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各民族论文,共同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著作中两个观点的解释问题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①a]“发展才是硬道理”。[②a]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两句名言，已经深入人心。邓小平著作中有关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学术界在把这一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已有许多硕果。因此可以说，发展理论是邓小平著作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③a]这又是邓小平著作中的一个著名观点。此观点的内涵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建设所以要“加速”，是因为他们现代发展的起点不同，只有加速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的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学术界已有许多阐述，且载入1992年10月18日通过的中共十四大《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已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
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著名观点，可以说是不争之实。但它们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至今尚无专著问世。唯罗庶长《邓小平的民族观》[④a]一文为之立了如下一个小题：“发展是民族繁荣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有关论述的文字是：“……实际上，只有民族繁荣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繁荣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民族繁荣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1988年邓小平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题词中写道：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上述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的论述，明确界定：发展是各民族共同繁荣（以下简称“共同繁荣”）的途径，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又说，邓小平“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观点的涵义，也与其说相同。这一论述明确而具体，可谓发展与共同繁荣二概念的关系问题的一家之言。以下简称之为“途径目标”说。
大略读来，途径目标说是不无道理的。但在理论联系实际后进行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发展与共同繁荣之间并非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当然，邓小平“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观点的涵义，更非途径目标说的理论支撑。
看来，途径目标说不止是涉及邓小平著作中的两个著名观点的解释问题，且是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现象，无论从理论的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讲，都有加以认真研究的必要。
二、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概念差异
对邓小平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两个观点的关系问题，笔者原只有以下原则性认识：发展是一个共性概念，它涵盖中国人民，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容，是经过“三步走”战略于2050年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一个个性概念，它侧重于中国少数民族，因为他们进入社会主义的脱胎母体不同，所以他们实现“三步走”战略中有许多特殊性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促进，才能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以上认识，可简称之为“个性共性说”。个性共性说与途径目标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笔者当时只认为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两种观点，对它们的实践问题并未认真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说来，是否如途径目标说那样，发展是民族繁荣的必由之路，共同繁荣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呢？在对少数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对基诺族十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进行追踪研究后证明，发展的结果不一定是共同繁荣，即在发展与共同繁荣这两个概念之间不能划等号。为了说明邓小平理论中有关民族理论的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差异，也为了说明笔者的认识过程以供大家推敲，以下仅将基诺族现代发展与民族繁荣之间存在的差异问题略加阐述。
基诺族是国务院1979年确认的单一少数民族，共1.8万人，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本世纪50年代这里尚未出现私有制，未出现阶级，所以在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中，就成为由原始村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地区，当时的简称是“直过区”。基诺族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其事迹不仅见于州、市的广播电视与报刊，且一再见于省与国家的传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先进事迹早在10年前就作为云南省两个专业会议的典型而被传播。其一是《基诺山区综合技术开发初见成效》，署名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科委”，作为“1985年云南省科技工作会议交流材料之六”发布，它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前这里“生产力低下，加上长期以来受‘左’的路线影响，生产发展缓慢，群众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多数年份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最高年返销粮达95万斤。”