、群众性运动的情况、特殊的军队情况，同时也符合“原先的”学说观点和打算，不然怎么会指望国民党左派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以及环境的强制，不得不采取彻底的“雅各宾派”的方针。
这个方针大体上到1927年6月为止， 一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实际行动的基础，虽然对他提出理论上的明确的修改是在1927年4月12 日蒋介石叛变以后。
反对派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对中国问题不表明态度，努力使（全会）注意力集中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方面。但是从反对派提交给大会的文件看来，与决议中的中国问题有关。在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相当不协调的现象，重要的地方是过高评价中国革命的前景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十分简单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另一方面造成印象，部分决议是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下根据预测的材料准备的，是他们企望自己这面的人免受“左翼”的危害，防备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假如中国的事情转变为向“基马尔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发展。在以后的实践中正是发生了反对派的大多数首领主动利用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借口进行新阶段的斗争；不过，总的说来，反对派在7次全会上没有明确表明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快到1927年3月的时候，中国的事情进入转折的阶段， 反对派不久前作报告提议重新考虑关于中国的政策。从新的一年开始就已经看到国民党内初具轮廓的分裂。蒋介石拒绝向北方前进与冯玉祥联合，并开始前去上海。在国民党中围绕他的总司令大本营形成了右翼力量的中心。在2月他要求鲍罗廷和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 在他控制的地区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群众运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它的政府成员1927年开始搬往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左派的态度得到加强，依靠军队，不满意蒋介石。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区域迅速地扩充工会和农会的人数，但是大多数上层人物是不可靠的。
工会和基层的城市运动的主要群众乃是非产业工人，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左”倾的趋向。虽然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贫农和穷人利用这个强大的势力自发地惩罚土豪和财主，建立自己暂时的政权；但是农民自己不提出关于土地和在农村中的政权问题，使自己的要求局限于传统的要求之内，如合理的租金、贷放款利息和税，以及惩罚恶劣的乡绅、土豪恶霸和贪得无厌的官吏。
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它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采取的方针是希望损害甚至消除蒋介石的地位，试图当蒋介石临近上海或南京时，同时在激进的武汉国民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在蒋介石的军队中举行反对蒋介石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报刊上和平常的宣传中开展反对右翼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锋芒指向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的压力下，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严格限制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它的军事委员会中的权力。在武汉政府成员中缀入两个共产党员。蒋介石对具有关键意义的上海担心，耍手段的声明，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但是相信他从没有这样做。全体会议之后，鲍罗廷马上“呈递”由政府领导人签名的关于逮捕蒋介石的密令。
1927年3月21日， 在“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口号下举行了著名的上海武装起义——在前一天蒋介石的军队开进了城市——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政权机构，这个重大的作用至少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它的许多组织者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期望在上海的这个政权机构“按照苏维埃的类型”建立。要达到这个目的，较大的希望是同重新获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汪精卫建立联系。汪精卫由法国经过苏联从海参威回到上海。到目前为止，关于他3 月到莫斯科居住和商谈的内容，没有任何了解的消息进入我们的档案材料，也没有见到在苏维埃的以及外国的任何报道。按当时全部情况看来，他有可能获得援助和大量的拨款，但这要汪精卫发表明确的保证性的声明。
4月5日，汪精卫从上海动身到武汉之前，同陈独秀发表了正式的共同声明，在这个声明中，空谈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缺乏两党有明确目的的计划。后来蒋介石同汪会晤宣布，所谓必要性，指的是包括军事的全部政治问题都应统一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汪精卫的领导下解决。4月6日，这个声明刊登在真理报上。但是，按全部情况看，莫斯科并不知道，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蒋介石一方面假借援助的手段消灭不可靠的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作出决定镇压共产党和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他在上海开始了这次行动， 而随后监督他的军队在别的地区包括关东地区，分别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工会。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 同时他又发表声明书，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说要继续向北方前进攻击军阀主义，并渴望保持与苏联的相互关系，表示愿意与莫斯科签定新的条约。
由于从东、西、南方向的封锁，使在武汉政府控制下保留下来的中国三个中部省的经济状况恶化。但武汉政府仍然打算继续进行彻底的与原先的内容一致但表现形式不同的运动，在这些省份巩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武汉集合力量并在华北同冯玉祥的部队建立密切联系，同时首先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布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叛徒。
