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质量论文,乡村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 —2820（2000）01—0045—05
居民消费问题始终是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切口，并一直成为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成分之一，倍受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居民消费，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社会学的热点之一。考察这类研究发现，其中许多研究是建立在统计年鉴数据之上的。的确，运用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数据，大多源自各级政府历年的统计年鉴，这类数据无一不是出自官方职能部门统计局格式化和定时性统计的结果。其权威性在我国是无可否认的。问题在于，由于受观念上、理论上的局限，一方面是沿袭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计模式，在项目设计上有缺陷，以及在统计操作过程中的非规范性或人为因素造成统计上的遗缺或一定程度的失真；另一方面是由于乡村居民消费结构有一部分是不可计量统计的，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居民消费结构更明显。因此，我们深感依据统计年鉴数据研究乡村居民生活质量凸现其困境与缺陷。
一、调查统计数字的缺憾
大凡使用过统计数据说明和求证问题的研究者，或许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体会，即统计数据存在的相互矛盾和以之说明问题有力不从心之感。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统计数据中存在“水分”而失真和统计本身设项上的缺陷所致。
首先，导致权威统计资料（数据）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第一，政府统计部门势单力薄，调查人员短缺。在我国调查统计领域，统计调查的官方最权威机构是国家统计局及其各级下属的统计部门。可以说它是担负着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统计权威机器，既是调查统计的运行部门，又是管理部门。它是各类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也是目前唯一的权威来源。因此，其出版的统计年鉴成为各项研究使用最广泛的参考数据库。然而，自1978年从国家计委分立出来的国家统计局，在两方面面临困境；一是长时间沿袭计划经济的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阴影下徘徊不前，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几乎手足无措。虽然，已经先后组建了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和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作出了主动出击运作。但是由于经过专业训练的调查统计人员的短缺，加之机制运行上相对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显得势力单薄，影响了调查统计的质量提高。二是抽样样本方面的数据是否具有典型性，直接影响到数据分析的结果。当然，调查员、统计分析员的短缺与我国的历史大背景，与社会学、统计审计等在我国的遭遇背景密切相关。原因之一是自5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恢复招生。90年代以后才逐渐有较多的接受社会学、市场调查训练的人员进入调查统计行业，这势必会影响到调查统计的质量。原因之二是大跃进之后，政府对统计资料变得毫不信任。尽管没有取消逐级上报制度，政府官员却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待这些统计数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必需的统计、审计部门被关闭。直至70年代中期，才开始得到恢复，运作才逐渐走上正轨（注：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65.）。第二， 人为干扰是调查统计资料（数据）“水分”多，造成数据失真的原因。大跃进时许多地方的统计数据可说达到了“水肿”的地步。就是在统计部门逐渐走上健康运作之路后的今天，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报道曝光的虚假统计数据案例也还是不少。例如1993年2月5日，上海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太仓实现“一年长个新太仓”》的报道。文章引用的太仓统计局的数据：199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6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41.3%；其中工农业产值达160.69亿元，比上年增长153.1%，然而，在与工农业产值相关的数据中如电力、物资消耗等方面却大幅度地递减或增幅很低。调查结果发现问题出在统计的数字游戏上（注：崔乃文.调查统计数字可信度有多大[J].新世纪，1995，（12）.）。又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的贵州金沙县一镇长为表露政绩任意拔高各类统计数据的案例。像此类例子可以列举许多。可以这样说，有相当多的地方官员心目中始终存在两套统计数据话语系统。在争取资金、要项目、要指标、要扶持的时候，使用的是压低的话语系统；在讲成绩、谈经验、表政绩、评先进、考核干部时则使用拔高了的有些“水肿”的话语系统。甚至我们可以听到被中央列为全国贫困县而举县欢庆的政治笑话。真可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有鉴于此，来自权威的官方统计局有关人士也承认，各级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也含有大量的“水分”。