而1981年州县科委在基诺山建立了“综合技术开发试验示范区”，“1979至1984年间基诺山区的农业总产值便由107万元增到340万元，增长两倍多，人均粮由不足600斤增到1136斤，做到自给有余；人均纯收入由不足50元增到243元，增长三倍多。……同时改变农业的内部结构，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调换了一个位置。……1979年粮食收入占62.8%，多种经营收入占37.2%，1984年粮食收入占36.6%，多种经营收入占63.4%。”基诺族现代发展的先进事迹之二，是《基诺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启示》，署名为“民族教育编辑部”的此文原是作为“云南省第三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经验材料之一”发布的，此文首先谈到基诺族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时代的背景后，接着就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1986年，基诺族群众人均收入588元，人均有粮1088斤，全区7个乡，5个乡通了电，45个村，37个村通了公路，大多数村寨安装了自来水管。如今，……彩电、收录机、洗衣机、摩托车、现代家俱等高档商品纷纷涌入过去长期温饱不济的基诺人家。”论文的主题是论教育事业对发展的促进：“基诺族的上述发展，取决于教育，取决于民族素质的提高。……现在基诺山区有41所初级小学，两所半寄宿制高小，一所寄宿制完小和一所初级中学。在校小学生有1758人，初中生有26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3%，在校学生年巩固率为97.5%，高小学生毕业率为83.3%，12至15周岁儿童初级教育普及率达98.9%。全区现有初中毕业生193人，大专毕业生34人。”正是有了以上文化素质，就可以“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科技培训活动”，“先后兴办了20多期科技培训班，接受培训的基诺族群众达500多人次。”以上基本事实说明，基诺族早在80年代中就从总体上摆脱了贫困，达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目标——温饱。且这一快速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动力：科技的推广和教育的发展。
不久前笔者在基诺山调研时得知，基诺族乡干部对教育事业仍十分重视，对多种经营附加值的增加亦相当重视。尽管这里少数自然村的发展较缓慢，还有少数农户因大象践食农作物等诸多因素而缺粮，但基诺山区的总体发展势头喜人。在算了几笔主要经济作物产值的大帐后，乡干部们说：“2000年前一点基诺族乡就可以达到小康目标。”作为本世纪50年代基诺族原始村社的见证人，目击其本世纪末可以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的可观前景，也不能不对基诺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发展先进典型说表示认同。
既然基诺族作为现代发展的先进典型经传媒流布广为人知，那么，按照途径目标说，作为发展必然结果的民族繁荣，也会在基诺族应运而生了。但经笔者多年追踪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改革开放不久基诺族中就出现了族籍迷失现象，民族认同危机已相当严重。鉴于体现民族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量流失，1989年笔者就同基诺族长老们就其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时间做了以下预测：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的基诺族服装，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适应热带山区居住特点的基诺族竹楼，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
与基诺人生命过程相伴的歌唱文化、民族舞蹈，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与民族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基诺族传统年节、上新房仪式和生命礼仪，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既是民族特征基本要素之一，又是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族语言，有可能在50年内消失。以上预测是笔者对《传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杜玉亭主编）一书第17—37页的万言论述的简要概括。
1995年9月笔者又就以上预测与基诺族长老等代表人物进行了商讨，他们认为以上预测仍可以成立，其不足处是对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估计不足。为此，他们又据6年来的发展趋势，对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消失时间做了以下 再预测：
基诺族传统服装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
传统歌唱文化与舞蹈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传统节日与生命礼仪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基诺族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以上预测与六年前的预测相比，体现民族特征的基诺族传统文化消失的时间都大为提前。难怪一位长老在会上叹道：“基诺族传统文化就是很多的宝，但中青年人不识宝。知宝识宝的老人已经很少，他们只能看着宝贝的流失而无可奈何。基诺族不久就没有了。”当然，这里的“没有”并非基诺人的不存在，而是指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的丧失，而且长老们根据历史经验自有其客观标准。原来基诺族山东部与北部曾有许多基诺人，因与汉区邻近，他们在百余年前就改住汉式平房而不住竹楼，改穿汉装而不着民族服装，改用汉式命名而不再行基诺族的父子连名，接着，传统生命礼仪、年节和语言终于消失，加上与汉族通婚而取得汉族的民族认同，基诺山的基诺族即不再对其进行民族认同而称其为汉族了。这一部分基诺人居住在基诺山周边地区，其族籍消失的过程约二百年，而今日的基诺族籍迷失现象发生在基诺族唯一的聚居区——基诺山基诺民族乡，且其来势迅猛，故长老们发出“基诺族不久就没有了”的惊叹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就是对基诺族现代发展的先进事迹及同时存在的族籍迷失现象的简要论述。作为一个典型实例，它为认识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关系问题或概念差异提供了一种实证性的新角度。它对于发展与共同繁荣认识上的途径目标说与个性共性说这两种观点而言，即可显现二者之间立论基点的根本差异。