在中国这种形势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大多数人与反对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反对派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行动纲领占了首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于3月末——4月初，再到蒋介石叛变的时候的情况有助于反对派起始的论战。
根据三月的情报——虽然很不充分——同蒋介石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这促使反对派在发表新的意见时，抓住的是对国民党的评价和对建立苏维埃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展开争论；中国的政治家们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性的协议，但当时仍存在许多巨大分歧。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第7次全会对中国情况的评价相比较， 中国的现实状况似乎有利于重新考虑反对派政治家提出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的提案，重新评价国民党的性质，反对派提案认为，在四个阶级的联盟中不仅存在大资产阶级，而且大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担任领导角色。拉狄克甚至说，关于国民党的统治是军阀主义的独裁集团。反对派代表的政治纲领，整体上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1907年的革命策略为基础，结合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到10月的策略的混合物。 在实践中，这个立场重新受到怀疑，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了解当时苏维埃前进的全部方针。
拉狄克1927年3月18日在共产主义学院辩论中讲述了这部分观点。 他说，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在上海而在汉口，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他认为必须立即开始在民族革命运动内部反对资产阶级。准备同蒋介石作坚决的斗争。他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以便驱除右翼分子和将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需的、刻不容缓的是武装工人和农民的队伍到国民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和首先满足工人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争得独立地位和她在革命斗争中的真正的领导权。
为有可能实行反对派在报告中提出的十分激进的建议， 托洛茨基1927年3月31日在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中说， 在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提出的根据据说是达到很高水平的话，群众性的运动造成“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因为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战争，而在军队的指挥人员中地主资产阶级的力量占优势。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此时被视为民族民主的机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它应该成为和变成为了政权或者地方政权机构以及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斗争机关。他继续写到，中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不是在一个党而是在党派联盟的领导下采取行动，在这个中间，苏维埃是在城市的底层和农村展开斗争。托洛茨基不直接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出路问题，但是他的观点明确，在信中说，他的建议正确地提出了在这个时期见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1927年4月4——5日， 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布哈林作了主要的报告，并和斯大林一起反对拉狄克的观点。布哈林认为，反对派的提议在此刻的中国没有必要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太好，实行了改组的国民党机构有可能是革命民主专政的。他的这个意见认为，这种机构乃是党派和苏维埃之间的中间物——特殊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左派和共产党的作用增强。斯大林支持布哈林那个有差别的分析方法，国民党乃是党派和革命的议会的中间类型，反对派的方针是形成两个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工人、农民苏维埃）并存的局面，并使苏维埃同国民党政府相对抗，最好达到代表工人和农民群众团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获得领导权。斯大林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拉狄克曾反复说，自己在发表意见评论中国和国民党的情况时，其中就包括关于蒋介石在准备叛变性的战斗的警告。作为回答，斯大林发表意见说，在全民族的革命时期，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利用它的知识和联系，而以后才可以排除这个已经无用的阶级；斯大林说，蒋介石对革命没有好感，他把军队集中不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告诉城市活跃的共产党组织将面临1周后4月12日在上海的事变。
斯大林还认为反对派试图积极的利用这种形势（指中国1927年3 月至4月初的形势——译者注）， 明显的把这种形势看作是他们行动的最适宜的时机，或者是最后的行动机会。现在，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实际上是把关于建立苏维埃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的打算预先通知了蒋介石；实际情况的根本变化，虽然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严重的失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也受了挫折。这次失败，明显的集中的表现出反对派完全的错误——内在的和表面上的——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政治领袖。
面对面争论的重要阶段在1927年4月——5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4月13——16日召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体会议（5月18——30日召开）上得到展开，开始了决定性的斗争阶段。 反映在观点方面的主要文件是季诺维也夫4月14 日专门呈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作为对他的提纲的回答，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 布哈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新的报告文稿；托洛茨基5月7日专门呈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论述实际存在的基本情况，与他先前信中不同的只有细节的变化，而不涉及主要内容的变化；某些领袖的发言大部分是补充布哈林的报告和结束语。斯大林和反对派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体会议。
