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对抗者_社交网络论文

社交网络对抗者_社交网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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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对朋友圈的反感和腻味。近几日,微信朋友圈被“科比”、“友谊的小船”的段子刷屏后,有人反思,这样的信息是否有价值,社交工具是否真的便利了社交。

      事实上,“微信之父”张小龙在今年年初就已表达对用户的担心,希望他们远离微信,去忙自己的事。跨国调研公司凯度集团今年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交媒体给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在持续减少,15%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的生活变差了”。

      医生、学者、甚至伴随网络成长的“90后”“95后”“00后”……一群逆行者选择远离纷繁的社交软件。他们是少数,但他们的反思值得倾听。

      “逃离”or“回归”

      “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更新朋友圈?”

      “因为最近生活太丰富。”

      知乎上,当有网友问到:“长时间不在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上发表动态的人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人用这样一个对话作了回答。在知乎社区中,与不用社交软件相关的提问有几十个之多,而体验过“逃离”社交软件后的人则往往给出认真的回答。

      “95后”李晓峰是回答者之一。李晓峰是东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卸载微信近2个月。

      她表达她的变化——她曾想把和母亲相关回忆都写下来,落笔不到两行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但自从卸载软件后,她爱上写作,表达欲在回归。有时一整个下午坐在桌前不动弹,一直写到晚上不得不睡觉。她的“触觉”也开始变得敏锐,身边小事,课堂上的点滴收获,都能引发她思考,并想要记录。不到2个月,那本两厘米厚的16开日记本已经用去了1/3,关于母亲的日记,已写满6页。

      回归的感觉一发不可收拾——她甚至回到使用铅笔写作的状态。写之前一次削好十几根,排放于桌前,用秃一支再换另外一支。这样更有写作的纯粹感。

      李晓峰曾疯狂热爱社交平台。在微博上关注喜欢的明星,微信上“一有小红点就好激动”,表情包存了一堆,吃了美食也忍不住要“放毒”……直到某一天,她情绪低落,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想得到朋友安慰。但从中午发完一直刷到晚上,都没任何回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发生了什么。”这让她警醒,自己的生活好像已被强大的“魔鬼”在牵着走。那天之后,她卸载了软件。

      高中生丁丁的“逃离”缘于一次偶发事件。丁丁是“00后”,网络原住民,小学三年级时就有了QQ号。五六年级微博刚开始流行时就注册了微博账号,和国外朋友用WhatsApp联系。

      一个月前的一天,她的手机通讯录突然出了问题,联系人全部消失,几经尝试不知问题在哪。一度她担心失去了与朋友的联络。但实际上,需要联系的人很快就能找到,而丢掉的,本来就是再也不会联系的联系人。

      她随后进行了一个两星期无社交实验,期间把手机里的社交软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关掉消息通知,不打开文件夹。没想到竟也能坚持下来。高中生的社交并不丰富,不过丁丁说,和爷爷奶奶的沟通已经明显变化,她以前觉得和老一辈没什么话说,但现在有不少话聊。

      在深圳工作的企业员工张一意写下的回答是:“有种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感觉。”一意在2013年12月份选择卸载微信,说卸载微信之后,自己没有任何不适应,觉得世界一下清净了,可以几个小时专心致志看一本书或者收拾房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什么都不做,只还安静地发发呆。她觉得卸载不是“逃离”,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原本的生活。

      21岁的杨青铜高中前三年,QQ上一度有800多个好友,每天打开,满屏都是信息。他的感触是,用不用社交软件“就像高铁和普通列车的区别,只是获得信息的速度慢一点,但不影响正常生活”。

      我真的需要它吗,

      “过多的信息刺激不是好事。”钟春玖也不用微信。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是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虽已被身边人说过多次,但他更擅长用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为自己“辩护”:

      人对刺激的反应有接受信息、传导信息、处理信息、作出反应的连续过程。虽然人的认知过程还存在未知领域,但就目前所知,信息的刺激输入过多或不足,都会影响人的神经兴奋水平。

      过多的、杂乱的信息刺激,就像电脑中同时运行着多个程序,导致主要程序运行缓慢。还会产生干扰,导致出错。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工作时,平均时长为2.8秒的干扰,如电脑角落闪出的提示,就会导致出错机率加倍;如果将时长增加至4.4秒的话,出错机率就会增加至原来的三倍。

      钟春玖曾对朋友宣布,自己若无法取得一个研究成果的临床批文,就决不使用微信。几个月前,他已取得批文,但依然没有使用微信。

      “极少数的人是天才。普通人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必须潜心研究,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去攀登。”钟春玖说,“而一旦开始浮躁,原有的积累就会消磨,常常原地止步不前。”

      “而且,社交软件的便捷性,使得人们专注力在下降。频繁查看自己是否收到信息,浏览无关紧要的网页。实际上是在摧毁自控能力,让大脑失去对事物保持专注的能力。”

      也有经历过人生沉浮的坚守者,把问题上升到人生选择的高度。

      一位大学教授深为此话题感触,毫无保留地谈起一段过往。有大老板指着黄浦江边“汤臣一品”楼盘对他说,跟着我们干5年,包你能买一套。“那时候心里真的痒痒啊,但还是稳住了。我反复想,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说,当他真正确定要走研究道路以后,就再没有后悔过。虽然孤独,收入普通,但却真正觉得这是自己干的事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踏实实,心静如水。

      “多余的信息也是一个道理。”教授回到微信,“当你决定要不要使用一项工具、需不需要获得一些信息时,其实你也是在检视,我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和自己并不太相关、只为了要显得自己不那么落伍的信息吗?”