其次，统计数据的缺陷还表现为统计项目设置上的空缺。其实，我们无意去批评目前统计部门的统计设项。客观地讲，各级统计部门的工作量都十分繁琐和沉重，设项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增加新的统计项目。只要我们将1998年的年鉴与1978年或1988年相比较，变化是明显的。在这里仅就居民消费等直接关切到评价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一些指标数据而言，在这方面我们感觉到调查统计项目设置上尚有空白点。比如说乡村居民消费中的宗教生活消费、礼品消费等均没有设项统计。而这些消费又是在乡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像西藏的藏族社区、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民族社区，朝圣的消费对居民而言是有深刻影响的。分析统计项目设置空缺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主要由这两方面因素造成：其一是我国的调查统计项目设计，特别是有关居民消费生活方面的项目设计受恩格尔系数理论影响较深；其二是居民消费中存在不可计量统计的成分，特别是乡村居民消费表现尤为突出。
恩格尔系数的核心是看食品支出费用所占的家庭生活消费的比例。即认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就越大。继而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系数，即认为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相反越富。这一理论的另一层含义是在家庭收入增长和总支出增长的情况下，食物支出的绝对额虽然也增长，但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则是下降的。这就是所谓恩格尔定律。翻开中国各统计年鉴，我们发现在居民消费这方面的设项，仿佛深受该定律的影响，在食品消费以及衣、住、行方面设计都较详细。对于恩格尔定律，我国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恩格尔定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必然的作用，但是其表现形式、适用范围和程度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其表现是：从我国长期消费变动趋势分析，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物的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然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同时又是有条件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收入的增长都会引起食物支出比重的下降，更不会无限接近于“零”的递减。更何况食品的商品化程度、价格变动等不完全反映消费掉的食品质量和数量的变动等因素，因此，不能笼统地把某一时期恩格尔系数的上升或下降，作为判断消费结构恶性或良性运行的标准以及评价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用以反映国人居民消费结构，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经常性统计项目上过于偏向恩格尔系数相关指数设计，势必会出现许多资料空白点。尽管研究者可以通过专题性补充调查或典型个案调查去弥补。事实上近几年涌现出的各类调查公司、调查队伍就是针对官方常规统计部门设项空缺留出的大量空间运作。但这样的专题式调查补遗，多少有历时性方面的缺陷，有常规设项准确统计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的弱点，特别影响到更大区域（如省、区或国家）整体性分析的准确度。
在考量我国乡村居民消费结构，评价其生活质量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其消费中不易反映动态计量的成分和不可计量统计的成分。
二、居民生活消费中的不可计量统计成分
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受到“农业”与“非农业”（或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二元社会结构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50年代末始至80年代制定的许多政策，特别是关系到居民消费中诸如食品、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等方面政策都依据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展开。可以这样说，过去城镇居民主要消费中的住房、食品、医疗、养老保障等享受到了国家给予的“高福利”（当然仅对中国乡村比较而言），广大乡村居民则处于自谋生计、自力解决并负担着城镇居民“高福利”给国家转嫁的压力。换句话说，国家是以牺牲广大农村人口的利益（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下的农牧林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村人口无相应福利保障）来确保城镇人口的“福利”。农村人口在80年代以前仅在教育投资上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家福利”。直到目前，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制度改革在转轨完成之前，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仍享受到这方面消费的“国家福利”。因此，我们在分析居民的消费结构，分析消费的相关数据动态变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前提。这一前提的存在，使一些过去为隐性化的福利或消费随着制度改革而显性化，过去为国家负担的转而成为个人负担，这势必在家庭、个人消费结构中反映出来。例如，过去在“单位制”下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能享受公费医疗即由单位负担其医疗费用。近年来，我国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主要改革方向是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费用由企事业与个人共同承担。住房也同样，过去单位提供住房，个人只需交纳很少的一点房租。在“单位制”下，住宅并未真正进入消费领域，属于国家提供大量补贴的一种隐性消费。在统计上，城镇居民在住宅方面的消费很低，尤其是房租占人均生活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左右， 与水电燃料（含煤气费）合计所占比重也很低。这种状况随着最后国家补贴性的福利房制度改变，必然影响到这一消费结构变化，住房消费在统计上必然上升。“单位制”下的养老保险以及过去国家对城镇居民在各类食品价格上的补贴等都因为体制改革而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发生变异。