在发表意见时，反对派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提出加以批评的疑问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从1926年春季开始的指导中国政治策略目标的主要之点的理论基础。讨论的问题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这在4月至5月的争论和互相指责中显露得很明显。虽然分析过去的重要性是为了详细拟定现实阶段的政策，但在反对派领袖那里显然是渴望证明今天的失败，他们的提案不注意预先提出讨论的中心问题，而是关注“谁有过错”。
其次，反对派提出另一种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相应的这个党领导的运动的性质的看法，这种看法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6、第7次（扩大）全会对资产阶级的评价不同。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的党”，类似1920年基马尔式的党，领导的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和性质。由此的结论是，支持国民党的行动其中包括军事行动在内，就意味着支持的不是民族革命的运动，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这是季诺维也夫掌握的评价以上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说，他的观点反对已知的两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也断言，资产阶级在中国扮演了反革命角色。按照他们的意见，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在国民党范围内作为建立4 个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条件，而相反，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取得了一致，领导着社会各阶层。托洛茨基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在中国封建残余占优势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的论断，是布哈林虚构出来的东西，为的是提纲中“4个阶级联盟”的需要；拉狄克也认为，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占统治地位。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主要是封闭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帝国主义控制，没有关税自主权。
因此，照反对派的意见，大部分领袖主张的在统一战线内保留资产阶级的方针，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次大会时期论述的国民党是4个阶级联盟的思想，据说是践踏了全部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陈旧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只不过现在不是替沙皇制度，托洛茨基说，而是替帝国主义说话。反对派利用蒋介石叛变的情况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报刊上阐明的4 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是孟什维克的前任圣马丁的思想，他们开始使用这样的帽子，“圣马丁学派”，“圣马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导师”。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和布哈林主要的错误是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国民党领导，最后以服从于蒋介石的纪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反对派断言，他们的提议是无产阶级领导受压迫群众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出路，它应独立地领导有组织的群众，最后建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在提纲中说，拒绝建立苏维埃就是放弃列宁主义的原则，并且肯定地说，中国劳动者组织在苏维埃周围反击右翼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进攻，在这个口号下将得到广泛的国际劳动者的援助。托洛茨基使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对蒋介石的叛变负责，指责他们扩大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在5 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反对派83页的正式声明如此明显的夸张的内容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断言，一切先决条件是把中国工人武装起来，首先是把上海和汉口的工人武装起来，一切的先决条件是中国要取得“1905年式”的胜利。
为捍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策的正确性，斯大林和布哈林提出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 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比较起来有关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几个变化了的观点，强调指出，先期出现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时期，资产阶级扮演了革命的角色，表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因而与它联合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且符合两次代表大会关于有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结盟的可能性的原则。斯大林坚定地说，政治结盟就是说利用资产阶级和在国民党中孤立右翼分子，在1927年开始，尤其是该年3 月开始与右翼分子斗争的方针就是这样；老实说，蒋介石的叛变表示革命局部的失败。斯大林和布哈林以正确的论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取得的效果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群众运动和北伐战争之后不断进步，反映了事件切合实际的情况。他们肯定地说，反对派把革命发展阶段估计得太高，导致革命力量失败；反对派主要是不了解蒋介石的叛变证明资产阶级放弃了革命，同时意味着中国革命转入比较重要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心是采取在武汉革命的国民党中清除右翼分子，与在南京的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在北方的封建主义、军阀主义者相对立。（未完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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