根据途径目标说，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那么，基诺族既已顺利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的目标——温饱，第二步战略目标——小康也胜利在望，2050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富裕的前景亦相当可观，所以他通往民族繁荣的必由之路就走了将近一半，其最终的民族问题也应解决了一半，即使其间族籍迷失现象蔓延，民族特征被市场商潮淹没，因无行政性强制，只能视为民族自然融合，而不能视为民族问题，更与各民族共同繁荣无关。途径目标说在基诺族实例中所以引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它一面说发展是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一面又说“民族繁荣”是半个世纪后才可实现的“最终目标”，致使共同繁荣失去了现实意义而在事实上被作为共性概念的发展所兼并了。
而个性共性说视发展——实现“三步走”战略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共性概念，共同繁荣是侧重或针对少数民族特殊问题的个性概念（如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就不会出现这一概念），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它们之间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包涵。因此，这一观点对于基诺族实例来说，和全国一致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可以顺利实现，只是其实现民族繁荣的一种共性层次，而其个性层次是基诺族含有人类古老智慧的优良传统文化在与现代化的调适中得到继承与弘扬，其安身立命的民族特征在经过市场商潮的洗礼后焕发青春。基诺族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而在改革开放初被国家确认，如其民族特征在不到半个世纪或未走完“三步走”战略的全过程就被市场商潮淹没，那就不能视为邓小平各民族共同繁荣战略的一种成功。
由此可见，基诺族实例的意义在于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或概念差异问题上证明，发展是一种共性概念，共同繁荣是一种个性概念。换言之，它支持了发展与共同繁荣关系问题上的个性共性说，而不支持途径目标说。
如超越基诺族实例进行宏观考察，还可发现发展与共同繁荣二概念之间存在着时空差异。如，不论中国少数民族与沿海先进地区的发展差距有多么大，双方都存在着发展问题，不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有多么大，双方也存在着发展问题，可见发展概念在横向空间上可以涵盖整个世界。而从纵向的历时态来考察，发展的线索不论多么缓慢和曲折，它仍贯穿着人类历史的长河，而共同繁荣的概念则不然。因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概念，其空间限于中国，其时间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当然，如从总体上来认识，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时空差异，亦可归入二者的基本差异——个性与共性差异之中。
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战略性问题探讨
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观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特点，似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带有战略性的基本或首要的命题。其实际问题十分复杂而重要，亦在学术上为当代民族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基诺族籍迷失现象一说，是笔者1996年4月在云南民族理论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应邀发言中提出的，当时就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赞同，有的举了许多实例证明这种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有的更对此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许多高见。这一命题所以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因为它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各民族共同繁荣”，与此同时它还与一些重大的民族理论有关。比如，对民族与民族特征的存在时限问题学界有如下一种大致相同的观点：民族与民族特征将长期存在，直至与民族同时消亡。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也有种种依据的，但基诺族籍迷失现象的基本事实——从其被国家确认到民族特征的消失有可能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内，似可在民族与民族特征存在时限上提出以下议题：在民族与民族特征时限上存在着长期与非长期两大类型。至于何以存在这两种类型，尚需专文研究。基诺族之在1979年被国家确认，说明他民族特征的完备，且曾在历史上存在过相当长的时间，而其民族特征所以在市场商潮的冲击下面临危机，是因为他们直至50年代尚处于原始村社时代，缺乏汉族式历史辉煌、英雄伟人和方块字等民族特征的自我防卫要素。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基诺族籍迷失现象已不可逆转，更不认为现今是民族融合的时代。多年前笔者就曾提出“外因关键论”，[①b]用现代和历史的事实说明，边疆少数民族的命运与高层决策密切相关。不久前笔者曾对扭转基诺族籍迷失现象问题进行过一次科学探索，结果相当乐观。作为中国第56个兄弟的基诺族，是有可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战略中扮演不可缺少的可贵角色的。
类似基诺族的族籍迷失现象是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民族问题，这是不难想见的。但像基诺族那样被国家确认不几年就脱贫步入温饱，2000年可以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小康目标，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尚属于少数。以云南为例，在现有660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占全省总人口1／3的少数民族的贫困人口却占全省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僻山区，脱贫的任务相当艰难。笔者曾以为，山区封闭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可能保留得较完好，但事实也不尽然。不久前我曾访问过滇中山区的被公认为封闭落后的山苏人（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然村，只见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饮水要人去山间背，全村24户无一户达到温饱，破旧的土掌房内空空如也。但就是这样一个封闭贫困的少数民族山村，他们颇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如基诺族一样，在市场商潮的冲击下大量流失。体现民族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流失殆尽，但仍未摆脱贫困，或难以与全国人民一道于2000年实现小康，即在共同繁荣的共性与个性两个层次都存在难题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谓现代发展与基诺族有别的一种类型。这里的民族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综合性的，如不采取切实可行的特殊措施加以解决，他们是难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的。