而这些异动，在统计上是不易计量统计的，或者说在统计上是不可等量比较的。比如，从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计资料反映出的居民消费中教育投入（消费）占个人消费比重较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如果我们据此而结论说该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有了提高，那么会有失偏颇。因为这部分个人负担的教育投入较国家已经中断的那部分投入是不可比的。在教育投入的地方政府负担政策下，贫困地区的教育并不因为居民的个人教育投入（消费）增加而获得改善。这是我们在运用统计数据分析居民消费结构，评价居民生活质量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在这里，我们重点要指出的是在广大乡村居民消费中，存在许多不可计量统计的成分。可以从三方面理解：一是许多消费是季节性或非流线性经常性排列，难以做到常规计量统计；二是消费方式的不可计量性，主要是因为有的消费并非以物态呈现，但它们又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三是有些消费具有隐性交换或投资的本质，但又表面化为消费。
人们通常把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大类分为生产性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又分为生活消费品支出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两类。统计年鉴上通常在生活消费品栏目下列有食品、衣着、住房、日用品、燃料、文化娱乐用品、书报杂志、医药卫生用品等细目。除了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在统计设项上空白的项目外，在这些细目中，食品、衣着、住房、文化娱乐用品（含报刊杂志）经常被用作生活质量评价分析的指标。那么，结合本文所要关注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生活状况，就是在食品、衣着、住房等方面亦同样存在有不可计量统计的成分。比如在食品消费中，传统的“红白喜事”中的食品消费、贵州苗族的“吃鼓藏”祭祖仪式上的猪、牛大批宰杀（注：“吃鼓藏”，是苗族人民每12年或更多年才过一次的祭祀祖先节日，节期每户杀猪宰牛宴客会友。）等，表面上看是一种食品的大量消费，而且是集中消耗。如果在简单的统计学上会出现令人惊讶的上扬。但实际上，对主人家而言，丧宴、喜宴、节庆宴的食品消费不一定都是简单的生活支出，或许还是潜含着一种交换或投资。这将涉及到“礼品经济”的范畴，留在后面讨论。又比如衣着方面，人们日常的衣着消费的计量统计性是勿庸质疑的。问题是直面于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传统盛装消费是非经常性和不可计量的。以藏族为例，青海果洛一带牧区藏民的剩余财富常常是通过妇女的饰物积累保存起来的。牧区妇女的首饰十分贵重，一个鸡蛋大的“拉贝”（琥珀化石）价值1万元以上，已婚妇女多用其装饰发辫， 一个辫套用6～8个不等；一个“惹”（猫眼石），按眼论价，一个眼三千，九眼为贵，价值几万，用于穿项链；其他用金银、玛瑙、珊瑚、珍珠、松耳石等制成的饰品也每件成千上万（注：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87.）。又以苗族为例， 贵州黔东南一带的苗族，有女儿的家庭要在女儿成人出嫁前备办一套银饰盛装，价值1～2万元人民币。如是消费是不能简单地列计为日常消费之中的。再比如在住房消费方面，许多乡村地区的住房均为木瓦结构（如苗、侗民族）或砖瓦（如白族）、土木结构（如云南彝族、新疆维吾尔族），房子的寿命是相当长的，除非家庭内男性人口增长，分家或天灾人祸出现，建立新房的频率至多是一个人一辈子一次。这样的住房消费在许多方面是没办法定时计量统计的。
在我国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生活消费中存在的在统计上空缺或不可计量统计成分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宗教生活消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十余个民族为全民信教民族，还有部分地区是全民信教地区。宗教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精神层面，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消费。例如，对于笃信佛教的藏族群众来说，布施、朝圣乃一种功德，视为精神寄托。历史上就有“7 户养僧制”。现在大多数牧民群众仍以向寺院布施，到拉萨各大寺庙或圣山神湖朝圣作为最大的心理满足，甚至有个别群众把政府发放的扶贫款也拿去布施给寺院。据调查统计，青海果洛有的牧民家庭年均宗教消费支出为1000元左右（注：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87.）。 像这样的支出在全民信教的藏族牧区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中，朝圣、礼拜等也是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在宗教生活中，除了物资、货币消费之外，时间的消费也是不可不列计的。
第二，礼品消费。礼品礼物的馈赠以及宴请宾客在我国城乡都十分盛行。有的这方面支出高达居民家庭每年总支出的1／10左右， 甚至高达家庭年货币形式支出的1／3强（注：杨正文提供调查资料：贵州雷山县郎当村苗族家庭每年用于宴客和送礼的支出占全年货币形式支出的35%。）。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礼品消费是影响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礼品消费，我们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另一面，即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贫困地区，人们往往通过礼品礼物的形式行扶贫、救济之实或以礼品礼物交换维系其社会人际关系，预防意外的天灾人祸。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把礼品消费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消费。
第三，文化娱乐消费。在统计上，我们注意到了文化娱乐消费设项有书报杂志、文化用品、旅游以及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文化服务大类中列计有图书馆、乡村文化馆、影剧院等标志“现代化”文明生活水平的指标。然而，在乡村社区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中传统节庆、娱乐项目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部分又常因其不可计量性和“非现代性”而在统计学上成了空缺点。也常为研究者们忽略了。