      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筛选信息、筛选社交。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指出,每个人最紧密的交际圈子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然后是12人到15人,再然后是50人,个人能支配的最大的稳定社交人数也不过是150人左右。

      “现在,有的微信群已是好几百人,从联系的人数来讲,已经超过了能稳定联系的上限。这些社交,你真的需要吗?”

      选择的权利

      要做逆行者并不容易。尤其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希望维持基本的社交,却不得不使用大多数人习惯的方式。

      杨青铜不想失去与好友的联系。他觉得用社交软件交流,会有很多无效沟通,而邮件效率更高,于是帮需要常常联系的朋友一一注册了邮箱,并在他们手机的邮箱应用中登陆好,以便及时能收到自己的邮件。

      过年,他给朋友发了拜年邮件,有朋友回他:你怎么不抢红包啊?群里每个人都轮流发的。他得知后觉得自己还是这群人的一分子,不想失去这个社交圈,于是特意用支付宝给每个人发了一份。

      却始终有点格格不入。

      李晓峰刚开始想远离社交软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常常是,微信、QQ早上刚刚装上,晚上又卸载,过了几天要收信息,又不得不重新装上。这样的循环戏码,反复上演过多次。因为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环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康德最近也遇到难处——他去进行个税申报,但必须填手机号,可他不用手机。

      至今,64岁的他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文章都是手写后,请年轻的老师帮他录入。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几本书和一个布袋,别无它物。

      刘康德不是逆行者,而是坚守者。“我现在感觉是落后就要挨打,好像改朝换代的人,前朝的痕迹还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东西不断地加在身上。还好我是在哲学学院,有这样一个‘纵容我’的空间。”刘康德1977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至今。“搞哲学的,能更客观看待自然和人为的关系。”

      刘康德曾经也是时代浪潮的追随者,1991年他几乎是上海最早一批排队花了几千块钱装了电话,21世纪初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他也很早买了爱立信,还用过摩托罗拉。

      “但是我感到它不是必需品。和别人有约,我都是事先讲好时间地点,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一次爽约。不像有手机的人,觉得不要紧,我们到时候联系,我看地铁上面,人们一直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乱得不得了。所谓的自由,其实反而不自由。”只是现在,这个空间还在越来越小。

      但今年他去报税遇到难处了,以往自己去填单子即可,可今年开始网上报税,要他留下手机号;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也需要提供手机号,因为“国家有规定”。“现在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用手机)的行列里面去,我感到这是痛苦的。我后来想想,以后我也不要挣多少钱,报税都麻烦,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他笑,“这种感觉就是你想选择传统自然的生活,但这个环境让你无法选择。”

      刘康德也在国外待过,他说老外朋友家里的电视机是非常老旧的,数码产品也没有国内更新这么快,1983年的小轿车到现在还开着。“我们觉得他们可能落后了,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

      “科技先进了,但是不能人本身的一套生活方式也跟着彻底改变。机器跟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哲学问题。机器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是我使用它,不是它掌控我”

      事实上,更多逆行者们始终强调的是,不是绝对不使用社交工具,而是“我使用它,不是它掌控我”。

      今年1月,“微信之父”张小龙在广州的微信公开课上提到,用户花在微信上的时间太多,他希望用户能离开微信,去忙自己的事。

      张小龙说,任何产品都是工具,好的工具就是让用户最高效地完成任务,然后离开。他希望用户使用微信时,它能够是最高效率的,可以把时间空出来去做其他事情。他也希望开发者要思考,产品是帮助用户提高效率,节约时间,还是让用户在这里消磨时间。

      为了方便联系“女神”(喜欢的女生),杨青铜还是装上了微信。青铜采用了一个中和的处理方式,安装微信保证必要的联系,但不开通数据流量。每天晚上回寝室之后用WiFi联网,花十分钟到半小时的时间处理网络上的信息,不影响自己之前的生活状态,他的微信里没有太多好友,算上刚刚加上的记者,总共为11个。

      白领张以超曾是大学讲师,一度抵触社交工具,后来去了一家新单位,1个月前他被分配以运营公众号的工作。虽然也感到了浮躁的氛围,但他说:“工作就是工作。”他开始分析订阅用户的需求,分析受众喜欢的内容。事实上,帮助读者筛去不必要的信息,保留有最有价值的内容,这也是一个优秀新媒体存在的价值。为了区分工作和生活,他使用两个手机号对应不同的朋友圈。

      李晓峰后来也“被迫”重装了微信,因为学校和班里各种消息都用微信通知。事实上,在卸载的一段时间里,她经历了与一位朋友的分道扬镳。因为在那位朋友看来,她不用社交软件,是对友谊的一种“抛弃”。

      但这次装回微信,李晓峰朋友圈设置依然为关闭状态。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更加认清了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友谊。“对朋友重不重视,并不一定要通过那几个赞或者评论来表现出来,那些不过是徒增虚荣心。”

      而她也认为,假如没有经历过那种心如止水的状态,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游刃有余地应对社交软件。现在的她不会刻意去仇视微信,而是把微信看做只有短信功能的软件。

      她说,现在她是掌控“魔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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