尽管从总体上讲来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拉大，但并非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都处于落后状态。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仅高出相邻的少数民族，也不亚于相邻的汉族。他们不仅在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时可与全国同步，且因其民族特征的传统自我防卫机制相当有效，加上他们都有州以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所以其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不是削弱了，而是在诸多的借鉴中得到了强化。因此这一部分少数民族就不存在族籍迷失现象问题。所以就中国少数民族实现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的状况而言，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或差异。如何对近20个进入社会主义时具有脱胎差异的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的帮助，以使他们步入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战略轨道，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需要。
看来，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辩证方法的体现，它还可以为认识与解决当代民族问题提供一种实事求是的战略角度。这一看法，是笔者对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脱贫与小康问题研究中的一点心得，鉴于元江县的经验闻名云南与全国，具有一定典型性，有必要在此略加阐述。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属滇中玉溪地区，全县总面积2858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总面积的96.8%，坝区占3.2%；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22%，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8%（此处之少数民族是以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而言，他们在元江事实上是多数民族），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多民族的自治县。元江县的决策者从1983年提出“治水办电，山坝结合，开发热区”的发展思路，把山区丰富的水资源引入干旱的热坝，而从水、电等基础设施起步的方法亦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实施的结果初步实现了元江县域经济的整体优化配置，使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以下几个数字，足以说明元江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发展速度之快：一是国民生产总值，1980年是3733万元，而1995年以1980年的不变价计算达到16057万元（现价为51630万元），已提前五年翻了两番多；二是工农总产值的比例，1980年是37.4%比62.6%，1995年的比例是55%比45%；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980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是57.2%—25.7%—17.1%，1995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45%—34%—21%。对于一个山区多民族自治县来说，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如此巨大，称之为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当之无愧。因此，元江经验就被称之为元江模式、元江之路，等等，媒体播布的有关文章数以百计，云南和北京的出版社还为之出了专书，这足以说明元江发展经验的可贵。从有关发展规划中还可得知，元江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小康的时间，不仅可与全国同步，甚至还可提前三年。这就全国共性的先进典型的角度言之，也有一定道理，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如从邓小平理论的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仍可发现其重共性轻个性的倾向，因而偏离了事实求是的原则。
元江县的脱贫与实现小康目标中有一个基本特点——立体多元差异。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为元江的脱贫与实现小康目标的时间打了折扣。因此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已有《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①c]一文具述，所以以下只就构成元江立体多元差异的四个要素略加说明：
1、山坝差异。以山区与坝区的典型实例证明，山区与坝区农民经济收入的差距在一倍左右。以云南玉溪地区规定的贫困、温饱、小康三个标准而言，因远坝白族1995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至2000年降到5%，而达到小康线的人口占70%。咪哩乡山区哈尼族1995年处于贫困线以下者占总人口的80%，2000年降为70%，达到小康线者约占总人口的10%。可见坝区的白族至2000年可在基本上达到小康，而山区乡的哈尼族地区如无有举措帮助促进，他们至2000年也难以脱贫。
2、温层差异。元江县有北热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南温带五个气候类型，而总体上又分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北热带，1000至1700米的亚热带和1700米以上的温带三大类型。因海拔、地形、气温不同而带来的光、热、土地资源的差异，也给不同温层的居民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两个自然村同时种烤烟，因海拔相差500米，就人均烤烟一项的纯收入而言，一村达到1660元（接近小康标准），一村仅达到710元（二者相差一倍多，后者只接近温饱线）。有的农民在山区难以生存，而迁居1000米以下的热区从事多种经营不久，在人均纯收入和口粮标准上就可达到小康。
3、城乡差异。元江县城所在地的澧江镇原是一个小城镇，改革开放后开始向现代城市转型，故城市居民经济收入与农村居民的差距拉大，以人均纯收入而言的大致比例是：城市居民比坝区、热区农民高出约一倍，比山村农民高出约两倍。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产上百万元的近20户业主都在城镇，个别山村能人所办企业亦立足城镇，而有些山村已出现衰败景象，且越是后进的少数民族越难以在城市立足。