三、乡村少数民族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理论视角
在有关居民生活质量研究过程中，发现多少存在有理论话语霸权的现象。不论是恩格尔系数、联合国的“生活质量指数”，或是西方一些理论家的理论，都立足于消费结构和结构分层比例关系为核心，不可否认其具有普遍的意义，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是立足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较为简单化一的数学模型的鲜明特征。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模型，在面对缤纷繁杂的人类社会现象时，都会显出其不适应的一面。何况人类生活方式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涵盖特定的群体性的范围，在个人可以支配的收入的花销以及作为这些花销的基础动机方面，群体成员之间是相似的，与他们之外的人则是不同的。因此，对生活方式给予一个地道的统计学界定时，应该把动机和消费频次都作为分析数据”（注：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3.）。因此，有学者认为关注一个民族生活变迁或现代化过程，应从其劳动生活方式、物资消费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四方面综合考察（注：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4.）。说明不论中外，人们已经意识到群体、民族或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居民生活质量的时候，我们既重视统计学社会学分析，也要正视统计学上的空缺点，借助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把握民族间、群体间的差异性和文化背景，了解不同的消费动机背景。
另一方面，走出原有或西方理论话语，对乡村民族社区生活消费本质重新认识、界定是了解消费动机差异的途径。在这方面，李银河博士的“生育物质动机”分析是个很好的启示。她认为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中存在“养老保险效用”。她说：“农村的老一辈人花在儿子结婚和给儿子盖房上的投资，肯定具有在儿子身上投资老年保险的功能。在非货币经济的时代，这是养老保险唯一可能的作法。——因为粮食衣物等实物不可能保存到几十年之后供养老之用，又无剩余的货币可以放进银行，所以只有在行将老去时把自己的一生储蓄投在儿子的婚姻和将要留给儿子的房子这两项花费上面。老来由儿子供养自己”（注：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1.）。 我们注意到了作者用“投资”一词。依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养育子女，即花在未成年子女（主要指儿子）身上的吃、穿、住、教育等一切费用，对美国人而言是一种消费，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投资，或者说潜在着投资。如果以此去检讨西方话语的消费理论，去检讨生活消费的结构层面，将是十分有趣的。
现在再回过头去解读上面提到过的在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内容的宗教生活消费、礼品消费和文化娱乐生活消费，会发现过去的讨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解读宗教生活消费。如果简单地以支出与收益的数学逻辑去分析，自然会把宗教消费看成是一种消极的消费，会看到它完全消极的一面。仅由此出发，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笃信宗教的人们的行为的，除非将之视为毫无理性的人。然而，事实上宗教信仰有其存在的根源，有其规范人们道德品性，约束人们非理性行为的一面。更主要的是要看到人们通过布施、朝圣等行为获得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精神享受。朝圣正因具备这一点而成为现代旅游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旅游视为“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视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而把朝圣等视为“非现代”行为，视为落后或异端，那么我们的结论难免误入歧途，有失偏颇。其次，解读礼品消费。对于乡村民族社区的居民们来说，礼品消费的最高频率最大量一般发生在建立新房，新婚嫁娶和死亡丧葬的域界内。或许对城市、发达地区的居民而言，礼品消费主要表达一种人际关系的维护与加强，炫耀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财富、地位等。但在贫困地区，礼品消费除了这一层面外，更主要的是有帮贫济困的实际效用。这时对礼品接受者而言，可能是自己过去的投资回报，也可能在接受别人的投资；对送礼者而言可能是还礼即对他人过去投资的回报，也可能是自己正在作的投资。这种礼品间的互换，有时并非象借贷关系那么等还，这就是礼品消费特别的地方。但它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层面：一是上面说的人际关系维护，这在乡村社区十分重要；二是集中财产使用成为可能，实际提升了个人或家户的灾祸抵抗能力，这在没有健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社区中也是必需的。从这层意义上说，礼品消费是一种投资性消费。再其次，解读文化娱乐消费。我们注意到了闲暇时间的花费，在少数民族中，节日庆典多，人们用于参加庆祝节日活动的时间也多。在节日期间传统的娱乐活动如赛马、斗牛、赛歌以及各种舞蹈丰富多采。是人们花费时间参与并从中获得乐趣和愉悦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一味地以城市化、现代化或西方化的话语去贬斥和否定这种消费，那么，就会陷入到富翁与渔夫（注：一则西方故事说：一个躺在豪华游艇上的富翁对躺在一叶扁舟上的渔夫说，你应该像我一样勤奋、努力、奋斗，然后有了钱买一条游艇和我一样快乐地享受。渔夫回答说，我何必像你一样绕一大圈又回到和我一样地生活呢？）的泥淖之中。事实上，节日庆典中的文化娱乐正成为西方人、都市人旅游追求的目标。
我们的结论是，研究居民生活质量时，应当充分注意群体、民族或国家的差异性。站在其文化背景上解析其消费各个层面，关注那些可能在统计学上难以计量统计的成分，结合社会学、统计学的分析，建构符合那一群体或民族的评价系统，才可能真实地评价出其居民生活质量水准。
[收稿日期]1999—05—24