4、民族差异，或民族立体分布的差异。立体分布是元江县少数民族分布的传统特点，海拔1000米以下热带地区是傣族居住，1000米以上坝区是白族与汉族及极少数他族居住，1200米以上山区是哈尼族、彝族等居住。元江40多年来的长足发展虽在一定限度内影响了这一分布状况，但民族立体分布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因此，从共同繁荣的角度讲就形成了以下态势：坝区、热区的白族、傣族、汉族等多已解决温饱，200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小康，而山区的哈尼族、彝族等尚有一半以上处于贫困线以下，他们至2000年也难以达到温饱型。
上述山坝差异、温层差异、城乡差异与民族立体分布差异的相互交错，就构成了立体多元差异。这是元江的基本县情，也是元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的基本特点。说到底，它就是邓小平著作中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战略在元江县的具体体现，因为它如实反映了元江现代发展的个性特点。这一个性特点在元江现代发展状况及其前景的认识上，与上述共性观点的认识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即：第一，立体多元差异的具体分析认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仍占总人口一半的元江，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脱贫，力争在2000年达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温饱，换言之，尽管元江已有近20%的人口达到小康目标，但因山区民族的贫困面过大，故共性观点主张的提前三年实现小康的目标是难以如愿的。第二，立体多元差异的具体分析认为共性观点说明的元江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客观事实，但又认为不能忽视已见端倪的隐忧，如，坝区、热区与城市居民的收入高出山区一至二倍，而山区民族则是作为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主要民族的哈尼族与彝族，且山区居民约占全县人口的70%，这就说明，作为自治县的主要民族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在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中难以与全国人民甚至难以与县内其他民族同步，长此下去而无改观，那么，势将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疑难，也会影响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笔者简述元江实例的目的在于说明：共性观点的认识方法，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比例与产业结构的比例等举国划一的统计与论证方法，对说明社会总体的发展十分重要，但它属于一种共性的层次，易于在平均数下掩盖贫困的现实，其结果有可能是既不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战略的实现，也不利于“三步走”战略的共性目标的实现。而个性概念的共同繁荣从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如在认识元江的立体多元差异特点中提出立体多元发展战略，其共性与个性的两个战略目标将会相互融通，进而皆可达标。因此可以说，作为个性概念的共同繁荣是作为共性概念的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具体化。
如从辩证法的角度来思考，作为元江基本特点的立体多元差异对云南亦有借鉴意义。云南省山区与坝区的比例是94%对6%，与元江近似，城乡差异、温层差异与民族立体分布的差异也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云南，如从个性特点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亦将会有利于“三步走”战略在云南少数民族具体化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已取得伟大进步，其经验亦相当丰富，且现代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元江或云南存在的立体多元差异自不能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发展的基本特点，但从重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个性特点的共同繁荣战略的角度讲，或作为辩证方法的一种实例讲，它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中有以下名言：“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又有以下名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①d]这两个“精髓”，一个指矛盾共性个性的对立统一律——辩证法，一个指马克思主义，其角度虽有不同，但其本质上是互通的。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在贯通矛盾的共性个性对立统一律中正确运用辩证法，反之亦然。如用这两句名言认识作为个性概念的各民族共同繁荣，似可以这么说：它适应中国多民族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矛盾的共性个性对立统一律，因此，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是指导思想与辩证方法，是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是基本原则与立场方针、政策，是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全过程的民族问题的核心，也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的核心。如果对现代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理论的层次进行分析的话，那么，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观点，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研究的战略性主题。
注释：
[①a]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②a]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③a]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7页注94，对其出处作了以下说明：“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他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
[④a] 载《民族团结》1995年第2期。
[①b] 《传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6—585页。
[①c] 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①d]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